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边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从文自传》）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闿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文告贴上街，长沙市民惊诧莫名——没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都督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于焦达峰和黑帮大佬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传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习气的焦达峰毫无管理经验。

一个青年跑来要官，他问对方会做什么，答以“会写字”，便道：“你去当书记吧！”

青年走出去，见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带子，便随手拿了一条，写上“三等书记官”，往身上一挂，招摇过市。

不过他很快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由于连长满街走，营长多如狗，杂货铺的指挥刀顿时卖到脱销……

谭延闿则对民政部长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众望，凭什么受一帮“丘八”领导？

他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防止专制独裁之弊”为由，将咨议局改组为议会，规定都督的命令必经本院议决盖戳后，方可发交各部执行。

焦达峰自然不满，在一帮同盟会会员的鼓噪下，起了杀心。

岂料谭延闿速度更快，趁焦达峰派两协军队支援武汉，长沙空虚之机，勾结新军管带梅馨发动政变。

当天，都督府接报，说北门外的和丰火柴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请求弹压。

陈作新单骑前往视察，刚走到文昌阁便被埋伏于此的叛军乱刀砍死。

素喜诗文酬唱的陈作新生前曾赋有一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最后还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达峰听到陈作新的死讯，不顾同志劝谏，坐等叛兵上门，结果被乱枪射死于照壁之下，鲜血溅到一旁的石狮子身上，触目惊心。

当晚，有人瞧见身穿蓝布长衫的谭延闿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劝进”下，欲迎还拒地就任都督。

对内，谭都督把梅馨擢为协统；对外，则诬陷焦达峰乃黑帮头子，冒充党人来夺权。

三天后，同盟会会员用行动扇了谎言一记耳光，在常德给焦达峰、陈作新开追悼会。讵料刚献完花圈，就被谭延闿派来的官兵抓获。

悉数被砍后，原址立刻举行了另一场追悼会。而这次，灵堂上悬挂的是黄忠浩的遗像。

杀人循环，至此结束。距湖南光复，还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进程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

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能好就好啊！”

说完便离开了家。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最终幻想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后弃尸于枯井之中。

恶斗持续到元宵节，张行志都回家团年去了，甘军上下也知道宣统已然退位，且袁世凯的援陕部队正在路上。

升允愈发孤立。

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个理学名儒过来劝他休战，升允环顾四周，只见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

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唾骂袁世凯，道：“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清廷最后一个疆臣“陕西巡抚”升允撤回甘肃，仍念念不忘迎驾西北，重建朝廷。他致电袁世凯，要求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

果断遭拒。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亡西宁，辗转经西伯利亚流亡日本，长期从事复辟活动，死后被溥仪赐谥“文忠”。

中华民国终于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然而，新的号角才刚刚吹响。

府院之争

即使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孙文还是不信任袁世凯。

之所以把镁光灯让给袁，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无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稳定过渡。

因此，孙文坚持内阁总理的人选必须出自同盟会。

袁世凯则提名唐绍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退半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就任总理。

其次是敏感的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推黄兴，北方推段祺瑞。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段祺瑞胜出，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留守南京。同时，南方派的王芝祥（广西副都督）北上当直隶都督。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同盟会见唐绍仪被踢出局，不明就里，纷纷通电指责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强烈反对借款，并连带着把熊希龄也口诛笔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动静闹这么大，也不想蹚浑水了，陆续撤离。

袁世凯气得想跳楼，当即以牙还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隶都督是南北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虽说监视的意味很明显，但为了换取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袁世凯也同意了。

此刻则悍然毁约，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改王芝祥为宣抚使，给了一大笔钱，令其南下协助黄兴裁军。

当初唐绍仪拍着胸脯向同盟会保证落实此事，而现在王芝祥拿着没有总理署名的委任状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坏了副署制，只留下颜面扫地威信全无的自己，还有什么干头？

他跑到天津躲起来，轰走了袁世凯的说客，坚决要求辞职。

唐内阁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没。

袁总统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总理说：“你盖印，我不签字。”

