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索肿瘤的治疗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钱伯文
【作者简介】钱伯文(1917～)，江苏无锡人。有四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曾任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对于肿瘤的治疗，主张从调整整体着手，充分发挥正气的抗癌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总结了肿瘤妁辨证施治规律，用于临床行之有效。主要论著有《研究祖国医学，探索治癌规律》、《肿瘤的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钱伯文医案》等，其中《肿瘤的辨证施治》一书尤受欢迎。
我家世居无锡北门外，父亲务农兼营小船运输，一家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念完了中学。
我在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开始只当是伤风感冒没在意。后来高烧不退，神识嚎陇，母亲只有祈求菩萨。直等父亲回家，，才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两个多月的汤药，病始康复。这使我树立了学习医学的决心，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踏上了学医的征途。
求学和行医
新中国医学院的院址在王家沙一幢大楼里，设备和条件都非常简陋，学生也不太多，但是师生间情况比较了解。老师一面教理论，一面带临床实习，集体上课，分别带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紧，学生接触临床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病种也就多了。因为每位老师都有一个诊所，我们可以从专长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习到各种不同流派的学术经验。在临床实习时，我有意跟从了三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朱南山(后因年迈力衰，改由其子鹤皋带教)、徐小圃以及章次公。
朱南山老师(1872～1938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创建人。善用伤寒方治病，而且运用得精确，晚年以擅长妇科著称，在治疗上是从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着手的，注重于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我在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如何“师古而化”，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古为夸用”。
徐小圃老师(1887～1961年)，是上海著名的儿科老中医。他在治病中注重阳气对人体的意义，认为小儿肉脆、血少、气弱，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世俗所谓“纯阳之体”。他推崇“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须处处顾及阳气。他在治疗上偏重于用温阳药，其中尤其附子经常应用，量也比较大，一般都在9克以上。通过向徐老师学习，使我体会到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此后我在治疗中也很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重视运用扶正祛邪的法则以及注重调整脾肾功能。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得到了启发。
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是新中国医学院教师，解放后去北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我经常到他的诊所去实习，他诊全收得很低，来就诊的以劳苦大众为多，且多重症，经他治疗往往效果较好。这主要由于他学识渊博，并能参台现代医学的理论。他侣导“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在他写的脉案上，常可见“……此神经衰弱之失眠，用药强壮神经之功能。”或“平素有习惯性便秘……肠之蠕动陷于麻痹状态，予千金温脾饮”等等，可见他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先行者。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击中要害，尤其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甚至疗效较好的单方都能应用。他常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而须取长补短。”这实是经验之谈。他还善于应用虫类药，这对我以后治疗肿瘤时运用虫类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正式开始行医。当时在一家药店里坐堂，起先业务并不好。我在空余时间，利用药店的有利条件，对中药进行实物考察，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昧以及研究加工炮制，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对对号，这对于治病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渐渐地忙起来了。那时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定数量是肝硬化腹水，按臌胀给予治疗。由于都是长期患病，所以体质较差，用逐水药受不了，用补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解放前的岁月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只有迎来了解放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我的学术水平才有了真正的提高。
