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从开始……就拒绝与我们交涉，不倾听我们的呼声，不和我们谈判，而是把我们描绘成野蛮的、危险的革命者，是企图制造骚动和暴乱的人，认为除了用压倒优势的军队来对付我们，并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强制手段镇压我们之外，不可能与我们打交道。政府的行为是任何文明的政府面对和平的、有纪律的、有理智的，并民主地表达其意志的本国人民都不会采取的……
如果在这个期间，由于这个国家的形势而出现了暴力的危险，那么这种暴力危险是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完全依靠暴力来回答我们的人民和人民的要求。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增长着的不安。这不安是由于认识到他们的政府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这种支持。很明显，政府企图用恐怖的统治来反对我们强大的运动。
案件中的证据已经表明(我们的运动)取得了实质性胜利。……如果一个罢工最后未能按其希望的规模发展，那不是因为人民不愿意，而是由于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暴力、以及政府对我们运动的打击，暂时达到了它强制我们违背自己意愿和理智而屈从的目的。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法庭也不能企求人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不可能不做事，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也许法庭会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蔑视，而且声名狼籍。曼德拉从他未经审判而定罪和一再被宣布为非法人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有谁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人，应准备去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呢？就象法庭证词所说的我所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开，对我来说绝非易事。我必须告别旧时那种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与家人团聚在餐桌旁的美好时刻；而过一种不断受到警察搜捕的生活。离开我那些最亲近的人，在我自己的祖国，经常面临被逮捕的危险，这是一种比坐牢更困难的生活。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而不去过那种正常的任何文明社会都存在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就象它以前来到过我的生活中一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就只能过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利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于他。被逼迫到这种境地，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行动……
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以来，特别是我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我已准备接受刑罚，虽然我知道，一个非洲人在这个国家监狱中的处境会多么痛苦和险恶。我曾经坐过牢，我知道，甚至在监狱的大墙内，对非洲人的歧视是多么严重，知道非洲人的待遇与白人的待遇相比要糟多少。
但是，这些不会使我放弃已选择的道路，也不会使其他象我一样的人放弃。因为对人而言，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自由是他们的最高向往。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有信仰的人放弃它。比对我将遭遇处境的担心更为强烈的，是我对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所遭受可怕处境的仇恨。
他对种族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憎恨：憎恨向儿童们灌输种族偏见的制度，憎恨种族傲慢意识，它认为应当把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留给少数白人，而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降到卑微的附庸地位，并保持他们没有选举权，使他们成为占统治地位少数人任意驱使的奴隶。
我对它的憎恨基于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同样憎恨它。这个法庭对我采取的一切做法都丝毫不能改变我的仇恨，它的改变只依赖于消除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非正义和不人道。我一直为此而进行斗争。
无论阁下根据法庭裁决对我作任何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就象人们总会做的那样。在我刑满释放后，我仍将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努力去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
在曼德拉被宣判的前一天——11月6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第一次以17票赞成、16票反对、23票弃权，赞同对南非实行制裁，虽然未达到付诸实施所需要的安理会法定多数票，但这是一个开端。就在那天晚上，伊丽莎白港发生了许多破坏事件。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因“煽动”罢工判3年，未持旅行证件离开南非判2年。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在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力！”并得到三次“属于人民！”震耳欲聋呼声的响应。他被警车带走。拥挤的人群无视不许示威的禁令，沿着马路行进，载歌载舞，高唱“曼德拉继续斗争。”
温妮·曼德拉面带笑容，与法庭内其他旁听者一道高唱“上帝赐福非洲！”接着，她向《新时代》(左翼报纸，不久后被查禁)发表谈话，“我将继续进行这一斗争，就象我过去竭尽全力所做的那样。”她说，泽妮和津姬年龄太小，还不懂事：“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她们的爸爸是被警察带走的……未来的岁月对于我肯定极其严酷，然而这种生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958年我与纳尔逊结婚，那时他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知道他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人民给予铁窗之内人的最高荣誉，是保持自由之火燃烧，是继续斗争。我丈夫说得对，在监狱中受煎熬与在监狱外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在监狱内外正在受难。但是只受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斗争。”
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一座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设有炮塔的红砖监狱里开始服刑。他穿着褴褛的短衣短裤狱服，脚穿拖鞋。一间水泥地小牢房里有草垫、马桶、瓷碟和杯子。曼德拉天不亮就被闹钟叫醒，在领班阿非里卡语的喊叫声中，他仍每天严格坚持锻炼。基本食品是玉米粥，午饭在上午10点45分，晚饭在下午3点。他每天靠缝邮包打发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