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投身于一项以群众行动为基础的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过去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显然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求情可以使当局改变心肠，把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让予他们”。但是他认识到，如同他在“青年联盟”的《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保持“与群众有充分的生气蓬勃的联系”是一个大问题。他还说，“我们有强大的思想能够抓住群众的想象力”，“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把那个思想充分地传播给他们。”
“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在1950年“五·一”节举行“全国罢工”，由共产党人、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罢工，以抗议对科塔尼、马克斯和达杜实施禁令。曼德拉和其他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发雷霆，和那些组织者冲突起来，驱散会场，并在自己的杂志上措词激烈地攻击共产党。这篇文章说，由于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第二位的原因才因他们是工人；很清楚，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土壤长得茂盛。曼德拉脾气暴躁的名声无疑是从这些冲突中留下的。
尽管“青年联盟”反对约翰内斯堡的抗议行动，加上政府禁止游行以及“五·一节”那天在那个地区部署了2000名警察，这次罢工还是相当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没再待在家里。但是由于警察袭击集会，那天的结局却是悲剧；组织者们和“工贼们”吵成一片，警察开枪引起骚乱。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匆忙奔跑，设法使人们平静下来，催促他们疏散躲藏。18名非洲人被杀害，受伤的有30多人，包括3名儿童。
对包括“青年联盟”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次罢工所受到的基层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大开眼界并感到惊奇。曼德拉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
组织者们艰苦工作的情形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西苏鲁见到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一个是学生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到晚上又出去散发传单。这时候他们大家一起握手，保罗和卡西发觉自己受到这两位“青年联盟”人物的祝贺——这是后来发展成终身友谊的最初表示。
旨在把人民隔离开来的种族隔离法正在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人口登记法”把每个人按种族分类，引起巨大的痛苦；“集团住区法”在城乡各地把住区按种族和部族分开，特别是剥夺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和宣告对一切“非欧洲人”实行大规模强制搬迁——非洲人现在要被称为班图人，并且要根据“班图人权力法”重新部落化。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政治影响极其严重，它针对的目标远远大于2000个共产党人：其中非洲人1600个，印度人250个，白人150个。在40年代，共产党人曾被选为“土著人代表”参加议会和充任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个市参议会的成员。此时冷战蔓延；麦卡锡正在使美国舞台凉气飕飕；而在南非，司法部长c·r·沃斯特宣布，他与英国特工机构首脑珀西·西利托爵士一起调查了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非洲人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与阿非里卡国民党的进一步勾结行为，此际英国在联合国就西南非洲托管地问题进行辩论时一贯投票支持南非)。
这个新“条例”有着南非独有的怪癖：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所指出的，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所谓“共产主义”包括所有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司法部长有权“指名”任何人为共产党人并把他们逐出所在的团体。对被取缔的组织“推行其宗旨”者，可被处以高达10年的监禁。
计划安排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共同参加一个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彼此怀有戒心。摩西·科塔尼从开普敦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的书记，他驱散了那种不舒服的气氛。曼德拉开始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了朋友。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是城市人民和政府对抗的开始。“青年联盟”在号召人们支持时宣称，“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在历史上那个日期，扬·范里贝克抵达好望角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基地。曼德拉聆听部落长老讲述故事的记忆在这个声明里显然可见，因为它接着说：“这个运动在整个所谓‘卡菲尔战争’时期，在整个丁冈时代，在整个莫舒舒时代，在整个塞库库尼时代……在整个1910年白人联邦协定时期，一直在继续进行。”政府受到警告：“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粉碎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非洲人发誓一定要解放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黄种人”。
当莫罗卡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到各省中心地点争取支援时，曼德拉负责协调这种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胆战心惊地”说：“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对人民的饮水下毒”并且“教人民如何去杀人”。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在开普敦和一些小的中心地点发生部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很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当地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印度人给予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德班，那里的人受害最深：1000名工人被解雇，但得到了组织者们提供的生活补助。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和他们的筹款能力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大多数更密切合作得到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当时在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占14名。
1950年年末，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进行非暴力抵抗。采取什么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时纪律良好的热情气氛，于是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要求它“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他们可以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地运用消极抵抗的情况。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好多袋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坐牢也不交罚款。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妇女被投进警察牢房。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却失败了，从这次活动中产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小组。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有来自警察和白人市民的暴力袭击，抗议行动仍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结果成立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它们并没有废除)。
这时西苏鲁认为应该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会受到其他种族的控制。曼德拉回想“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当时“人民”支持了他自己曾反对的某些东西。逐渐地他让步了。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以后，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其他种族的合作。对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现在明白，非洲人“自己单干”反映了在政治上幼稚，不够成熟。
共产党方面曾谴责“行动纲领”不成熟和缺乏社会主义眼光，但对于非洲人将学会认识阶级利益、同时白人工人能加以引导克服种族偏见持乐观态度。南非共产党承认南非不单纯是一个阶级剥削的典型，而种族压迫是它的制度中固有的事物。因此它决定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民族斗争予以支持并进行引导，使之注意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它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反对种族歧视将发展成反对资本主义。在被宣布为非法以前，南非共产党自行解散；它的成员将通过其他组织进行工作，或者进行地下工作。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热烈争论：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是非暴力是反抗一个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残暴政府的唯一可行的方法。那么，怎样约束那些平时遭受那种暴力的人民呢？灌输纪律的关键是，用非暴力方法训练他们，告诉志愿者非暴力常常比公然的进攻行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的建议被提交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应告诉政府，除非将特别不公正的六项法律予以撤销，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大声表示赞成这一提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回答“非洲！”代表们起来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海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指向某个种族，而是指向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广大居民永远处在被统治和苦难的地位上”；非洲人在为改造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交给所有的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的谨慎意图是保持非暴力。
在南非，政府在取缔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对批评政府者撤销护照，并准备取消“有色人”在选民册上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圣雄甘地的儿子马尼拉尔(他住在纳塔尔)对非洲人是否能够保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当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守法的黑人和歹徒之间以及各部族集团之间发生骚乱时，他们为自己的疑虑找到证据。当时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
政府正在大力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的志愿者吗？它能够领导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斗争运动吗？
注释：
1英国从1975年至1987年间，对南非的投资从40亿英镑增至110亿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