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再次跟欧文·柏林合作真是令人振奋，而他也是活力不减当年。他手舞足蹈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心地笑道：“这片子肯定要强过原剧。我们去找亚瑟吧。”

亚瑟·弗里德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后面。我们进去后他应声抬起头来，“这是部大片，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我问他：“你有角色人选了吗，亚瑟？”

“朱迪，加兰德演安妮，霍华德·吉尔演弗兰克，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年轻演员兼歌手，路易斯·卡尔亨演公牛比尔，导演是乔治·西德尼。”

我又要跟朱迪合作了，还可以跟路易斯·卡尔亨共事。

亚瑟·弗里德对我说：“我们要让你飞去纽约和芝加哥看看歌剧是怎么演的。”

在纽约演安妮的是伊索·摩曼，芝加哥则是玛丽·马丁。

“什么时候？”

“明早九点的航班。”

《飞燕金枪》确实是一场非同凡响的娱乐盛宴。赫伯特和桃乐丝·菲尔兹夫妇的原书引人入胜、妙趣横生，伊索·摩曼的演绎则是激情四射、热闹又招摇。第二天一早，我又飞往芝加哥，去看玛丽·马丁的演出。

她的演出是另外一种风格，她演绎的安妮有羞涩可爱的一面，非常地打动人。我面临的考验就是要在一个角色中融合她们俩的优点。

创作《飞燕金枪》这样的热门剧本自有其困难。我不能离原著太远，又得让它适合银幕表演。许多舞台效果很好的场景在电影中是不适用的，必须构思新的场景。

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第二幕之间的衔接。舞台上，第一幕结束时，安妮离开美国去了欧洲，而第二幕开场时她便已经回到美国了。在屏幕上如何衔接便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

我可以利用蒙太奇，简短展示安妮在欧洲各国的情景，或者也可以专注于其中一个国家。这段衔接要长还是短呢？这些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因为拍摄这些场景需要花很多钱。这个决定该由制片人来做。

我往亚瑟·弗里德办公室打电话，预约了一个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一小时后，他的秘书打电话来取消了预约。第二天我再次约了他。秘书又打电话来取消了。连着三天都是这样。第三天下午，山姆·韦斯博得来到了我办公室。

“我刚刚去过亚瑟·弗里德的办公室。他对你非常失望。”

我内心涌上一股恐慌，“我做什么了？”

“亚瑟说你到现在一页剧本都没交出来。”

“可是我打电话约他讨论……”我突然醒悟了过来。亚瑟·弗里德对于讨论剧本根本没兴趣，他只对影片的音乐部分——歌曲、舞蹈、女孩子——有兴趣。我有种感觉，他无法在脑海里想象出影片的场景。我想起了他对我的剧本《万花锦绣》的反应，在剧组其他人讲述各自的感受之前，他一直未予评论。

亚瑟·弗里德的才能在于遴选合适的剧本，雇来最佳人选来将其实现。我深呼一口气。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我自行做出决定，然后着手：撰写剧本。我写得很快，希望一切顺利。

写完后，我把剧本交了上去，然后静候消息。我不知道，最先收到的会是谁的反馈。

第二天，导演乔治·西德尼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你是想听奉承呢还是想听实话？”

我一下子觉得口干舌燥，“实话。”

乔治·西德尼咧嘴一笑，说道：“我太喜欢了！你写得真是太好了。”他目光炯炯。“这部片子肯定会大获成功。”

剧组每一个人都对我的剧本发表了评论之后，亚瑟·弗里德说：“西德尼，你整个调子把握得非常好。”

朱迪录好了影片的配乐，摄制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没有戏的时候，朱迪经常来我办公室聊天。

“戏拍得很顺利，是吧，西德尼？”她听起来很紧张。

“而且很美，朱迪。”

“是吗？”她问道。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她看起来很紧张。我很好奇，精致妆容后面的她会是什么样子。

我开始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谣言。朱迪总是迟到，台词也没背会，拍摄进度一再受阻。她会在凌晨两点给乔治·西德尼打电话，说自己第二天不一定能赶到片场。

最后，整个摄制工作彻底停了下来。当天，公司就宣布朱迪·加兰德已经被人替掉了。我很伤心。听到这个消息我本想给她打电话，可她已经绝望地跑到欧洲去了。

他们原本打算把安妮的角色给贝蒂·加勒特，这位很有才气的年轻演员出演过我编剧的《大奖》，她的丈夫拉里·帕克斯是《一代歌王》的主演。

班尼·索尔去见加勒特的经纪人。

索尔说：“我们想要贝蒂接下来三部影片的优先签约权。”