苦心孤诣的设计制造了避无可避的对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紧随其后，同盟会的阁员也联袂辞职，以示与总理共进退。

宋教仁泡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启动了一项政治实验。

唐绍仪为什么失败？因为摊上了混合内阁。三个北洋老人，一个无党派人士（陆徵祥），外加一个共和党（党员多为清末立宪派）的熊希龄，把持了军事、外交和财政，一切唯袁世凯是从，不输才叫没天理。

正式国会选举在即，临时政府为期不久。宋教仁意识到，必须尽快将同盟会改组为现代政党，再推行“政党内阁”。即参议院里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选出内阁总理，再由总理指定内阁成员，从而上下一心，不被总统分化瓦解，真正实现权在内阁。

如此一来，政治斗争下沉到了各党对参议院席位的竞争，简称党争。而这，正是宋教仁所擅长的。

袁世凯听说后，睡不着觉了。

不搞混合内阁，自己就无法纵横捭阖，总统彻底变成虚位。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公告：

余不注意党派，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必引为辅助。故重在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论其党与不党。

并“苦口婆心”地劝大家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拘泥于党派之争，破除成见，同心协力建设民国。

最后还不忘抨击一下《临时约法》里的“总统不负责任”。

他打比方说，国民好比股东，大总统好比董事长，总理好比ceo。公司的运营发展，固属ceo之责任，但若因用人不当，致使商业失败，濒临破产，则董事长不能不负责任，股东也未必肯宽容董事长。

袁世凯的话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报纸甚至指责同盟会结党营私，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桎梏。

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

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袁世凯提名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担当第二任总理。

作为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常年在驻外使馆工作，连老婆都娶的洋妞。后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许景澄赏识，官至驻荷兰公使，于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电奏隆裕，逼清帝逊位。

虽说陆徵祥在外交总长任上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阵科学的新风，但让他当总理，资历和人望还是太浅。

之所以有此动议，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中华民国还没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俄国又在策划分裂外蒙，总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外交干才，不然连钱都借不到；

二、陆徵祥无党无派，刚从国外回来，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容易在临时参议院通过；

三、逼宫一事上，陆徵祥帮过自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好同志，必须回报。

果然，其上任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为在宋教仁的布置下，同盟会把视线放到了不远的将来。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必须在十个月内召开国会，临时政府才能变成正式政府，临时大总统才能变成正式大总统。而届时，所有部门都要洗牌重选，谁占领了国会谁就拥有天下。

因此，战略重心已发生转移的同盟会会员先后从政府辞职，跟着宋教仁造党去了。

本以为可以太平几日，却在陆徵祥组阁时又碰到了麻烦。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六名候选人被提交到临时参议院。其中，提名担任教育总长的孙毓筠（同盟会籍）遭到同盟会的强烈抵制。

当然你会问：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冲了龙王庙？

因为同盟会一致认为孙毓筠是个叛徒。

其实人是名门之后，孙家鼐的侄孙。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当过帝师，做过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内阁大学士，死后谥“文正”，与曾国藩同。作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还活了八十多岁，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谓完美人生。

进步青年孙毓筠鄙视这样的人生。

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又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同潜伏在新军第九镇里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结果事泄被捕。

换个人家属铁定准备后事了，但谁叫他叔爷爷是当朝军机大臣呢？

端方立刻给孙家鼐打了封电报确认：“孙毓筠是否属于华族（您的家族）？”

孙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巧妙地默认了。

端方心领神会，派人下狱去教孙毓筠：“你在口供里只承认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后，孙毓筠被判五年监禁，暗地里则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总督衙门的后花园读书。

令人唏嘘的是，另外两个从犯却被判处终生监禁。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不要以己度人，官员眼中的意识形态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在官员眼中，这玩意儿即使逻辑上不能自洽，被时代抛弃，遭世人唾弃，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宝，既能清除异己，又可兜售人情，当真是国之利器，百用百灵。

