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骧虎步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袁世凯突然觉得黎元洪是一个神交已久的好戏友。他加紧部署冯国璋攻打汉口，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赶赴北京。

临走前，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密电中吐露了真情：

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

抵京不过三天，袁世凯就组好了新内阁，各部大臣均为亲信：赵秉钧（民政部）、王士珍（陆军部）、胡惟德（外务部）、唐绍仪（邮传部）、杨度（学部）、严修（度支部）……

载沣孤立无援，也日渐看破红尘，索性退位归藩。袁世凯则把武汉战事放到一边，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对奏事，除遇特殊情况，内阁总理不必每日入宫；

其次，各衙门奏事，均呈内阁核办。实在需要上奏的，由内阁代递；

最后，让隆裕申明“家法”：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三条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实现了“虚君立宪”。

革命万岁

刑部大牢的门缓缓打开。

按袁世凯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释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发无数女粉丝尖叫的汪精卫。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凯之命带着十万元前来结交，汪精卫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为同盟会的首席笔杆子，汪精卫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满天下，前途无可限量。正在寻求同南方议和的袁世凯将其迎入府中，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之结为兄弟。

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他派人到武汉传话，说大头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联合，逼清帝退位，再选袁世凯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汉阳。

冯国璋将大炮搬上龟山，居高临下，对准武昌一顿乱轰。

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顶。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开溜。

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张振武闻讯赶来，咆哮道：“大敌当前，身为都督当作表率，岂能临阵脱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张振武唤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架不住炮弹接二连三地落，黎元洪还是仓皇出逃。武昌大乱，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幸亏袁世凯一天七个电话制止冯国璋，乃至将其调回北京当禁卫军统领（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线。

听说袁世凯要讲和时，黎元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约出现在武昌时，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救命恩人。第一季里，他饰演英国驻朝鲜领事，曾提供兵舰，帮男主角摆脱日军的追杀。

而在本季中戏份明显上升，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凯。

吴兆麟和军务部部长孙武接待了葛福，对休战满口答应。

于是，葛福出示协议，要求盖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无法盖戳。

关键时刻，一个叫高楚观的篆刻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分钟，便在一颗大白萝卜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艺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给吴昌硕当助手。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离开久了位置被人夺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因为停战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黎元洪顿悟了：自己是袁世凯玩弄清廷的砝码，这是一场你中有我的猫鼠游戏。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沿长江而上，可控武汉；顺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连江带湖、四通八达的东南重镇，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为政治符号，对汉人影响深远。

1911年11月5日，著名儿童文学家叶圣陶（1894—1988）起床后正在吃早饭，忽听打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光复了！”

半个月前，叶圣陶从《申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跟着记者瞎激动——“此事也，甚为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实很仓促，也谈不上机密）；“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无中生有）。

叶圣陶兴奋之余，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见各省次第举起义旗，江苏依旧安之若素，叶圣陶怒道：“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我苏省之人犹得腆然于人前乎？”

愤青的悲哀之处在于，每当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合租房里徘徊反侧、苦苦思索时，房东总是会适时地敲门催缴房租……

苏州的光复并不算晚，也没出现愤青们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澜不惊，搞得前任江苏巡抚、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门（办公楼都没换）屋顶上的瓦片捅落几块，以示革故鼎新。

其实，苏州的光复条件非常恶劣，不远处的南京聚集着全国著名的三大保皇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

程德全倒是思想开明，跟张謇等立宪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反动得出奇——之所以还能光复，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吁开国会的程德全刚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级留任，正耿耿于怀；

其次，已经光复的上海派来两个重量级的代表：虞洽卿和陈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华洋之间，黑白两道通吃，连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的商界寡头；后者则是首创民资银行，将业务对准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给程德全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苏州新军只有一个兵力较弱的混成二十三协，同盟会会员顾忠琛跑来告诉程德全，说已成功策反协统。

既然时事所趋，程巡抚干脆顺水推舟，把手下几个老顽固骗到巡抚衙门软禁起来，宣布独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南京，向张人骏告警。

钟山风雨起苍黄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苏的安危无疑是重中之重。可继上海和苏州之后，无锡、常熟、扬州相继光复，最后竟连南京门户镇江都被新军第九镇拿下。

第九镇镇统徐绍桢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家有书楼一座，藏书二十万册的徐绍桢非常重视新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在打造文武兼备的军队的过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徐绍桢一直倾心革命，只因伪装巧妙，张人骏始终抓不到把柄。