加勒特的经纪人摇了摇头：“你们只能让她出演这部片子，没有优先签约权。”

拜这位经纪人所赐，贝蒂·加勒特失去了千载难逢的这个角色。最后公司签了贝蒂·赫特来饰演安妮，片子终于平安无事地拍成了。

拍摄过程中的一天早上，欧文·柏林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西德尼，我们一起写一部百老汇音乐剧如何？”

我的心狂跳不已。欧文·柏林的合作就是成功的保证。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我愿意跟你一起写，欧文。”

“好。我已经有一个创意了。”

欧文开始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把他的构思告诉了我。

我瞟了一眼手表。

我说：“我不想打断你，可我十二点半有个饭局，现在必须得走了。等我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你去哪里？”

“比弗利山的布朗·德比饭店。”

“我跟你一起坐车过去。”

欧文钻进我的车跟我一起去饭店，让他自己的司机在后面跟着，这样他就可以接着跟我谈他的创意，不用等一个小时我吃完饭之后了。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激情。

也是在那天下午，他还告诉我，他要去东洛杉矶，因为有一个年轻歌手要演唱他的一首歌。这就是年过六旬的欧文·柏林，一个正处于创作巅峰期的活力无限的天才。

岁月对他很残酷。他在九十多岁时患上了妄想症。有一天，天才的百老汇制片人和舞美设计汤米·图恩打电话给他：“欧文，我想排一部百老汇歌剧，要用到你的几首歌。”

“不行。”

汤米·图恩很诧异：“为什么呢？”

欧文·柏林放低声音：“唱我歌的人太多了。”

遗憾的是，最后我们也没能写成那个音乐剧。

写《飞燕金枪》给我带来了诸多乐趣，其中之一就是结识了霍华德·吉尔，他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说话音色极美，是当仁不让的男主角人选。霍华德有一场射击双向飞碟的戏，所以得练习射击。我陪他一起去射击场，我们还进行比赛。

每次都是他赢。

在导演乔治·西德尼的带领下，片子拍得很顺利，后期制作也终于完成了。

1950年《飞燕金枪》首映，各界评论一致惊艳。纽约评论界称其为“年度最佳音乐剧影片”。

“因为《飞燕金枪》，看电影重新排上了大众的日程表。”

“银幕上的安妮好过舞台上的安妮。”

“向柏林和菲尔兹伉俪致意。轰动之作。”

贝蒂·赫特被评为电影故事奖最受欢迎女演员，我则获得了美国电影编剧协会的编剧奖。

1950年，《综艺》杂志上刊出了历年盈利最高的影片榜。我写的三部影片榜上有名：《单身汉与时髦女郎》、《万花锦绣》和《飞燕金枪》。

我的消沉时期又过去了，于是便得出一个结论：那位说我患有狂躁抑郁症的心理医生肯定是搞错了。我没有病。我继续跟多娜·霍乐薇约会，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跟她共处的时光。

有天共进晚餐时，多娜说：“你想见玛丽莲·梦露吗？”

我说：“想啊。”

她点点头，“我帮你安排。”

玛丽莲·梦露是一位性感偶像、超级明星，她的身世非常坎坷：母亲是神经病，从小寄人篱下，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欲罢不能地酗酒、吸毒。不过，她身上有一样别人永远无法夺走的东西：天赋。

第二天，多娜打来电话，“周五晚上你跟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记着去她的公寓接她。”

然后她把地址告诉了我。

我热切地盼望着周五的到来。玛丽莲当时已经参演了多部热门大片，有《绅士爱美人》、《愿嫁金龟婿》，还有和加里·格兰特合演的《妙药春情》。

那个夜晚跟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玛丽莲的公寓，她的女伴请我进了屋。

“梦露小姐几分钟后就出来。她正在穿衣服。”

她说的几分钟其实是四十五分钟。

玛丽莲终于从卧室里出来了，真是明艳不可方物。

她伸出纤手跟我相握，声音柔媚动人：“很高兴认识你，西德尼。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我们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餐厅。

我说：“跟我说说你的事情吧。”

她开始侃侃而谈。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谈论的主要对象居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几位俄罗斯作家。那些话出自这么一位美貌女郎之口，感觉真是极不协调，就像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同时跟我吃饭似的。

按我看，她对自己说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正在同时跟阿瑟·米勒和伊利亚·卡赞约会，这两位自然都成了她的导师。这个夜晚很愉快，不过我后来再没有给她打过电话。

