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冬天来临了，我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小苏还在做化验，杨迟还在卖农药，一切平静如常，但我们身边多了个四岁的女孩。有一天，她对着老杨怯生生地喊：“爸爸。”杨迟像被机枪扫过一样，浑身震动，再也说不出话来。她又看看我，我只好告饶说：“你还是喊我路哥哥吧，你喊我爸爸，我会当场死在你面前的。”
孩子头一次去小苏家，狗立刻扑了上来。孩子居然不怕，伸手拍拍狗脑袋。狗很久没见到陌生人了，把孩子浑身舔了一遍，最后舔到了小苏的鞋子上。狗抬头看看小苏。小苏说：“滚一边去。”
杨迟说这孩子可能有轻微的自闭症，和我们在一起，一整天都不说话。又说，报纸上写着，动物可以治疗孩子的自闭症。小苏说这狗没打过防疫针，无证的，身上肯定有弓形虫之类的东西，还是离孩子远点比较好。
孩子不说话，这件事非常难办。我和杨迟都是著名的话痨，没事都能给自己讲个故事听，或者把对方的糗事拿出来说一遍，小苏本来不爱说话，跟我们在一起以后也变得很活泼。反正我们见不得沉默的人，觉得那是一种被压迫过的痕迹，如果你始终沉默，你就始终会遇到压迫。
我们咨询过蔺老师，孩子不爱说话怎么办。蔺老师说，这是正常现象，福利院的很多孩子都这样，处久了他们会显现出性格活泼的一面，他们其实都很活泼。我看看她，心想，你本人也是福利院长大的，我就没看出你哪儿活泼了。我不是很喜欢蔺老师，觉得她不自然，仿佛藏着一个坏消息总是不好意思告诉我们。很快就证明我的直觉是准确的。
“多带她出去玩玩吧。”蔺老师说。
那时的戴城真的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到处都在挖坑，房子推倒了重建，农村变成新一代的城市，几百年的老桥逐一拆掉。最可笑的是一条横穿城市的主干道，从前很堵，只要上班时间，马路上就全是自行车，中间夹杂着清晨出动的粪车，非常煞风景。现在他们终于想通了，把马路沿线的房子全推平，令其有十二车道宽，然而那个倒霉的建筑设计师突发奇想，把路中央一条平行的臭水沟整治成了景观河道，两侧全是草坪，横跨着一些假古董的小桥。于是这条付出巨大代价的道路，看上去是十二车道，其实仍然是四车道。堵车是必然的，过马路也很不方便，没有天桥和地道，得找到斑马线，再找到桥，等两轮红绿灯才能走过去。总算不再有粪车了，因为他们把这一带的厕所都拆除，再也没有恢复。
我们就是沿着这条路出行，轮番抱着孩子。车堵在街上，没有一辆空出租车肯走这条路，这时就连我和老杨也变得沉默了。风由西向东猛吹，树砍光了，沿街的商铺全是毛坯房，它们做成一种粉墙黛瓦的古典样式，酷似木质的窗户其实是一些古铜色的铝合金。我们必须抱着孩子，因为他妈的所有的窨井盖都被偷走了。
小苏说：“去动物园吧。”
我们同意了，跳上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依旧轮番抱着孩子。不会有人让座，这座城市已经没有这方面的习惯。人们沉默不语，用身体默默地抵御着、侵略着几厘米的空间。我抱着孩子躲在靠窗的角落，问她：“挤痛了吗？”她还是不说话。我指给她看，外面那个房子，那个桥，那个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鸡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过了一会儿听见老杨对前面一个胖女人说：“你踩我脚了。”胖女人也不说话。老杨又说：“你踩我脚了。”这么说了三次，胖女人回头说：“我什么时候踩你脚了？你这个神经病。”老杨说：“我操你妈你踩我脚了听懂没有我操我操我操你妈！”这个态度太可怕了，自从有了孩子，老杨很少说脏话，更不曾暴怒。胖女人说：“我操你。”两个人互相操了一通，到站了，我们下车，又隔着车窗对骂，直到汽车开走，胖女人的脑袋和乳房遥遥地挂在车窗外。小苏责备地看着老杨，说：“你不应该这么暴躁。”
