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战线（摘自《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大西洋上的挑衅

正当我们的潜艇战役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显示较好的战绩之际，弗兰克林-罗斯福又加强了他的对策。每个月都传来新的关于罗斯福越来越大胆的行动的报道，他把美国海军横在护航的路线上，置于加拿大与英国两个护送舰队之间的隙缝，而那正是我们的潜艇获得最好战果的地带，这种报道对于报纸读者并不富于戏剧性，然而对于我们的参谋部却是不祥之兆。美国海军中将金悍然宣称：“西半球是以西经二十六度为起点的。”这条线就把德国潜艇最好的活动地带（包括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及亚速尔群岛）全部划进去了。美国海军除了“中立巡逻”之外，还偷偷地干了些护航勾当。利用德国的宽容和美国国会的毫不知情，这种罪恶昭彰的战争行动竟然得逞。最后，本年五月，总统又宣布了“全国无限期处于紧急状态”，狡猾地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美国人实际上也许还得流点儿血。他就这样为越来越站在英国方面进行干预一事进行公开的辩解。

但早在这之前，一月间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即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在华盛顿举行了全面会谈，其范围远远超出德意之间所举行的任何会议。会上双方同意一旦全球性战争爆发，即以“德国第一”为政策。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美国中立，这也就是罗斯福对其国人的披肝沥胆。整个期间，他滔滔不绝地向美国人民作着保证：只要英国得到足够的援助，美国绝不参战。丘吉尔与他狼狈为奸。他那篇以“把家伙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活干完”为结束语的著名演说也为其诡计作了掩护——丘吉尔自己十分清楚他那话完全是虚无空洞的。然而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最恶劣的干预是在巴尔干半岛。一九四一年的巴尔干战役本来没有必要发生。温斯顿-丘吉尔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把一个可以设法解决的政治问题煽动成为一场残酷的武装冲突。南斯拉夫的背信弃义：

多诺万的使命

众所周知，罗斯福往往越过现有的外交渠道及正规的政府机构，派遣非正式的使节。这样，他所策划的阴谋如果败露了，就可以不负责任，而且也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可以探索、询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他所派遣的密使中间，最闻名的当推协助他制订那个不幸的全面支援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哈利-霍普金斯。其次便是威廉-多诺万上校，此人有战争后期创立了臭名昭著的战略服务局间谍网。一九四一年三月，多诺万访问了一次南斯拉夫，从而给该国招致了灾难。在希腊战火正炽之际，一个美国总统为了把其他各国拖进反德战争，竟然干预巴尔干的政局，这纯粹是战争罪行。然而这正是多诺万的使命，而且他取得了成功。

希腊战争并不是我们发动的。那是我们那位纸糊的同盟者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一场流产了的冒险。一九四○年夏，墨索里尼已命令他的利比亚部队入侵埃及。当时英国正在本土为生存而战斗。他以为意大利可以用低廉的代价攫取地中海帝国。十月，他又下令入侵希腊。他以典型的戏剧性手法，把入侵安排在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佛罗伦萨会晤的那天。事先，他什么也没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急于向元首显示他并不是个附庸，而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有胆略的军事征服者。

不幸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小小的希腊军队即把意军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赶到阿尔巴尼亚，并把意军在埃达港的基地夺取过来。经过这场政治及军事的灾难之后，与希特勒搭伙的这个独裁者暴露出他只不过是个昏庸无能、张着大嘴巴的傻瓜。在埃及的英国人鼓起了士气，也反攻过来。英国刚一显示威力，墨索里尼的“不屈不挠的军队”不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望风而逃，就是以假日最欢快的心情投降。这是在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可耻表现。意大利陆军显然无心作战，已不起任何作用。早在十一月，大部分意大利海军停泊在塔兰托港内时就已被打垮。（英国那次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投掷鱼雷弹的精采的突然袭击，后来又为日本人在珍珠港成功地模仿了。）因此，我们的南侧已暴露在外。希特勒对他唯一真正的同盟者墨索里尼是非常忠诚的。为了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应当支撑住意大利人。同时，由于我们即将入侵苏联，处于我们南侧的巴尔干半岛的中立化是重要的。为了避免希腊战火的蔓延，元首在政治上开始了一步妙棋，计划用几个德国的精锐师把它一举扑灭。他明智地把罗马尼亚的油田夺到手，并强迫匈牙利和德国调整了关系。他不顾俄国人的抗议，派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去希腊作战。正当使巴尔干半岛平定下来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罗斯福的密使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西莫维奇阴谋集团

