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组织影子内阁。我在下院反对党领袖的房间里会晤了议会督导员汉弗莱·阿特金斯，还在那里品尝了由他夫人马吉准备的一顿美餐。当然，汉弗莱·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领袖职务角逐中身居此职的他确实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爱可塑之人，作为议会督导员，他见多识广，要委以高级政治任命，这种特质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诉汉弗莱，虽然我自感对有些人如基思·约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种人情债，但我并不想全部撤换原班人马。经过与特德的苦斗，要维持党的团结就必须让它有足够的连续性*。

然而，我俩谈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所有其他安排都取决于特德。在竞选领袖期间，我曾公开承诺要给他机会，如果他想在我领导下供职的话，就可以在影阁三大要职中选择一个，或是一个无任所的职务。其实，我内心希望他根本不领这番美意。我们谁也不知道他那受伤的感觉会持续多久，但已很难想像特德会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后尘，成为其继任者班底中忠实而出色*的一员。反正各种报纸都已经在说特德无意供职，但是我必须亲自探知。我曾打算当晚就去看他，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由汉弗莱先出马更好些。汉弗莱试探了特德的意见，得出的印象是，那些有关其意向的猜测准确无误，便报告给我。可我已经说过提供职位的事，于是第二天上午我还是乘车前往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住宅亲提此事。

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特森引我走进楼下面对花园的书房。特德正坐在书桌旁。他没有起身，而我没等让座就坐了下来。无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对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影阁，但没有提具体职务。他说不，他要当后座议员继续干下去。谈话实际上就此结束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意拖长会见的时间。我知道这对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种羞辱。可我同样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过记者人群，离开威尔顿街的话，那么午间新闻就会充斥着关于我俩关系冷淡和分歧的故事。况且，我的咖啡还没有喝完，于是我略微扯开了话题，问起他如何看待工党许诺的就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进行全民公决的问题，尤其是他是否愿意率领保守党搞这次活动。他还是说不。至此我已经为团结特德和确保这次会面的终止不至于过于突然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我离开特德的书房时，时间才只过了5分钟左右。于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样知道不利宣传的可能）和我为了拖延时间又闲聊了15分钟，此后我才离开这所房子。出于对特德个人自信的尊重——我是这样想的，对这夭的谈话情况我甚至没有告诉正负责组建我的办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后来公开此事只是为了澄清有关记载。我回到下院告诉了汉弗莱·阿特金斯，特德确实不想加入影阁。

接着，曾在领袖竞选期间任党的代理领袖的罗伯特·卡尔希望见我。当然，他一向是亲近特德的，并被认为是代表党内的总体主义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对在我手下供职不感兴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说，唯一愿意接受的职务是影阁外交大臣。我说我不能下这样的保证。理由之一是我不愿在充分考虑整个班底的构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脚；我还没有肯定影阁中是否确实会有罗伯特·卡尔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怀特洛。他的声望已在领袖选举中展示出来。他极富经验，有他在，就能使许多后座议员确信，当今的主流是渐进而不是革命。我们或许都感到彼此能够成为牢固的、优劣互补的政治伙伴。虽然我当时还不能给他提供具体的职位，等我后来请威利担任党的副领袖时，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诚还不仅表现在这件事上，他从一开始就是忠诚的。在我走进大厅听哈罗德，威尔逊发表一项声明时，有人发出大男子主义的叫嚷：“亲一个，马吉（玛格丽特的呢称）！”凡此种种。我坐在了前排威利与罗伯特·卡尔之间，吉姆·普赖尔、杰弗里·豪和约翰·佩顿另一位失败的领袖竞选人——也都在场，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机敏中含刺的祝贺，而我的答辞却少有睿智，哈罗德·威尔逊当时依然处于议会中无人可比的最佳状态。我一边听他的讲话一边思付着，作为一个经历了动荡而且还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在这个喧嚣、纷杂的男人世界中奋力争取主导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来将是困难重重。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当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阁会议。会场有一种略欠真实的气氛，因为在座的人都还没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会再受任命了。昆廷·黑尔沙姆代表影阁向我表示祝贺并保证效忠与合作。我感觉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我说威利已经同意担任副领袖，而特德已拒绝我提供的影阁职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领袖一职，并期待着以此身份供职。这些礼节标志着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个人之间实现了一种不解除武装的休战。

