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学源远流长，三国曹魏时候雕刻的《正始石经》更是其中的珍品，因为其中一块碑刻上，不但雕刻了三部著名的古文经书，更重要的是碑刻上的文字用三种字体书写而成。三国时期，究竟是哪位著名的书法家能够用笔同时写出端庄的隶书、严谨的篆书和古朴的古文？是竹林七贤的嵇康？还是魏国书法名家卫觊？这一切都成了不解之谜。
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是中国第二次石刻经书，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正始石经》因为是用古文等所刻成，所以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这样一块重要的石碑，它究竟是由谁雕刻的，却一直存有疑问。
谈到石刻经书，自然要讲到经学。中国的学术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恐怕就要属经学了，自汉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著作奉为经典，要官员们和老百姓们牢牢记住，并运用这些经书来治理天下。
东汉末年由蔡邕所书写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石刻经书，用隶书写成立于太学门外，对普及经学规范经书的格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东汉末年的董卓火烧洛一陽一城，导致《熹平石经》被毁于一旦。到了曹魏的时候，和平的岁月催生出文化的需要，当时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对于经学再进行一次整理，并仿效《熹平石经》，将整理好的经书刻在石头上使之流传千古。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古文经学的势力抬头，认为熹平石所刻的是今文经，故古文经学家不服气，所以也要正式颁布古文经。
《熹平石经》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所写成的。为了更好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在雕刻石经的时候，当时的文人学者决定用三种字体（古文、小篆、隶书）来雕刻石经，其中的古文采取的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写法，因而极具价值，因为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所以石经叫《正始石经》，又因为经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所刻，故又称《三体石经》。从曹魏正始二年(241)开始，总共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总共立有48块石碑，共有十四万七千个刻字。其后也许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和朝廷的更替，《正始石经》就再也没有雕下去。《正始石经》无论对研究经学还是战国古文字，都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尤其自晚清至近代以来，海内外学者考证这部石经以及研究它的内容和文字的著作很多。但这些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呢？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第一种说法认为《正始石经》是出于汉魏间的著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南梁时期，袁昂在《古今书评》评价邯郸淳的书法“应规入矩，方圆乃戒”。北齐魏收在《魏书》提到：“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唐人李延寿的《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清人阎若璩、孙星衍等。
第二种说法则将《正始石经》的作者定位魏国书法名家卫觊。卫觊系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是三国时期与钟繇齐名的最著名的大书法家。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觊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时，深得曹氏亲信。说卫觊书写《三体石经》最早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为武、冯登府及近人杨守敬也都主卫觊书写，他们认为如果石经不是卫觊写的，所谓的“石经失淳法”又为什么要写在卫觊传里面呢，正因为是卫觊写的，所以才要特别声明与邯郸淳的写法不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中根据《魏书·江式书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一精一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
第四位被认为是书写者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的书法很有名，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称赞他说“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而与嵇康同时代的赵至则说亲眼目睹嵇康书写《三体石经》。《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零，代郡人也，寓居洛一陽一……年十四，诣洛一陽一，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的儿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及周贞亮等根据这两条史料也都主张石经是嵇康写的。
而另有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在《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著作中凡是提到“石经”、“三体石经”、“邯郸淳”和“正始石经”等条目时释文等皆取此说。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综观上述六种说法，都可谓有道理。那么到底是谁书写了《正始石经》呢？经过对上述说法的考证，再加上对碑刻本身的研究。近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所写就。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国学大师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说《正始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一起书写的。但讲到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书写石经时，由于原碑毁损严重，出土残石中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再加上文献中也缺乏记载，只得暂时存疑，直到有新的史料出现。
《正始石经》的原石到北魏时期还保存在洛一陽一，孝文帝时，，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今洛一陽一）刺史，取石板以建寺庙，这部石经遂遭毁坏。到清朝为止，只有残碑的拓本流传，石刻本身从清代光绪年间起，《正始石经》碑版的残石数次出土于洛一陽一地区，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正始石经》的残片与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残片一窥中国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