故宫《卢鸿草堂十志图》的根本问题 附后记

一　问题的演变

在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故宫名画三百种》中，五——十四，收有《卢鸿草堂十志图》（以后简称《故宫图卷》）及后面的两个跋。卢鸿新、旧《唐书》有传。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

卢鸿，宇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再不至。五年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今城阙密迩，不足为劳。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慈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鸿至东都（据《旧唐书》为六年）谒见不拜……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徙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

相传鸿尝自图其居。元以前多称《草堂图》，明代以后，始多称《草堂十志图》。此《故宫图卷》，水墨画共十景，每景自成一段，每段前有各体书法所写十志词，与十景相间。所谓十景：一、草堂；二、倒景台；三、樾馆；四、枕烟廷；五、云锦漴；六、期仙蹬；七、涤烦矶；八、幂翠庭；九、洞元室；十、金碧潭。无名款。兹录十志词中之《草堂词》如下，以见一般。

草堂者盖因自然之磎阜；前（原无“前”字；据《全唐诗》补）当墉洫，资人力之缔构；后加茅茨。将以避燥湿；成栋宇之用。昭简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闲，谷神同道。此其所贵也。及靡者居之，则妄为剪饰，失天理矣。词曰：山为宅兮草为堂，芝兰兮药房。罗蘼芜兮拍薜荔，荃壁兮兰砌。蘼芜薜荔兮成草堂，阴阴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宜常；读金书兮饮玉浆。童颜幽操兮长不易。

附印有两跋，前一个跋文是：

右览前晋昌书记左郎中家旧传卢浩然隐居《嵩山十志》。卢本名鸿，高士也。能八分书。兼制山水树石，隐于嵩山。唐开元初，征为谏议大夫，不受。此画可珍重也。丁未岁前七月十八日老少傅弘农人题。

附印的后一个跋，是宋周必大为考证前跋的“弘农人”，是五代的杨凝式而写的。原文如下：

右芗林向氏所藏《卢浩然草堂图》，后有老少傅弘农人题识，不记姓氏，而著爵里；不列纪年，而述甲子；且系以时月，而用“凝式”之章。伯虎来为庐陵郡幕，相过款曲，求为订之。盖为石晋开运之四年，汉祖起于太原，复称天福，是岁七月置闰；其所书‘丁未前七月’者是矣。唐之《六臣传》，一曰杨涉，附载其子凝式，早有证羊之直，而不能自宅于义命；历事梁唐晋汉周，晚以太子太保致其政。抑当晋汉之际，官尚少傅耶？且杨姓之望，出于弘农，即以凝式为文，其为斯人，夫复何疑？此画历岁既久；是题也，上溯开运，下逮本朝之淳熙，凡历五丁未，至于今，三百有余年；其间经历世变，不为不多，是可尚也已。因考其颠末，以证其卷尾而归之。庆元已未春二月上日，平园老叟周必大书。

在编印《名画三百种》时，因周必大之跋而相信弘农人的跋即是五代时的杨凝式的跋；因有杨凝式的跋，而相信此图为卢鸿的真迹。四十八年七月，庄慕陵先生之长公子庄申，写成《唐卢鸿草堂十志图卷考》的（以后简称庄文）长文，收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则“断定故宫这卷卢鸿的《草堂十志图》，本是李公麟（伯时）的手笔”。而在庄文后记中更引马叔平（衡）《关于鉴别书画问题》一文（原载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亦谓此图出于李公麟，以资互证。最近我曾请教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雪艇先生，承于元月二日复书，谓图及图中之《十志词》，皆出自临本；而两跋则系真迹。王先生未明指出临摹的时代，但恐仍以为系出自唐末或五代之初。否则没有方法可以解释何以会有杨凝式之跋。叙述到这里为止，先总结一句，此《故宫图卷》，不是卢鸿亲笔，这在今日，已无可争论。后面我再将本问题提出作彻底的商讨，用意是在对中国艺术史料的研究，在方法上，如何能从名士古玩家的范围内，再向前走进一步。

二　卢氏的名字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卢氏的名字问题。刘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本传谓“卢鸿一，字浩然”，《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本传谓“卢鸿，字颢然”。浩与颢因同音而互用，亦如宋初大画家董元，又称董源，这是古人常有的事。但卢氏到底是名“鸿一”，或者是名“鸿”呢？庄文认为“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内所述卢氏姓名，亦与《旧唐书》中记载全同（按不确，见后）。唐人记载唐事，自然比较可信。因此，卢鸿的名与号，应以《旧唐书》为准”。此一说法，我还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即是《旧唐书卢氏本传》内，三引诏制之辞。其中一诏一制，皆称“卢鸿一”，则庄文的看法，应当是不错的。但是：（一）欧阳修们新修《唐书》，虽自称较之《旧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不过，对于《旧唐书》所记载的人的姓名，若另无确证，断无轻加更改之理（补注）。（二）为什么宋人许多提到卢氏的地方，只称“卢鸿”，而无一人称“卢鸿一”的呢？若谓这是受了《新唐书》的影响，则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卷一《卢鸿草堂图》条下，引有唐末“涿郡子暮记”的题跋，是叶氏曾亲见此图。若此图的作者原题为“卢鸿一”，则叶氏不得改称为“卢鸿”。由此可以推知载有唐跋的《草堂图》，其题名当为卢鸿。不过上述题跋，从此图的全盘情形看（见后），恐怕不一定是出于唐人的。（三）《宣和画谱》卷十，正式著录有此图，则著《宣和画谱》者曾亲见此图；但亦称卢鸿而不称“卢鸿一”，是此图传录下来的题记，亦必为“卢鸿”，而非“卢鸿一”。我的推测是《旧唐书》的“卢鸿一”，乃因误读《历代名画记》的记录而来；由此一误读，而将诏制中的卢鸿，也加上一个“一”字。《全唐文》卷二十一由《旧唐书》移录此文时，亦因而不改，这是非常可能的。《新唐书》所引诏书，便只称“鸿”而不称“鸿一”，即其一证。《历代名画记》卷九对卢氏的记载是“卢鸿一名浩然”。若“卢鸿一”是名，而“浩然”是字，则应记为“卢鸿一，字浩然”，而不能称为“名浩然”；此证以同书“王维，字摩诘”，“窦师纶，字希言”之例而可见。若谓名“浩然”的“名”字，系“字”字之误，则于安澜编《画史丛书》所附校勘记，颇为精审。在毛刻与张刻的互校中，此处的“名”字，完全相同。我们把这种情形，再与宋人一般皆称为“卢鸿”而不称为“卢鸿一”的情形相对勘；则《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应读为“卢鸿，一名浩然”。到《新唐书》而始就一般名与字分之例，而改为“卢鸿字颢然”了。据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中谓渊明名字，古今共有十说。其中一说是渊明一名潜字元亮。所以梁启超《渊明年谱》便说：“先生名渊明，一名潜，字元亮。”由此可知一人两名，古人并非无其例。

