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自古被人称作蛮荒之地，文化艺术方面远较中原落后，，但在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东晋时期却出现了被后人称作“古今正书第一”的爨氏双碑。它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爨氏双碑上的字隶中有楷，楷中有隶，兼带魏碑笔法。这和当时中原地区的书法大为不同，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好酒也怕巷子深”，爨氏双碑出土很早，出名却很晚，究竟是谁伯乐慧眼发现它的价值的？

在云南的曲靖市矗立着两块著名的碑刻，一块叫《爨龙颜碑》，另一块叫《爨宝子碑》，两块碑刻被合称为“爨氏双碑”，这两块碑刻自出土以来就广受书法爱好者的推崇，被称为“隶楷正则”、“古今正书第一”，被国内外学者和书法家视为“南碑瑰宝”。那这两块碑刻为什么会出土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曲靖呢？又为何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与人们的推崇呢？爨氏双碑又称大、小爨碑，大爨碑即《爨龙颜碑》，小爨碑为《爨宝子碑》，双碑立于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时候。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有差别，《爨龙颜碑》高3.38米，宽1.46米，字有927个，墓主龙颜享年61岁。而《爨宝子碑》仅高1.85米，宽0.71米，字有403个，墓主宝子享年仅23岁。碑刻上的文字记载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并记述了爨龙颜和爨家的事迹。翻开历史查一查爨氏家族的历史，恐怕就能解开为什么爨氏双碑在曲靖的谜团了。

三国的时候，现在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称为“南中”，是蜀汉的一部分。南中地区的豪强地主主要集中在朱提（今昭通）、建宁（今曲靖）两郡。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个大族为霍、爨、孟三姓。爨氏是南中大姓、豪族。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就“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有个叫爨习最后官至领军。此后诸葛亮又将南中一精一锐的士兵充实到蜀汉军队，将剩余的稍差的士兵都分配给大姓娄、爨、孟、量等作为这些大姓自己的军队。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拼同归于尽后，爨姓成为最强大的势力，到晋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成为云南滇池地区最大的统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记述爨氏家族的爨氏双碑建立在爨氏家族的故乡曲靖也就不奇怪了。

爨氏双碑的历史悠久，两块碑石的书法刻字艺术同样光彩照人，碑石的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故著录家或视为隶书，或写作楷书，每不一致。此碑许多地方还保留着隶书的笔法和体式、如横画多作燕尾等，但更多地方则更近楷体。康有为说它是“端朴若古佛之容”。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碑刻的发展史上，东晋是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行、草、楷三体书艺也在这个时期日臻成熟。当时的许多碑刻文字也开始发生着转变。可是在这个时期，在西南边陲，当地碑刻的文字却流行着一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篆刻着这种书体的碑刻又是被康有为称作“隶楷正则”、“古今正书第一”的爨氏双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之所以爨氏双碑的碑刻文字会产生“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情况，是因为虽然当时在东晋行、草、楷三体书艺已臻成熟，但在西南与北方，因远离江南东晋统治中心，流行的楷体尚未传播开来，加以立碑刻石，一直以来都讲究字体典丽端庄，于是就通用二爨碑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又因二爨碑墓主都是一方霸主，写碑刻碑的人自然是那时的高手，所以采用了这种字体结合古今，笔法内刚外柔的写法。

爨氏双碑出土很早，记载《爨龙颜碑》碑刻的内容最早在元代人的著述中已经有记载，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自然就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直到道光六年，嗜金石考证的大学者阮元就任云贵总督，听说有这么一块碑刻，于是便风尘仆仆地赶往陆良访碑，结果发现此碑被丢弃在荒原之上。经过他的仔细考证，便在大爨碑左上部作跋，高度赞誉了大爨碑的书法艺术价值，他激动地写道：“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总督阮元。”其对大爨碑的推崇呵护，可见一斑。道光七年，他又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阮元毕竟是个有识之士，又因为他的政治地位和在学术界的声望，一经他提倡，许多文人学者竞相传拓考释，《爨龙颜碑》从此声名大振。

二爨碑名重千古，四海皆知，历代书家对其崇拜有加。产生了许多不少趣闻轶事。抗战时期，有个叫卢蔚乾的书法家，专程来到曲靖观赏小爨碑以了夙愿，可是小爨碑亭内却驻有军人，没办法只能隔窗观赏。并借题作诗：“寻碑万里曲州来，悯怅碑亭锁未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第二天，他又赶去陆良访“大爨”，这次运气很好见到了原碑，卢蔚乾欣喜若狂，拿起笔来写道：“攀车冒雨访龙颜，路入贞元黝室间，感尔殷勤伴摩抚，夕一陽一西下泛舟还。”由此可见古今文人书法家对爨氏双碑崇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