老杨翻了个白眼说：“其实她没踩我脚。”
“那你什么意思？”
“她的屁股在我前面蹭啊蹭的，我他妈的都快嵌进去了，这滋味是人能受得了的吗？”
我大笑起来。小苏赶紧捂住孩子耳朵。我说这在黄片里叫作电车痴汉，换了女的，只能叫电车痴婆了。杨迟说：“你们都别笑了，我他妈刚才真的差点就射了。”
“那你不是爽到了吗，何必骂人呢？”我说。
“你愿意这么射啊？”杨迟说。
我们走到动物园门口，花花绿绿卖气球的摊位前面，还在互相嘲讽。小苏实在听不下去了，把孩子放下，拎住我们俩。
“你们两个浑蛋给我发誓，再也不在小孩面前说这个。”
“好，好。”我和杨迟抱歉地说，又看看孩子，“别听我们胡说，小女孩不能听这个。你要是个小男孩就好了。”
她根本没注意到我们在说什么，她只盯着气球。我们买了一个红的，让她牵在手里，然后就走进了动物园。这一带树木高大，设施陈旧。动物园有年头了，它承载了戴城市民童年的记忆。要迁走动物的难度很大，至少比迁走人类困难些，所以它还一直都在。
对比我所钟爱的上海动物园，观赏的次序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的，先看鱼，再看乌龟，再看鸟，再看哺乳动物，最后是猩猩和猴子，灵长类嘛。我们戴城动物园是反着来的，进门就是一个巨大的猴笼，里面一群猕猴，街上耍的那种。据说市容监察大队除了抓我这种人以外，最喜欢的就是抓耍猴的，把猴子逮住，就塞进这个大笼子里。这导致了一个后果：该笼子里的猴，什么都会，能敲锣打鼓，能穿衣讨钱，能学领导走路。一个猴子拿着个塑料瓶在招呼我们，小苏扔了个吃的给它，它就把瓶子扔给我们，自己找吃的了。这又使我大笑起来：
“这猴是卖农药的！”
杨迟大怒，追打我，我绕着猴笼跑。一圈跑回来，看见小苏对猴子喊：“杨迟！杨迟！”猴子屁颠颠地表示高兴。老杨要掐小苏脖子，忽然看见孩子笑了。
于是那一天我们就站在猴笼边，喊着那只叫杨迟的猴子。孩子笑了很久，老杨坐在草地上发呆，抽了几根烟，最后露出了安详而圣洁的神色。下午灰蒙蒙的太阳照在他头顶，烟从嘴巴里往上飘散。
我和小苏带着孩子继续往里走。我那悲伤的戴城动物园啊，有一只残废的老虎，瘸的，一头终日郁郁的狗熊，两只温驯的傻逼骆驼，还有一条在冬天仍不得不待在笼子里接受观赏的鳄鱼，丫已经冻僵了，像根烂木头那样横在水泥地上。最后，我们闻到一股剧烈的骚臭味，知道前面就是狐狸了。跑过去一看，他妈的，大概有二十多只狐狸，关了三个笼子，层层叠叠趴在一起向我们张望。
我问孩子：“臭吗？”孩子点点头。我再问：“你还想看动物吗？”孩子终于开口了，怯生生地说：“想看杨迟。”我和小苏对视一眼，都很感动，觉得孩子挺有良心的，到了动物园还惦记着老杨。牵着她的手回到草坪处，老杨躺在条凳上睡觉呢，我一撒手，指望孩子奔向老杨，谁知她是冲向了猴笼，对着那群猕猴喊了一嗓子：“杨迟——”
所有的猴子都乐翻了。
回忆我的二十多岁，那是一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年纪。我一直觉得，这件事不能怪我。诗人说，人不仅应该拥有此生此世。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我连此生此世都拥有得不太完整，低级趣味恰好可以弥补这种缺憾。这件事与愤世嫉俗无关，其实是出于安全感。说白了，我只懂这个。
