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他的副手是毛尔雅·卡恰利亚。后者的父亲曾是1907年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走家串户，讲解他们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夜。他的任务是鼓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同出访。和往常一样，在小城镇和专为白人建立的村庄里，黑人总会遇到麻烦。唯一乘得上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使用的旅馆和出租车。城镇黑人人家也没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敲开看来象可靠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也有时被胆小的人拒之门外。
实际上莫罗卡博士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的繁忙事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的非国大总部承担着主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国大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实现非洲人的合法要求。而政府从未理睬过合作的要求，多年来却不断加剧镇压，致使如今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对非国大来说，保持沉默就是背叛自己的使命。那些加剧紧张局势的法律当中包括通行证法、集团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大会将在4月6日举行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出来的是干巴巴的回答。他指责西苏鲁不去与土著事务部部长进行交涉，并对他代表非国大讲话提出质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无差异的说法自相矛盾，“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些区别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无意取消那些法律，因无论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是压迫性和卑劣的。它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动乱，并会“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没有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当渠道”。他们又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物学”，而在于“公民权”。“只要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恰恰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正在为获取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发动群众运动。“我们愿意强调声明：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什么动乱，即使发生，也不会是我们所为。”
4月6日，当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登陆300周年时，非洲人也聚集到各个中心：在东开普，数万人聚集在一起为自由祈祷；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面对着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我们头脑中、身体中和心灵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要让我们的恶劣生活环境不再持续。他号召组成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开始招募志愿者。曼德拉在服装工人工会礼堂对大约2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出主意。他指出：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暴。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绝不能还手。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绝不能乱吵乱闹或出现任何酗酒现象。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并且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说，曼德拉与志愿者们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友情，他自己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曼德拉来到开普敦。一个对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现象早已熟视无睹的南非白人是这样描绘他：“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去盯着马路的另一边看，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雄姿。他仪表堂堂。不光是黑人，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也都转过身去崇敬地望着他。”
在德班的一个“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人发表演说。不仅是非洲人，印度人也在誓言上签名。曼德拉发表了对他个人亦有重大意义的声明：“我们能够说，这个国家的非欧洲人民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的纳塔尔主席是卢图利酋长。他较晚担任大会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尔博士全身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意义深远的历史新篇章将在这里揭开。印度人特别为他们加入到非洲人的自由歌声中这一新经历而感动。这些歌声伴随着每一名前来的志愿者。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为是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500名男女名单。这样，这些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就成了非法行为。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召集起群众集合以示抗议，但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周年纪念日。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在冬天的早晨，一群斗志旺盛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去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马伊布耶！阿非利加！”1他们欢呼着前进，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遭到严阵以待警察们的逮捕。他们被带到车站的另一侧，令他们高兴的是还要通过一座“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一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这群人中的领头人被判30天徒刑，其余的人被判15天的监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兰士瓦，一位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和西苏鲁一道带领着52名蔑视运动参加者进入了一块非当地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这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须有特别准许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继续组织群众，但是这时他发现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经逮走了志愿人员，志愿者高唱着他们自己的国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车，被送往监狱。
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狱经历。他后来描绘道：
我们被塞进操场，其中有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人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象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们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位受伤的人，要求予以治疗。得到的粗暴回答是让我们明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位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曼德拉获释后，他看到这场运动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隔离制度。老一辈蔑视运动的参加者们回忆起早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他们的目标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抱着发动一场根本性变革的期望面对着白人当局，精神倍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当沃尔特·西苏鲁被带上法庭时，他为在7月参加蔑视运动的1500人辩护说：“只要我在我的人民当中享有威望，只要在我身上还有一点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会抱定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南非非洲人自由的信念，勇敢地战斗。”他是那些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星期也不肯交罚金人们中的一个。
7月30日，警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住房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恰利亚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们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参加运动的热情。到了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