直至苏州光复，徐镇统终于举起反旗。但因张勋的干涉，第九镇人均只有三颗子弹。

作为汉人里的奇葩，张勋年轻时当过土匪，投过淮军，镇压过义和团，护送过“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写他命运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凯。因此，清亡之后，他曾对徐世昌说：“宫保（袁世凯）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

身为一名文盲，张勋发达后才开始练习写字，每天让幕僚讲授历史故事两则，忠君思想估计就是在此期间培养起来的。

张辫帅威加海内的一仗还是南京保卫战。

先是第九镇两个标被死守雨花台的清军轰得血肉横飞，尸体枕藉。考虑到辫子军已被洗脑，个个把愚忠当成爱国，视死如归，徐绍桢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组成一万余人的“江浙联军”，自任总司令，共同伐宁。

张勋率七千人马亲自督战，同联军展开厮杀。

激战两日，双方互有死伤。张勋退守城内，顽强反抗，还时不时出城骚扰一下，搞得联军疲惫不堪。

拉锯中，联军拿下孝陵卫、狮子山等外围制高点，架起重炮，对准太平门和总督署等战略要地一阵猛轰，辫子军伤亡惨重。

张勋连发电报，向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

辫帅只好收拾残兵，拥重炮十门，机枪数挺，死守位于东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夺取，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血战七日，踏着尸山，联军攻克天堡城。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馆求和，南京光复，张勋带残卒出逃，心里还想着上山打游击。

北京。

肃亲王善耆越想越闹心：以北洋军的实力，若非袁世凯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党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觉得，如果革命成功，军功章的一半当属不对党人灭此朝食，倒将全国拖出一个狼烟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凯。

愤怒的善耆联合几个亲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名为佑我大清实则辛亥革命的袁世凯：

汉阳、汉口已复，武昌指日可下，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露出轻蔑的笑容：

武汉形势虽好，南京却已沦陷。党人势大，蛊惑国人，军心浮动，议和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自当让位！

一句话就把满大人们堵了回去。

从这帮人身上，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整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其实最不爱国。

证据就是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均发生挤兑，始作俑者正是最先获得内幕消息的权贵。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万两，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举借外债，无奈列强已对清朝的统治权威产生怀疑，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入正轨，拒绝放贷。

更悲催的是，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把持了地方财政，还经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自称“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屏护中原”，东三省则大谈“巩固根本”。

总之两个字：要钱。

其实真正缺钱的是前线。在给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凯建议将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存放的旧瓷器运到北京变价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结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因他弟弟赵尔丰的事生朝廷的气，推三阻四，说运京售卖，种种不便，请改为就地批发——就差直说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题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联袂致电清廷，声明“言战必先筹饷”，而今财竭饷绝，皇室懿亲却拒绝与国家同休共戚，将数千万两白银（保守估计也有七千万两）私存于外国银行。若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恐怕会有不忍言之祸发生。

清廷赶紧降旨，让亲贵们认清形势，筹款助饷。但饶是如此，富可敌国的奕劻也只捐了十万两，余者更是杯水车薪。

此情此景，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对袁世凯感叹道：

我岳父（倒幕领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捐给了事业，身上还剩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务，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都没干，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说不定人正是因为对现政权彻底绝望，才故意猛贪，想搞个休克疗法，推倒重来。如此深谋远虑，岂是都察院里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晓？

长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独立各省便玩儿起了“定于一”的传统游戏。

组建临时政府，结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确实有利于加速清廷的覆灭，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生生不息的党争。

先是黎元洪以“首义城市”这一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源号令天下，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

两天后，诸省又收到了陈其美的电报：请来沪开会。

陈其美发电的日子没选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节，结果没人理他，都跑武汉开会去了。

南京光复后，宋教仁奔走游说江浙两省，准备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大总统之职则虚位以待袁世凯），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大哗，见识过黄兴统率力的革命军人集体不服。

黄兴也不愿意，因为听说孙文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可不想自己当着大元帅，却眼睁睁看好友回来当“海待”，最后搞得同盟会内部分裂。

大仁不仁

随着最后一缕残照洒向人间，冬日的太阳落山了，大清帝国的京师显现出末日前的余晖。

霜风刮过，把御道上的黄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层浑浊，仿佛清国的前途一般，黯淡无光。