而《新唐书》之改“一名颢然”为字颢然，可能是多此一举的。

三　《故宫图卷》与李公麟

其次要说到《故宫图卷》的摹本问题。清高宗在此图卷后面的第一次跋语中，有“因谛观其画法，与李公麟（伯时）《山庄图》绝相似。是卷纵或仿作，亦非公麟不能”的话。这是以画法来论断此图卷出于李公麟。但此一说法是很难成立的。第一，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四“李伯时（公麟）山庄图”条下谓：“此卷行笔设色，与伯时平日之作不伦，大类冯太史家王维《江干雪霁》，项子京家《卢鸿草堂》，高典客家郭忠恕《辋川》三图。”由此可知：第一，与《山庄图》相类的前人之图有三；《草堂图》乃相类的三图中之一。因今《故宫图卷》与李氏《山庄图》相类，而即推断此图卷为出于李氏，则《江干雪霁图》及《辋川图》是否亦出于李氏？若《雪霁图》《辋川图》《草堂图》，不能同样找出与李氏有关之确切脉络，则上述推断，皆系想当然耳的说法。第二，《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条下谓“公麟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能知其廊庙馆阁，山林草野……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小大美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今《故宫图卷》，山水已臻成熟；但人物的意态板滞，不仅不能代表发展已到高峰的唐代人物画，恐怕也不能仿佛李公麟的人物画于万一。这是人物画开始退步以后的作品。第三，元汤垕《古今画鉴》李伯时条下谓伯时作画，“独用澄心堂纸为之；惟临摹古画用绢素。”《图绘宝鉴》卷三，亦有相同的记载。若《故宫图卷》出自伯时，正属于他的“临摹古画”，当用绢素。而此卷分明为纸本，且亦不能确切证明为澄心堂纸，此与伯时平日作画用材之习惯不合。第四，最有决定性的反证是宋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卷下，《卢鸿草堂十志图·林彦祥临伯时本》条下，录有米友仁一跋，对李伯时所临《草堂图》，纪录颇为详尽；兹录如下：

先子（米芾）画史载刘子礼以五百缗置钱氏画五百轴，初未尝发缄，铨美恶也。既得之后，其间有《草堂图》一卷，已是数百年物矣。后李伯时尝临一本，仍自书卷首歌一篇。次则秦少游，朱伯原，先子书也。又其次陈碧虚，仲殊师参寥子辈继之；余亦一时闻人。绍兴已未仲春……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晖。

同条后又谓：

其后王子庆于毗陵得伯时画《十志》，即元晖跋中所言者。录其书人姓名于后；一、龙眠山人李伯时书。二、高邮秦观书。三、乐圃居士朱长文书。四、吴郡周沔书（原注，内缺一永字）。五、静常居士曹辅书。六、缙云胡份书。七、襄阳漫士米芾书。八、碧虚子陈景元书。九、太平闲人仲殊书。十、参寥子道潜书。

由上所记，则各人所书者皆曾自署其姓名别号，无所混淆。今《故宫图卷》所书《十志词》具在，有一与上述诸人有关系吗？并且上引同条米跋记有林彦祥摹李伯时所临《草堂图》，亦仿李伯时故事，“首书其篇”。而藏有李伯时临本，并“属林彦祥为摹”的石莹中，也要米友仁“书先子所书一篇，余悉欲得一时名士继之”。由此可见属于李伯时临本系统的《草堂图》，受有由一时名士分书《十志》的影响。现《故宫草堂图卷》所书《十志词》，书体各异，或系受有李氏临本的影响；但这些不同的书体，恐系出自一人，连由名士分书的风规也没有守住。何况周密在上条记录中，及他的《志雅堂杂抄》卷三《图画碑帖中》均记有“林彦祥临伯时本，遗草堂、樾馆二，所存者八”，这是说当林彦祥临摹时，伯时原临本已仅存八图。今《故宫图卷》，十图俱全，若此图卷系出于李公麟，则南宋已遗失的两图，何由而能珠还合浦呢？尤其是前引同条下，纪有林彦祥摹李伯时本所书的《十志歌》，如后所述，这和《故宫图卷》的《十志词》，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图卷不仅非出自李伯时，并且与由李伯时临本所产生的临摹系统，也可以说是渊源很远的。凡言此图卷出于李伯时的，其理由均属牵强附会，不足采信。尤以马叔平的说法，最为无识。