辛亥后，孙毓筠获释，任江浙联军副秘书长，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过去，才发现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儿，个把志存高远的还准备攻打省城。

孙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岂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招来了柏文蔚。

柏的军队迅速稳定了安徽的乱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体，跟孙毓筠抢起都督来。

官司打到南京，孙文很为难。又觉得两人二十年的交情，当无大碍，便将皮球踢了回去。

事实证明，权力面前，友情只是浮云。

当孙毓筠的心腹被柏文蔚砍死时，他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怀着对同盟会的满腔怨恨跑到北京，去临时参议院报到。

袁世凯对这个失意的议员高度重视，把锡拉胡同的旧宅和端方的一个爱妾送给他，致使孙毓筠彻底倒向大总统，并引来种种非议。

象来街，临时参议院。

陆徵祥向议员介绍六位总长候选人（其中同盟会籍三人）。这是他第一次向临时参议院作报告。

与会人员的评价只有十六个字：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

陆总理在国外太久，把脑子呆傻了，不懂墙内的会怎么开。

再加上想跟议员们套套近乎，刻意放低姿态，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在驻外使馆工作时，厨师的薪水都要从他工资里出；一会儿说自己不吃花酒，不肯借钱，不恭维官场，回国后被各界视为怪人，颇多质疑。但清夜自思，又不失为生平一大乐事……

一场演讲下来，岂止被视为怪人，简直就是纯屌丝。

临时参议院当即投票，把陆徵祥提出的六个总长全部否决。

对此，民国史家李剑农评价道：

此举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铅笔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

的确，之前王芝祥的委任状未经唐总理副署，在议员那竟能通过，《临时约法》已成空文。而现在只因陆徵祥的发言杂乱无章，就对其组阁全盘否定。政治活动至此，可谓形同儿戏。

新疆。

俄国在边境制造事端，借题发挥，派兵攻打喀什，并绑架中国平民和官员，新疆都督杨增新告急。

章太炎义愤填膺，撰文狂喷：

借款不成，势即瓜分，究其原因，在政府之无能。政府之无能，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请大总统便宜行事，毋再拘泥《约法》，以待危亡。

袁世凯重新拟定了阁员名单，一面将议员里的领袖人物请到总统府磋磨，一面让人放出风去，说再不通过即以武力解散参议院。

终于，陆内阁艰难开张。

阳寿只有唐内阁的一半。

生存的障碍不是无知，而是傲慢

追根溯源，杀死陆内阁的是黎元洪。

不要觉得好多集没露脸，就以为黎胖子领了便当。人经营湖北，图谋大业，选上副总统都不去北京，就是要稳坐老巢，拥兵自重。

武汉的不和谐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首义三武”身上。

军务部长孙武主动向黎元洪靠拢，副部长蒋翊武跟同盟会眉来眼去，另一个副部长张振武东奔西走当独行侠，最不可控。

起义前，孙武和蒋翊武分别是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老大，派系矛盾由来已久。

两人斗得越凶，黎元洪越高兴，还时不时把火往张振武那边引。

张振武是个炮筒子。

起义时黎元洪扭扭捏捏不肯做都督，拔枪要毙他的是张振武；满城的旗兵反攻军政府时，要拿他脑袋安抚叛军的也是张振武。

而且，张大侠一贯不尊重领导，对黎元洪呼来喝去当阶级敌人看，黎督的任何人事安排都要不阴不阳地讽刺两句，深深地伤害了黎胖子的自尊心。

南北议和期间，张振武携款数十万跑到上海去买枪，结果碰到日本奸商，买了一堆废枪。

黎元洪得知后，电催他返回。讵料张振武看到议和濒临破裂，准备去山东投靠蓝天蔚，北伐清廷。

无组织无纪律，此风一开，以后队伍还怎么带？心念及此，黎元洪严令张振武回鄂。

归来后，黎元洪认真查账，细追每笔款项，惹得张振武勃然大怒，冲进都督府指着他鼻子大骂：“当初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现在你富贵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黎胖子不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的发票。