宫殿里的大钟被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城墙上高高竖起的龙旗，在遮天蔽日的黄尘中猎猎作响。

隆裕总算开始面对现实，因为财政彻底崩溃了，连代表大清国脸面的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万般无奈下，她低声下气地向几个还没脱离统治的省诉苦：“求各省分筹接济，稍解眉急。”

或因自顾不暇，或因另怀他图，对北京的求援，应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顶。

形势逐渐明朗，南北军力相当，北不能平定南，南无法歼灭北。要么划江而治，要么南北战争，但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都将把中国推到被拆分的边缘。

其实，南军的宗旨不外乎排满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国家权力为公民所共有），同北军并不冲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凯，很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汪精卫再三鼓励大头当中国的华盛顿，并盛赞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时也。

不过，想让议和从幕后走向公开，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为首的满清遗老大本营“宗社党”成天派人到袁府门口晃悠，时不时把怀里的手枪露出一角，对上朝的袁世凯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直接去劝隆裕：“不妨跟革命党谈一谈，如能和平解决，也免于生灵涂炭。”

孤儿寡母，内外交困，还有别的选择吗？

获得授权的袁世凯同南方约定，在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南方代表是在陈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第一个挂牌营业的律师，历任外务部侍郎、驻西班牙及美国公使，回国后闲居沪上。

专业而精明的伍廷芳让列强爱恨交加。《纽约时报》称他为“我们那位贤明风趣的老朋友”，朱尔典则直呼其“饶舌的老家伙”。

留美学生顾维钧曾多次去听伍廷芳的演讲，印象深刻：

他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式长袍，罩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瓜皮小帽，上缀一颗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过目难忘。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都清楚他是个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显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共和。

搬出闲居沪上不问世事的伍廷芳是陈其美的得意手笔，凭借这张王牌，尚被围困的武昌也不好再争和谈地点。

北方代表则是出镜率很高的唐绍仪。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国度过，唐绍仪的心里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种子，只待气候适宜，便即开花结果。

于是，清廷悲哀地发现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绍仪是老相识，又都呼吸过欧风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经地坐在那说些给媒体看的废话，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忆当年，诉衷肠。

唐绍仪拉着伍廷芳的手，动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于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搞到最后连法国领事都看出问题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完全听命于早已安排妥当的计划？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当然，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布局之中。

跟大头走得很近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世凯清楚唐绍仪的共和思想，也准许他这样讲。”

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的策略是以“君主立宪”同南方讨价还价，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则渔翁得利（大总统）。

因此，唐绍仪的政治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决定了他成为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二人选。

但他的表现搞得革命党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开始有御史弹劾其“通匪卖国”。

成竹在胸的袁世凯根本不理会，他还有一条秘密的议和渠道，存在于段祺瑞和黄兴之间。

两人派出的代表展开地下谈判，确定了五条实质性的密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将士，均不对战争负责；

五、恢复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签好字的合约，立刻让靳云鹏（后同徐树铮、傅良佐与吴光新合称段的“四大金刚”）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汇报。

袁世凯只对第三条“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存疑，想改为“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后经张謇牵线，唐绍仪密晤黄兴，得到后者信誓旦旦的保证，便不再怀疑，同徐世昌合计了一下，着手筹备逼宫事宜。

先让人到处煽风点火，大谈南军之盛，制造恐慌情绪，再亲自跑去恫吓奕劻，说谈不拢就跟他们打，但要是打输了，“优待清室”那条肯定会被推翻。

奕劻转身就去吓隆裕。

与此同时，唐绍仪电请朝廷召开临时国会，由全民来公投国体。

泪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凯，道：“你看该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怎样，我断不怨你。皇上长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凯：“战须有饷，而国库已空，没有把握。今唐绍仪请开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此事关系重大，请召见近支王公商议。”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一个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华人餐馆当waiter。

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时，当即决定访问英法，并向友人解释说：“目前革命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说‘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圣诞节，西服笔挺的孙文才出现在上海的码头。

欢迎的人群中，一个记者高声询问走下舷梯的孙文是否带回一笔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孙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还是可观的。报纸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孙文之侄劫掠财物的新闻，还有人假托孙文授权夺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会骨干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始人）感慨道：“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正如《纽约时报》在武昌事起后第一时间预测的那样（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文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备受鼓舞的南方同志为尽快获得外交承认，决定生米煮成熟饭，成立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重归南方阵营的汪精卫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会激怒袁世凯；宋教仁则有保留地支持，即孙文可以当大总统，但政体必须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