到一九九七年的冬天，事情起了一点变化。小苏不许我再低级了，因为戴黛来了，会把孩子教坏。这也很无奈，我压根没想过要改变自己，我唯一想过的是装出一副矬逼形象，骗取社会信任，但是我无须拿这个去骗孩子。小苏说了，要是还改不过来，以后就别来了。小苏简直成了我的女朋友。现在看来，我不得不努力追求一套完整的此生此世了。杨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但杨迟不能不来，他是出钱养孩子的人。
我们约法三章。头一条就是不许骂人，这种东西孩子学得最快了。小苏平时也爱说“你大爷”这种话，戴城的居民们还以为是礼貌用语，现在这个最低限度的脏话也不给说了。第二条是不许用sex开玩笑，什么射不射的，一概回避，黄色笑话也不许讲。第三条，都他妈的去学点童话故事，讲给孩子听。这个我比较在行，我很能讲童话，至于卖农药途中遇到的抢劫杀人、水坝溃堤一下子淹死成百上千人的，此类耸人听闻之说，也都在限制之列，不能当着孩子面讲。
我们急需一个女的，女的比较能带孩子。最佳的办法是我们其中之一能找个女朋友。我们算了一笔账：路小路失业没钱趣味低下，能找到女朋友的概率非常低；杨迟是个常年要出差的销售员，战斗在祖国最危险的地方，他目前最需要的是买一份人寿保险；唯一还有戏的就是小苏，因他温文尔雅，工作稳定，爱狗爱孩子，而且有一套房子。
那当口也有好事上门，我们楼里有个阿姨正在给亲戚物色男朋友。这姑娘家里是镇上开纺织厂的，生意非常好，（令人费解，国营纺织厂正在倒闭。）她对男朋友的经济条件没什么要求，只有一条硬性标准：身高必须一米七五以上。而我们三个身高恰好都是一米八，站在一起像三棵玉树临风，硬得很咧。
这一天阿姨趁我们都在，拿出照片给我们看。一个大美女，头上裹着红色纱巾（稍微村气了些），五官都是毛边的，看上去那么朦胧，那么清丽。杨迟立刻站起来了，硬了。我他妈的彻底软下，美女加小富婆，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再表示不屑吧。唯有小苏，讪讪地躲开了。阿姨不喜欢我和杨迟，偏要追着小苏讨个说法，小苏触景生情，长叹一声不说话。阿姨不知道自己踩着他哪根尾巴了，更加好奇，非要问个究竟。就连我和老杨，也感到十分迷惑。老杨说：“你是不是有童年阴影啊？”
小苏说：“其实，我是有女朋友的。”
阿姨说：“小苏，有女朋友就早点说出来，瞒着藏着，别人还以为你找了个聊斋里的狐狸精。”
小苏说：“可是最近感情出了点问题……”
“那也等你分了手再说吧。”阿姨说完收了照片就走。小苏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看我们，又看看孩子。我和杨迟觉得扫兴，对着孩子嘀咕：“丫有女朋友的。”孩子不明所以。小苏解释道：“我的女朋友在北京念研究生。”
杨迟忍不住说：“这一年来把你当成是个处男，原来是吹的。”
小苏摸着脑袋说：“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处男啊，都是你猜的。”
戴黛忽然问：“爸爸，什么是处男？”只见我妈拎着拖鞋冲出来照着我们头上乱打，说我们教小孩什么东西。后面那些天我们恨不得在身上装个警报器，渐渐地，居然也变得文明了一些。
有一天，农药新村的凤大姐找到杨迟，说她要领养戴黛。
