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觉得《牛虻》是一部革命小说。
同许多在特殊年代引入中国的特殊背景的小说一样，它顺理成章地被扣上政治大帽子。牛虻被塑造为一个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的，最终还为革命自我牺牲的，英勇不屈的战斗英雄。然而，这只是长在地面上的花和叶，如果挖开黑沉的地下，在那里，真正的情感内核正如庞大的根系一样盘根错节。在我眼里没有作为英雄的牛虻，只有强烈依恋着父亲的，一生都在宽恕与仇恨之间挣扎的，外表强悍内心细腻的亚瑟。在我眼里蒙太尼里也不是虚伪冷酷的教会走狗，而是一生都缠绕在因为信仰而痛失爱子的梦魇中，最为哀伤的父亲。
如果按照弗洛伊德所说，“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的，男孩会对母亲产生很深的依恋，进而形成一种“弑父娶母”的倾向，女孩则正好相反，称为“埃勒克特拉情结”。那么在亚瑟的身上，则刚好产生了一种性*别倒错的情形，他对于父亲的感情，更像“埃勒克特拉情结”。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在整篇小说中， “母亲”这一形象是缺失的，开篇便是亚瑟和蒙太尼里共同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交待了亚瑟的家庭背景：母亲已经去世，他同父亲和继母一家住在一起。而这里的“父亲”，虽然同他一起生活过十几年，却似乎是个消隐的人物，文中对他没有什么描写，也并未看出他对亚瑟产生过任何的影响。因为他并不是亚瑟真正的父亲，而亚瑟一开始更加认可和崇拜的父亲形象，是蒙太尼里神父。对他来说，神父“是一部百科全书”，连他暗恋的少女琼玛也说“他们彼此竭诚相爱，就如同一对情人，绝不止是师生的情感。亚瑟对于蒙太尼里是差不多连他脚踏过的地面也要崇拜的。”
一旦发现神父原来一直欺骗自己，正直纯洁的外表其实也是披着虚伪的外衣时，原本在他眼中无比高大神圣的形象便轰然倒塌。但神父居然真的是自己的生父这个事实，却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神父的爱。这种爱甚至比以前更为深刻了，如果说以前他对神父的爱是近乎于崇拜的。那么现在的这种爱，则是在父亲的形象得到确认之后更为深沉也更为纯粹的爱。这是一个信仰坍塌的过程，也是每个人在成长期都会经历的对父亲形象重新认知的过程。在儿童的眼里，父亲是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男孩会很自然地把父亲作为自己的楷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逐渐发现自己的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许多孩子会因此产生失望心理，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爱也会日趋成熟。
传统的阶级论批评认为这一过程说明亚瑟在被蒙太尼里欺骗之后，经过长期的斗争仍未认清蒙太尼里反动的阶级本质，是一种“毫无变化与发展的性*格”，也即是人物的弱点。但若是仔细分析亚瑟的一系列行为，这表面的“毫无变化与发展”之后，却正是隐藏着最激烈的内心交战。
最初，在他被伪善的教士卡尔狄出卖，进而被信任自己的同志和爱人误解之后，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本已让他无比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愿望。紧接着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他得知了自己居然是母亲和蒙太尼里偷情的产物，他的神父原来一直都欺骗了他。这时他的反应却反常得可怕：“他就只是笑，笑，无止境的笑。”这样支离破碎的笑容，反映出比之前被出卖、被战友误解更大的打击。但在这内心几近崩溃的时刻，他却反而没有自杀，而是最终选择了逃遁，并费心营造自杀的假象。他临走时的举动也耐人寻味：
“他拿过一张纸，把他心里首先想到的几句话写在上面‘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话欺骗我。’”
这几句话，是他留给蒙太尼里的，与其说是揭露宗教的虚伪，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孩子对父亲表达被欺骗的失望感和怨恨。而他又补上一张“向达森纳船港去找我的尸体”，很显然更是一种在愤怒之下的报复手段，想让对方沉入负疚感，以死亡让自己像拓片一样，永远地烙在父亲心上。接下来亚瑟开始了逃亡生活，家境富裕娇生惯养的他，在地狱中度过了一段最残酷的青春：他曾在利马被喝醉酒的拉斯加打得几乎送命，并从此留下残疾；他曾在南美流浪时做过搬工、补过锅、打扫过猪圈，他甚至做过马戏团的畸形小丑，被像动物一样的对待，被无数的人唾弃，所有的尊严都被踩在脚下。所有的这一切，都足以击溃一个人的意志力，造成永久的心灵创伤。然而，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兜兜转转回到曾经的伤心地，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他宁愿去面对比死还要更痛苦的生？是什么让他不甘心以死亡结束一切？
在《牛虻》的第二卷，十三年后，亚瑟以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历经非人磨难的他已不是当初那个纤细秀美的单纯少年，而是一个面上带有狰狞伤疤，心灵上也伤痕累累的斗士。表面上，他是回来重新参加革命的，他参加秘密激进组织的沙龙，写措辞犀利，对教士们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的政论文章。这其中，又以攻击蒙太尼里神父的为最，他曾经的同事对此表示不解，因为他们并未把教会当作最大的敌人，而且在他们看来，蒙太尼里本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父，品德高尚，私生活也无可非议。但亚瑟在言辞中对他极尽攻击：
“无论如何，他说，‘这位蒙太尼里先生即使本身不是一个流氓，也是在流氓掌握中的一个工具。流氓也罢，工具也罢，对我是一样的，对于边境那一面我那些朋友也都是一样的。比如一块拦路的石头，也许它存心极好，可是仍旧非把它一脚踢开不可。’”他还专门一人分饰两角在报纸上发表对蒙太尼里的吹捧和驳斥的文章。看起来蒙太尼里对他的欺骗带给他的磨难使他内心充满了仇恨，而这一系列举动，似乎都是明显的复仇。但在他扮成香客，终于和蒙太尼里初次碰面时，他的心情却是这样的：