四　《故宫图卷》的临摹时限及两跋的问题

《故宫草堂图卷》既非李公麟摹本，而卢鸿的草堂故事，是一个很使人羡慕的故事；所以，不妨假定在宋元明清各代，除了庄文肆所述的《草堂十志图》的摹本外，还有不能为我们所尽知的摹本。董其昌《画旨》已谓“世传《草堂图》，多名人所转相临抚也”。例如戴表元（宋咸淳中进士）的《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八《题卢鸿草堂图》中有谓“此图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此改作十段的图现时是否存在？今不可考。后面还要提到时日人阿部所印《爽籁馆集》中收有仅题十景之名而无词的《草堂图》，《大村西崖遗编中国名画集》第一册中亦收有仅题十志之名而无词的《草堂图》，皆传为李公麟摹本，其非出于李公麟，固属显然；但恐亦皆系不知姓名的早期临本。今日故宫的《草堂图卷》，当是许多不能考证出临摹者姓名的摹本之一。但在时限上说，此一摹本，究出于李公麟之前呢，抑出于李公麟之后呢？若如《故宫名画三百种》编者的说法，此图“可以窥见未臻成熟时期之中国山水画”，则此图卷当然在李氏以前，甚至是唐末的摹本。但上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条下谓“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这才是未臻成熟时期之中国山水画。在此《故宫图卷》中，人像虽稍大，然绝非“人大于山”；且皴染俱全，结构完整，无法说它未臻成熟。而纸色之新，也不能支持它是出现于李公麟摹本之前的说法。足以支持上述观点的，乃是图卷后面的两个跋。

现在便谈到这两个跋的问题。

庄文在《字体问题》项下，曾根据杨凝式的《韭花帖》及《神仙起居法帖》的字体，与《故宫图卷》后面被周必大称为杨凝式的跋的字体，作一番比较后说，“其基本精神，却又各自迥异，绝不相同”，而怀疑杨凝式的跋，不是真迹。但亦不曾作进一步的交代。按《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杨凝式传注》引《别传》云：

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其号或以姓名，或称癸巳人，或称杨虚白，或称希维居士，或称关西老农。其所题后，或真或草，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

据《别传》，杨是天才型的书法家，特富于变化，在当时已“不可原诘”；在今日要根据《韭花帖》和《神仙起居法帖》与此跋的“字迹不同”，以断定此跋之非真，论证是相当薄弱的。何况三种字迹的不同，并非前两种是相同，而跋则独异，乃是每一种都不相同，则何以能偏断前二者是真，而后者是伪呢？何况《神仙起居法帖》，为米芾《书史》《东观余论》《宣和书谱》所不载。清初吴其贞《书画记》卷三“杨少师神仙起居法”一卷条下谓：“纸墨乌黑，是先染墨水后作书，故墨不入纸，皆浮于上，多有飞白之笔。且书法深入恶道，全失笔墨之雅。然非今人之书，乃宋代俗子所作。卷后米元晖定鉴，或因高宗偏爱，故附会焉。有宋人释文，及元人题跋。明文衡山题跋，又因米元晖鉴定而然。”（页三百四十三至三百四十四）则此帖既伪，不足作互较的根据。并且杨字虽富变化，但他的根柢却是欧字，尤其是颜字；所以《艇斋诗话》谓东坡以“凝式配颜鲁公”。此跋笔法之出于颜字，是极容易看得出的。毋宁谓此跋之字迹，更迫近于杨字的本色。

我以为杨跋的可疑，并不在此。

杨跋可疑之一是“老少傅弘农人”的款式，并未见于《别传》所述各款式之中。他为《草堂图》跋后，应当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在情理上，应当用他较为常用的款式，而不应用一个比较别出的款式。且杨氏既因杨震之故，以弘农为郡望；而弘农之与关西，是一地的两种称法。所以《后汉书》卷八十四《杨震列传》载杨震“弘农华阴人”，而时人即称他为“关西孔子”，“关西’即指的是“弘农”。杨凝式既有“关西老农”的别号，何以又有“弘农人”的别号，以自相重复呢？

可疑之二是《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本传》谓“晋开运中，宰相桑维翰知其（杨凝式）绝俸，艰于家食，奏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汉乾祐中，历少傅少师……广顺申表求致政，寻以右仆射得请。显德……元年冬卒于洛阳，年八十五，诏赠太子太傅”。按所谓“晋开运中”，是西纪九四四至九四七年，这中间，杨凝式只当了太子少保。“乾祐中”是九四八至九五○年，杨凝式在此时始历少傅少师。现被称为杨跋的“丁未”，乃晋开运四年，即西纪九四七年；刘知远此年起于太原，以“开运”的年号为不吉祥，乃改用在开运前面的“天福”年号，而将开运年号加以抹煞，于是此年成为天福十二年，次年（九四八年）始改元乾祐。若《旧五代史·本传》的记录为可信，则杨凝式在丁未年仍为少保；入乾佑后始为少傅。而此跋既明谓题于“丁未岁”，何得自称为“老少傅”？更重要之点是杨凝式历少傅，而任少师，是以少师而致仕的。所以自黄山谷起，一直是以“杨少师”为其通称。若杨凝式自署为“老少傅”，则少傅之名，当较少师之名更为显著，后人何得仅称杨少师而忘其为“杨少傅”？我的推测是少傅少师之名，极易混淆，我在写此文时，亦曾多次混淆过；伪造此跋的人，一时把少师混为少傅，所以有此仅一见而不曾再见的称谓——“老少傅”的称谓 (1) 。

然对此问题有决定性的，仍为周必大跋的真伪问题。若周跋系真，则上述疑点，皆可作其他解释。若周跋亦伪，则此图卷的历史，当全部为之改观。并且周跋的真伪，必然关连到杨跋的真伪。周跋若是真，固不能即以此证明杨跋之真；但周跋若伪，则必然可以断定杨跋是伪。因为若杨跋是真，则以杨在书坛地位之高，为什么还要一个伪造的周跋为其做证？从来无疑周跋为伪的，但我发现它是非常的可疑。

