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2年
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经讨论后，交给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一个小组去完成组建“民族之矛”1的任务。
作出诉诸于暴力的决定是很困难的，有人对它的效力或时机持保留态度。曼德拉本人坚决主张有必要改变政策，他自己20年来曾严守非暴力的原则，但是这种斗争并未奏效。很明显，既然非暴力抗议遭到屠杀和镇压，那么采用暴力手段将会受到更大的摧毁性的压力。
作为群众性政治组织非国大，奉行明确的非暴力政策，它不搞暴力行动。但现在它已不再排斥这种行动，只要暴力能得到“适当的控制”。西苏鲁将留在非国大内，曼德拉则领导“民族之矛”。经严格挑选的少数人(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员)开始组织起来。
从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制定计划。曼德拉十分想念温妮和他的女儿们。令同志们惊奇的是，他会从不同的隐匿处溜出来去见她的妻子。温妮在约翰内斯堡儿童福利会工作，经常探访郊区城镇的孩子，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乔装打扮虽不很地道却已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曾装扮过擦窗户的清洁工、听差和司机。一次温妮的汽车有了毛病，她在办公室接到口信，让她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一位穿一身蓝工作服的高个男子上了她的车，请她从驾驶座位上让开，他驾车将温妮带到一个停车场，在那儿给她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开车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车停在站牌边，说声再见，走下车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起初温妮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当曼德拉在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间公寓里小住时，房间的主人沃尔菲·科迪什发现曼德拉潜心研究关于战争的书：有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著作，还有里茨的《突击队》，读得最多的是克劳塞维茨，他在读经典著作时精力特别集中，许多章节下面都画着杠。问题出现了：如何向房主雇的打扫房间的祖鲁人解释，一个黑人作为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这里，白天从不出门？他们商定让科迪什告诉打扫房间的人，“大卫”是一位准备出国的学生，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前在公寓里准备功课。科迪什离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饭时，发现曼德拉正与那个祖鲁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曼德拉很容易和佣人相处了，因为在另一家，厨师也非常喜欢为这位“大卫”跑腿。科迪什早上5点醒来，发现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径服正在房间里原地跑步。当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时，他每天早晨在室内锻炼2小时。
10月份之后，曼德拉过上了一点家庭生活。一个名为利里斯利夫的小农场出租给了“民族之矛”。这个农场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利沃尼亚，在附设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间很适合这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装后才敢外出。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换乘几次车到那里，温妮数月来第一次亲手为纳尔逊做饭，曼德拉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泽妮离去时带着这样的梦想：父亲住的这所凌乱的房子是他们的家。
在利里斯利夫农场，“民族之矛”的谋士和他们的非国大的顾问能高效率地工作。与过去政策不同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民族之矛计划接收所有种族的人，尽管它的主要干部都是非洲人。在极端孤立的环境下，患难与共产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们在制定计划时激动不已。
可能采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种：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他们决定采取破坏战略，这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选择。曼德拉后来强调说，“进行破坏不会丧失生命”，“破坏战略给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希望”。痛苦将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这项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将变成现实。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决定，还由于白人与黑人走向内战的警钟已经敲响。如果消除布尔人与英国人战争的伤痕需要半个多世纪的话，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种族之间内战的伤痕呢？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国资本和贸易，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吓跑外资”，并“使工业区的货物更难于按时抵达海港”。从长远考虑，国家经济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一定会迫使选民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曼德拉在总结中说“民族之矛要进行破坏，但它从一开始就严格指示其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伤人或杀人”。他领导全国最高指挥部，该部制定战术和目标，并负责训练和财务。另外，还建立了领导地区破坏小组的地区指挥部。