此后没多久，她就跟阿瑟·米勒结了婚。

1962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我的医生海·恩格尔伯特家跟他一起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去接了个电话，然后回到饭桌边跟我说：“有个急诊。我去去就回。”

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他才回来。

“很抱歉，”他说，“是我的一个病人。”随后他迟疑了一下，说道，“玛丽莲·梦露。她死了。”

当时的她芳龄三十六。

哈里·科恩是哥伦比亚公司制片部主任，我第一次见他是跟多娜·霍乐薇一起。科恩被誉为好莱坞最严厉的电影公司老板。他曾经这样吹嘘：“我是不会得溃疡的，只会让别人得。”

据说，他只害怕一个人，那就是路易斯.b.迈尔。有一天，迈尔给科恩打电话：“哈里，你有麻烦了。”

科恩战战兢兢地问道：“什么麻烦，l.b.？”

“我看上了你们公司的一个签约演员。”

科恩如释重负，“拿走吧，l.b.，你想要谁都可以。”

二战期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从哥伦比亚辞职去参军的编剧都是懦夫。

哈里·科恩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有一个密友哈里·鲁比。两个人都在纽约的一辆有轨电车上上班，哈里·科恩是售票员，哈里·鲁比是验票员，两个人形影不离。

多年后，两人都去了好莱坞。有天晚上，两个人带着各自的女伴聚在了一起，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当时的哈里·科恩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头，哈里·鲁比则是一位成功的词曲作家。

哈里·鲁比说：“有轨电车跟恐龙一样灭绝了。当年我们在电车上的工作可真是有趣啊。”

哈里·鲁比转头对着两个女伴，冲科恩点了点头，“他每周赚十八美元，我赚二十美元。”

哈里·科恩的脸涨得通红。

他咆哮道：“是我赚二十美元，你赚十八美元。”

那以后，哈里·鲁比再也没能见着哈里·科恩。

我在几次宴会上见过哈里·科恩。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在大肆诋毁编剧，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懒惰。

“我让我的编剧每天上午九点到公司，跟那些秘书一样。”

我说：“如果您认为这么做他们能为您写出好剧本的话，那您就该转行了。”

“你他妈的懂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争辩。下一次，在另外一个聚会上，他又认出了我。他喜欢跟人争论。他请我共进午餐。

“我在签一名制片人之前，谢尔顿，”他说，“我都会问问他的高尔夫球杆数。”

“你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呢？”

“如果他的杆数很低，我是不会要的。我只要那种一心只给我拍片子的制片人。”

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签一个身价很高的导演吗？就在他的片子票房大惨败之后，那个时候他的身价就下来了。”

有一天，我正在哈里·科恩的办公室，内部通话系统里传来了公司经理的声音。

“哈里，多娜·里德也在线上。托尼的剧组要被派到海外去了，多娜想在他走之前，去旧金山陪他。”

多娜的丈夫托尼·欧文是一个制片人。“她不能去。”科恩说，随后便转过头继续跟我说话。

一分钟后，经理的电话又来了，“哈里，多娜非常伤心。她大概要好几年见不着她先生了，再说我们现在又不需要她。”

科恩说：“我说了不行。”

经理又打来了第三次电话。

“哈里，多娜都哭了。她说无论如何她都要去。”

哈里·科恩高兴地笑了，“很好，停了她的薪水。”

我震惊地看着他，心想：我身边这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

我读到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小说预言了三十五年之后的俄国。书里描写的景象非常恐怖。我觉得，这本小说可以改编成一出绝妙的百老汇音乐剧。我给奥威尔去了信，请求得到小说的舞台剧改编权。

我去找多尔·沙里，告诉他我想改编《1984》。自由主义者多尔说：“我看过这本小说，书很好，不过是反俄国的。你不能写这样的剧本。”

“多尔，它会成为一部重头音乐剧的。”

“你干吗不写信给奥威尔呢，跟他说，你觉得不应该反俄——只要反独裁就行了。也就是说，不要针对某个国家。”

我想了想。“好吧，我给他写信。”我给奥威尔去了信，他回信说：

亲爱的谢尔顿先生：

多谢你8月9日的来信。我想您对此书政治倾向的解读跟我的意图非常之接近。不过，我还是在努力想象，植根于英语国家、而非俄国外交部简单延伸的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子。我尤其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抨击英国工党或者集体主义经济体制。我相信，于您而言，这一点毋庸说明，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美国部分媒体利用这本书来说教，向人们展示英国社会主义今后！

多尔给我安排了很多事情，让我忙的团团转，最后我只好放弃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