次日晚上，我作为领袖头一次出席了1922年委员会的会议。当时我与这个人数更为众多的议会党团之间的关系比同影阁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爱德华·杜坎送我一张没有签名的情人节贺卡（提前一天）。后来我把它与汇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节贺卡和玫瑰花摆在了一起。在1922年委员会讲话，最重要的是领袖的情绪和举止，而不是讲稿的内容。然而这次大家似乎同样喜欢我讲话的内容——那就是，要让保守党的政策明确区别于社会主义者，回归传统的独立、自助价值观，并对所谓左翼势力增长已不可逆转的假想提出挑战。在一片掌声、拍案声和保守党议会党团表示赞许时所用的粗声怪调中，我坐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时间全部用于会见记者和商量有关我的办公室安排事宜，还办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选区公务。绝少有机会与汉弗莱和威利坐下来讨论影阁人选的事。我还总是想用周未做最终的拍板。然而拖延总是引起人们的猜疑。有报道说，时下正有一场防止基思·约瑟夫担任影阁财政大臣的战斗。其实，这个职位他没有要过，我也没给过他。

我组织影阁的事，由于彼得·托马斯和杰弗里·里彭申明他们不想继任而得以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又多出两个空缺可用。我利用周六和周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单，同时也与汉弗莱和威利合计某些具体问题。星期一在我的下院办公室里通过一系列与同事们的会晤而确定了任命。

头一个进来的是威利。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其中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他作为前任议会督导员又是代表英格兰一个选区的苏格兰人，可能有办法解决这方面已经出现的政治难题。接着，我见了基思·约瑟夫，请他继续在影阁中负责政策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利与基思是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领导班子里决策方面的智囊。我还认为，要使自由企业经济的思想更加广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须从政策研究中心着手继续他的思想改革运动。我绝不幻想我在领袖选举中的胜利是一种全局性*的转变。我们改变党的政策（作为改变zheng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来改变思想。不幸的是，当基思旋风般巡游大学时，他却发现在那些明火执杖的左派听众当中，战斗倾向派们准备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胜一筹。

我的下一位造访者是雷吉·莫德林。我猜想，虽然他曾公开表示愿意供职，但当我任命他为影阁外交大臣时，他同新闻界一样惊讶。此举虽在当时受到广泛称赞，可这却不是一项好的任命。我一向钦佩雷吉的才干，并对他1972年不得不因为波尔森事件辞职感到遗憾。另外，让雷吉回来掌理外交事务对那些将特德的老练与我的不足相比的人好象是一个令人服气的回敬。但是事实很快证明，雷吉不准备改变他的观点，也就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对基思和我想要追求的货币主义路线有一种轻蔑，只是稍作了些掩饰而已。我本应任命一位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与我有共同直觉的人，那样要好些。

那么，还有一位性*情与我更不相投的人就是伊恩·吉尔默了。我想当他得知我要见他时，他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曾是特德的有力支持者，且少有充分证据证明免除他的职务意味着很大的政治代价。但是我器重他的智慧。我觉得他会是有用之才，只要让他远离经济岗位。虽然他后来以主张“通货再膨胀”的急先锋而著称，但是无论是他的素养还是性*格，都不适合让他搞经济工作。我请他担任了影阁内务大臣。

接着进来见我的迈克尔·赫塞尔廷，在性*格上比伊恩要外向得多，虽然他俩有许多一致观点。他也曾是希思的长期支持者，但人们总觉得他最为奋力倡导的事业就是他自己。我的竞选班子确信，在第一轮领袖职位竟选中他是弃权者。说实话，他总是爽快地公开自己的野心。我请他留任影阁工业大臣。这是个令他兴奋的职位。因为要由他去打击工党政策的主要国有化建议，这个职位使他为保守党充分发挥了才能。当时我没有充分把握的是，他思想上对我所不能接受的干涉主义路线相信到什么程度。我在全国贸易总会的中小企业家午餐会上首次以领袖身份公开讲话，随后便回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继续规划影阁的组建工作。我请彼得·卡林顿留任上院议长。同样，我对彼得在保守党的政治圈子内所持的立场不抱幻想：他的思想方法与我不同。当然他曾是特德的圈内人物，参与过在政治上对付矿工罢工的问题和1974年2月的选举的决策。而自我们失去执政地位后，他成了一名公认的、极其能干的上院议长，而且作为前国防大臣和国际型商业家，他有广博的外交经验。人们公认，他有可能在内阁成为我在经济政策上的对立面。但他从未让经济上的歧见阻碍他行使一般职责。他带来了风度、经验、智慧和——也许我的想法从政治上讲是不正确的———点阶级的味道。