凤大姐是这一片的名人，早在九十年代初，她在新村里开了一家米店。那时我们都很奇怪，卖米是国营店的专利，两个巨大的漏斗挂在半空，各伸一根管子在柜台下方，用米袋子兜住，哗的一声，米就全下来了。所有的国营米店都这样。凤大姐那狗屁店，没有巨大的漏斗，没有管子，她主要卖袋装米，也有散装的，用斛舀了过磅。这种米店看上去非常土，可是没过多久，设备先进的国营米店消失了，也可以说倒闭了，真叫人想不通。整个新村就剩下凤大姐的米店，所有人都吃她的米，她很快发财了。
其后还有人抢她的生意，也开米店，凤大姐的老公也就是凤大哥，带了几个打手，找碴把人家的店给砸了。下手太狠，凤大哥拘役了半年才出来。后面两三年里，这一带没人敢开米店的。可能因为前半辈子干的坏事太多，夫妻两个一直生不出小孩，一直说要领一个。
杨迟一看见凤大姐就烦，在我们眼里，这就是土匪似的人家，尽管从良了，也改不了土匪的本性。但杨迟又不敢明说，怕被凤大哥打一顿。这个矬人打架极狠，一个能打三个，偏偏还喜欢找人助拳，为的是稳操胜券，把人打扁。杨迟很客气地对凤大姐说：“这事儿不归我管，她是福利院的孩子。”
凤大姐似乎不理解这件事，她认为杨迟把孩子领养了，再转到她手里没什么不妥当的。杨迟花了很长时间向她解释了什么是“领养”什么是“认养”，凤大姐大概听明白了。杨迟就说：“从福利院领养小孩很难的，得有不孕证明，得年过三十五岁，家里不能有小孩。”凤大姐说：“我和老凤都符合啊。”杨迟着脸问：“你们俩到底谁不孕啊？”凤大姐说：“这你就别问了，小心挨揍。什么时候带我去福利院问问，我喜欢戴黛，我要领养她。”杨迟生恐凤大姐得手，说：“还要检查夫妻双方的政治面貌的，比如说，不能有前科……”凤大姐说：“我不信，吃过半年官司，政府就让我断子绝孙吗？”
杨迟溜了，凤大姐站在老杨家门口论理，后来杨迟的爸爸出来打圆场说，政府没这个意思，但他建议凤家领养一个男孩，因为等到凤大哥老了，打不动人的时候，他的米店也会被人砸掉。有个儿子接替他打架，比较符合他们家的门风。至于我们的戴黛，你想都别想。
我曾经劝老杨：戴黛迟早会被人领养走，其实凤大姐是个不错的选择，首先饿不着孩子，她家卖米的，其次离得近，我们还能常去探望。杨迟说，放屁，你能想象这孩子每天坐在米店里看着那对矬逼夫妇发呆吗？咱们不能这么堕落，要出人头地。
那天凤大姐在杨迟家门口胡说八道，戴黛都听到了。孩子原先已经开朗了，忽然又变闷了，坐在板凳上哭了一会儿。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你们要把我送走吗？”老杨说：“没这回事，我们一直陪着你。”我说：“我们不可能送走你，你归蔺老师管。”孩子说：“你们不要送走我。”杨迟点头说：“我永远不会送走你。”
相互熟悉了以后，我经常打量孩子。我发现自己很难描摹她，她有时开朗，有时沉闷，有时唠叨，有时走神。蔺老师说，孤儿确实都是这样，情绪不太稳定，有些甚至显得孤僻，但他们本质上是很需要爱的。这牵涉到如何去爱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个未免有点难度。有时我们也会揣测，她长大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性格，什么爱好。想到这些觉得伤感，我们未必能见到她成年后的样子。
有一天杨迟送戴黛回福利院，发现教室里多了四个孩子，大小不一。杨迟问蔺老师：“又有新来的？”蔺老师说：“这叫什么话，新来的？”杨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了，新抛弃的？蔺老师说，一个是新来的，他还不是被抛弃的，父亲在戴城犯罪，判刑了，孩子找不到一个亲属，只能送到福利院来。另外两个是从小班升上来的，也得给他们上上课了。最后还有一个，是从领养家庭退回来的，去了一年，不适应，没办法。
“退回来的多吗？”
