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年
在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被警察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福特监狱的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还从全国各地运来不同种族的男人和妇女，把他们也监禁在这座监狱里。这些被监禁的人当中有来自纳塔尔的卢图利酋长、奈克尔博士和伊斯梅尔·米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教授。除了少数领导人之外，156名被告中大部分人是司机、职员、工厂工人、劳工、教员和家庭妇女。
被捕者中还有过去一直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如创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德兰士瓦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报纸《新纪元》的编辑鲁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师丈夫乔·斯洛沃，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来自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们一来到监狱就被按“欧洲人”和“非欧洲人”隔离起来。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别限制在各自地区的人们，现在被集中到两间大牢房里，能面对面地交谈。按卢图利的话说，是“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是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曼德拉的，现在进一步了解了他，并对他的谦虚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讲话从来不伤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快乐，还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好象先从人们那里汲取力量，再将无穷的力量送还给人们。
一场“我们与领袖站在一起”的运动开展起来。里弗斯主教、亚历克斯·赫普尔议员及阿伦·佩顿(劳工和自由党派领导人)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柯林斯在伦敦发起成立一个国际援助基金。
顽固的阿非里卡人赞同政府“面临险境”时所具有的警惕性。而美国学者格温多伦·卡特教授和汤姆斯·卡里斯认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与那道貌岸然的“叛国指控”程度之严重不分伯仲。但两星期之后的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始时的气氛却热闹非凡而并非庄严肃穆。很多人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聚集在德里尔厅四周的街道上，审判将在德里尔厅进行。囚车里面的犯人也在高唱歌曲。大厅是一个四处通风的昔日殖民者的遗物，惊惶失措的警察与被告人、观众及记者挤成一团。开庭了，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俨然是参加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开口讲话，便发现麦克风出了毛病，什么也听不到。法官只得在一阵笑声之中宣布休庭。
转天又有了新花招，被告们被关在铁丝网笼子里。杰出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到“野生动物一般待遇”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了。但外面却传来了枪声：德里尔大厅外面的警察恐慌之际朝情绪尚平静的人群开了枪。22人被打伤。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尔两位身材矮小的人走进气愤的人群中，让人们冷静一下。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训斥他的部下。
由于一些被告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们的几个同伴从镇里接到德里尔大厅来。他们在政府提交的指控书中和风马牛不相及的证人供词中找到不少笑话。检察官讲，他要证实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关社会和国家的论述，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及曼德拉的演讲和文字材料是指控人拿出的主要材料。政府还要证实自由宪章设想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骤，并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护律师驳回了这一指控，明确宣布大会联盟宪章所表达的宗旨。他辩解道：不只是156人在受审判，“而且他们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公开信奉和表达的思想也在受审判。”
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部分被告都远离家乡，倍受折磨，他们的家属得到了辩护基金会的资助。曼德拉、坦博是少数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继续工作的人。大批被查封材料成为指控中的证据，这里边包括有“荤汤”和“素汤”的标记。
午休时候，东开普合唱队在大厅后面唱起了卡尔塔的《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领导人正在和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的组织者紧急磋商。40年代汽车票价的上涨激怒了老百姓，大约5万多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胜利。政府不仅通过了提高雇员交通费补贴的法律，而且票价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为了检验一下在审判期间受到影响的组织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发出了待在家里的号召。在南非工会大会发出的每日1英镑最低工资号召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一词的意义。由于罢工需要纠察队来阻止工厂的工人上班，而纠察队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会便决定使用这一方法。
预审在9月份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告们正为能回家而兴奋异常，约翰内斯堡城镇发生暴乱的消息又使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很多人受伤。同过去一样，政府拒绝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市政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暴乱的原因中包括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少职业训练、缺少娱乐设施以及“极不舒适”的火车——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司法部长将这些调查结果斥为毫无实际价值。