其实，首义后张振武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侵吞公款的行为，但数目不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照黎元洪这样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不如搞整风运动算了。

整风没搞起来，倒孙运动爆发了。

一帮原共进会的革命士兵，起义成功后不但没分到革命的果实，还被投闲置散，弃如敝履，一个个别有忧愁暗恨生，全把气撒到孙武头上，高喊着“驱逐民贼”的口号，冲向军务部。

幸亏孙武跑得快，躲到汉口的租界里。乱兵烧杀抢掠，扣押了蔡济民等军务部高官，跟黎元洪叫板。

孙武寒了心，主动辞职。黎元洪趁机把军务部缩编为军务司，两个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罢免，只留以“顾问”的虚衔。

一场乾坤大挪移打完，军政府上下全成了黎元洪的心腹，兄友弟恭，其乐融融。

蔡济民很识趣地拒绝了军务司司长的任命；蒋翊武一头扎进同盟会的怀抱，不跟武汉这帮人玩儿了。只有张振武不甘心边缘化，把持着武装力量将校团，继续死磕。

为了改组这个团，黎元洪想尽千方百计，却连派个副团长过去都被赶回来，顿时感到不下黑手不行了。

可惜，张振武是公众人物、革命元勋，杀了他既会遭到舆论非议，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破坏湖北的稳定局面。

因此，黎元洪将皮球踢给袁世凯，向北京“推荐”张振武出任“东三省边防使”，还给他一镇军队，天天盼着这尊大神能早日离境。

张振武一心想扬名立万，根本不用家长操心，已经开始收拾行装。

袁世凯却不乐意。东三省是战略要冲，怎么可能用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拖了一阵，随即电令三武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以示笼络。

孙武和蒋翊武都默默地接受了，唯独张振武，又开始放大炮：“我们湖北人只配当顾问官吗？”

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外派戍边，其实是想效法黎元洪，霸占一块地盘。

为了敷衍张振武，袁世凯授其为“蒙古屯垦使”。

但凡懂点事的，拿了俸禄也就算了。可他一根筋，三番五次地申请拨款，要当真的屯垦使。

袁世凯搪塞说政府没钱，张振武大怒，撕了委任状，气呼呼地回武汉去了。

精力旺盛的他又在湖北四处奔走，上下串联，设立了屯垦事务所，一边筹兵，一边找黎督要经费。

黎元洪则一面敷衍，一面发文痛斥武官干政的“十大害”，着手在湖北推行“军民分治”。

张振武针尖对麦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煽动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一批下岗的起义同志受激，暗中策划“二次革命”，准备武力推翻都督府。

幸亏黎元洪提前侦破，一举捣毁该反革命团伙，砍了十几个带头的，镇压下来。

见武汉派系林立，乌烟瘴气，袁世凯派去了两个湖北籍的参议员了解情况。

连月来，无论袁世凯作何选择，黎元洪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还经常发些貌似忧国忧民的通电，怒斥南京集团的拖延刁难，赢得了袁的好感。

因此，通过参议员，黎元洪同袁世凯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

饶汉祥的剧本“梨园红”的戏

收到大总统的电邀时，张振武喜上眉梢。因为按电报里的说法，他即将走马上任梦寐以求的东三省边防使。

张振武带着三十多个将校团骨干，拿着黎元洪给的四千元路费，趾高气扬地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京后，张振武四处宴飨会友，大讲安边之策，还呈递了《上袁大总统书》，整个一舍我其谁的架势，殊不知两天前袁世凯就收到一封要他命的密电。

电文言辞恳恳，杀气腾腾，罗举了一大堆罪名，说张振武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扬，掩其凶顽之迹。

简直就是坏得掉渣，恶得流脓，人神共愤，百鸟悲鸣。

控诉会开完，作者叹了叹气，一副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口吻道：

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凯召集在京的湖北官员商议，又回复黎元洪，征询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自己的笔杆子饶汉祥赴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妥当，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

