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传奇小说，根据作品的寓意，可以分成许多种类。这些作品寓意深刻，成就较高，可以指事陈情，意含风谕，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沈既济的《枕中记》也是一篇影射时事的小说，不过主人公到底是以谁为模型人们还没有统一的意见。
唐代传奇《枕中记》记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元中，有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在邯郸邸舍，见到一个衣着短褐乘着青驹的青年卢生，也住在这个邸舍。两人共席而坐，谈得十分欢畅，不久吕翁听到卢生长叹之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吕翁看到邸舍主人还在蒸黍，遂从背包中拿给卢生一枕。卢生头靠着枕头睡了，梦中与崔氏结婚，中了进士，出将入相。后来虽然两遭陷害，贬谪岭表，但还是冤情大白，年逾八十而亡。卢生梦醒，却发现邸舍主人蒸黍尚未熟，吕翁坐其旁，才知这是黄粱美梦。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沈既济，早年官为左拾遗，后因事贬谪处州，入朝后位终礼部员外郎。一些专家考订后认为，小说作于唐德宗初的建中二年（781年），即沈既济自左拾遗贬谪处州的途中。
很多学者认为，这篇小说寓意深刻，是在影射时事，寄托愤慨。作者是针对了某种社会现象而创作的，主角卢生其实是讲了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么卢生的模特原型是谁？
1985年，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在《中唐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反映》一文中首先提出《枕中记》是建中二年沈既济受杨炎牵连贬谪处州后有激而作。1986年，卞先生来到笔者所在的学校讲学，当时笔者是隋唐史专业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能有幸聆听先生讲课半月有余。记得先生当时是肯定地告诉我们，《枕中记》的原型不是别人，是中唐改革家杨炎。之后，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使用了唐传奇证史的研究方式，得出了不少成果。关于《枕中记》中卢生的原型，人们提出了不同于卞先生的一些看法。
丁范镇先生在《枕中记的主角研究》中认为，传奇作者沈既济是在建中年间生存的人物，他是拿了比自己生存早半个世纪而且为万人所羡慕的张说作为模特儿的。他认为卢生梦中一生与张说生平大体一致，早年都是科举及第做了校书郎开始开拓了他们的前途光明的官途，后来都是击退了吐蕃的侵略，，为国家立下大功劳，得到皇帝的信任恩赏。张说和卢生都受到同列的猜忌，受到严重困辱，但在最困苦的时候，得到了宦官（高力士）的帮助，从逆境中脱出。张说和卢生都是为国家立了大功，后被册封为燕国公。卢生和张说一致的地方有很多，他们的儿子们最后都成为显贵，“当时的荣宠没有能与之相比”。张说和卢生到了晚年得病时，皇帝都派了宦官前去探病，送良药，表现出了最大的关心。
反对者认为，张说的生平事迹与小说中的主角卢生有很大的不同。据张说的墓志铭知道张说的祖籍在范一陽一方城，而卢生的籍贯小说中说在山东；张说的夫人是尚书右司员外郎元怀景的女儿，而卢生的夫人是清河崔氏女，一为少数民族出身，一为世家大族；张说一身被贬三次，卢生只贬过两次；张说三次为相，卢生只有两次“登台铉”；张说为官共41年，而卢生为官达50余年；张说为人谦逊，对外和睦亲疏，而卢生生性奢荡，特别喜爱一一婬一一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张说64岁时逝世，而卢生活了80多岁。两《唐书》上记载张说与唐玄宗有着亲密的关系，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成就，以及他对盛唐文化的特殊贡献，都是卢生不具备的。张说早年应的是制举，官任崇文馆雠校，崇文馆是太子学馆；梦中的卢生应的是常举，进士及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张说一生中有三次武功，主要是慰抚、讨擒九姓部落、和党项连结的“叛胡”等，根本不是吐蕃，他是不主张对吐蕃用兵的。小说中说卢生曾为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这与张说无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帮张说说几句好话，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而高力士为宇文融等人都吹嘘过，并不能说高力士帮助的只有张说一人，小说中尽管卢生受高力士帮助，但并不能认为沈既济专以张说为塑造卢生的模特儿。唐代封为燕国公的有很多，如于志宁、黑齿常之等都是燕国公，所以这不是张说一人特有的封号，卢生也封燕国公，但这并不能就认为张说就是卢生的模特儿。关于两人的儿子们，事迹也大不一样：卢生有五子，张说只三子；张说子是驸马，而卢生根本不是皇帝的儿女亲家；张说子张均、张垍因投降了安禄山后失节被长流岭表，而《枕中记》中没有卢生儿子败家的事情，却是“皆有才器”。大臣临终前，皇帝派宦官前去看望，这在唐朝是十分常见的，《枕中记》中“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的描述，不过是根据当时皇帝对大臣临终前的恩泽加以概括而已。因此张说根本不是卢生的标本。
一些人认为卢生的样本是郭子仪。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郭子仪一生遇难不死，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沈既济在《枕中记》中以之隐喻为最适意的人生样本，表示出最高的羡慕。
