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这是清初大儒顾炎武在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写下的诗句，诗中以一精一卫为喻，将他抗清复明、立志复国的决心表露无遗。就是这样一个拒不与清合作的顾炎武，却在1657年过江北上，在此后的25年的漫长岁月中，顾炎武都是在北方度过的。顾炎武为什么要去北方？他在这25年间究竟干了些什么？离开富庶繁华的江南、离开自己的亲人，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度过余生，如此反常的举动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
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年轻时，顾炎武便参加了明末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复社，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他的名言。1645年，，清军南下江南，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与好友归庄在昆山举起义军，组织、领导了昆山的抗清斗争。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成就颇广，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在清初学术界居重要地位，因此清政府多次想请他当官，但都遭到了顾炎武的严词拒绝，终身拒不仕清。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兄弟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意。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顾炎武的爱国主义一精一神受到后人的景仰，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顾炎武更是受到高度评价。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和他早年的抗清经历，为一些学者提供了探究顾炎武北上之谜的思路，他们主张顾炎武北上的目的是为了抗清。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引用了顾炎武《与三侄书》中论关中形势的一段话，推论出“其心耿耿未下”，因此才在陕西定居。顾炎武晚年居住在陕西，他的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一陰一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全祖望据此认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顾炎武到北方后在不同地方都购置过田产，全祖望又说他将“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言外之意即是说顾炎武一直在从事抗清活动，并以陕西作为他抗清活动的基地。
全祖望以后，不少学者都认为顾炎武留居北方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抗清活动。他们主要的依据有：首先，从顾炎武《与三侄书》中可以看出，他是将陕西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寄希望于秦人能够承担起反清的重任；其次，顾炎武在北方“广置田产”，从事垦荒，表明顾炎武是在为抗清活动建立经济基础；其三，顾炎武在北方结交了很多“神秘人物”，目的正是为了与他们共同策划反清复明；其四，顾炎武曾经在山东被捕入狱，可见他是在从事抗清活动的，否则不会莫名其妙地受到被控反清的黄培诗案的牵连而身陷囹圄。还有的学者指出顾炎武在北方时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这都是在为反清斗争进行准备。还有学者提出秘密会党是顾炎武一手所创，他在北方各地游历时都有会党在暗中保护，因此“行迹所至……终无寇盗之害”。顾炎武北上抗清说流传很广，一时间几乎成为定论，甚至金庸在其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将顾炎武描写成秘密会党反清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顾炎武留居北方是为了抗清的说法依据并不充分。他们指出，顾炎武《与三侄书》中对陕西地理形势的描述并不足以证明他是以陕西为抗清基地。一方面，当时学者对地理形势得失的议论很多，是清士大夫总结明朝失败教训时的中心论题之一，顾炎武在他的论著中对地理形势的议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另一方面，顾炎武对陕西地理形势的描述并非其独创，只不过是对传统说法的复述罢了。而为一些人所渲染的所谓“广置田产”与事实也不相符，顾炎武确实曾在北方多处购置田产，但真正面积较大的只有山东章丘一处。而且这处地产也并不是顾炎武刻意购置的，而是章丘商人谢长吉因无力偿还所欠顾炎武的巨款而抵押给他的。而顾炎武之所以被牵连到黄培诗案，正是因为田主想夺回田产而借黄培诗案诬告顾炎武，说他与黄培暗通声气，秘密反清。顾炎武闻讯后主动投案，不久即被无罪释放，也可证明当时他确实没有从事任何确凿有据的抗清活动。至于说顾炎武在北方结交了大批“神秘人物”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顾炎武在北方结交的朋友固然很多，但交住最密切的如万寿棋、阎若琚、傅青主、李因笃、申涵光、张尔歧、程先贞等人都是些一精一通经史的清初大儒，加之大多曾采取与清朝不合作态度，与顾炎武意气相投，因此才成为顾炎武在北方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不过将他们说成是与顾炎武一起密谋反清斗争的神秘人物，则与事实不相符。所谓顾炎武是秘密会党的创始人则更是无稽之谈，说他有会党暗中保护因此“终无寇盗之害”也与事实不符，顾炎武曾在《与原一公肃两甥书》中明确说自己“久滞左右，因有装囊为人所窃”，可见所谓保护并不存在。如果顾炎武不是为了抗清，那他又是为什么要跑到北方呢？有学者提出顾炎武离家北上的目的是为了避祸，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他们指出，经过明清易代的动荡，当时社会局势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局面中，顾炎武也身受其害。顾家曾以良田数顷向当地官僚地主叶方恒家借银，后顾炎武想赎回田产，叶家则想吞没这些良田，便以千金收买顾家的仆人陆恩，诬告顾炎武“通海”（即与在海外抗清的郑成功私相联络），想迫使顾炎武畏罪逃跑，达到吞没田产的目的。顾炎武一怒之下杀了陆恩，叶家就控告顾炎武无故杀奴，并重金贿赂松江太守，将顾炎武逮捕入狱。由于清朝新贵钱谦益等人的调解和营救，顾炎武才得以获释。但叶家并不就此甘心，派刺客暗杀顾炎武，顾炎武避至南京仍被刺客击伤头部，几乎送命。而此时，顾炎武的族人也因为顾炎武曾任职于南明小朝廷，又参加了昆山的抗清斗争，担心一旦朝廷追究起来，难免祸及族人，也希望顾炎武远走避祸。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顾炎武才在“奴隶鸱张，亲朋澜倒”的感慨中离开故土，远走北方。而之所以选择北方，是由于清政府对移居北方的江南士子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即使他们在北方拒不出仕，清政府也很少横加迫害。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才选择了远游北方。据此，学者们认为顾炎武北上是一次避祸保身的行动，而不是什么北上抗清。当然，顾炎武北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至今并无定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