前面所引的周跋首应注意的是，杨凝式在宋代书名特高，而书迹流传特少。假定此图卷后的跋真出于凝式，这是书坛中的一件大事。向周必大“求为订之”的向伯虎，是宋代有名的世家“芗林向氏”，岂有对于印有“凝式”之印的名迹，流传二百余年，无人识破，必待周必大始为之考订，　此乃必无之理。而周跋的考订，只根据《新五代史·唐六臣传》，而显未看到《旧五代史》的杨氏本传。《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中，杨凝式仅在其父杨涉传中附见，寥寥数语，不足为考订杨凝式生平之典据。因《新五代史》行而《旧五代史》渐废，他人未看到《旧五代史》，不足为奇，而周氏居史馆甚久，以博雅见称，考订杨凝式而不曾想到《旧五代史》中的本传，这已经是非常可怪的。而且周跋“尚为少傅耶”的口气，是认为杨在丁未年以前，久已为少傅，那岂非更为可怪吗？

最重要的是，周跋谓“是题也（指杨跋），上溯开运，下逮本朝之淳熙，凡历五丁未，至于今三百有余年”的几句话。按从杨凝式书跋的开运四年丁未（九四七年），而至周题跋的庆元己未（一一九九年），实为二百五十二年，与周跋所说的“三百余年”，相差颇远。周必大能记得“凡历五丁未”的甲子，何以记错了实际年数几近百年之久？《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忠文耆德之碑》（即奉敕所撰周必大碑）述周必大于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年）奏事中有“然太祖二百余年之天下，德在圣躬”之语。按宋太祖即位之建隆元年（九六○年），下逮淳熙元年为二百十四年，故周氏称为二百余年。由建隆元年上溯杨题跋时之开运四年丁未，为十三年。由淳熙元年而下逮周题跋时之庆元已未（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凡二十五年。以居史职甚久，而又以博雅见称的周必大，不应把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所说的“二百余年”，再加上太祖未得天下以前的十三年，即说成了“三百余年”。

中国人的习惯，“十”“百”“千”，是数字的大限。小的地方易疏忽，在这种大限的地方不应有疏忽。这应当算是此跋的一大漏洞。果然，我详查《津逮秘书》中的《益公题跋》十二卷，未见有此跋。按《益公题跋》中收有为芗林向氏所题的共有五跋。卷四的《大元帅康王与向子湮咨目及御笔等跋》，为“宝元六年二月”，与《故宫图卷周跋》的宝元己未（五年），仅隔一年。五跋中提到向子湮之孙“士虎”者凡三次，可知周氏与向士虎是很熟识的。其中绝无士虎曾为“卢陵郡幕”的痕迹，此与《尚友录》称士虎“遂不仕”的情形正合。以《卢鸿草堂图》的高名，及杨凝式的名跋，何以周必大为向氏所题其他各跋，皆经收录，而独遗此一重要题跋？何以在被收录的各跋中，皆称“士虎”，而独此跋称士虎之字——“伯虎”？并谓“伯虎来为卢陵郡幕”？则周跋之伪，更无可疑。何况《大风堂名迹》第四集十王诜《西塞渔社图》有周必大一跋，此跋收入《益公题跋》卷十一 (2) 。若将此跋与《草堂图卷》后之跋两相对勘，则一为真迹，一为模仿周氏字体而为之的形迹，一目即可了然。作伪者，先伪造一杨跋，更伪造一周跋以证明杨跋之真；由杨跋之真以图证明此图卷为唐代卢鸿的真迹；这是伪造者一整套的伎俩。正因为两跋是出于伪造，所以在收藏印记中，只从明代项元卞开始，绝无宋元两代流传之迹。这也是伪造者所留下的一个大漏洞。

现在既可证明两跋皆伪，则《故宫图卷》的年代，其上限不能早于周必大之生年；而自明项元汴以次，收藏印记数十方，流传有绪，则其年代的下限，也不能迟于明初。所以这大概是元代的赝品。

五　《卢鸿草堂图》原迹上有无卢鸿亲题的《十志歌词》的问题

现在更进一步要追究到《草堂图》的歌词问题。即是《草堂图》分为十景，每一景的前面，有一首歌，或称之为词；在卢鸿的《草堂图》原迹上，是否曾由他写在自己画面之上呢？这是过去没有人认为有问题的，因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卢鸿“工八分书”，而庄文在《字体问题》项下引有米芾《画史》“小八分诗句，带笔如行草，甚奇，今无此体”；两相印合，则卢鸿曾亲以八分体写上《十志词》，当无可疑了。但我认为是可疑补注：此文在《东海学报》上刊出后，友人陈定山、傅光海两先生，皆前后来信谓《资治通鉴》第二一二卷《考异》曰“旧卷作卢鸿一，《本纪·新传》皆作鸿；按《中岳真人刘君碑》云“卢鸿撰”，今从之。”傅先生又告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五玄宗召见一行条内有一行“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则卢氏之名“鸿”而非“鸿一”，应可完全确定。补志于此，以志感谢之意。的。《画史》的原文是：

刘子礼以五百千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不开看，直交过，钱氏喜。既交面，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百千矣。其他常笔固多也。

小八分诗句，带笔如行草，奇甚，今无此体。

按上面一段记录中，若“小八分诗句”三语属于《草堂图》，且系指明卢鸿自书而言，即不应中间夹“其他常笔固多也”一语，因此语乃由《草堂图》而移述《草堂图》以外之作品。且“小八分诗句”三语，何以另为一行？

