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曼德拉在亚的斯亚贝巴曾预言南非新任司法部长将“拿出更加狠毒的手段”。现在这位部长——j·b·m·沃斯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参加亲纳粹活动被拘留过)拿出了“破坏活动法”。破坏的定义很宽泛：例如非法侵入他人土地和非法持有武器。
轻者判处5年徒刑，重者判处死刑。这项法令遭到南非白人和黑人的强烈抗议，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评论说，这项法令把公民的自由降到了“连左的或右的极端独裁者都望尘莫及”的地步。司法部长扩大了他对个人宣布禁令的权力。非法的人与另一个人交往(丈夫与妻子接触必须申请免罪)，接待来访者，不定期向警察报告、准备出版任何东西都被定为刑事犯罪。任何人出版非法人的作品或讲话也是犯罪。不久，非法人同时会见一个以上的人也被定为犯罪。第一批定为非法人的名单包括52名白人、35名非洲人、9名有色人和6名印度人。
然而最严厉的新限制是软禁。海伦·约瑟夫最近一直在宣传被流放者的困境，她是第一位遭软禁的人。每日晚间、整个周末和公共节日都不许出家门。沃尔特·西苏鲁是受24小时软禁的人中的一位。
警察监视、骚扰和逮捕已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反对关押曼德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司法部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接着他要求法官回避此案，他解释道，他所讲的不是对法官本人而言，而是因为他向审理本案法庭的权利提出挑战。“我认为自己既没有法律上的，也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去服从我在其中没有代表权的议会制定的法律。象这样的政治审判，由于它包含着非洲人民的意志和白人意志的冲突，这个国家的法庭象目前这样构成，不可能公正和合理。”
他权威的气度使通常或者打瞌睡不屑一顾的警察也聚精会神地静听。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毫无意义，并列举了被白人垄断的其他权利和特权：
在执法中严格的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很恰当也合乎时宜。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它使我想到，我之所以没有选举权，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白人控制的议会。我没有土地，是因为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白人夺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强迫我住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而那里人口过多，牧场不足。我们被饥饿和病痛所折磨。
法官打断他的发言；饥饿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囚犯仅限于陈述要求我回避的正当理由。
曼德拉提问说：“如何能期望我相信，多年来造成那么多不公正和苦难的种族歧视制度，今天会给我合理而公正的审判呢？”
他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即使我现在恰巧碰到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但我仍然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它使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不应该的。我应当得到保证，我在被一个平等的南非人审判，他不把我看作是只配以特殊类型的公正原则来对待的下等人，这样我才能感到完全的轻松自如。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他们压抑我们的愿望，阻碍我们通向自由的道路，剥夺我们促进道德和物质进步的机会，以防止我们有任何忧虑和欲望。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给白人，却指望我们黑人满足于用白色皮肤的人餐桌上扔下的残羹剩饭充饥。这就是白人的正义和公平的标准。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伦理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权利的轻视，对我们利益的冷漠态度，使得他们做出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