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面对庞大而实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们必须使整个组织齐心协力，建立起大体与民族之矛计划设想一致的行动小组。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情况？如何才能确保机密？以往非洲人一直开展公开斗争，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机密视为胆小。对非洲人来说，往来于各地总是很困难，电话又被窃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相距数百英里的各个中心之间进行联系呢？即使他们化了装，也有根据通行证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斗争、搜捕和关押，警察已经给多数政治活跃分子(即使不是全体)建起令人生畏的档案。黑人警察几乎与白人警察一样多，全国到处都有告密的人。一个告密者可得130英镑赏金，“先报者重赏”，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对实际目标的破坏，重要设施都把守得很严。再者个人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并且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伊丽莎白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富于战斗性的地区。在新布赖顿很快建立了21个行动小组，在夸扎克里镇建立了33个。那里的保安警察仍对蔑视运动期间黑人的反抗感到恼火，他们不仅将采取各种行动打击破坏者，而且也不会放过任何小规模的政治活动。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地下活动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网还没有抓住他。但是他继续冒险简直是蛮干。11月份，他巡视纳塔尔和开普敦时险些出事：他穿戴着司机的外套和帽子，在约翰内斯堡街头等车，预定接他的车没能按时赶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过来，当那位警察盯着他的眼睛认出他来，他想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并没有停下来，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使眼色，以非国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1961年12月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与新时期的开始：当艾伯特·卢图利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非国大非暴力的漫长历史得到了承认。卢图利坚持说，“功劳并不是我的，它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继承的政策有50年历史，我很乐意执行。”相隔不到一个星期，12月16日“英雄节”，按惯例非国大召开年会，这天“民族之矛”发动攻击。破坏者们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对象征性目标进行爆炸和破坏。有一位破坏者被炸死。
传单宣布：“民族之矛”将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宣言继续写道：
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寻求通过不流血、不发生民众冲突而取得解放，就象解放运动一直在做的那样。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唤醒每一个人，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引向灾难。我们希望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恢复理智，现在还为时不晚，在事情尚未发展到爆发内战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就更换政府并改变其政策……每个民族都会面临只剩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种选择。我们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政府把和平的运动视为懦弱，把人民的非暴力政策当作政府对暴力所开的绿灯……我们正沿着一条解放本国人民的新路奋勇前进。
1962年1月初，曼德拉偷偷逃出南非。他在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家里与温妮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这座房子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郊的边缘，很安全。他逃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海尔·塞拉西皇帝作为东道主主持泛非自由大会。曼德拉在令人激动的旅程中产生第一个感受是，一生中他第一次成为自由人。在亚的斯亚贝巴他见到了奥利弗·坦博，坦博安排他在大会讲话。他受到了来自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代表的热烈欢迎。在向对南非实行制裁，对难民和自由战士提供避难的国家致谢后，他讲到今后的斗争将是长期、复杂、艰苦的，需要民族最大限度的团结。他说：“赤裸裸的武力和暴力是南非政府公开使用的武器，用以镇压非洲人民的斗争，以压制他们的意愿。”他介绍了镇压政策、对政治领导人的迫害、叛国罪审判和沙佩维尔大规模拘捕、特兰斯特紧急状态法等情况。他还讲到50年代农村地区广泛的骚动和抗议及1961年“待在家中”的罢工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被警察和军队以残暴的武力摧垮了。然而人民阻挡不住。非国大被取缔的禁令发出后，它立即发表声明，宣布蔑视政府的禁令，并将继续开展地下活动。
他说时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前南非争取自由的斗争究竟有多大力量？”
南非以外的一些人士曾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我们国内的特殊形势下，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永远不会取得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政府手中掌握着令人生畏的力量和镇压机器。它的军队对民众进行残酷镇压，对该政权的政治反对派进行种种迫害。为此这些人敦促我们在国家以外寻找救国办法。没有比这离真理更遥远的了。
的确，国际上对南非政策的谴责相当强烈，对南非政府实行有效制裁的动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的积极倡议和通力协作下，南非被驱逐出英联邦。“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对南非的压力极大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并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南非国内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