1912年8月15日夜，张振武一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

晚上10点，酒酣人散，张振武乘车返回金台宾馆，途经正阳门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军警袭击，被绑到西单的军政执法处。

该处好比前苏联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直属于袁世凯，处长陆建章。

陆处长亲自审讯，先念黎元洪的电文，再读由袁世凯签发、陆徵祥副署的手令，直听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张振武目瞪口呆。

他当场抗议：“不能仅凭一纸电文就擅杀无辜，请执法处查明真相再做处置。”

陆建章两手一摊：“军人只知服从命令，你准备遗嘱吧。”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想起启程时，前来送行的黎元洪握着他的手说“抚心自问，对阁下并无一丝相待不好之心”，张振武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笔，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后仅留书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

行刑时，张振武身中六枪，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开枪者说的：

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

举国震骇。

按理说张振武跟南京集团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同盟会完全没有必要替他出头。

但或出于倒袁，或因为义愤，弹劾瞬间满城风雨。

袁世凯淡定地将黎元洪的电文在报上全文发表，说自己只是出于维护湖北长治久安的好意遵照办理的，撇清了干系。

怒火又烧到陆徵祥和黎元洪头上。陆总理脸皮薄，不禁骂，愤然辞职。黎元洪则让饶汉祥写了一篇珠圆玉润的骈文，通告全国，历数张振武罪状十四条，泣陈自己挥泪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kui，割）臂疗身，决蹯（fán，兽足）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刘邦、朱元璋），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勾践、夫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唐德宗时的叛将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被诛），书不原其战绩。矧（shěn，况且）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疆土），不当为个人保铁券（皇帝赐给功臣的免死勋章）。

然后声东击西，一会儿说自己“积劳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一会儿又装好人，说要“赡其母以使终年，养其子以使成立”。

演戏就要一撸到底，黎元洪来了个富贵险中求，自请辞职。

紧接着，由他策动的署名“湖北全体军民”的电报打到了北京的临时参议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乱似的。

其实，黎胖子完全可以冷处理。国人对政治事件的关注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转到别的新闻，对真相的挖掘从来浅尝辄止。

这次的“救场新闻”是孙文的北京之行。

当然，他不是来替黎元洪解围的，而是专程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党有六百多家，但小党众多，想在国会中争得一张议席，除了合并或被大党招安，别无他法。

宋教仁甄选了四个大党予以收编，将同盟会改组为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

当然你会问：卧榻之侧，袁世凯能容他人安睡？

事实上他一直在隐忍，想像笼络汪精卫那样把宋教仁拉到自己这艘大船上来。

为此，袁世凯曾赠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写。宋教仁辞掉农林总长，袁又派人以退休费的名义送来五十万元。甚至当陆徵祥下台后，提名宋教仁当内阁总理。

可惜，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宋教仁一概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倒也不生气。进入民国后，他经常对周围人说的口头禅是“办共和”。地方大员来京请训，也喜欢问“你们那儿共和办得怎么样”。虽不好听（又不是办洋务），但说到底，共和还是靠人而不是口号办出来的。

为了得人，别说宋教仁这样不给面子的，便是像瞿鸿禨、岑春煊和康有为等多年的政敌，也能拉下脸主动示好，邀请其参政议政。

怀柔与妥协弥合了各派间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不同阶层，却也使得袁世凯愈发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共和只能靠自己来办。

他在总统府特设了“军事处”，由亲信唐在礼负责，绕开财政，专事收买。接受过该处糖衣炮弹考验的不胜枚举，如黎元洪、王芝祥、孙毓筠、柏文蔚、陈其美……

一次，同唐在礼闲聊时，袁世凯吐露了心声：

他们（南方党人）来，我是欢迎不暇的，但要在我们的圈子里。

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孙文的火车磨蹭到下午五点过才到，把前来接站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内阁代总理赵秉钧以及各部总长热得汗流浃背。