我所能看到的《美术丛书》本及《津逮秘书》本，皆系如此，此可疑者一。

八分书，在宋已极少见。《宣和书谱》卷二十的《八分书叙论》中谓“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具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此皆晚唐时人，除张彦远外，皆无名声于时。据《书谱》，此三人书法又不足观。卢鸿系开元时人；若他曾在《草堂图》上写上了《十志词》，字数在一千字以上，这是八分书中的大事，较上述四人更为重要；而《草堂图》即著录于《宣和画谱》，两书系姊妹篇，编《书谱》的人不容不见。但不仅《书谱》中一字未提，连《画谱》中对此也一字未提，此可疑者二。

前引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卢鸿草堂十志图”一条引米友仁跋林彦祥摹李伯时临本，此为考见李伯时临本最可靠的材料。其中记李伯时“自书卷首歌一篇”，以至其他一时闻人分题者甚详，但无一语及卢鸿自题歌词的情形；而卢鸿的八分书，在宋代乃不可多见的书体，何以未引起十位闻人的注意？此可疑者三。

据王雪艇先生函告，宋人临本，有仅题十景之名于每幅之上，而无词者；日人阿部所印《爽籁馆集》中，收有一卷，相传为李伯时临，即系如此。顷又托友人代查《大村西崖遗编中国名画集》第一册（共六册）所收宋李公麟《卢鸿草堂十志图》的情形，承函告，每幅之前，只题十景之名而无《十志歌词》。上两种《草堂图》，究系是一物两印？或原系别本分传？我未亲见原物，不敢妄断；而上述各卷之不出于李公麟，亦不待多说。但后人皆附会或推测为李公麟，由此亦可推知其或系宋人临本；但皆无《十志歌词》。若《草堂图》原有卢鸿亲写的歌词，则临摹者如出于伪造之心理，必当依样葫芦。如纯出于艺术性的爱好，而将歌词略去时，亦当有所注记。但连注记也没有的上述宋代临本，究由何而来？此可疑者四。

综上四个疑点，再加上如后所述，此歌词若曾由卢鸿亲写于《草堂图》上，则此《草堂图》上的歌词，应即为定本，而不应有许多别本，但实际上是存有许多别本的。不妨这样的推论：《卢鸿草堂图》，原只题上十景的名称，因而有时被人加上“十志”两字，但并未亲自写上歌词，所以他的正当名称，只应称为“草堂图”，而不应称为“草堂十志图”。苏子由《栾城集》卷十五有《卢鸿草堂图诗》，黄山谷《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五有《自门下后省归卧酺池寺观卢鸿草堂图诗》，米芾的《画史》《宣和画谱》的著录，及米友仁的题跋，皆只称为《草堂图》。若原有“十志”二字，则著录时不应把它略去。把歌词写在图上的，可能即始于李公麟的摹本。因李公麟的声名太大，而临本上歌词的题字，又都出于一时闻人之手，所以后来才有题写歌词的这一系统，掩盖了本无歌词的系统。《故宫草堂图卷》歌词书法之所以写成十体，正受了李公麟临本分十人书写歌词的影响。因歌词的书写，而“志”的意义更显，于是南宋的周密，便称之为《草堂十志图》。但元代仍以“草堂图”的名称占优势；至明张丑《清河画舫录》出，添入“十志”两字，反而成为此图的正称了，这是受了歌词入画的影响。至于米芾《画史》中“小八分诗句”数语，当系另记一物。与此画并无关系。《画史》记有钱藻收张璪松一株，上有八分诗一首，安知所记者非指此物，而偶错简于此？

六　卢鸿曾否作有歌词的问题

现在我要更进一步考查，不仅卢鸿未曾亲书歌词于其《草堂图》上，甚至《十志歌词》的本身，也是出于唐末的浅俗好事者之手。传到北宋，　便视为出于卢鸿本人所作，所以李公麟便郑重地由他自己起，另由九位闻人，一起写到他的临本中去了。兹分别论证如后。

一、庄文在“避讳问题”条下，很有意义地指出有为唐人应避的讳，而在《故宫图卷》的《十志词》中，却不曾避，以此证明《故宫图卷》中的《十志词》非出于卢鸿所手书。但不妨更进一步去推论，假定卢鸿曾作有《十志词》，并亲自写在图卷上面，他以特蒙恩眷的地位，那些应避讳的字，必定是或改字，或缺笔的。而临摹图卷的人，当以不失原形为目的，纵使把缺笔补上了，但改了字的一定会照旧。可是现时《十志词》在各种别本中均无任何避讳的痕迹，这不仅可以补证卢鸿未曾书写歌词于图卷之上，也可由此而推证此歌词原未曾注意到避讳的问题，因而它并非卢鸿所作。

二、就《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卢鸿本传》看，他应当是一个有相当学问或文采的人。但所谓《十志词》，词意鄙俚，并且不是卢鸿自己的口吻。例如前引第一志《草堂词》的“叶乾坤之德道”“谷神同道”“中有人兮信宜常”等语句，都是似通不通的语句。这种语句，十志中随处可以看到。由此可知作者的文化水准相当低，与两《唐书》所述卢鸿的情形不称。

尤其是“及靡者居之，则妄为剪饰，失天理矣”的话，若果出于卢鸿自己之口，则他是抑人扬己，而忘记了自己是受到特殊恩遇，连草堂也是出　自官府建置，不是一般隐士所能侥幸于万一的人；而仍有这种抑人扬己的情形，那还有半点忘机息虑的襟怀气息吗？而且每志都有这一类的话，如“及世人登焉……”“及荡者鄙其隘 ……”“及机士登焉……”“及匪士观之……”“及邪者居之”等，卢鸿简直成为一个非常浅薄无聊的妄人了。这应作如何解释呢？但假定把《十志词》看作是后来景仰他的人作以赞叹他的遗踪逸迹，则上述的口气，便不足为异。