不久，人民群众对强行设置班图政权的不满以及通行证法所带来的无处不见的痛苦遭遇，在德兰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应是将武装警察派往这些地区。与坦博一起受理有关案件的曼德拉无法到出事现场查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坚持开业。每天很早开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烦人的一天后，晚上回到办公室。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诊所”。坦博原来想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经接受坦博为圣职候选人，然而，当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他放弃了这一希望。
正是通过坦博和亚德莱蒂·楚库杜——他即将要娶的那位护士，曼德拉结识了温妮·诺姆扎莫·马迪基泽拉。还是在以叛国罪遭逮捕之前的一天，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食品店买东西，这时坦博和未婚妻开车过来，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位美貌超群、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纳尔逊肯定知道她，奥利弗说，当她被任命为巴拉瓜尼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杂志上还刊登过她的照片。他接着说，她和他是同乡，他称呼她为“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
当审判还在进行中。曼德拉给温妮打电话，请她吃午饭。刚20岁出头的温妮十分敬畏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但她接受了邀请。这是一个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师工作，带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馆吃饭。他满怀柔情，开心地看着温妮第一次尝到热辣辣的咖喱时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是在吃午饭时，他也躲不过那些向他请教或打招呼的人。尽管他的一些同志觉得他孤傲，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给别人以时间和知识。
他和温妮驱车到一片开阔的田野里散步。温妮记得那次谈话是请她帮助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会募捐。或许是广阔的南非草原和空旷的天空，唤醒了他们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曼德拉和温妮少儿时代都放过牛、羊，热爱特兰斯凯的土地。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迪基泽拉曾担任过学校校长。温妮9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温妮在去寄宿学校读书前一直照顾弟妹。她的名字诺姆扎莫的意思是“经受考验、勇于奋斗的人”，那时候名副其实，此后也一直名副其实。
以后随之而来的称不上是谈情说爱。“如果你想寻找浪漫，你不会找到，”温妮这样描述他们数月后友谊的发展。有时曼德拉的朋友把温妮从医院带到体操房看他“汗流浃背”地锻炼；有时曼德拉带她到城市或郊区探望朋友。温妮和曼德拉的儿子腾比相处很好。尽管她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但她也参加会议。当温妮还在学校的时候，“团结运动”吸引过她。现在曼德拉又在开她的玩笑，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把温妮从这个对立组织里解救出来的，她又是应该怎样感谢他。温妮尽管深深地爱着曼德拉，但仍敬畏他。温妮一直不知道他已经离婚，直到一天曼德拉突然让她去看望一位朋友雷·哈默。雷·哈默将为她制作新婚礼服。“你打算要几个陪娘？”曼德拉问。温妮的回答却是：“婚礼何日举行？”
温妮的父亲为女儿能嫁给一位如此重要而又令人爱戴的人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也有深深的不安：在特兰斯凯，即使是城镇里，离婚也被人另眼相看。王族家庭的离婚更是如此，他们必须要为人师表。温妮能承受得住指责吗？这种指责无法避免地会有一部分针对她。还有纳尔逊3个孩子的问题，尽管这3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但他们自然会来看望父亲和继母，而她是这样的年轻。更何况，曼德拉还在接受叛国罪审判。
温妮从曼德拉的气质中确信她的选择是对的。曼德拉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她知道他爱她，但她也意识到：当你投身于事业时，你就不能从个人角度来思考问题。曼德拉离不开人民，离不开斗争。在很久以后，温妮才满怀渴望地谈起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婚少妇生活”。
1958年6月，他们在温妮的庞多兰家里结婚，曼德拉原有不准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法院判决，这次他得到了4天特许假期。利莲·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国大领导人中的一个。当哥伦布·马迪基泽拉对他的女儿宣讲父亲的“智者真言”时告诉她；她必须记住，她嫁给了斗争事业，而不是那个男人。当她把这样一个男人带到他这里做女婿时，她就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按习俗，婚礼应在两家分别举行。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去纳尔逊在库努的家了。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他们的婚礼并不完整的。为了这个原因，温妮留下了结婚蛋糕的一部分(她现在还留着这块蛋糕，等着她的丈夫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
回约翰内斯堡后，她开始将奥兰多那座门牌为8115号的小房子进行改造。加盖了两间屋子，室内的色调和式样也更新了，在破破烂烂的房子前的一小块地里种上了花草。坑坑洼洼的土路对面是座秃山。滕比、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有时来和他们的父亲和温妮共度周末。
叛国罪的审判于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座曾是犹太教堂的建筑物里开庭，当时辩护工作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对卢图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销。曼德拉和西苏鲁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们行列之中，另一项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笔勾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