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南非政府确信，非洲人的抗议斗争已因非国大和伐非大会的被取缔和紧急状态下的大搜捕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叛国罪审判案对被告的限制结束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狱中的其他领导人已在一起拟定了新的计划。根据卢图利的批准以及根据该案件被告将被宣判无罪的推测，曼德拉被推选出来在危难之际承担领导责任。
他十分清楚其中的含义：其他组织者为了免遭警察迫害，身份一直保密。只有他在党转入地下后，必要时还得公开露面组织群众活动。他必须牺牲家庭生活(本来就没多少)，还要放弃律师职业。正如他1962年对法庭所说的那样：他不得不过一种长期被警察跟踪的生活，不能与亲人团聚，随时可能被拘留逮捕。他说这比坐牢还要难受。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但是，这样的时刻有时会到来，就象我的生活已遇到的那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只能过着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给他。”他强调说，没有妻子的激励、支持和鼓舞，他根本不能象现在这样行动。
当他对温妮说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话——“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大部分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代表着政治、宗教、体育和文化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
正如一位代表所说，曼德拉在被迫沉默10年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十分振奋”。代表们不分昼夜地讨论政府政策所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有一位代表特别使曼德拉感动。他曾反对班图地方政府，他发现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人民被其信赖的他方政府领导人抛弃了。他说，在这次大会上他感到精神振奋，信心十足：“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曼德拉从他身上感觉到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大会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由选举产生，他们必须是成年人，不受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国民大会必须有“最高权力”，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新宪法”。这个要求第一次提来是在8年前。8年来，当局实行的压制不断增强。
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行动委员会”，负责向政府转达上述要求。如果政府不召集国民大会，全国就举行示威活动——待在家里3天，日期定在5月底，恰好在白人南非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日子。曼德拉离开大会向卢图利汇报，然后又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取最后判决。从唯一一部有关判决的电影上可以看到，他身穿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离开法庭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对于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要伪装乔扮是很不容易的。正当他在全国各地秘密活动时，当局发布了通缉令。他仍四处奔波，指导工作。当警察追踪太紧时，他就隐蔽消失一段时间。在一个警察进行恐吓和收买已延续好几代人的国家，告密者无所不在。曼德拉发现在非国大领导人因禁令而失去联系的农村和开普敦穆斯林群众中，组织动员工作尚有很大潜力，他说，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他喜爱乡村生活，但在被当局限制活动的年月里，他几乎忘记了这种生活。他到各个黑人城镇活动。在索韦托，他在晚上会见下班回来的工人。他还到各大城市活动，会见工厂工人和一批批印度人。在伊丽莎白港，他住在谢尔大街诗人本尼斯·布鲁特斯夫妇的寓所里；当他在新布赖顿召集开完会议会，就回来教诗人的小儿子打拳。回到约翰内斯堡，他只在深夜回家探望家人。他处处小心谨慎，尽量不累及他人。有好几次他逢凶化吉，死里逃生。一次为了迅速逃离，他不得不在一所住宅的二层楼上系绳子跑掉。
他不断躲避警察，因而被报界称为“黑人平珀诺”。“平珀诺”是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他英勇无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功地躲避了警察追捕。曼德拉遇到过种种困难，其中一件就是他在约翰内斯堡化装成司机所驾驶的唯一一辆汽车经常抛锚。
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鲁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西苏鲁博学多才，精明能干，平易近人，且擅长决策和组织。多年来曼德拉从他身上以及从他的经历中学到很多东西。曼德拉学会了如何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打交道，他在会见白人报纸编辑和不赞成“待在家里”运动的自由党领导人时，强调共同点并说服大家联合起来。他秘密会见他们，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主张，听取他们的意见，再阐释自己的看法。如果碰到对方的批评，他从不记恨在心；他总是富有幽默感。
一家荷兰裔白人报纸载文警告说，南非的“敌人”正在使南非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曼德拉还把传单寄给黑人学生，介绍彼得马里茨堡大会发出的“振奋人心的行动号召”，指出班图教育的“奴役”性质。他说，最近的入学考试成绩鲜明的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恶果，如果不把国民党人赶下台，更悲惨的后果将接踵而来。后来学生们响应号召，在示威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知道他的人民没有兴趣辩论南非究竟应当与君主制的英国继续结合还是建立布尔人自己的共和国。但是，这是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能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黑人的要求上来。他说：“我们赞成建立一个根除种族歧视、使全体南非人民享有公民权的民主共和国”，不赞成那种已使南非在全世界无地自容和声名狼藉的白人至上制度。
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在不同种族的自由派、宗教界和学术界中得到赞成。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避免发生再次沙佩维尔事件。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致函南非总理，声称白人共和国一旦建立，这个“因其令人憎恨的政策而臭名昭著”的政府，“将对非洲人的权利和生活现状继续发动更加野蛮的进攻”，对此他深表担忧。认为只有召开“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才能避免出现危险局面。
他介绍了准备进行的示威活动。接着他说：“我们对你的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抱任何幻想”，“最近一年来，我们经历了严酷的独裁统治”。然而，“我们却没有被武力和暴力的威胁所吓倒”。
鉴于过去和政府发生的对抗，他对非洲人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不抱希望。南非总理并没有答复，只在议会承认他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并称这封信带有“威胁”口吻，态度“狂妄”。
5月上旬，曼德拉致函议会主要反对党——统一党的领导人，指出支持召开国民大会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他直率地说：“必须作出抉择，或者通过谈判消除分歧，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他呼吁说：“现在还不算太晚，”“你们发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很可能成为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将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它将孤立国民党政府，并将显露出它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统一党以白人中产阶级为基础，在矿业、商业和工业中势力较大，但这个党行将就木，它的领导人没有答复。
示威活动采取了从5月29日起3天待在家里的形式。5月下旬，警方开始大规模搜捕，这一次仍然没有抓到曼德拉。警方不仅逮捕了领导人和组织者，还以违反通行证法为由拘留了数千名群众。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他们都是无辜的群众。全国各地集会被禁止，印刷所遭到搜查，罢工传单被没收。
维沃尔德总理发出严厉警告，斥责“煽动者”、“普通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和“某些报纸”鼓吹召开国民大会的行为是在“玩火”。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谁就要为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负责。
甚至连自由派的英文报纸也不再客观报道，而警告人们不要响应曼德拉的号召。他们也拒绝刊登曼德拉的声明，而在这篇声明中，曼德拉抗议警方逮捕数千人，并对警方捕人的“文明”方式表示“敬意”。他说，警察在示威活动之前抓人是想先发制人。他本人通过了警察设置的路障，但他的人民却被逮捕。难道全国没有必要知道他对如此重大事件的态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