所谓内阁制，即由国民选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对国会负责。总统则类似于英国国王，虚位而已。

总统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权操诸总统之手，向国会负责。

革命易，建设难。孙文认为，中国要想达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共计九年——而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时间。

站在他的立场，头绪纷繁的过渡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制度建设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孙文同袁世凯不谋而合地认为，只有作为美式民主的总统制，元首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在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之下。

但湖南人的执着不容小觑，何况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学，阅读的文献加起来能把同盟会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对内阁制反常的狂热，南方同志一致认为宋教仁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再一看其年龄和资历，纷纷摇头，集体通过了总统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关车站。

礼炮齐鸣，欢声震天，身穿土黄色呢制军大衣的孙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车，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军乐的伴奏下，孙文乘坐专车抵达总统府（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典礼安排在晚上十点。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部科长以上官员一律身着西服，排列两阶。

四十六岁的孙文高声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帝制与民治的分水岭，凝聚在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词中。然而，现场欢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长，再给一百年，恐怕都不够。

两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

黎胖子一点都不高兴。

临时政府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同盟会的人，各部总长里没有一个来自武昌集团。首义功臣孙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捞个次长应该问题不大，结果空手而归。

在任人唯亲上，即使是归国华侨，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联袁拒孙”，以“北伐”为借口，把湖北军队扩充至八镇，孜孜不倦地培植个人势力。

最生气的还是袁世凯。

深感上当的他暂停了逼宫的步伐，迫使唐绍仪辞职，自揽谈判大权，并在发给伍廷芳的电报中责问道：

国体问题既由临时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党人，其实不堪一击。

一次，安徽来人向南京请饷，孙文大手一挥批了二十万元。可待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批条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金库里仅有十块现洋。

实业总长张謇向孙文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面谈。在当天的日记里，张謇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漫无边际）。

家徒四壁的临时政府打起了刚脱离清廷魔爪转为民营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黄兴的指示下，陈其美准备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给垂涎已久的日本，换取一千万两白银的借款。

后因舆论沸沸扬扬而作罢，改为招商局“报效”临时政府五十万两。

孙文的日本友人贼心不死，又伸出挂满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首家钢铁联合企业）。而具体经办此事的，竟是恶名远扬的盛宣怀。

当然你会问，上赶着崽卖爷田到底要闹哪样？

反袁。

从走下轮船的那一刻起，孙文就没相信过袁世凯，一心想直捣北京。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他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专找日本人借，则源于一段若隐若现的秘史。

明白自己，比搞懂别人重要

许多人认为甲午之后日本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其实不然。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斩断日本的文化传统，稍有知识的都读过孔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阳明。因此，当康有为的一个外侄流亡到日本乡间时，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

虽然中国输了甲午战争，但从全局来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深具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和恐惧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国报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

大隈重信在当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养毅派遣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个叫宫崎寅藏的义士发现了孙文，立刻成为其追随者。

通过宫崎，孙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对这些所谓的“友谊”，犬养毅在给一个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实情：

彼等（孙文等人）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仍愿吾兄将之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其实，只要看看同孙文关系密切的极右分子头山满都培养了些什么弟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动机了。

而要想推翻庞大的清廷，势单力薄的孙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条路可走。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跑到南京劝孙文放弃议和，发动北伐（因袁世凯始终提防日本，由他统一中国明显于日不利）。后者则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东北租让给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渗透极为不满，挂冠而去，并苦劝孙文：

举凡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万不可。其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始终不能得志，盖因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

看来只要去过朝鲜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实嘴脸。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也发来电报，表示愤慨：

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汉冶萍公司。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清朝遗孽亦当笑人矣！

看来打过甲午海战的也清楚。

加之北方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南方党人唯恐把袁世凯逼急了变身为曾国藩，相继转向。

孙文愈发孤立。

在汪精卫、胡汉民乃至黄兴的轮番苦劝下，孙文不得不审时度势，发电给伍廷芳：

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发表到《字林西报》上，公告国际。

汪精卫立刻电告袁克定：“项城雄视天下，众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得到公开与私下的保证后，袁世凯再次开启了逼宫模式。

在他授意下，驻荷兰公使陆徵祥（1871—1949）联合多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避位。同时，以内阁名义趁热打铁，上奏道：

