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书院依庸堂里题有一副抱柱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广为流传，学人皆知。然而，这副名联还有一段公案未能定论，就是到底是“事事关心”还是“事事在心”？同时对联的作者也是个谜。

提起东林书院，很快让人想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等明末士大夫。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安希范等所谓“东林党”人在此著说讲学，这副对联相传即为顾宪成所撰。顾死后，对联被后人刻写挂在惠山寄畅园旁顾氏祠堂里，由于历史的久远，祠堂毁坏无存。经过岁月的冲刷，直到上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林书院才得以重修，这副对联才被重新刻写挂在院内。1960年，被誉为“三家村”之一的著名作家邓拓先生来无锡参观东林书院，见到这副对联，心情非常激动，印象非常深刻，回京后就写了篇《事事关心》的文章。邓拓在《事事关心》的名文中，提倡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国家大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无锡大观》，记载此联却为“事事在心”。稍后，，1930年代出版的《无锡指南》中有两处提及此联，一处标注“事事在心”，一处却是“事事关心”，前后自我矛盾。由于邓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事事关心”说广为流传，现代流行的教科书一般采用“事事关心”的说法。孰是孰非却一时间难以断定。“事事关心”便于学生记忆，而且比较符合当时建国后的政治氛围；但从明朝后期的社会背景仔细推敲起来，“事事在心”则有着更为深厚的哲学意义和人文背景，更具合理性。明朝专制君主集权日渐走向极端，厉行禁忌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使宋明理学神圣化，并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八股化，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官方所规定的四书五经为标准，考生必须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埋头苦读，答题也必须有固定的格式，以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决不允许有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对于那些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株连九族。然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民间的自由思想。在民间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文艺领域有唐寅、祝枝山、徐渭等狂放之士，思想领域则有王一陽一明心学的崛起。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以“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命题，“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心学的主旨。王一陽一明称，事父事君之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而且，心学受到禅宗的极大影响。在禅宗里，很早就有“念念在心”的说法，即“念佛须念念在心，深求佛教实义”之意。可见，王一陽一明的心学，有着明显的反抗封建专制压抑的自由倾向，是对越来越专制的明朝社会的反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哲学背景下，顾宪成创作该联时，写成“事事在心”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从汉语的语法构成上分析，“事事在心”也较有合理性。“在心”与“关心”在感一情一色彩上有轻重之分，“在”字本义是“居”和“存”，而“关”字是牵连或涉及的意思，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入耳”与“在心”都是动宾结构的词组，而“关心”纯粹是个词语，与上联不甚相称。中国对联是十分讲究对仗的，用词十分考究，文人墨客更是刻意追求。所以东林书院的对联，应该是“事事在心”。

还有，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铭刻在心，绝非仅仅关心而已。“事事在心”更恰当地描述了东林党人的政治理想抱负。除去对联字句上的疑案，还有该联作者之谜。有关该联的产生，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顾宪成少年时家贫无力聘请老师，借读于邻家，夜间每每通宵达旦苦读。一日，正在勤于苦读的顾宪成被布政使陈云浦从任所归省发现。陈为其勤学苦读一精一神所感佩，次日便传见了这位夜读少年，并当场出对联相课试。陈云浦出的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料顾宪成学问博深，胸有成竹，遂不假思索应口而答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少年顾宪成的敏捷才思深得陈云浦的赞赏，同时也产生了这幅千古名联，令后人赞叹不已。但据赵承中先生考证，陈云浦并未作过布政使。据《顾瑞文公遗书》的附录《年谱》载，陈云浦对顾宪成所试的也不是对联而是有关当时社会的文章。看来，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对联的作者现在还无法定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虽然名盛一时，但在“文革”中却成了邓拓的罪证之一。1982年东林书院重新修复，当时尚健在的“三家村”之一廖沫沙先生重新题写了这副对联。此联现仍挂于书院依庸堂内，让前来参观的游人感慨万千。对联不仅书法俊逸，而且其所体现的一精一神更是时刻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