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有3名。检察官是奥斯瓦德·皮罗(王室法律顾问)，他曾在30年代领导过“在字旗下”运动，在1929年他还是一位特别凶恶的司法部长。辩护工作由一队精明的律师所领导，其中有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布拉姆·费舍尔(王室法律顾问)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对于被告人而言，来自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观察员在场旁听，为这次审判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引人瞩目的联系。这些观察员中的一位说道：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再没有这样举世瞩目的了。
曼德拉的沉着、镇定和幽默感众所周知，然而所有这些男女都情绪高昂，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次审判将要决定他们的终身。海伦·约瑟夫想起她与曼德拉及其他3人从约翰内斯堡驱车到比勒陀利亚去的情景。两地相隔40英里。一路上，他们谈起审判，谈起他们的辩护律师和与他们一起被指控的朋友们。他们谈笑风生，回忆童年时代的光景，还有时停在路旁，买桃子吃。每天午餐时，常常有很多人聚集在邻近牧师家的花园里吃印度社区给他们送的午饭，这情景象花园聚会。曼德拉及其他人在参加审判的同时，还在进行各种组织活动，对他们而言，这是商讨重要事情和给有直接牵连的人提供建议的机会。
与此同时，温妮·曼德拉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联盟及多种族南非妇女联合会，不久，她成为这两个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阿伯蒂娜·西苏鲁一道，温妮参加了数百人反对政府强行对妇女实施通行证法的游行。很多妇女背着孩子参加示威游行。海外报刊幽默地报道了这些令人敬畏的妇女。她们被捕后，兴高采烈地爬进囚车，有些还大声喊道：“告诉我们的太太们，明天我们不能上班了！”她们被判在福特监狱监禁1个月。这是温妮第一次尝到进监狱的滋味，尝到铺在地上的麻垫子、床上脏毯子的滋味。温妮已有身孕。她知道她的违法行为会让她丢掉在巴拉瓜尼医院里的工作，然而她必须要冒这个险。她以及其她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抗议游行有可能推迟这个法律的通过，但并不能达到她们的最终目标。曼德拉特别为温妮感到骄傲，尽管他们很少谈论政治问题。沃尔特·西苏鲁和他的夫人，以及利莲·恩戈伊，是对她产生影响和鼓舞人们当中的几个。
几个月后，温妮一家也卷进庞多兰地区不断加剧的冲突中，这让温妮十分伤心。南非政府强行建立班图政权——这是为建立班图斯坦所玩弄的第一个花招。庞多兰抵抗领导人悄悄来到曼德拉家征求他的意见。然而温妮的父亲却支持政府政策。当他所在的地区的冲突转化为一场小规模内战时，温妮的父亲被当作通敌分子而受到攻击。事情发生很久后温妮讲到：“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痕。”
当南非政府扶持曼德拉的亲戚凯泽·马坦齐马酋长统治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时，温妮的父亲成为土地和农业部部长。父女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了。直到父亲临终前，他们才言归于好。
“从政治上来说，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论是一个骗局，”曼德拉1959年5月在一篇极有预见的文章里警告说，“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荒谬绝伦的。”这将意味着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数百万人将从城市迁到已经拥挤不堪的班图斯坦地区。
实行种族隔离的企图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而这些抵制又时常演变为暴力抵抗。曼德拉指出：“一个酋长又一个酋长，因为抵制‘班图政权’而被废黜或被驱逐出家园。班图斯坦并不会表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
195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重大分歧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由于重重禁令，由于曼德拉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因受审而几乎无法行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工作遭到削弱，特别是在德兰士瓦，大会把持在专横独裁的人手里，造成内部争执吵闹不休。一些自称非洲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成员攻击大会联盟，指责说，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利用大会联盟来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并要求回到“属于非洲人的非洲”。他们的言论酷似10年前的青年联盟。卢图利和坦博未能弥合裂缝，以罗伯特·索布克韦为首的一批人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裂出去成立了泛非主义者大会。索布克韦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讲师，曾是黑尔堡大学青年联盟中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的正直和超凡的才智而受到人们的崇敬。泛非主义者大会采纳了在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的口号“1963年实现独立”。