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讲路易子孙被杀得片甲不留颇具针对性，隆裕肝胆俱裂。

正得意间，意外发生了。

这天，早朝散后，袁世凯出东华门，坐马车来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颗炸弹从道旁茶叶店的楼上扔下，两匹大马登时肠穿肚烂。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在亲兵的掩护下逃离。

这场由京津同盟会（汪精卫出狱后在天津成立的同盟会分会）策划的刺杀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权（汪还曾电阻）。因此，当袁世凯全城搜捕抓获凶手后，汪精卫的电报随之而到：

议和期间，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动均已停止。此事当为匪类所为，请依法办理。

其实，“匪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在此之前，皇族亲贵整天对大头指指点点，说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弹一响，非议自然全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就坡下驴请了病假，把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内阁会议。

见已不是大臣但还属于王公的载沣和奕劻也出席了会议，恭亲王溥伟顿觉国事尚有可为。

宗社党创始人溥伟是奕訢的长孙，经常教育周围人：“有我溥伟在，大清国就不会亡。”

不要觉得狂，人毕竟曾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临终前，病榻之侧的载沣叩头请辞监国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闻听此言，溥伟按捺着内心的狂喜，静待任命。

然而，等张之洞拟写的懿旨颁布时，溥伟才傻了眼：有摄政王监国之命，却无自己只言片语。

权力的赛场上，失去了一次机会等于失去终生。怒火冲天的溥伟叱问张之洞，为何没有皇太后要他助政之语。

张之洞不软不硬地回敬道：

摄政王以下，吾等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行写入懿旨？

败下阵来的溥伟只好在禁烟大臣的闲差上打发时光，却于清廷垂亡之际再次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顽固派领袖。

彩色的画面幻化成一团火红，镜头拉远，原来是一个太监拿着铜火钳在拨弄炉里的炭火。远处一座神龛前摆放着一尊三足加盖的铜香炉，上面的镂空处正向外冒着氤氲的烟。

群臣列坐一个钟头了，唯彼此闲谈，无一人提及国事。

溥伟忍无可忍，蓦地诘问赵秉钧道：“总理大臣（袁世凯）邀我等会议，究竟议论何事，请宣布出来。”

赵秉钧：“革党势大，各省响应，北军不足为恃。袁总理想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他们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朝廷以慰庭为钦差大臣，复任命为总理大臣者，是以为他能讨平贼乱。今设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吗？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应乘胜痛剿，却罢战议和，这是什么道理？”

梁士诒接过话茬儿：“汉阳虽胜，奈何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立危急已甚。设政府于天津，是怕惊扰了皇上。”

溥伟不依不饶：“从前洪杨之乱，用兵二十年，也没有议和与别设政府之举。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倘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时语塞。胡惟德掌管外务部，岔开话题道：“此次之战，列邦皆不乐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受外人责难。”

溥伟铁了心斗争到底：“对内平乱，乃中国主权，外国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也没有胁迫人君俯从乱党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说，请指出是哪国人，伟愿意当面问问他。”

见吵得不可开交，奕劻又开始和稀泥：“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难以决断，当请旨办理。”

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众人窃窃私语，也陆续离开。气得溥伟在回忆录大发感慨：“呜呼！群臣再无一人开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夕阳西下，乾清门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缕光线穿过养心殿的窗纸，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气中的无数微尘。

这是清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场。

对着自家人，隆裕也不说外话了：“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来是唯一得分的标准答案。

隆裕叹了口气：“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溥伟愣了愣神，思绪飘回到两个小时前。

上书房。

载泽兴冲冲地跑进来，对溥伟道：“昨天见到冯华甫（冯国璋），说革党不足畏，但求发饷三个月，即能奏功。一会儿你先奏知，我再详奏。”

溥伟两眼放光，却见载沣凑过来小声道：“今天这个会，庆邸（奕劻）本不愿你来，有人问起，只说是你自己要来。”

又是奕劻这只老狐狸。

对家财万贯的奕劻来说，年老体衰，移民不便，没有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事了。而一旦打仗，火光四起，玉石俱焚，作为京城著名的房祖宗，损失就惨重了。

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别看史书上正气凛然之士和大奸大恶之徒斗得荡气回肠，其实百分之九十的政客都是没有历史感只有现实感的庸官。