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个不着边际的设想，他想把中立的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拖进希腊这个混乱局面里，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个反对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里，其他国家的人民照例要为英国作战而捐躯。一月间，多诺万曾试图引起南斯拉夫对丘吉尔这个计策的兴趣，但是保罗摄政亲王把美国干预者推开了。然而多诺万终于和塞尔维亚军人里一个由空军将军西莫维奇领导的阴谋集团取得了联系。南斯拉夫本是凡尔赛协定拼凑出来的，对德国友好的克罗地亚人与我们的劲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军人对丘吉尔的轻率计划极表赞同——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塞尔维亚的冒失鬼在萨拉热窝发动起来的。三月间，多诺万前往访问时，发现英国的计谋即将垮台。因为在元首的重大压力下，南斯拉夫正要加入轴心国。这时，罗斯福给南斯拉夫政府送去一个措辞强硬的照会，这一文件已载入史册：“美国政府不仅仅看着现在，它也注视着未来。任何国家如以很容易就会被占领为理由，唯命是从地屈服，对其所获的世界同情将少于奋起抵抗的国家——即便这种抵抗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这实际上是远在五千英里外的美国总统在对南斯拉夫下命令，要它卷入一场对德战争，否则它就将在未来的和约中受到惩罚！在人类纪年史上，比这更冷酷无情的粗暴行径是罕见的。南斯拉夫通过保罗亲王给了美国大使一个高贵的否定答复：“你们大国真残酷。你们谈到我们的荣誉，但是你们离得很远。”

这就轮到西莫维奇阴谋集团了，他们已受到美国诺言的煽动和鼓励。这个集团就象癌一般在南斯拉夫武装部队里到处蔓延。通过一夜之间的不流血革命，阴谋分子推翻了政府，夺取了政权，取消了与轴心国所订的协定。随后，塞尔维亚人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西方报纸对“英勇的南斯拉夫人”表示了欣慰和赞扬。

“惩罚行动”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迅速而无情地摧毁南斯拉夫。他非这样做不可。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阴谋集团公然反抗德国的举动可以得逞，就势必在我们宁静无事的欧洲新秩序中到处引起流血的叛乱。“惩罚行动”——一场猛烈的轰炸在四月六日把贝尔格莱德夷为平地。德国陆军在十一天之内征服了南斯拉夫，同时开始进军希腊。希特勒让德、意和巴尔干的盟国瓜分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它已不复存在了（尽管在山中的布尔什维克游击活动依然是个麻烦）。多灾多难的南斯拉夫人民就这样以大量的死亡、军队投降和国家灭亡替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阴谋诡计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观点看，南斯拉夫这场战役是值得钦佩的。迅速的胜利看起来总象是很容易的，然而那里的地形是多山的，而南斯拉夫的陆军拥有一百万名以上的精悍士兵。德国陆军是靠了元首的坚决果断以及打击的迅速而获胜的。该战役的作战计划必须由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在一个不眠之夜完成，因为不同于我们以前的陆地行动，存档中并没有已经制订好的进攻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然而计划仍是执行得天衣无缝，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方伤亡的士兵还不及六百人。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无聊的陈词滥调莫过于说希特勒之所以战败，是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发泄了个人的私愤：为了对一个小而无害的邻邦大肆报复，而把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极其宝贵的三至五个星期。事实上，希特勒的决定是出于万不得已。在计划进攻俄国之际，绝不能容忍南侧距离罗马尼亚油田如此之近的巴尔干半岛方面有一条敌对的战线。至于元首的盛怒，那是他督促将领的一种方式。尽管成为这种脾气的靶子是难堪的，然而这一手法却屡试不爽。关于失去时间的论点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支配我们对苏作战时间表的是气候及地面情况。