曼德拉意识到他们的“独往独来”的民族主义有其号召力，正和他和西苏鲁及其他人在40年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曼德拉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研究过南非的“具体情况”：他们打击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白人。尽管有人想要煽动起非洲人对非非洲人的反感，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择的是教育民众接受一个更为明智的斗争观念。
白人自由派人士对非洲主义者的反共路线发生了兴趣。然而，曼德拉指出，白人共产主义者为非洲人的自由而作出了牺牲，他们的奋斗推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所执行的政策，即彻底地抵制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种族主义。许多非洲人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持怀疑态度，正是因为政府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贴上“共产党”的标签。
政府在叛国罪审判中援引反对帝国主义的演讲作为指控曼德拉和其他人的证据，曼德拉在《解放》杂志上这样写道：帝国主义者掠夺矿产、农业财富既不考虑人民的意愿也不给予应有的报酬；破坏当地人民的经济能力；低额工资和长久的工作时间；最为严重的是剥夺政治权力，让人民永远生活在外国人统治之中。
在老牌欧洲列强迅速衰败后，曼德拉将美帝国主义视为对刚独立的亚非人民的威胁：
在反共产主义运动中，它自封为所谓自由世界领导人……它坚持说在非洲投入巨额美元不是为了剥削当地人民……而是为了帮助他们国家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确，现在刚刚自治的非洲国家需要资金发展本国经济……然而，美国在非洲的所有开发计划中都打着尽快尽多地赚取利润的算盘，就广大非洲人民而言，这种的企图彻底抹煞了这些计划的价值。美国宣称它在非洲的投资将会提高该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出没于本大陆各个角落并毁掉小商小贩的庞大而有实力的美国贸易垄断公司，向一般人支付的低额工资，和由此而来的贫困、苦难、文盲和肮脏的住所正是戳穿这一谎言的最清楚、最有力的证据。
在国际事务中，非洲舆论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联合国。曼德拉指出，苏联、印度及其它几个国家“一如既往地、无条件地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斗争”，美国则往往“与那些主张奴役他人的国家为伍”。
尽管如此，195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第一次支持一项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决议。这一转变虽然是温和的，但仍比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谴责都更使南非政府不安。而英国仍继续弃权。
1959年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信大大增强：不只是持不同政见的非洲主义者另立门户而使该组织的团结更加巩固，而且卢图利和坦博也从禁令当中解放出来。
卢图利作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讲演旅行。这次旅行从开普省的人山人海的多种族集会上开始。对南非政府来讲，卢图利比其他极端主义分子还危险，他给白人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黑人领袖，在他动身去德兰士瓦之前，镇压开始了。这次的禁令和流放期是5年。全国副主席坦博也再次被禁止在5年内参加集会。但是南非政府却没有对正在全国各地活动的泛非主义大会领导人采取任何行动。
此时温妮的第一个女儿泽纳妮出生了。她的丈夫的大部分时间被迫浪费在叛国罪审判庭上，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曼德拉一大早跑步锻炼，回来喝一杯温妮给他准备的鲜桔汁，早饭一吃完，他就要踏上赶往比勒陀利亚的长途行车路程，司法部长声称：“不惜花几百万镑”也一定让审判进行下去。“花时间算得了什么？”他问道。这时审判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
1959年1月19日辩护律师们又一次取得胜利，61人的指控书被撤销。156名被告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审，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及纳尔逊·曼德拉是这些人中的最后几个。
与此同时，按照集团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一个“哪也够不到的旮旯里开业”，“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关门，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多少年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此目的，没有一位称得上律师的人会轻易答应。”他们不顾受指控和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这项法令。在周末或夜间，只要可能，曼德拉和他的伙伴就继续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