欢迎仪式备极隆重。鼓乐声中，孙文走下火车，同政府官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坐上一辆朱漆金轮的马车，在三十个骑兵的开道下，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凯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宾楼。

翌日，孙文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高票当选理事长，却坚辞不就，暂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孙文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这是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也是二人绝无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凯极为谦恭，夸奖孙文“光明正大，毫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文则对外宣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由于会晤只有梁士诒在场，具体的谈话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文提出：袁世凯再当十年总统，练兵百万；自己则专任修路，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

袁世凯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别说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孙文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高达三万元，并把当初慈禧回銮时乘坐的豪华专列拨给他，以便巡视四方。

背地里却对人开玩笑说孙文是个“大炮”。

的确，终其一生一里铁路也没修成，而二十万里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后方能实现。

不久，黄兴抵京，袁世凯在总统府摆了晚宴，政府要员悉数到场。

先是袁世凯讲了几句开场白，无非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客套话。接着是孙、黄讲话，都未涉及政治，黄兴还夸袁世凯是民国第一流人物。

轮到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发言时，由于想出出风头却又不善言辞，所言从恭维孙文自然而然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结果激怒了同盟会首个女会员唐群英。在一次公开大会上，她冲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独决。真正的先驱，从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动摇自己的主张，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尝怀疑内心所坚持的信仰：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他不顾孙文的劝阻，摩顶放踵，奔走呼号，于中华民国的正式国会召开之际，在南中国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宋教仁旋风”。

武汉。

宋教仁的演讲万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权力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因此，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活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便能够求其贯彻了。

一开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经常教育同志们“如能实现政党内阁，纵使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低调是高调者的权力。能如此释然，盖因国民党独孤求败，胜券在握，除了共和党偶尔发发杂音，基本天下无敌。

不过，前提是那个人不回国。

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复出当内阁总理时，就曾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抛出橄榄枝，电邀其回国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没接招，但同袁世凯开始了频繁的电报往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理财治兵，我不如袁；引导舆论，袁不如我。因此，若双方推心握手，则天下事大有可为。

1912年的冬天，千呼万唤中，梁启超衣锦还乡，成为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会十九次，总统府设宴，各部总长作陪，一时风光无限。

国民党天天派人拉梁启超入伙，让他当理事，但跟同盟会积怨已久的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给女儿的家信中轻蔑道：“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奈何。”

人回来是要当党魁的，目标就是共和党。

作为立宪派的大本营，共和党奉黎元洪为理事长，囊括了张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会贤达，但独缺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精神领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下，梁启超着手改组共和党，以便同国民党一决雌雄。

最让宋教仁崩溃的是，梁启超居然要剥夺国会的宪法起草权，主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党推荐人才，在总统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宪，还美名其曰“仿照美国开国的先例”。

被《临时约法》折磨得想跳楼的袁世凯当然举双手赞同，却把宋教仁气得吐血。

危机感与日俱增的他开始在演讲中猛烈抨击袁世凯：

现接到各地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极其顺利。袁世凯见此情形，一定忌惮得很，一定会想方设法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也不用惧怕。将来他若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行为，便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各种犀利之词，以剪报的形式汇集到一起。袁世凯看完后不禁皱眉道：“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春，选战正式打响，国民党攻势凌厉，狂踩共和党，大获全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其中参议院每省十个名额。众议院则根据各省人口多寡，每80万人选众议员一名）共计八百二十个席位中夺得近四百席，组阁已无悬念。

作为第一届国会，距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提早了五年；同日本明治维新用了二十二年才召集国会相比，更是神速。

而泥沙俱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个叫吴宝璜的农民向媒体爆料，说共和党骨干汤化龙曾派人找过他，许诺只要投汤的票，当选后即赠送三百银元的酬劳。自己依言而行，汤化龙也选上了议员，结果之前向他画大饼的那人瞬间杳无音讯。