三、《十志词》的文字，庄文陆《草堂十志图》的“题诗”条下，曾以十种版本作了一次校勘，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可惜校勘得太不精密。其中（1）《志雅堂杂抄》及（2）《云烟过眼录》皆出于周密，但前者较之后者，句中多缺“兮”字。（3）《石林避暑录》，在校文中未出一字，恐系庄君虚列。（4）《全唐诗》，（5）《大观录》，（6）《石渠宝笈》，（7）《河南通志》，（8）《铁网珊瑚》，（9）《眼福编》，（10）《五朝小说大观》，从（5）到（10），其文字异同，或属于前面某一版本的支派，或出于印制时的疏漏，所以在校勘上的价值不大。但从（1）到（4），与《故宫图卷》上的文字相校，已可发现出文字上的出入很大。这可以说明，《十志词》实有几种不同的祖本。在几种不同的祖本中，我目前可以指出的是《故宫图卷》中的《十志词》，虽然与《全唐诗》二函七册所载的，有若干字句上的出入，但这是属于同一的系统。在《全唐诗》中的《十志词》，记有别本的异字，而称为“一作某”的，有十五处之多；但并未完全包括《云烟过眼录》中的异字。并且十志的次序，《云烟过眼录》与《全唐诗》，两者既不相同，而两者的称谓亦不一致。《云烟过眼录》称为“歌曰”，《故宫图卷》及《全唐诗》则称为“词曰”。由此可以推断《云烟过眼录》上所录的是以李公麟临本为祖本的系统。

《故宫图卷》的《十志词》虽与《全唐诗》所录的，属于一个系统，但《全唐诗》中的两个“淙”字，《故宫图卷》中皆写作不经见的“漴”字；两个“迥”字，皆写作俗体的“逈”字。并且如前所述，在《草堂志》“前当墉洫”一句中遗了一个“前”字；在《金碧潭志》“鉴空洞虚”一句中遗了一个“空”字；在《枕烟廷志》“可以超绝纷世，永洁精神矣”两句中，“永”字下又多出一个“绝”字。上面的遗误，皆足以使文句的意义不全或不通。唐宋人手写卷，遇有此种遗误情形时，必在旁添补，或加点勒以表示涂乙；孙过庭的《书谱》，即是眼前的显例。在画卷里写上了这么多的题词，对画卷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写成之后，岂有不再度过目之理？再度过目尚不能发现有这样严重的错误，而此种错误，为同一系统的《全唐诗》中所没有，在《全唐诗》的校字中，亦未注明有一种本子有这种错误，这可以说明两点：一、说明《全唐诗》并非录自此图卷，而系二者有一共同的祖本。二、说明《故宫图卷》的题词者，乃是出自一个文理不太通顺的法书摹写家，因原文稚涩，不易断句，便不能将原文完全句读下来，所以在写的时候，只求以字体之变，欺人耳目，而摹写的本人不能发现有了这些错误。由此可以了解，在同一祖本的系统中所衍出的两种本子，却以《故宫图卷》的本子最为幼稚。

其次，若将上述系统的《十志词》，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录李伯时临本的《十志歌》相比较，除李伯时临本，现缺《草堂》及《樾馆》两歌无从查考外，其余凡文字有出入之处，李伯时临本绝对优于《故宫图卷》本。如故宫本《倒景台》的“登路有三处可憩”，李本多一“处”字，在“三”字下应加一逗点。“超逸真，荡遐襟”，李本“眞”字作“興”字。“杰屹崪兮零　涌”，李本“　”字作“雲”字。“忽若登崑　兮中期汗漫仙”，李本无“中”字。“鲨颢气兮轶嚣埃”，李本“鲨”字作“淩”字。凡此都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李本的系统，实优于《故宫图卷》本的系统。

也说明李本是在故宫本系统之前。

把上述版本的情形提出以后，现在所要追问的是，卢鸿若曾作了《十志词》，而又将其写在《草堂图》上，则《草堂图》上的《十志词》，应为唯一的定本；何以会出现了系统不同的别本呢？即使卢鸿作了词而不曾亲自写上去，在流传中文字有了出入，这是诗文集里常见的现象；但《十志词》系附丽于《草堂图》而得到重要的地位，文字上的出入，不应达到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系统的程度。

唐末中原涂炭，一般知识分子对隐士的慕念愈深。而当时又流行一种近于粗俚的歌词。假定把《十志词》当作是此时一位不知姓名的人的作品，便把避讳的问题，别本的问题，歌词口气及水准的问题，一起顺理成章地　解决了。但因为是无名氏的作品，所以传到北宋，大家始误以为是出自卢　鸿本人；李伯时当临摹《草堂图》时，便将此歌词由自己及其他九位闻人，写在自己的临本上面。这样流传下去，后人便不仅以此为卢鸿所作，并且以此为卢鸿所书了。在这一连串的演进中，便出现了《故宫图卷》；大概在　元代及其以前的许多临本中，这是品级最差的临本。

七　卢鸿曾否自绘有《草堂图》的问题

假定允许我再向前推论，则卢鸿岂仅不曾作过《十志歌词》，并且他恐怕也不曾画过《草堂图》。说穿了，理由很简单。第一，《唐书》本传分明记有“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此宁极既为卢鸿所居，则与其生活的关　联，当比十景中的任何一景，更为密切。何以画有草堂，及其他九景，而不画宁极呢？而十景中除《草堂》外，所取的名称，都生凑鄙俚，这像出于一个高人逸士之手吗？第二，今日所见到的《草堂图》临本都是纯水墨画。由此可以推知原迹亦必系纯水墨画。但纯水墨画在卢鸿时代并未成立。

