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和陕西眉县出土过龙纹圆形、马纹方形、龟纹椭圆形的金属物，有些古钱币专家认为就是汉代的“白金三品”。如果六安和眉县出土的金属物确实是“白金三品”，那么它既可以证实史书的记载，又弥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的遗缺，虽然是小小的钱币，也算得上是国家珍宝！一个让人猜测两千多年的“白金三品”似乎就此可以找到答案了。当然，有更多的钱币学家认为，现在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
汉武帝实行货币改制，用金、白金、赤金三种金属铸造钱币，金为上，白金次之，赤金为下，就是黄金、银锡合金、铜。另外还使用白鹿皮制作的“皮币”和玉璧。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的边缘画（或绣）以紫色的图案，值40万枚铜钱。宗室王侯在朝觐天子时，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可见皮币和玉璧是汉武帝时最上乘的货币。黄金五铢钱主要用于对有功将帅和大臣的赏赐，赏赐的钱币应该用于流通。铜钱就是最常见的五铢钱。而白金铸造的钱币最令人迷惑不解。
《史记·平准书》曰：“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汉书·食货志》作了相同的记载。司马迁和班固是西汉和东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应该亲眼见到白金三品的实物。而且西汉铸造的白金货币数量甚富，再加上私铸和盗铸，为数更多。可是从西汉后的二千余年间，除南朝顾烜的《钱谱》描述过白金三品外，再也未见其他著录，更遑谈有收藏家收藏的实物传世，使得近现代钱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怀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1986年6月，安徽省六安县有一个农民在翻地时挖出了一个陶罐，内有一些类似于钱币的金属物。经专家研究后，报道说，陶罐内有龙纹圆形饼状金属物二枚，马纹方形金属物一枚，龟纹椭圆形金属物二枚，及五铢钱二枚。龙纹圆形物直径54厘米，厚0.4～0.6厘米，重109克，造型类似于汉代的金饼，一面为凸起的龙纹，另一面微凹，边缘铸一圈外文字母，内部钤印两个一陰一文印；马纹方形物上边长3厘米，下边长2厘米，宽32厘米，残重18克，一面为隆起的马纹，一面凹凸不平，有鎏金残存；龟纹椭圆物长4厘米，宽2厘米，厚0.2厘米，残重l1克，一面为穿山甲背，鳞纹片片，上部有一个0.5厘米见方的印记，另一面也钤有两个0.5厘米见方的印记。这三种金属物上所钤的印记似乎是大篆文字，可是都已经模糊不清，给研究者造成了困难。
事有凑巧,1990年10月，陕西眉县常山镇也出土了一枚龙纹圆形、三枚马纹方形和一枚椭圆形金属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四铢半两钱。有几位敏捷的钱币学家将公布的材料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它们都是西汉的遗物，而且造型、尺寸、重量和印记都基本相同，尤其是对眉山县出土的这些金属物作了取样化学分析，结果表明是银、铅、锡、铜的合金。他们马上将两地出土的金属物联想到汉武帝时所铸的“白金三品”，于是立即兴奋起来，开始引经据典，撰文发表各自的见解，从“白金三品”铸造的材质、形制、重量的差小、与“白金三品”一起通行的铜钱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安徽六安县和陕西眉县两地出土的三种形状的金属物就是《史记》和《汉书》记载的“白金三品”实物！
如果六安县和眉县出土的金属物确实是“白金三品”实物，它们既可以证实史书的记载，又弥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的遗缺，还可以用来证实其他不甚明了的文物，虽然是小小的钱币，那可也算得上是国家的珍宝！
有的学者确实将它们同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甘肃一带出土的“铅饼”作了对比研究。从那个时候起，两省陆陆续续发现了三百余枚铸有外文的铅饼，其尺寸、重量、造型和印记同两地的“白金三品”相类似。中外学者也曾对那些铅饼作了不同程度的考证和研究，有以下的结果：一、正面的纹饰为龙纹或蟠螭纹；二、背面边缘的外文有可能是希腊文、拉丁文、安息文或其他文字；三、印记的篆书应为羌，或爪，或是一种符号；四、铅饼的用途可能是勋章，可能是某种器物的盖子，也可能是某种信用物，还可能是钱币；五、虽然多数学者认为是钱币，但是它们究竟是哪国的古钱币呢？于是有大秦国说、安息国说、天竺国说、龟兹国说、于阗说、汉柿子金饼说、白金三品说，五花八门，凡是可合理地想到的见解都已经提出来了。及学者们从六安县和眉县出土的“白金三品”联想到那些“铅饼”时，于是认为：早先被误认的“铅饼”就是“白金三品”中的“白选”！这样，一个存在二千余年的“白金三品”之谜似乎就此找到了答案。
可是目前钱币学界、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还是十分冷静。认为把六安县和眉县出土的金属物当作“白金三品”为时尚早，因为存在以下两个大问题而使它们不成立：一、从出土的西汉的黄金五铢钱看，其铸造的质量相当一精一良，就连上林三官铸造的铜钱也很一精一良，而那些所谓“白金三品”太粗劣；二、既然是汉朝铸造的钱币为什么用外文？于理不通，不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宣汉朝国威的一精一神。汉武帝时铸造“白金三品”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