类似的新闻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但该案被证实是国民党诬陷汤化龙的苦肉计，目的就是扳倒梁启超的这位政治密友。

按照《临时约法》“国会里的多数党自然组阁”的规定，总理的位子，宋教仁手到擒来，赵秉钧只有回家卖红薯的命。

并且，万能的《临时约法》还规定，正式大总统由国会制宪后根据宪法选举产生。

问题是国会已被国民党占领，真要投票，袁世凯可能也得回家抱孙子。

而宋教仁的举动恰恰坐实了这一可能。

国会召开在望，报纸上却风传一则劲爆内幕：国民党准备排袁举黎，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推黎元洪为候选人，将袁世凯淘汰出局。

虽说民初的媒体享受了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经常耸人听闻，但这条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站在宋教仁的立场，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个人意志都太过强烈，让他们当总统，只会实行开明专制，破坏自己“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而黎元洪至少看起来比较憨厚，懂得发扬民主，将其调离湖北老巢到北京来当总统，显然有利于内阁制的推行。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教仁信心十足，在杭州登山时临风赋诗道：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其人虽已殁，百年有余情

束手待毙向来不是袁世凯的风格。

他电召宋教仁进京议事。

3月20日晚10点半，上海火车站。

所有人都以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阁拜相，故送行者众。除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几乎悉数到场。

列车鸣笛待发。

检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正要上车，但闻“砰”的一声，从月台的水泥柱边飞来一颗子弹，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惊呼：“我中枪了！”向前踉跄两步，倒在栏杆边的铁椅上。

众人还在错愕，又是两声枪响。

循声望去，只见一身形矫健的矮个子正向站外飞奔。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由于弹头抹毒，伤势沉重，拖至次日凌晨4点，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折”：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举国哗然。

袁世凯接连发电慰问，并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悬赏之下，两名学生到巡捕房（租界警局）报案，说一个跟他俩住同一间旅馆名叫武士英的曾开口借钱，并自诩杀人后即能如数奉还。

警察赶往旅馆，武士英已不知所踪，只发现一张写着“应桂馨”的名片。

在一家妓院，警察逮捕了应桂馨。两天后，杀手武士英落网。

从应桂馨的寓所抄出大量同北京往来的密电，直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其中两封，坐实了二人买凶杀宋的罪行。

洪述祖：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应桂馨：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望转呈。

一个“望转呈”，又把洪述祖的幕后指挥赵秉钧牵扯出来。

洪述祖早年在湖北混社会，卖假地契给洋人，造成外事交涉，被张之洞下令通缉。后经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求情改为逐出湖北，从此投靠赵，成为其心腹。

洪述祖奉命收买应桂馨，盖因此人黑白两道通吃，还当过孙文的侍卫队长，可以借其革命党的外衣在南方搞间谍活动。

不久，国民党在竞选中独占鳌头，赵秉钧痛感总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就要被撵下台，惧恨交加，命应桂馨运作上海的媒体抹黑宋教仁，编造其贪污纳贿乃至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赵秉钧不是没有考虑过消灭宋教仁的肉体，他在等待时机。等到宋的演讲把袁世凯都激怒时，洪述祖来到了总统府。

洪述祖：“国事艰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

袁世凯：“一面捣乱尚不能了，况两面捣乱？”

没有答应。

待宋案发生，袁世凯急召洪述祖，问及宋教仁究系何人所害时，洪说“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

袁世凯脸色煞白，面有怒容，洪述祖出府后惴惴不安，旋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其实，赵秉钧干的这事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专门的术语：希旨承颜。

即在领导不便明说的情况下揣摩其意图，然后放手去干。踩准了扶摇直上，踩错了万劫不复。

愿赌服输。

袁世凯何尝不恼恨宋教仁？但直接动刀子代价太大，自己毕竟是国家元首，不是陈其美。

因此，召宋入京，是想通过协商化干戈为玉帛。岂料，担心相位不保的赵秉钧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当然，群情激愤的国民党是不会去做冷静的案情分析的。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献上了一副对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虽说宋教仁“舍袁就黎”的举动使得袁世凯貌似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但无任何证据显示他同宋案有关。