由记载以窥此时所用颜色，是由浓彩进到淡彩的时代，或者可以说是“淡彩水墨画”出现的时代。王维即是如此，所以今日所传的《江干积雪图》或《江干雪意图》，虽出于后人临本，但依然是淡彩水墨，而非纯水墨。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吴生（道子）设色》条下谓吴道子“落笔雄迳，而傅彩简淡”，亦其一证。由淡彩水墨再进一步，才出现了纯水墨画，这要到中唐以后。若卢鸿的《草堂图》原是傅有淡彩的，则临摹者不会都改成纯水墨。今日所看到的《草堂图》临本都是纯水墨，则所根据的一定是纯水墨。由这一点去推论，则最早的《草堂图》应当是中唐或唐末时的作品，到了北宋，便相传为卢鸿的作品了。

总结这一故事的演进，大概是这样的：

一、唐开元初，有卢鸿被赐草堂的故事，这是名利双收的故事，所以乐为中国士大夫所称道。

二、到了中唐或唐末，有人根据此一故事，而在草堂以外，添上九景，画成十景的《草堂图》。并由同一人，或另一人，作成《十志歌词》，但并未写在图上。这只是对于此一故事的宣扬，其动机并非出于作伪。以故事作绘画的题材，这是早已流行的。

三、古人的绘画，根本不题作者的姓名。所以上述的《草堂图》和《十志词》，到了北宋因卢鸿本有善书画的记载，便认为都出于卢鸿本人，所以开始出现了许多临本。但在这些临本中，有写上歌词的系统，有没有写上歌词的系统。而写上歌词的，可能即始于李公麟。

四、因米芾《画史》说一轴“已值百千”，所以到了元代或明初有人便伪造杨周两跋，以图证明今日《故宫图卷》，为卢鸿真迹。因为既证明此图卷是真迹，则此图卷上所题的《十志词》，也便以为是出于卢鸿本人所亲写。于是图、词、书，都与卢鸿不可分了。《故宫图卷》在许多临本中，其品格所以为最低，因为这是出于有心作伪者之手。

后记

本文初稿，写成于旧历除夕，以后又不断修补，始达到定稿时的结论。但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在台北图书馆校阅其他资料时，偶发现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六有如下的两跋，对本问题的解决，实有照明的作用。兹录如下：

《书卢鸿草堂图》

卢颢然，在开元中（西纪七一三至七四一年）尝赐隐居服，官为营草堂。逮还山，乃广其学庐，聚（徙）肄业。其居之室号宁极，则取所谓深根而反一者也。鸿尝自图其居以见，世共传之；其本尝在段成式家（卒于唐懿宗咸通四年，西纪八六三年）。当时号山林胜绝，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尝出此图，考之古本，则有樾馆而无宁极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烦碎；此后人追想胜概而浪为之也。

《书草堂图别图》

此画本段邹平公所收，流传久矣。或者托其遗迹，又为草堂别出。

其后跋书，自天复（唐昭宗年号，西纪九○一至九○三年）岁前者皆拓字也。开宝（宋太祖年号。西纪九六八至九七五年）以后，则人竞书于此矣。其称柯古者成式也。大仪者安节也。随兰陵于都宫者，萧思远也。然此图所存，颇与书传合，盖本鸿之图为之，故可佳也。涿人子暮题当僖宗丁未年（西纪八八七年），即光启之三年矣。是岁三月甲申，车驾还京，次凤翔（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作三月壬辰，与此相差八日，此或指车驾启跸之日而言），以宫室未完，李昌符请留凤翔，俟毕治。此书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后题；以已酉（西纪八八九年）知昭宗之改元合在此（按指丁未）后（按昭宗于已酉年改元龙纪）；传摹失之（按据此语，则知由“柯古”至“涿人子暮题”，皆系此画后之题记。而董逌所见者，乃其摹本）。又有昇元三年（西纪九三九年）题者，李昇（南唐）之号（李昇之年号）也。熙载题者，韩文公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逌在宣和中与黄伯思均以考据赏鉴擅名……所跋皆考证之文”。根据前跋知董逌认为卢鸿“尝自图其居”，“其本尝在段成式家”；但董氏并未曾看到，所以说：“逮今不知存否”董氏所看到的是出自高希中，高希中所出的《草堂图》，曾“考之古本”，即是曾与古本作过比较的考查，此“古本”当非曾经段成式家所收藏过的卢鸿自图本，而只是较高希中所藏的为更古，否则他不会对段藏本而说“不知逮今存否”。但以意推之，应是与卢鸿“自图”的更为接近。高希中与“古本”比较的结果是“则有樾馆而无宁极者”，这是说古本“有樾馆而无宁极”呢？还是说他所亲见的“高希中本”是“有宁极而无樾馆”呢？考之李公麟临本已有樾馆而无宁极；自北宋以后所流行的各临本，皆有樾馆而无宁极。则董氏在宣和中所看到的高希中本，不可能独独是“有宁极而无樾馆”。再就此句下文观之，这句话只能解释为古本是有宁极而无樾馆，而高希中本“则有樾馆而无宁极”，这是与古本的第一个不同点。第二个不同点是“又景物增多，　致多烦碎”，由此二语推之，则所谓古本，并没有十景，十景是“增多”出来的；而增多的结果，他认为是“烦碎”，所以他认为高希中本是“后人追33想胜概而浪为之”。

把董氏的话再加以条理，所得的结论是：（一）卢鸿自图的《草堂图》董氏已不知其存否。（二）另有一古本，是有宁极居而无樾馆，且并没有十景。他没有说明此古本与卢所自图的关系，因为他没有看到卢鸿自图本，所以他无从说起（但就下一跋观之，则他可能认为古本近于卢鸿自图本）。但此古本既与北宋时流行之本皆不相同，则我们可以假定这是北宋以前的本子。此古本若摹自卢鸿自图本，则卢鸿本亦应有宁极居而无樾馆；而由北宋流行至今的有樾馆而无宁极居各本，皆与卢鸿自图本全不相干。若此　古本非摹自卢鸿自图本，则此古本亦当为后人追想胜概而浪为之，但在时间上较北宋之流行本为早，而成为另一孤寒之系统。由此亦可知《草堂图》在北宋前并无定本。（三）董氏所看到的“有樾馆而无宁极”，且“增多”为十景的高希中本，董氏认为是出自“后人追想胜概而浪为之”；则李公麟等所摹临之各本，内容与高希中本正同，亦皆是“后人追想胜概而浪为　之”。除与卢鸿有故事上的关连外，并无图卷上的关系。这便和我在本文中的结论，有一部分相接近。不接近的是董氏认定卢鸿曾“自图其居”。