“啊，这太难受了，所有这一些外人——这些香客和山民——都能够走上去跟他说话，而他也愿意拿手抚摩他们孩子的头。也许，他会把那个农民的孩子叫做“亲爱的”，像以前他常常那么叫的一样……”
这分明是一种强烈的嫉妒心，以及父亲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认的痛苦。于是我们看到，在那个强硬冷漠的“牛虻”心中，流动着的却始终是一种强烈的渴望，对蒙太尼里爱的渴望，只不过，这种感情在他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时候，就被理智压制下去了。作为超我的“牛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不可以宽恕，提醒他教士们的虚伪，若要坚持革命就必须舍弃个人感情，而每当他见到神父，他就会回归到那个曾经的少年亚瑟，也就是“本我”，这个“本我”直接指向他内心最深层的欲|望，也即是引导他回到意大利的真正原因所在。苦难中形成的过度自我保护使他无法再轻易相信他人，使他把真正的自己深深的埋藏起来。沉陷在自身的迷局里，旁观者倒是更能看到真谛。敏锐的吉普赛女郎绮达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你更爱的人！”她恶狠狠地嚷着说。“啊，我恨不得杀死你呢！你关心的并不是你的同志，而是……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在被指出那个人就是主教之后，牛虻立即“大吃一惊，好象被槍弹打中了似的”，绮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真相，起初他还下意识地否认：“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缓慢而又温和地说。“我……我是恨这个主教的。他是我最最恨的敌人。”然而绮达毫不客气地继续戳破了他的伪装：“不管是不是敌人，你是爱他的，爱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利害。”牛虻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也被击溃，他终于承认道“这是确实的。”通过旁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内心。
在被捕之后，也许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牛虻请求见一面蒙太尼里神父。然而神父却让他自己选择生死，在愤怒和绝望之下，他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蒙太尼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终于又能面对面站在一起，尽管是站在深渊的两边。在这个短暂的瞬间，他们“忘记了时间和空间，忘记了生和死；甚至忘记了他们是敌人。”这一时刻，完全超越了革命抑或宗教，而是一种个人情感的全面宣泄。面对最爱的人，牛虻长久以来的沉重伪装终于彻底卸下，他“把头枕在蒙太尼里的臂膀上躺着，好象一个病孩子躺在妈妈怀里一样”，那个一直被他囚禁在心灵牢笼里的亚瑟终于从厚厚的茧中爬出来，冲破理性*，发出了一番最为情真意切的剖白：
“神父，你的这个上帝是一个骗子，他那些创伤是假装的。他的痛苦完全是做戏！只有我才有权利可以占据你的心！神父，由于你的赐予，还有什么痛楚是我不曾尝过的呢，想一想我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吧！我可还一直不肯去死！我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了，我拼命忍耐着，等待着，因为我一定要回来跟你那个上帝作战。我抱定了这个目的，拿它作为捍卫我的心灵的盾牌，这样我才不曾发疯，不曾第二次去死。现在我回来了，我发现这个上帝仍旧占据着我所应占的地位——这个虚伪的牺牲者，他只在十字架上订了六个终点，真的，就从死里复活了！神父，我可在十字架上订了整整五年，而现在我也从死里复活了。你准备拿我怎样办？你到底打算拿我怎样办？”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只是要救你吗？难道你永远不明白我是爱你的吗？”
我们终于看到在牛虻出走后的十几年中一直纠结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回来，他对于宗教的敌对心态又是从何而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神父的爱。是这种爱让他忍受了那无数个地狱般的日日夜夜，因为他的神父还在信仰着那个毫无感情的木头偶像，还在因为他的死在受着最痛苦的煎熬，只要他们还不能光明正大地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还没有得救。如果说埃勒克特拉情结造成对母亲的嫉妒，因为母亲是占有父亲的人，那么对于母亲早亡的牛虻来说，宗教就是那个和自己抢夺父亲的人。教会的规条是虚伪的，因为父亲身为教士仍然偷情，但如果父亲并不信仰宗教，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就不会是耻辱，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的生活在一起。父亲信仰宗教，这与他革命者的身份是完全对立的，而父亲的精神空间都被一个虚幻的偶像所占领，更是令他无法忍受。只要有宗教的存在，父亲便只能面临一个二选一的困境，而自己对于父亲的意义还没能强大到让父亲选择自己，这才是牛虻最大的痛苦所在。
最终，神父还是放弃了他。他的最后一次努力也还是失败了。已经不再有什么会让他更伤心，也不再有什么可让他畏惧的。因此，他才会给琼玛留下一封没有忧伤的信，才能在刑场上表现的那么无谓。天知道，那样云淡风轻的外表下，是一颗怎样绝望的心！
亚瑟死时不过三十多岁，他大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而他对爱的渴望却从未被磨灭，他的肉体被压在尘世的泥土里，精神却仍无比纯洁。但是，他所渴望的爱却注定不能实现，因此这段青春才愈发残酷。剥开《牛虻》的革命小说外壳，隐藏其中的其实是一个家庭悲剧。这个悲剧的悲剧性*不在于其成员个人，而是因为他们都坐在时代的船上。他们看不见前方，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无法拥抱，只好将自己层层包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