杰弗里·豪自有他诙谐的智慧，可是同我那天任命的其他人相比，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相当与众不同的政治家。我感到无论如何有义务给杰弗里一个影阁职位。只因为他曾是与我对立的竞争的候选人这一点，我也希望尽最大可能团结全党。任命他为影阁财政大臣却是一场精心筹划的赌|博。我知道，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他会做到忙而有序。我还知道，虽然他作为贸易与消费事务部长曾执行过希思zheng府的价格与收入政策，但他完全无愧于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信徒的名声。像他这样的人在保守党上层人士中只是凤毛麟角。既然我已决定任用基思负责政策的反思，那么杰弗里就该是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了。没有哪个初次担此重任的人会认为在这个岗位上会无忧无虑。杰弗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要努力化解大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还要在议会为我党辩护。如果把他免职，另谋一位能与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一争雌雄的高手，我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而我知道，杰弗里的难处就像我的难处一样，多半是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缺少天赋。后来在我们作为反对党的日子接近终了时，他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经过周密思考，我决定让吉姆·普赖尔继续担任影阁就业大臣。人们正确地把这看作我无意在近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工会法的一个信号。吉姆适合这一职务的原因只有从希思zheng府那败坏了的名声中才能理解。1972年特德试图通过劳资关系法来对工会法进行自1906年以来最深刻的改革。改革失败后，全体保守党党员都惟恐重蹈覆辙。再者，自特德与战斗倾向派较量并在1974年2月失败后，公众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个保守党zheng府还能与工会建立工作关系。人们认为，工会当时享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否决权。吉姆坚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这一种局面，即我们既接受斑行的工会法（也许还带有改进意见），又相信与工会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

这种政策在作为反对党的最初岁月里比在后期更具合理性*，但无论怎样，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如果有事实表明，经社会主义者修订的现行法律的理论弊端产生了恶劣的实际后果，我们该做何反应？后来的格伦威克事件和1978—1979年冬季的罢工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既然工会领|导|人在担任工会代表的同时起码也是社会主义政客，那么他们凭什么会甘心与保守党合作呢？他们与我们在经济思想上本来就是不可调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那么，吉姆与工会搞个人外交会有什么价值？也许不会大多。但是就这时来说，他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

艾雷·尼夫私下告诉过我，他想要的唯一职务是影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他的消息网和已得到证实的内在勇气与机敏足以使他能够担当这一严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讨好的任务。

其它的任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尔沙姆没有任职，但却是实际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阁农业大臣，虽然数月之后他不得不由于健康原因放弃这个职务。我让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继续留任影阁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间就认识的诺曼·圣约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阁教育大臣。他既是一个活跃的才子，又是在领袖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开支持者。曾作过新闻记者的诺曼·福勒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西米德兰选区的议员，他人选担任了影阁社会服务大臣。我并不清楚这些安排究竟与平衡党内左右两派观点有何关系。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为影阁环境大臣时我知道我所晋升的是位与中左派有关的人物，但他思想坚定，在综合性*社会政策上足智多谋而且知识丰富。我相信他会成为一宝。我提供的影阁职务中有两项受到了拒绝一一个是给约翰·比芬的，他后来加盟进来；另一个是给爱德华·杜坎的，他的早期竞选班子后来成为我的竞选班子的核心。爱德华继续担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这也许对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处理了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公务。10点30分，彼得·沃克走进我的办公室。早在他接替我当达特福德选区候选人时我们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呼劲儿。他过去一直是特德圈内人物中最能干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决心采取的政策。他显然得离开他的职位。说破这一点对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后多少年来这事情总让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没有什么奢望。他成了后座议员中一个顽固的批评者。

在同随后走进我办公室的杰弗里·里彭商量了一阵后，我确信他不愿任职：这对我俩都合适。然后，我又见了曾任影阁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党内的左派。由于我已经把住房（大臣）并入了环境大臣一职，这使谈话较为轻松了些。这份工作就这么让我从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来我转身去同罗伯特·卡尔进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谈。我告诉他我已把影阁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此事。也许他刚好期望太高，也许我本该劝他留下担任另一个职务。但我不愿在领导班子里再有一位强硬的反对派了，不论他是在哪个位置上。于是我明确宣布我不能请他留在影阁里任职了。过了艰难的几分钟后，他走了出去，并告诉新闻界他对“那些似乎认为（货币主义）是什么自动机制的人”表示担心。所谓“那些人”是谁就毋庸猜想了。

后来公布的影阁名单（其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为党的主席，安格斯·莫德为保守党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后来补充的）被正确地看作是妥协的产物。这可惹恼了党内左派中那些对我罢兔罗伯特·卡尔、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满的人；这同样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复返、由杰弗里而不是基思任影阁财政大臣，缺乏来自后座议员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种种都让他们担心。事实上，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行动，因为当时我的地位还不够稳定，又需要在影阁中反映出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意见平衡。它标志着一支赞同我与基思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财政班子形成了，从而把影阁内思想的天平总地转移到了我这一边，而且使那些我从特德阵营中留下来的人效忠于我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这个领导集体（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认为已经一统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