杀吴禄贞是千钧一发下的“斩首行动”，杀张振武更是黎元洪的主意。但杀宋教仁，作为利益攸关方袁世凯根本逃不脱舆论的指责，得不偿失。

况且，国民党既已雄霸国会，杀了宋教仁也于事无补。宋一死，正好师出有名，不管政治倒袁还是武力讨袁，都能得到国民的拥护。

素来客观公正的张一麐的结论，也许最接近这一版故事的真相：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以上就是如电影《禁闭岛》般的前九十分钟，下面进入刺宋案的另一个版本。

艺术的魅力源于其内容的多义性，历史的复杂则超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

宋教仁的“罗生门”

当武士英和应桂馨从公共租界移交给上海当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个毒馒头暴毙狱中，再是应桂馨成功越狱，逃之夭夭。

而负责看守监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老班底，戒备森严，除了陈本人，几乎没人能搞出一死一逃这么大的手笔。

事实上，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甚至有恃无恐地吸鸦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联系到应桂馨是陈其美的青帮兄弟，给陈当过谍报科科长，向北京“投诚”还不到三个月，里面的内幕就引人遐想了。

当然你会说，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报在那摆着，还能有什么隐情？

通读两人的往来电文不难发现，洪述祖关心的是如何诋毁宋教仁，当他听说应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记录时，立即许以重金。

而刺宋则是应桂馨主动提出的，在洪述祖发“毁宋酬勋”之前。

暂且不论“毁宋”到底是毁灭还是毁谤，就应桂馨对杀宋教仁比洪述祖还热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一点而言，都值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学习，那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锐的你不难猜到，应桂馨的幕后指使可能是陈其美。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怀疑，毕竟人前科累累。问题是，动机呢？

首先，陈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为宋根本看不起孙，经常在日记中指责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坦怀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还曾直接对日本友人说：“孙逸仙是落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其次，自从唐内阁倒台，陈其美从工商总长变成无业人员后，心理落差一直比较大。于右任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反观宋教仁，年纪轻轻，蒸蒸日上，不日便会出任内阁总理，让一帮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实上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最后则是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往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化出“孙系”和“宋系”两派。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鲁迅借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革命者的终极命题。

从来破坏易，建设难。当孙文的洋顾问端纳看过他那张画着密密麻麻的“铁路线”的地图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文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自己将要开创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的确，根据孙文的描绘，铁路时而翻过崇山峻岭扎进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时而又穿越茫茫戈壁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整个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革命家是人群里的酵母菌，只有当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在和平年代，这些人毫无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终。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也许冥冥之中都意识到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毕竟革命成功后，梦想不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到制度的改革和琐碎的行政事务上，诗意烟消云散。

故由乱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时。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没权的刀枪入库也就认了，有权的则可能突变为终生革命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为《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缔造者，宋教仁取代孙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同盟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

但从孙文拒绝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来看，其内心是抵制这一转变的。常年策划起义的他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同盟会仍为革命组织，今天可以拥袁，明天操家伙便能反袁。

不要以为去修铁路就意味着默认了出局的现实，也可能是曲线救国，争取一击命中，彻底整垮宋教仁。

这就是宋案真相的两个版本。

镜头切到六年前，二十五岁的宋教仁潜入东北，成立同盟会东北支部。其间，他四处走访，遍览群籍，写就《间岛问题》一书，成为对日交涉的有力根据，以至于惊动了中央，要以五品京衔邀其入外务部供职。

如流星划过夜空，宋教仁以天纵之资给国人带来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规模的制度设计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遗恨和一句至今无解的百年之问：

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民主？

诚如于右任为宋教仁撰写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宋之死不单单是一党一姓的损失，更是全体国民南柯一梦醒来后的怅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业已打开，刚刚启动的民主实践又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