反对者认为只要查一下两《唐书·郭子仪传》，便可看出卢生和郭子仪的生平大不相同。如家世不同，卢生是山东士族，而郭子仪是华州郑县人，不是高门；出身不同，卢生是登进士科，而郭子仪是武举；仕宦不同，卢生是文官，只一为河西道节度，而郭子仪是武将；遭遇不同，卢生两次被贬窜荒徼，而郭子仪一生未受贬谪；结局不同，卢生仕至中书今，封燕国公，卒后无恩典，而郭子仪仕至太尉兼中书令，封汾一陽一郡王，死后陪葬皇陵，赐物无数；后嗣不同，卢生子五人、孙十余人，而郭子仪有子八人、孙数十人，第六子还尚升平公主，有两个孙子和两个玄孙尚公主。郭死后，杨炎、卢杞等秉政，郭子仪婿赵纵、李洞清、王宰因事被贬黜，赵纵被抓进狱中，宰相张镒倾力相救，才得以免，《旧唐书》将杨炎等批评为“尤忌勋族”。受杨炎提拔的沈既济，怎能以杨炎“尤忌”的郭于仪为样本呢？
也有人认为杨炎及其杨炎的前任和荐举者元载都是《枕中记》卢生的模型。
卞孝萱先生认为卢生与杨炎有相似之处，但元载不是模型，其理由是卢生和元载生平大不相同。元载与卢生的家庭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元载是凤翔歧山人，而卢生家在山东；元载与卢生的出身入仕不同，元载是玄宗时制举入高科，而卢生中的是进士；元载与卢生的宦途遭遇不同，元载一生未遭贬谪，而卢生两窜荒徼；元载和卢生为相表现不同，元载最后是纳受赃私，贸鬻官秩，而卢生被皇帝赞为“升平二纪，实卿所赖”；元载和卢生的妻、子表现不同，元载是“凶妻忍害，暴子侵牟”，而卢生的老婆是清河崔氏女，长相极为漂亮，五子皆有才器；元载和卢生全家结局不同，元载被赐自尽，妻及三子皆赐死，女被没入掖庭，卢生却是善终。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元载被塑造成朋党、贪污、一陰一险、弄权的形象，而卢生基本上是正面人物，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卢生既不是张说的标本、郭子仪的样本，也不是以元载为模型，那么卢生的模型到底是谁？
卞孝萱先生认为卢生的模型是杨炎。早在1985年出版的《唐代文史论丛》的《唐代小说与政治》部分中，卞先生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将卢生与史书中的杨炎相对照，可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枕中记》中说卢生“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而杨炎也是有史才、擅诗文、工书画。他替皇帝所写的诏书被认为开元以来最突出的几人之一，为文士争相诵颂，为一时之风采。卢生“号为贤相”，而杨炎制定两税法有“救时之弊，颇有嘉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卢生两窜荒徼，而杨炎大历十二年（777年）贬道州、建中二年贬崖州。卢生为同僚相害，而杨炎第一次贬谪受刘晏排挤，第二次为卢杞陷害。《建中实录》中记载杨炎的溢美之辞，在《枕中记》中也有不少描写，而且都成了圆满的结果，如杨炎没有开成的河，没有筑成的城，不肖的儿子，在小说中都变了样，失败变为成功，坏事变为好事。沈既济从他与杨炎的感情出发，尽量将这个人物描写得高大一些，完美一些。《建中实录》写到杨炎贬谪为止，沈既济不忍在他的笔下写出杨炎被杀的悲惨下场。《枕中记》就写卢生被贬后，皇帝知道是冤枉的，加官晋爵而薨，这是变相地反映出沈既济期望杨炎身后，能赐谥赠官，恢复名誉。
沈既济是杨炎引荐的人，与杨炎关系不同一般。杨炎被杀后，他被贬处州司户，由于手中无权，不能为杨炎报仇，但他手中有笔，能以文字为杨炎雪恨。后来他为德宗编《建中实录》，成书十卷，表面上打着“书法无隐”的幌子，其实是为杨炎辩解。他可能感到在实录中替杨炎辩解是有限度的，不如写小说自由，可以虚构、幻设，尽情渲染，而又不担风险，不负文责，遂写了《枕中记》。
此后在2001年出版的《唐传奇新探》一书中，卞先生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枕中记》中说卢生做富贵美梦的时间是在开元七年（719年），但梦中的事情却并不是开元七年发生的，如吐蕃攻陷瓜州是开元十五年的事，与卢生同时为相的萧嵩、裴光庭是在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作为历史学家的沈既济，对唐朝历史十分熟悉，他叙述开元时事，不应该失实，而《枕中记》中表面上漏洞百出，这既不是他的粗心大意，也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故意如此，他是要让读者体会，小说中不是谈开元真事，主人公卢生不是影射开元时的宰相。
小说的末尾，卢生梦醒后与吕翁有一段对话，感叹地议论道：“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这段消极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卢生梦中享尽荣华富贵，寿终正寝，这是当时士人所敬慕、想望、追求的，使小说作者沈既济产生消极思想的，不应是小说中的卢生，而应是现实生活中的杨炎。现实生活中的杨炎对解决中唐财政问题有重大贡献，竟因卢杞陷害，被德宗处死，却使沈既济灰心，寒心，惊心，从而产生了“窒吾欲”的念头，不必争名夺利，以避免杀身之祸。沈既济的儿子沈传师，后来也受到父亲的影响，性格上恬退无竞，穆宗时不敢做翰林承旨学士，更不敢做宰相，这也应是出于沈既济的教导。
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竟然引起了人们这样的关注，的确是很少见的。他的原型到底是唐代中期的哪位宰相，相信争论还会继续。
（张剑光周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