不过必须承认，如果意大利始终未参战，德国的处境会好得多。用若干中立国家所形成的地带确保侧面的安全是十分有利的。墨索里尼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消极战线上增添了意大利和巴尔干这两个巨大的半岛。战争最后还是在欧洲传统的战场上——即从伏尔加到英吉利海峡之间辽阔的北部平原——决定胜负，但由于在南线分散了兵力，我们就在传统战场上拿不出庞大力量，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地中海战略

既然战火违背我们的意愿蔓延到南方，包括赫尔曼-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我国一些最高将领早在一九四一年就促请元首夺取直布罗陀、北非及苏伊士运河，以便从地中海方面打击英国。当时英国的战线已拉得过长，他们兵力稀薄，无力阻止这一进攻。那样，我们即可以用无法通过的撤哈拉大沙漠封住我们的南侧，而英国通往非洲及亚洲的航线即可切断。此举对英国士气和供应线的打击，当可使丘吉尔垮台，而我们与英国人都急需的和平就可以实现。

希特勒很想这样做，然而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背信弃义地拒绝与我们协力攻打英国人——这是在德国替他赢得了那场内战之后——于是元首对此不再感兴趣了。他心里想的主要是入侵俄国。就在大局所系的对苏进攻已准备就绪之际，北非、南斯拉夫及希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马上精力充沛、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所向披靡的。当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全是德国的光荣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温斯顿-丘吉尔曾以一次堪与墨索里尼媲美的战略上的拙劣表演，帮了我们事业的忙。当我们进入希腊时，在非洲的英军正势如破竹地扫荡着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而意大利人则到处望风而逃或者投降。那正是英国可以乘我们还未来得及大举进攻之前，席卷北非，稳定其地中海生命线的大好时机。然而丘吉尔却写道，尽管他明知英军力

量很差，不足以在希腊半岛上与德军长期抗衡，但他感到“为道义所约束”，不能不出兵援助希腊。于是，他从所向无敌的非洲部队中抽调了精锐，错过了在非洲大举进攻的有利战机，却把抽出来的部队投进克里特和希腊战场，不久即被击败，伤亡惨重，残兵败将只好撤出，重演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因为在希腊，他们与之作战的并不是意大利人。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回到非洲以后，发现面对他们的又是德国人，因为在他们调往希腊作战之际，隆美尔已率领其著名的非洲师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并巩固了阵地。那就结束了快活的英国人在非洲轻而易举的胜利。象其他地方一样，又得由美国人来搭救他们。

“道义”与丘吉尔那次的蠢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对巴尔干半岛的着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加利波利的惨败。在战争后期他这样的着迷曾使他和罗斯福疏远了。在军事会议上，他沦为一个可怜的附庸，徒然地向俄国人和美国人罗嗦着巴尔干，而他们则冷冰冰地按照健全的战略方针所制定的计划在北部平原上结束了战争。

倘若丘吉尔不去干预巴尔干半岛，而让他的将领们在一九四一年初就结束那个非洲战役，则南斯拉夫的毁灭以及接着联军在摩洛哥、西西里及意大利的登陆也许都不必要了。战争也许可以缩短两年，双方都可以避免遭受许多恐怖和流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英译者按：隆对多诺万上校赴南斯拉夫的访问作了个不大可能的解释。西莫维奇革命是群众性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都甘冒触怒希特勒盛怒的危险。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他们也赢得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尊敬。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之间当前独特的友好关系，就起源于一九四一年那次英勇的抵抗。但是即便隆的论断符合事实，看来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毁灭怪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头上，而对德国人用燃烧弹把贝尔格莱德化为灰烬、侵占其领土、屠杀其人民这一小小事实完全略而不提，可谓愚蠢透顶。

罗斯福总统有时使用过密使，这是事实；但这种密使的重要性已被一些追求离奇紧张情节的电影和书籍以至一些军事史夸大了。这些密使一般只是做一些次要的繁重工作，主要为求迅速或保密，而且通过正规渠道效果也没那么好。把哈利-霍普金斯或多诺万上校和这类无名小卒列入一类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