研究肿瘤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领导上派我参加全国第一次肿瘤会议，听了首长和到会代表的发言，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感到重任在肩，义不容辞。于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我院附属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那时前来诊治的病人很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专程来上海的。在与这些病员的广泛接触中，我不仅体验到肿瘤患者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人生癌肿，往往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的悲痛情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怎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肿瘤患者，剧烈头痛，呕吐频繁，瞳孔不对等(左侧大于右侧)，舌尖歪斜，经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干病变(脑干肿瘤)。这个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个难题，手术及放疗均有危险。怎么办呢?难道能看着病人被活活地折磨死吗?当然不能。我连夜查阅了有关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呕吐渐渐停止，头痛也明显好转，这样接连治疗两年多，患者已恢复了工作。这一瘸侧，使我增加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信心。
由于肿瘤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且至今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成千上万的病员在期待着我们能够早日探索出一个防治肿瘤的规律。
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防治已有悠久的历史，并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描述，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内经》中所述的“肠覃”、“石瘕”以及《难经》中的“积聚”，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症疲”、“石痈”等等，有些就是属于胃肠、子宫、肝、肤等肿瘤。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持》中，就使用了“瘟”字，并对癌作了朴素的描述。还有汉、唐医学家所论述的“噎膈”、“反胃”，很像现代的食道瘟和胃癌}“茧唇”和“舌菌”则很像现代所说的“唇癌”和“舌癌”。由此可见，肿瘤并非近世才为人们所认识，发掘祖国医学在防治肿瘤方面的经验，对医治肿瘤和筛选抗癌中草药，均可提供一些线索。
可是正当进一步搞好肿瘤研究工作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也受到了冲击。但我仍怀着攻克肿瘤的信念，二面被批斗，一面仍然考虑着攻克肿瘤的设计方案。在安徽干校劳动时，晚上躲在帐子里，或查阅资料，寻找有关的抗癌药物，或书写笔记，记录自己在白天所考虑的设想，探索治癌的规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才又有了安定的环境，继续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研究。
临证心得
近来，趁养病休息之时，把多年来治疗肿瘤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对肿瘤病因病机的探讨和认识肿瘤的病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由于毒邪(致癌因素)的侵入，蕴聚于脏腑经络，内因是正气不足，情志抑郁，阴阳长期失调(体内某些化学元素失去相对的平衡)，气血运行失常(免疫机能降低)，致气滞血瘀，痰湿凝聚，郁结壅塞，而逐渐形成为肿物。
祖国医学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如《内经》中说：“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医宗必读·积聚篇》中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外证医汇编》中说；“正气虚则成岩。”等等。其中所说的积就是积块肿物，说明正气虚弱(自身免疫机能低)邪气(致癌因索)侵入，导致机体某一局部组织的破坏或增生，渐渐形成肿物肿瘤。
(二)扶正与祛邪的辩证运用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的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烈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因为那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之，如果片面地强调扶正，不用攻逐，那就舍姑息养奸。因此，在治疗中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_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一般地讲，癌肿病人在正虚为主的时候，治法应以扶正为主，辅以祛邪；反之，在正气不很虚弱时，则应以祛邪为主，辅以扶正。
有一患结肠癌的病人，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发，右下腹有一坚硬肿块似鸡蛋大，经常腹痛，便溏，胃纳很差，形体消瘦，面色觥白，舌苔薄白，质淡，脉象细而无力，两尺尤虚。由于患者已不适宜二次手术，所以采用中药治疗。分析症候属脾肾亏损，气虚血衰，气滞血瘀等。哪一方面为主呢?从咏证偏于正虚，初步认为上述症候是由干脾肾阳虚所致，治宜温补脾肾、益气助阳(党参、白朮、黄芪、附块、肉挂、补骨脂、仙灵脾、锁阳等)，同时适当加用一些理气活血、祛除病邪的药物(八月札、枸橘、木香、丹参、当归等)。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症状有所减轻，体力也有所增加，但肿块未见缩小。于是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侧重于攻，以理气、活血，消肿的药物(香附，木香、枳壳、枸橘，归尾、赤芍、三被、乳香、没药、白花蛇舌草、天龙丸等)为主，由积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在积极进攻，祛除病邪(消除肿块)的同时，再适当地加用一些益气补肾的药物(党参、黄芪、熟地、仙灵脾、桑寄生等)，攻补兼施，这样就可避免攻伐太过而损伤正气。运用这个方案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肿块慢慢缩小，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渐至肿块消失，恢复工作。
(三)调整脾肾功能的重要性祖国医学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无论消化、循环、视听等活动，都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