我发现上述材料时，我的本文尚未付印，但为什么我不据以修改我认为卢鸿只有官造草堂的故事，而并未曾自图其居的结论呢？因为根据这段材料，则《草堂图》有显然不同的两个系统。若卢鸿曾自图其居，则后人皆应以卢图为蓝本，何至“追想胜概而浪为之”，以至出现两个系统呢？我的想法，卢鸿并未自图其居，段成式家所藏，依然是后人“浪为之”而附会为出自卢鸿，这算是最早出现的图本。所以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未收录卢鸿，而稍后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却收录到卢鸿，这大概是因附会而画名渐著的关系。

再谈到前面所录的后一个跋的问题。《新唐书》卷八十九《段文昌本传》谓文昌“进封邹平郡公”，故此跋之所谓“段邹平公”，系指段文昌，文昌是段成式之父，所以他认为卢鸿所自图的是曾经段文昌家收藏过。但他此处所见的是“或者托其遗迹又为草堂（图）别出”，所以他的标题即称为“《草堂图别图》”，以免与卢鸿的“自图”相混。不过，此图虽系“别图”，却是“本鸿之图而为之”，与前跋所称“后人追想胜概而浪为之”的高希中藏本不同。因此，他认为“此图所存颇与书传合”；他所谓“与书传合”，应当是指此图有“宁极居”，与《新唐书》卷一九六《卢鸿本传》“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之语相合。果尔，则此图与前跋所称的古本相近；而前跋的所谓古本，亦不妨推断其出于段成式家藏本的系统；因为都是有宁极而无樾馆。但问题是出在董逌不仅未曾亲见到段成式家藏本，并且连此本是否仍在天壤间，董逌也不知道；则董逌所据以推测此《别图》之“盖本鸿之图而为之”的根据，无非是因此《别图》后有由柯古（段成式）起，一直到韩熙载的题记。但此题记，系出之于“传摹”；而中间子暮题记所　涉及的岁月，有与史不合的地方，所以董氏加一番考订后，而谓“传摹失之”。既是“传摹”，何以会把原题记的岁月也传摹错误？所以此《别图》所根据的原有题记，十九也是出于伪托。因此，董逌只能因此《别图》而推断其出于两跋所称的“段藏本”的系统；至其是否是“本鸿之图而为之”，仍属可疑！不过，在董氏心目中的卢鸿“自图”的图，是图有“宁极居”的，这却与我在本文中的推断相符合。

此跋最值得研究的是“其后跋书，自天复岁前者，皆拓字也。开宝以后，则人竞书于此矣”的几句话。“其后跋书”，指的是从“柯古”到“熙载”的一系列的题记吗？则此种题记，当然是写在图的后面；而且也用不上拓字。他说“开宝以后，则竞书于此”，即是说大家争着写在图的后面，而成为“其后跋书”，这是就一般《草堂图》的临本而言。若竞写的是上述题记，则岂非宋初后每种临本皆有此题记？事实上当然并不如此。再由他“开宝以后，则竞书于此”（按指图的后段）之语观之，可知“自天复岁前者，皆拓字也”的“拓字”，是与图别行的。然则有什么与《草堂图》有密切关系的文字，在天复前是拓字别行呢？这只能推断到所谓《十志歌》或《十志词》的上面去。因为是写在图的后面，所以他便称之为“跋书”；跋书的本义便是指写在后面的。这便证朋了我在本文中推断《草堂图》与《十志词（歌）》，原是别行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也便附带解答了米芾《画史》中“八分书”一行记载的问题。更彻底解答了杨跋真伪的问题。因为在杨凝式时代，所谓《十志歌词》，还不曾和《草堂图》直接连在一起。而《故宫图卷》将《十志歌词》分写于每景之前，和杨凝式的时代相差得太远了。把歌词写在图的后面，是始于北宋初的开宝以后；而把它分写在图中每一景的前面，有如今日《故宫图卷》的情形，当更在其后；由董氏此跋而可证明词与图原是别行。然则卢氏本人到底曾作过《十志词（歌）》没有呢？今日不知道董氏所看到写在“别图”后面的，与流行至今的《十志词》，是否相同？流传至今的《十志词》或《十志歌》，虽在文字上可分成两个系统；但有“樾馆”词（歌）而无“宁极居”词（歌），则无二致。董氏既知道“古本”是有宁极居而无樾馆，且并无十景之说；他所推想的卢鸿“自图”，大概也是如此。则卢鸿怎么会作出与他的图不相符合的《十志词》或《十志歌》呢？假定他另有歌词，则他的自作歌词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在本文中说卢鸿不曾作过《十志词（歌）》，是相当正确的。

(1) 　此文写成付印后，友人傅光海先生函告在《晋少帝纪》内，记有开运三年丙午“以太子少保杨凝式为太子少傅”。丙午在丁未的前一年，则丁未之跋，自称“老少傅”为不误。此系一重要发现。但从《草堂图》的全盘情况看，杨跋没有理由可以说他是真。傅先生的发现，对此杨跋而言，只能算是偶合。

(2) 　《益公题跋》卷十一，此跋的标题是“跋李次山霅溪渔社图”。故此图系出于与周必大同时的李次山，而非出于北宋的王诜。已另写一文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