对庸官而言，时间是停滞的，“纸上清名万古难磨”就是一句废话。人死如灯灭，把自己和儿孙搞爽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因此，对奕劻这类一边贪墨一边演戏（装改革派），完全无视历史评价的庸官，除了给他颁个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你毫无办法。

溥伟回过神来，对奏道：“奕劻欺君罔上，求太后不要再相信他的话。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给饷三个月，情愿破贼。请问载泽，有没有这回事？”

载泽赶紧道：“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

隆裕蹙眉道：“内帑已竭，上次发的三万现金还是皇上名下的，我真没有。”

溥伟站出来，一边磕头一边激动道：“日俄之战时，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冯国璋既然肯于出力，求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军费，虽不足数，然官兵感激，必能效死。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三思！”

善耆帮腔道：“恭亲王所言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隆裕顾虑重重：“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谁说亡清等于亡国）？”

溥伟继续晓之以理：“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跟‘迎闯王，不纳粮’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试问大权既去，逆臣乱民若有篡逆之举，当如何制止？又向谁去索要优待条件呢？”

隆裕为难道：“就是打，也只有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道：“除去乱党几人（暗指奕劻），内外臣工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打气道：“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杀贼报国！”

隆裕望着一直没开腔的载涛，道：“载涛，你不是带过兵吗？”

载涛面无表情道：“奴才带过兵，但是没打过仗。”

……

隆裕默然良久，道：“你们先下去吧。”

善耆不放心，提醒道：“一会儿国务大臣（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

隆裕叹息道：“我怕见他们。”

溥伟一副亲娘被欺负了的表情，道：“若彼等有意外要求，如设立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请太后断不可行。”

又叩首总结道：“革命党年少无知，本不足虑。臣所忧者，是乱臣借其势力，胁迫朝廷，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

散会后，溥伟又在那感慨众人缄口不言。

那也比徒托空言强。毕竟冯国璋再恋旧，也不敢无视人心向背，罔顾袁世凯的立场，替气若游丝的清室出头。

两天后，传声筒载沣找到溥伟，道：“你在御前的奏对言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于此。肃亲王（善耆）爱说冒失话，你转告他，以后不准再如此。”

其实，隆裕念念不忘的唯有优待费。

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变态，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两宫晏驾，总算出头了，game也快over了。

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作的，三百年来的债却要她一个寡妇来偿，凭什么？

因此，当她听说南方允诺的皇室优待费每年有四百万元时，还是颇为心动的。

可悲的溥伟，自己想当史可法，上面却没有崇祯。

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

更惨的是良弼。

作为多尔衮的后裔、宗室里最早剪辫子的潮人，良弼思想前卫，交游广泛，素以改造大清为己任，致力于推动顶层设计。

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良弼进入军界，在步步高升的同时延揽了吴禄贞、蒋百里等英才，试图以自己的同学来替换北洋旧将。

武昌起义后，良弼茶饭不思，主动请缨“平叛”，却遭到奕劻的打压：“黄口孺子，纸上谈兵！”

危急时刻，悲愤的良弼发起组织宗社党，党员一律在胸前刺两条青龙，誓死捍卫大清。

他们纠集满族军人，天天开会，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封恐吓信，内称“愿与阁下同归于尽”，极为嚣张。

袁世凯正恨得咬牙切齿，替他出气的彭大侠从天而降。

彭大侠叫彭家珍，竟然也是京津同盟会的，看来该组织的宗旨是杀人不分左右。

川人彭家珍，当过新军队官和代理标统，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部长。

谋刺良弼前，他四处踩点，碰巧在金台宾馆的前台发现一张名片：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

仔细一问，原来这个军校校长来京办事，后又去了保定。

彭家珍灵机一动，揣起名片，回到住处。

他备好炸弹，穿上借来的军装，向同志们告别后，来到军咨府良弼的办公室。

门卫禀告说“崇恭”来访，良弼一愣，半晌才想起是自己留日时的同学。公务繁忙，他让“崇恭”晚上去自己家里见面。

大红罗厂街，良弼宅。

等到很晚，彭家珍才看到良弼的马车驶回。大门一开，院子里射出的光亮把主人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闪出，亲热道：“赉臣，我来了……”

良弼见其陌生，立刻警觉地倒退两步，想钻回马车。

彭家珍扔出炸弹。

巨响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断。一块弹片击中下马石反弹回来，打到彭家珍的后脑，当场致死。

