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住处的分离、家庭的解体以及孩子与母亲的被迫分离，非洲人囚犯遭受的残酷迫害，在殖民地似的农场里，非洲人因违反了欺世盗名的法律条文而遭拘留，这些都是骇人听闻、恶贯满盈的种族不平等理论的实际效用……
对于控制着矿业和农业生产的那些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其目的就是为采矿巨头和农场主们开创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房屋要被拆除、人民要被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用以保障农场的充足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对抗政府的非欧洲人的政治反对派会受到粗暴对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显赫学术成就的非洲青年就不会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掌权者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下到地壳深处、咳得死去活来，为的不过是养肥矿业大老板。他们也不会情愿为得到配给的猪狗食而到农场去挖土豆。”3
特兰斯凯就要被宣布为一个班图斯坦，或是称作“家园”，尽管政府委派的汤姆林森委员会的调查说，这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曼德拉以自己的丰富知识描写这一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存地”。
他写道：
据官方的估算，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上干活的非洲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特兰斯凯……实行所谓的复兴计划、强化税收以及虚伪的部落统治，玩弄这些手段不过是要保障劳工供应的源源不断……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是要使保留地的农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让他们受穷。其主要目标就是制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工作期间他们住在圈起来的工棚里，回家时将他们安置在农村居民点，其目的是阻止出现一个紧密团结、力量庞大、富于战斗性而且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的非洲无产阶级。这样一支无产阶级队伍有可能掌握政治对抗和政治斗争的基本原理。而统治阶层所想要的却是一支百依百顺、软弱可欺、无组织无目的的工人大军。4
土著事务部部长h·f·维沃尔德博士所设想的班图斯坦，是为了应付声势日益浩大的国际指责。班图人将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占国家87% 面积的白人地域里，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大约500万非洲人将被限制在另外13% 面积土地上的260个狭小和彼此隔离的农村贫民区里。在那里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维沃尔德也是班图教育的设计人。他宣称：非洲人“两脚都应站在保留地里！”他们的教育应该扎根在“班图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由此而言，他们主要用本族语言来接受初等教育。
“这位部长，”曼德拉评价道，“把目标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我们的孩子说非洲人比欧洲人低劣。”这一政策意味着“在一个巴斯卡普(主子统治)的社会里永久地奴役人民。”非洲人教育将要被从那些传授黑白人平等的人(教会人员)手中夺走。维沃尔德宣称教会和教会人员将被驱逐出去，因为“他们在土著人的思想中灌输了不该有的希望。”
50年代，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每人44英镑。亚洲人和有色人学生每人19英镑，而非洲人学生每人不到8英镑。班图教育被强制实行，尽管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抗议。这些抗议主要来自著名的专家学者。然而，非国大让家长们不送孩子们上学的号召遇到了问题：“我们要是抵制的话，你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出路呢？我们知道班图教育将影响我们子女的心灵，但是能让他们满街乱跑吗？”在教会人士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和赫德尔斯顿神父以及他的复兴社团采取行动关闭了学校，他们不愿让政府接收这些学校。
曼德拉曾建议成立“社区学校”。如果这样有危险或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每一座棚屋都应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场所。可是，非国大和少数志愿人员所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关门了：按照新法律，传播教育构成违法，可处罚款或监禁。另外，资金也总是缺乏。警察进入进行抵制的地方进行搜捕，可以预料这将引起人们纵火破坏，而同样可以预料这又会招致更多的警察袭击。
班图教育很快就扩展到高等学府。“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上学，”曼德拉说，“被视为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灾星。这里的人们追求友谊和种族和睦……从而构成对种族隔离的直接威胁……”部落学院将被政府用来强化它的政治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教育为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培养他们永久地做白人奴仆的大脑和心灵。”5
越来越多的禁令被不断炮制出来。曼德拉这样描绘禁令对人们所产生的后果：
在法律的名义下，我发现自己倍受控制，与我的亲朋好友相隔绝，与那些象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相隔绝。我发现自己不论在何处都会受到警方保安支队人员的尾随。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作罪犯——一个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伙伴，不能陪伴别人，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不是因为我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和第二层，然后是第三层领导均遭禁令的迫害。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在继续战斗。它坦率地承认一些失败，如没能阻止西部地区的迁移：说得过多，而认真的计划和组织行动少。由于会员费随着人民的普遍贫困程度加深而做了调整，大会从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用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们被迫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们的不安，若被判刑会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气赶走了恐惧。“人民，”他说道，“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的全体民主力量团结极具必要性。”
一年的禁令已经到了，然而当局对卢图利酋长限制的也更严了。他被局限在偏远的农村老家里二年不许外出。这期间他身患重病长达数月，但身体刚恢复又加入到策划新抗议形式的秘密委员会当中去。
z·k·马修斯教授刚刚结束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纽约联盟神学院的工作。他在1953年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言提出建立“人民大会”的主张：“我想，现在是否应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举行一次由不分种族、肤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起草一个未来民主南非的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这是1909年全国大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国家未来、更加明确地阐述解放运动的目的和手段。
1955年，全国大会运动正式开展。好几个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建立了人民大会联盟。除印度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及民主人士大会。民主人士大会由几百人组成，他们代表南非一些白人的信仰，正如曼德拉对他们评价的那样：“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作人并且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为了在社会上得到政治权利和利益，他们准备与我们吃在一起、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南非工会大会是由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及1个白人工会组成。在当局严格限制非洲人工会之后，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工会的再次崛起。
西苏鲁路过以色列和伦敦之后，又访问了中国和苏联。此时他正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发动群众，以争取他们对人民大会联盟的支持。
在城镇、农村和非洲人居住区，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向人们发问：“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将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变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吕斯腾堡跨部落农民协会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谴责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及班图权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种植和蓄牧设施、在议会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权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足够”的工资、条件好些的住房和食品也是人们普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被收集上来后，一个委员会起草了自由宪章。大会开会前曼德拉、西苏鲁等受禁令管制的成员都审阅了自由宪章的草案。
一大批组织和白人政党收到了参加大会的邀请。统一党对此不屑作出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参加大会。一些独立的基督教徒也欣然接受邀请。他们当中有赫德尔斯顿神父。出乎预料的是，尽管当局给会议的举行制造了诸多障碍，如不准公共汽车送离会场较远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是并没有禁止举行会议。
人民大会联盟的一份传单发出诗一般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