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内”俗称“怕老婆”。在男女平等的当今社会，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如果有哪个男子惧内，朋友们还常常会开玩笑地说他得了“气管炎（妻管炎）”。然而大家是否知道，在唐代崇尚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中，也存在惧内现象？
在唐代，盛行着一股“惧内”之风，怕老婆几乎成为上层社会男子中流行的通病。翻开唐代的史书或史传笔记，关于男子惧内的记载真可谓千奇百怪，不胜枚举。
比如《太平广记》中就有两则关于惧内的故事。舒州的军卒李延壁与朋友在外宴饮，连着三天没有回家，他的妻子便叫人传话给他：“如果回来，就用刀杀了他！”李延壁听后恐惧万分，只得哭着向当地的州牧求救，搬到佛寺中居住。
四川有一个功臣，家里姬妾成群，但是由于妻子妒忌成性，所以他一直不敢靠近她们。妻于临终前对他说：“我死了之后，如果你敢靠近家里的姬妾一步，我马上来取你的性命！”妻子去世之后，这个功臣便开始宠幸一个女婢，然而，有一天晚上，两人刚要就寝，便听见窗外一声霹雳，床的帷帐也都裂开，功臣以为是妻子的鬼魂显灵，当场被吓死了。
惧内的风气唐代以前就已是一种社会现象了。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就是当时有名的妒妇。她对隋文帝杨坚监视得很紧，不准她临幸别的嫔妃。尉迟迥的孙女长得很漂亮，杨坚在仁寿宫看见后，非常喜爱，于是便召幸了她。独孤皇后侦知此事后，趁杨坚上朝时派人暗杀了那美人。杨坚知道后大怒，但又无奈，只能独自一人从御花苑出去，信马由缓，跑进山谷二十多里。大臣杨素等知道马上前去追赶，扣马苦谏，劝杨坚还是回朝为好。杨坚叹息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能自由。”独孤皇后不但不准杨坚碰别的女人，看到诸王及朝士有妾怀孕的，一定要让杨坚骂他们一顿。
到了唐代，男的俱内和女的妒劲十足，成了时代风尚。《隋唐嘉话》中记载，房玄龄夫人妒得十分出名。唐太宗曾经想赐美人给房玄龄，房玄龄坚决不肯接受。太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让皇后召房夫人来做工作，告诉她大臣有媵妾之类的女人是十分正常的，而且房司空年岁已高，皇帝只是想特别优待他一下。女人对女人本是好说话，但房玄龄夫人就是不同意，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唐太宗于是下令说：“你是想不妒而留条活路，还是想宁妒而死？”房夫人说：“妾宁妒而死。”太宗由是让人送去一杯酒，对她说：“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吧。”想不到房夫人真的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一个女人到了连死都不怕了，皇帝就对她没办法了，感叹说：“我看到她都有点怕了，更不要说房玄龄了。”
还有人怕妻子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唐高宗问司戎少常伯杨弘武为何无故把一个重要的官职授予某人，他回答说：“臣的妻子性情非常刚烈强悍，昨天她把这个人托付给我，臣如果不依从她，，将来的生活恐怕会永无宁日。”
《朝野佥载》中记载的故事与上述《隋唐嘉话》正好相反：贞观年间，有一天桂一陽一令软嵩在自己家的客厅举办宴会，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宴会上召了几个女歌奴，便披头散发，赤着双脚，带着大刀冲到客厅，客人们都被吓得四散逃跑，软嵩也吓得躲到了床底下。刺史得知后气愤地说：“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个妻子都不能好好管教，又如何能够管理地方上的众多百姓？”于是他解除了软嵩的职务。
再如《御史台记》中记载，唐朝的管国公任瑰特别害怕自己的妻子，这一点常常被同朝为官的杜正伦所讥笑。一次，当杜正伦又嘲弄他的时候，他振振有辞地反驳说：“害怕妇人是应该的，理由有三：初娶之时，她端庄得像菩萨一样，哪有人不怕菩萨的？后来生儿育女了，她就像一个生孩子的大虫，哪有人不怕大虫的？等她年老了，满脸皱纹，像鬼一样，哪有人不怕鬼的？”
《北梦琐言》中关于惧内的记载也不少：尚书张褐与外面的爱妓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由于害怕妻子忌妒，所以一直不敢接回家，把他寄养在离家甚远的江淮一带，直到张褐去世，这个儿子回来奔丧，家里的兄长们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弟弟。
中书令王铎带兵在前线打仗，甚是威风，忽然有人来报，说他夫人正在来看他的路上，王铎顿时惊慌失措，对他的幕僚说：“黄巢正从南边向我们逼近，现在夫人又从北面来了，我该怎么办啊？”幕僚开玩笑地回答：“不如向黄巢投降。”
除此之外，唐代皇帝惧内的现象也不少，其中以高宗、肃宗、中宗怕妇的故事最为典型。相传中宗非常害怕韦后，一次在皇宫内部举行的宴会上，优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唱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据说唱完之后，这名优人还得到了韦后的赏赐。
看了以上五花八门的惧内故事之后，读者们肯定要问，唐代的俱内之风怎么会如此盛行呢？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唐代惧内之风盛行于中唐以前，而且大多集中在上层社会的男子中，其程度在历史上堪称惧内的典型，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并不以惧内为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中唐以前，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妇女的地位也较高，尤其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夫妻的地位往往不相上下，甚至，在一些家庭中，妻子的地位要高于丈夫。由于妻子出身名门望族，有钱有势，所以对自己的丈夫不屑一顾。