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在一次施工时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其中装有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银器271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还有玉器、玛瑙、琉璃、水晶等各种器物。如此数量丰富、品质一精一良的国宝，它们的主人是谁？是什么时候埋藏的？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地下？

2004年12月底，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周秦汉唐文明展”，展出的一百多件国宝中，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尤其能显示大唐帝国的繁盛气象。何家村位于西安市的南郊，陕西省公安厅的某收容所就在何家村。1970年10月，收容所为了建造新房而挖地基，当人们把浮土挖到80厘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陶瓮腹径60厘米，高65厘米；银罐高36厘米，腹径26厘米。两瓮一罐中装有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银器271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还有玉器、玛瑙、琉璃、水晶等各种器物。由于获得的金银器数量多，器物种类丰富，品质之高，其中有许多是国宝。它们是了解中国古代制作和使用金银器历史的见证，对于研究丝绸之路也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考古学家称何家村遗宝的发掘是一次划时代的考古发现。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深入研究时，产生了一些疑问：它们的主人是谁？何时埋藏的？为何埋入地下？

在介绍这些疑惑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这些国宝所反映的工艺、思想、社会生活和相关的历史文化。

金器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纯金的鸳鸯莲瓣纹碗和宝钿团花纹杯。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重391克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造型优美，通体錾刻美丽的纹饰：底部为连珠纹，就像一颗颗珍珠均匀地连接成了圈足；腹部以鱼子纹为地，双层莲瓣纹，莲花的花瓣凸起（内壁则为凹形，显系采用锻压技术制成），一精一细美丽；莲瓣中有荷叶和其他花卉，鸳鸯嬉水，生动可爱，也有的花瓣中为飞奔的狐狸，肥胖健壮，可抚可掬。此碗的制作显然是受佛教思想艺术的影响，可是为什么狐狸也同莲瓣有关？图案的设计者究竟是何用意？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金碗是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为富丽华美的器皿。另一件一精一美绝伦的金器是高6厘米、口径6.9厘米、足外径3.6厘米、重230克的金筐宝钿团花纹杯，胎厚体重，制造工艺一精一良，采用翻砂、锤锻、焊接等工艺。器皿的表面有八朵如意云纹、四个团花，团花由扁形金丝缠绕而成，再用焊接法固定到杯体上，这种工艺也称“掐丝”。圈足也是用焊接法固定到杯体上的，握手把也是焊接的。当你举起这个通体飞金流光的金杯为他人祝福，或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祝福时，会产生何种美好的遐想呢？

此外还有铁胎鎏金龙、铁胎鎏金八角杯等。

银器中更加不乏一精一品。狩猎纹高足银杯，敞口圆唇，银杯的足部比较奇特，似乎在一个一般圈足下特意地加接了一个双层高足。杯体以鱼子纹为地，以一条凸棱纹和一条线纹将杯体分成三个部分，凸棱纹以上和线纹以下为缠枝纹，中间部位为狩猎图案。猎者骑在奔驰的马背上，弯弓搭箭，正向落慌而逃的狐狸射去。四个猎者均匀地分布在画面上。整幅画似乎在向人们叙述着中世纪中国的狩猎文化。

银器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个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壶，壶身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腹部长径11.1厘米、短径9厘米、底足长径8.9厘米、短径7.2厘米，重549克。壶的舞马、弓形提梁、壶口盖、同心结皆鎏金，盖用银链同壶身系连。银壶本身造型优美，通体抛光，工艺一精一湛，再加上两面鎏金的舞马衔杯图案，骏马的头部系戴绸带结成的大花和飘带，随着马的舞姿而飘动，而且壶体的两面，舞马的姿态有所差别，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大唐赛马的一斑。据载，唐玄宗每年在生日（八月五日）的这一天，都会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举行盛大的庆典，接受群臣的祝贺，并举办生日宴会。训练有素的盛装舞马表演也是一项重要的祝寿活动。当时的一位宰相张说曾作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其中有“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意为：在庆典中更加一精一彩的是口衔金杯伴随着音乐而舞蹈的盛装马舞，那些舞马最终好像也受气氛感染而如痴如醉。诗句所描绘的场景正与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相符。还有鎏金双狮纹银碗、鎏金花鸟纹银碗、鎏金双狐纹双桃连体形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等，都是美轮美奂的珍宝。然而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为何埋入地下？何时埋藏的？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首先，由于用钻探的考古方法探知何家村在唐朝长安城的兴化坊遗址之上，兴化坊为唐邠王王府所在地，两瓮一罐当在邠王府遗址出土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就是唐邠王李守礼。埋藏的年代在盛唐的后期，约公元八世纪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比较充分的埋藏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遗宝出土于兴化坊，邠王府及其住宅也确实在兴化坊，可是兴化坊并非全属于邠王，还有其他达官贵人，准确地说，遗宝并不在邠王府及其住宅的遗址出土，因此遗宝的主人是当时的一位达官贵人，究竟是谁，还有待于获得更丰富的考古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最后解决。埋藏的年代应该在唐德宗(780-805)时。持此见解的学者也没有提出比较充分的埋藏理由。

第三种观点倒是提出了充分的埋藏理由，那就是因为突发的泾原兵变。唐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德宗于建中四年(783)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兵东征。五千名东征将士到达长安时正遇大雨，却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犒赏。饥寒交迫的将士哗变入长安城。德宗命令长安禁军镇压，却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德宗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哗变的将士拥立朱泚为大秦皇帝，朱泚率军杀死李氏宗亲七十余人，又包围乾县一个多月。后来这支叛军虽然为李怀光和李晟率军镇压平息，但突如其来的兵变对都城长安的震动非常巨大。因此就有达官贵人将积聚的财宝埋入地下，入埋的时间就是公元783年。持此种见解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准确的出土地点是当时的租庸调使（主管赋税的官员）刘震的住宅遗址，因此遗宝并非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赋税及官府的财宝，因突发事件而来不及上交朝廷，只能作埋藏处理。这种意见虽然理由最为充足，银铤、银饼及钱币也可以认为是收缴的典型税，但是具有皇家气派的其他珍宝究竟属于哪个官府的呢？收缴的财宝能积聚到数百件而不上交朝廷吗？还是存在一定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