同时，脏腑功能活动决不是各不相关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其中脾、肾的功能在祖国医学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李东垣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治脾胃叩所以安五脏”。健脾法不仅适用于脾胃虚弱，改善营养障碍}而且还适用于心、肝、肾的虚衰病症。补后天之本，充实气血生化之源，以扶助人体的正气和增强卫外功能。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了应用健脾益气药物，有刺激网状内皮系统吞噬活性的作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肾的作用较为复杂，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肾气的盛衰有关。结合现代临床来看，肾是一个复杂的功能单位，它的内容涉及生殖、泌尿、内分泌以及神经系统等。古人认为五脏六腑之阴都由肾胡来供有，五脏六腑之{；日都由肾阳来温养。肾在病机上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往往各脏患病日久都会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由此可见，肾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所以前人在治疗上以肾立论的也很多，如《景岳全书》、《医贯》等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从现代的研究来看，补肾法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免疫状态，而且能调节体内免疫功能的相对稳定。任何疾病对全身都有一定影响。全身机能好转，可促使局部病变加快恢复；而局部病变的恢复，反过来也影响到全身状态的好转。我在治疗肿瘤时，应用补肾为主的中药，不仅使虚象减轻，症状改善，而且对放疗、化疗病人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调整脾肾功能在治疗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有一例食管癌的患者：高年体虚，吞咽困难(仅能吃半流质)，胸前医及背部闷胀隐痛，咳嗽不爽，痰多粘腻，大便干燥，苔腻舌质偏红，脉弦细而滑。
曾用5一氟尿嘧啶，因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剧烈而停止化疗，要求服中药。辨证分析以痰气凝滞为主，并根
据“食入即出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的理论，确定了“健脾化痰、理气散结、佐以灌阴补肾”的治则。在使用复方(青皮，枸橘、杏仁、橘叶、术香、槟榔、桃仁、石见穿、石打穿、象牙屑、山豆根、生地、茯苓、生熟苡仁等)加减出入的同时，加用六昧地黄丸、移山参片等，连续服药一年左右，吞咽困难基本消失，二年后完全康复。服药期间，x线摄片复查逐渐好转；最后一次摄片食道已无异常。在这个病案的治疗中，由于患者脾虚生湿，湿能生痰，痰气凝滞而为肿块，叉加高年肾气不足，肾阴亏损，因此，治疗上采用标本兼顾的方法，一面化痰、理气、散结以祛邪(消除肿块)，一面调整脾肾功能以扶正，所以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四)药物的配伍和剂量中医中药治疗肿瘤副作用小，改善症状比较明显，疗效取得后比较持久和稳定。其中有一些中草药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部分中草药虽然本身对癌细胞无直接抑制作用，但它能帮助抗癌药物透达病所或促进药物的吸收}有的中草药通过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等环节，同样能起到治疗肿瘤的作用。
在选用药物时要注意配伍。从中药的发展史来看，先由单味药逐渐发展到几种药配合应用，再进一步组成方剂，这样可发挥药物的协同作用，而更好地取得预期的疗效。有些药物相互配合后，可以减少原有药物的毒性，如冶疗肿瘤时常用的马钱子有毒，配甘草可以减轻毒性。可是有些药物的配合如甘草与芜花、人参与五灵脂、乌头与贝母等，不仅会使作用减弱，甚至还会发生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用药上应尽可能取其相须、相使，避其相恶、相反，这样才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在掌握配伍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药物的用量大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作用。在临床用药时，若应大而小，就要贻误病情；如应小而大，就会克伐正气。我在剐当医生时，也有急于求成的情况，喜用大剂量，其结果往往是欲速不达，引起了相反的作用。现在临床上有些药物虽是常用的，但用量也不能太大，知龙葵超过30克并长期应用，就会降低自细胞，莪术大剂量长期应用会对肝功能有影响。即使常用的桔梗和山豆根，如剂量掌握不妥，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有一次，治疗一声带肿瘤患者，用药后病情进步不大。当时一位青年医生想使药物迅速发挥作用，就把处方中桔梗增加到12克，山豆根增加到18克。结果服药后即出现恶心呕吐、胃纳呆滞等副作用。后来把剂量调整下来，病人才得以重新接受治疗。
(五)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应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在辨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一些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如喜树、山豆根、肿节风、天南星等)，效果更好一些。例如一例胃癌患者，根据辨证属于胃阳虚及忧郁痰阻所致。按辨证用药，症状虽有减轻，但效果不明显。后来我们在辨证基础上加了石见穿、石打穿、天龙等之后，症状就有显著好转，后经x线钡餐胃肠摄片检查，病灶亦有缩小。
(六)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要取得疗效，一方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还要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在治疗中，不可能都是一次辨证就正确的，有时需要反复辨证才能找到规律，这样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只有病人和医者密切配合，才可使治疗方案顺利进行，且可以获得详细的第一手数据。在平时常遇到一些病员，把自己以往治疗中，吃过那些药，用过那些治疗方法而没有见效的情况，或吃了那种药引起了怎样的副作用，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这些反面经验，往往是书本上没有详载。只有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在辨证论治中少走弯路，不断提高医疗水平。
(张存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