唐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当时的法律和礼教也十分重视门第，“良贱不婚”、“贵贱不婚”、“士庶不婚”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士大夫阶层中的很多人都把进士及第和娶高门女为妻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例如《隋唐嘉话》中就记载已经成为宰相的薛元超，常常对别人说起平生有两大遗憾，一是自己虽贵为宰相，但不是进士出身，二是未能娶得五姓女为妻。这“五姓女”指的便是当时社会上最有名望的五大家族的女儿。然而这种一味追求门第的婚姻有时候并不美满。以公主和驸马的婚姻为例，公主是金枝玉叶，长期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生活形成了她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和骄纵跋扈的性格。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公主下嫁之时，不但不用向公婆行拜，反而公婆要向她行拜。《旧唐书》中说，公主死后，驸马要像为父母服丧一样，为她服丧三年。加上唐代的公主往往无视当时一般的妇女所应遵守的种种妇道，试想这样的夫妻关系，驸马怎能不忍气吞声，备受公主的挟制呢？不仅如此，中唐以前，上自公主，下至富家女，依仗自己娘家的势力，贱视甚至欺凌丈夫的现象并不少见。针对这种时弊，白居易也在诗中感叹道：“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
其次，丈夫惧内，与妻子本身的气识以及才情有关。唐代的社会背景比较开明和开放。上流社会的女子往往自幼便读书习字、吟诗作画，有的甚至骑马射箭、参加社交，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几乎与男子无异。这样的世风造就了一大批拥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独立性格的女性。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宋氏五姐妹等人便是她们中的典型。除此之外，许多一般士大夫家的妇女也不乏气识和才干。比如宋庭瑜的妻子魏氏，很会写文章，但是丈夫常年担任外职让她非常不满，于是她便写信给中书令张说，为宋庭瑜申理，并且一同寄去了一首自己所写的《南征赋》，最终如愿以偿。又如杜羔的妻子刘氏擅长作诗，杜羔在京城连着几年都没有考中科举，于是便打算回家。当他快要到家的时候，刘氏派人给他送去自己写的一首诗：“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杜羔见到这首诗后羞愧难当，立即转道赶回京城，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考中了科举。
再次，丈夫惧内，与妻子对丈夫以及家庭的功劳或贡献是分不开的。以唐朝的著名宰相房玄龄和兵部尚书任瑰为例，当太宗赐给他们美人和宫女时，他们“屡辞不受”、“不敢以归”。堂堂的宰相和兵部尚书怎么也会俱内呢？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有一次，房玄龄在病危之时对自己的妻子卢夫人说：“我快不行了，你年纪还轻，我死了之后，你不要为我守寡，找个好人家嫁了吧。”听了他的话，卢夫人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剔除自己的一个眼睛给玄龄看，意思是自己眼里没有别人。后来房玄龄逐渐康复，一生都和卢夫人相敬如宾。《朝野佥载》在同一卷中又记载：唐太宗赐给任瑰两个美妾，任妻因妒忌将两妾的头烫伤，头发尽脱。当任瑰的妻子接到太宗所赐的“毒酒”时，对丈夫说：“我与你是结发夫妻，我们的出身都很贫贱，多年来相互扶持，才有了今天的荣耀，现在你有那么多宠爱的姬妾，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些情真意切的话语和举动反应了她们对于爱情的忠贞不贰，她们对于家庭的命运和丈夫的升迁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面对这样的妻子，房、任两人不敢接受皇帝赏赐的美姬，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最后，从男子自身的角度看，在夫妻地位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他们惧内，必然是因为他们也有理亏之处。而这理亏的地方便是他们喜欢纳妾狎妓的习性。
纳妾狎妓本来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中是司空见惯的事。先不说帝王所拥有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一般的朝廷官员大都也是三妻四妾，有的甚至姬妾成群。这种流传千年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给男子的性自由以极大方便，而对女子却片面约束，要求她们遵守妇道，从一而终。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之下，绝大多数妇女们一直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却出现了一线转机：随着唐朝社会的开放、封建礼教的松弛和妇女的相对解放，在上层社会中地位较高的妇女，不堪忍受妻妾共处的局面，因此除了少数女子以婚外私通与丈夫对着干之外，大多数女子施展出了“妒”和“悍”的本领，从而限制或惩戒自己的丈夫。既然丈夫有把柄握在妻子的手中，那么他们害怕妻子也不足为怪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男子惧内，是因为他们本身性格懦弱，当然，这种现象是极少见的。
学者们在分析了上述原因之后，还指出：虽然唐代的惧内之风极其盛行，但并不是说绝大多数男子都俱内。事实上，在长期的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多数女子仍然默默地遵守着“三从四德”的铁训，上层社会的许多男子也还是安逸地过着他们一妻多妾的生活。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一些惧内的典型事例罢了。
（杨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