失血过多的良弼在医院呻吟两日，不治身亡。临死前哀号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确，良弼在满清贵戚里的人望比溥伟高多了，彭家珍的壮举诚如孙文所言，是“小弹丸而收巨功”。

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参谋部次长陈宧（yí）每月都能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前来领钱，回回都是一千银元。打听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亲。

宗社党瞬间作鸟兽散，溥伟和善耆连夜离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

那是个革命党的炸弹能使小儿止啼的时代。孙中山被清政府描绘成红毛绿睛的江洋大盗，身怀“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样绝技，手下的好汉个个飞檐走壁，无孔不入，还自觉接受先进科技，手枪炸弹一应俱全。

隆裕也是看《七侠五义》长大的，登时大惊失色，唤来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号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军头再次联合发难，由段祺瑞领衔上奏，严斥“二三王公反对共和，陷两宫于危险之地”。声称要率全体将士入京，同那几个败类“剖陈利害”，结尾还颇有画面感——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满眼刀光的电奏撕破了最后一层面纱，隆裕终于同意逊位。

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起草、徐世昌润笔的退位诏书公诸天下：

今全国人民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其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海晏清河，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岂不快哉）！钦此。

末尾的“岂不懿欤”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干脆巧妙，彰显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报馆都转载了诏书全文，民政部也用黄纸誊写了一份，置于天安门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观览。

几天前还“心跳益剧，头眩尤甚”的袁世凯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电报：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国民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即民国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四年之后回头看，可谓一句莫大的讽刺。谁能料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打回高中复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给一望无尽的殿銮披上了一层银装，从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辉煌的大殿显得无精打采，萧索颓败。

乾清门以内，还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泪洗面，五岁的溥仪却没心没肺地发出清脆的欢笑。

刚收了袁世凯上万两银票的太监小德张难掩内心的喜悦，低头劝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少，跟从前一样。”

落暮寒鸦，白云苍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岁末里显得冷冽而静穆。

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蔡廷干亲自操刀，替兴高采烈的袁世凯剪了辫子。

剃发令随即颁布，截止到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所有公务员必须剪头。

草民则不做硬性要求，结果街上跟过万圣节似的。有莫西干和朋克头，有不想剪的买来道士服把辫子藏在道冠里。一家名为“改良帽庄”的小店门庭若市，只因老板抓住了市场需求，专卖后面拖着假辫子的改良帽……

家世显赫的贵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诰命御赐收藏起来；皇族后裔启功则被家人送到雍和宫当小喇嘛，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姓爱新觉罗。

同启功的隐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为了开启星途不惜攀龙附凤谎称皇室的女艺人。

对戏子而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但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凯掌镜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将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可谓双赢。

然而，《泰晤士报》冷静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长久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能否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来替代君主政体？”

步子迈得太大，一夕之间跨越了欧美上百年的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天，八十多岁的盐商萧某从扬州赶到南京总统府，求见孙文。

门卫问他何事，答称“无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门卫拒绝引见，他却执意不走。

闻听此讯的孙文派人把萧某搀扶进来，含笑起立，准备同他握手。谁知萧某却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孙文连忙将他扶起，道：“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民的公仆。”

萧某不解道：“那离职后呢？”

孙文答：“离职就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和老百姓一样。”

萧老汉兴奋道：“今天总算见到民主了。”

帝国的基层是县、乡，在没有《白鹿原》的时代，你很难看清这场巨大的历史震撼给那片广阔天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道：“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

而在广州附近的乡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劣绅和地痞都在社团里找到了新的位置，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志士”。

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争权夺利上，顶层和底层心有灵犀如影随形，硬要说有什么不同，无非后者更简单粗暴，比如当社长演讲到高潮时，主持人会举起一张“请众鼓掌”的提示牌，为会场招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学，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对中国而言，这似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梁启超曾列举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麻木。主张“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给新民开出了药方：兴民权。

但很显然，那个宁快勿慢的时代没有给建设预留任何土壤。连孙文都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砸烂一切的革命自然成为热血青年们心向往之的事业。

于是，清朝灭亡还不到一个月，刚当上小学老师的叶圣陶就开始同好友顾颉刚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

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感慨道：

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是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现在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南京。

尽管不情愿，孙文仍得恪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倒不是诚信问题，搞政治的人节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为列强不承认，穷得叮当响，执政的又是一帮同盟会的小年轻，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学识跟经验不足，主动弃官，重新磨炼或留学。