“年龄小的，问题不大。如果超过六岁，退回来的就多了。孩子心理有问题。当然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大人的责任，孩子没责任。”
“你们有心理医生吗？”
蔺老师摇头说：“我们连像样的理发师都没有。”
临走时，蔺老师送他到门口。蔺老师那会儿和老杨已经很熟了，经常会聊些福利院以外的话题，有一度我甚至以为她喜欢他。后来老杨说，似乎是有点喜欢，但蔺老师并没有挑明。她和戴黛差不多，情绪也不稳定，孤僻，有时甚至显得很警惕，看来福利院长大的孩子都是这样。我说不一定的，你丫也是这样。
那天蔺老师在福利院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告诉杨迟：“有人会领养戴黛，或许你只能陪她几个月了。”
杨迟愣了一会儿，说：“这也太快了吧？”
蔺老师说：“戴黛在福利院住了两年了，她很健康，迟早会被人领走的。我担心你接受不了。”
“她会被退回来吗？”
“戴黛很乖巧，文静，应该不会。但是也难说的，各种情况都会发生。”
杨迟说：“让我想想，我怎么觉得自己一下子回不过神了。谁会领走她？”
蔺老师说：“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但消息肯定没错。你先不要说出去。”
杨迟回来把这事跟我们一说，我和小苏都有点发愣。杨迟摇头说：“怎么会这样？我还以为能陪她很久呢。早知如此，真不如把凤大姐介绍过去领养孩子。”过了一会儿又叹气说：“怎么着也不能把孩子给凤大姐，太堕落了。”我们躲在屋子里骂骂咧咧，走出屋子还是保持微笑，仿佛没有这回事，连老杨的爸爸都没告诉。
孩子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杨迟问她，知道什么是领养吗？孩子茫然地看着他。杨迟说：“不知道就算了。”孩子忧伤地低下头，他又觉得她什么都明白的。
过了几天又听说，楼上的阿泰问戴黛：“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弄丢的吗？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孩子很害怕，不肯说话。杨迟的爸爸让阿泰不要这么粗暴。那个年代，对儿童心理之类的没这么多讲究，更别提什么孤儿心理学，闻所未闻。阿泰又是个文盲，不能苛责他什么。但这件事让杨迟非常生气，我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揪住阿泰。
“阿泰，你懂规矩吗？有这么问小孩的吗？”
阿泰茫然地说：“我们以前都这么问的啊，经常有那种弄丢的小孩在街上哭的。”
“以后不许这么问！操你大爷！”小苏心情非常不好的样子。
阿泰说：“我操，你一个化验室的河南人，这么凶干什么？”
小苏又狂暴了，扑上去揍阿泰。我和杨迟，因为跟这傻矬做了多年的邻居，不太好意思揍他，但小苏没这个交情，一把将阿泰推进了草丛。阿泰想还手，发现自己的胳膊被我和杨迟拧住了。小苏狂暴起来很好看，往阿泰肚子上打了二十多拳，又掐住阿泰脖子。杨迟假意劝解：“小苏别打啦，千万别打出血啊，阿泰血管里全是甲胺磷。”过了一会儿，小苏平静了，恢复了原先的儒雅。阿泰说：“哇，好疼噢。”小苏有点虚弱，抱歉地说：“对不起啊，刚才发生了什么？”阿泰嘲笑道：“你能再狠点吗？”我和老杨同时摇头说，打人得这样。一个肘锤，一个飞腿，把阿泰打进草丛，然后搭着小苏的肩膀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