因此，对孙文的“拱手让江山”，既不应指责其软弱妥协，也不必谬赞什么绅士风度，真相很简单：玩不转了。

当然，对袁世凯严重猜防的孙文是不可能裸让的，他祭出了杀手锏——立法。

刚成立不久的临时参议院（同平民色彩更浓的众议院一起构成国会）代行国会职能，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可惜，四十三名参议员，三十三个都是同盟会会员，公信力堪忧。

临时参议院赶在孙文“禅让”前，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作为宪法，它是成功的，规定了我们依旧向往的“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设的，偷天换日地将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孙文一直醉心于美式民主，同盟会也采用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但为了限制袁世凯，竟不惜把总统变成有位无权的摆设。

宋教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见：总统取名，总理取实。

革党的幼稚于此展露无余——如果立法成了对人不对事的儿戏，法律也就丧失了其神圣性，寸步难行的袁世凯又怎么可能甘受约束？

可即便如此，孙文仍不放心，又设了两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须到南京就任总统。

结果除了黄兴全部反对，都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无暇北顾，在俄国挑唆下独立）。

孙文带着一肚子怨气跑去祭拜明孝陵，黄兴也换上军装，准备前往。临走前，给总统府秘书吴玉章撂下一句狠话：“你去告诉他们（参议院），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把决议（定都北京）改过来，我就派兵来！”

惨遭威胁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决议，结果引来各省都督的非议。

问题很简单，复杂的是脑袋

袁世凯接电，一喜一忧。

喜的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要等国会成立后由议员选出），古今中外只有华盛顿享此殊荣；忧的是必须南下即位，龙离大海。

平台就是舞台，放弃等于下台。

于是，袁世凯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应列强不乐意。并以退为进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还乡，当共和国的国民，北方军队就有劳你们妥善接收了。

孙文决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仁为代表的专使团，赴京恭请袁世凯南下。

专使受到隆重的欢迎，袁世凯每日宴请，气氛融洽，就是绝口不提南下的事。

蔡元培等人也不着急——本来就觉得孙文的要求不科学，权当公费旅游了。

谁知，天子脚下因为刚没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场兵变不期而遇。

当晚八点过，城东忽然传来枪声，一群士兵从朝阳门冲入，高喊着“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打砸抢掠。

从东四抢到东单，直至前门大街，上千家商铺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闻听窗外嘈杂喧哗，须臾枪声大作，慌乱中连鞋袜都顾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东交民巷，跑到英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避难。

哗变并非针对专使团，而是曹锟所部官兵因不满政府停发每月的“战时特别军饷”，遂以阻袁南下为名出营抢劫。

结果误打误撞地给袁世凯提供了拒绝离京的借口，黎元洪和列强第一时间表态，拥护奠都北京。风遗尘整理制作。

饶是孙文嘴硬，说要提一支“劲旅”北上协助袁世凯维护和平，但还是架不住内部同志的苦劝，勉强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当然，事变发生的时间太过诡异，袁世凯的运气也好到不可思议——革命党炸不死，不想走乱兵留。整个一日本热血动漫里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怀疑兵变由袁大头自编自导的流言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说法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在于不了解袁世凯的心态。

从大局看，他亟须的是安定而不是动乱。毕竟民间的信赖，列强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凯才能重建秩序这一心理基础之上。

因此，他但求传递“只有我能终结混乱”的信号，给被义和团吓怕了的洋人看，给冯国璋和张勋等成天以为自己是伯夷叔齐的北洋将领看。

而此次骚乱一度蔓延到天津，做梦都想让中国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从东北驻军抽调了一千五百人赶赴北京——种种迹象，完全同袁世凯的愿望背道而驰，自然也帮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就职典礼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读誓词，豪迈的语句（“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却被念得索然无味。

莫理循现场记录道：

袁世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来越迟，起得越来越早，可时间永远不够用。

以前无论是当直隶总督还是军机大臣，头上总有一片天，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指挥棒。而现在，面对共和这个全新的事物，没人告诉他路在哪里，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各省都督自立为王，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前清遗老们躲进故宫成一统。

社会矛盾层层叠加，最终都堆到袁世凯的案头。可即使他有心解决，巨大的财政窟窿也不允许。

中央的孱弱、地方的混乱，迫使他去了解鼎革之际在主流视野之外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多少真相隐藏在黑夜之中，无人打捞，正如多少冤魂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里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