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伦敦以后我决心理清竞选领袖的事。我邀请文雷来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饭，以便很好地进行一次讨论。我还发现罗伯特·里德利的一封来信，催我和杜坎快作决定，到底由谁作候选人，不要分散选票。问题在于，这只有等到杜坎明确了他要干什么后才可能，而从我和他的谈话中又很清楚，他仍然举棋不定。1975年1月9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进午餐，情况仍然如此。我告诉艾雷我认为杰弗里·豪可能会支持我。我还对他说，在特德领导下进行正常的讨论是多么困难。艾雷向我讲了他最近一次与特德谈话的情况。我们两人都清楚地认为更换领|导|人的时候到了，唯一的向题是杜坎和我谁出来更合适。艾雷持有一种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认为人们对特德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计过高。后来的事态发展与这一观点相符合。
1月15日星期三，爱德华·杜坎公开宣布他不准备竞选领袖。这样，我的道路就敞开了。现在急需建立一个有力的竞选班子。
事态发展得很快。当天下午我在委员会阶段的会议上作为反对党的主持人对财政法案进行审议。弗格斯刚刚得知他必须参加一个议会代表团去南非进行访问。他认为他会在竞选领袖首轮投票时按时赶回来（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在议员的分组投票走廊里遇见了比尔·谢尔顿，请他在他出国期间主持我的竞选。比尔同意了。当比尔告诉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竞选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很忠诚，他会是一个精明的竞选运动组织者。后来我才知道，在以后一次投票过程中，艾雷找到比尔说：“你知道我一直主持爱德华·杜坎的竞选运动，现在爱德华退出了，如果我们能达成某种协议，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玛格丽特这边来”。实际上，这个协议不过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竞选运动，比尔成了他的副手。
当艾雷来到我的办公室见我时，这一安排就确定了下来。我们都表演了一点外交小步舞。他有点明知故问地问我是谁在主持我的竞选运动。我也不得不装摸作样地回答他，我并没有真的进行竞选运动。艾雷说：“我看，最好是我来替你做这件事”，我很热情地同意了。我知道这就意味着他将尽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这边来。突然一下子，我多日来的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从那时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尔就为我争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议应与哪些人取得联系，他明确他说这类事全交给他办，不要我分心。他认为我应该集中精力于财政法案。这是一项好的建议，部分是由于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楼上的委员会会议和一层的议会大厅显示身手了。说到底。最终决定保守党领袖的，将是保守党议会党团的党员们，我的表现和我的辩论发言一样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我的竞选班子开始时只有6个人，但很快就壮大起来，到了第二轮投票时已有四、五十人了，有点过于庞大了。游说工作做的相当精确。议员们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访问以核实他们投谁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们深知无捷径可走。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在进行着，他和比尔勾出一个个名字，记录着票数。艾雷时常向我报告进展情况，不过还附带着精明的选票游说者通常提出的告诫。竞选班子也来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与我一起讨论一周内将要发表的文章、演讲和提出进行其他活动的建议。
在竞选活动的初期阶段，我得到不少后座议员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里森，他后来成为我在唐宁街的议会私人秘书。他告诉我3年以前，他的父亲，后座议员委员会前主席玛格岱勒勋爵就曾这样说起过我：“那个女人会成为下届保守党的领袖。”这也许是“那个女人”这个说法的最早记载。
与此同时，和媒体打交道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宝贵的。 记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1966年由于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而被特德无礼地撤掉了前座议员的职位。他帮助我写了题为“我心目中的保守党”一文，刊登在《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上；我同时收到了许多《每日电讯报》记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议，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约翰·奥萨利文、弗兰克·约翰逊和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等人，他们都支持我的主张，尽管他们的报纸也给了特德一些支持。乔冶·加德纳是1974年2月选举中加入进来的议员，此人是记者，还是《保守党新闻》的编辑，了解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闲谈信息。他帮我起草文章，这确实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班子。
事实上，人们对我参加竞选的态度的变化是可以感觉到的。1月21日星期二，我在几尼俱乐部的圣斯蒂文餐厅的午餐会上讲话，在场的有全国和地方各大报的记者。到这时，根据艾雷收集的调查结果，我开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机会。我苦笑着对他们说：“要知道，我真地认为现在你们应该开始认真对待我了。”他们惊讶地回头望着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这么做了。到了那个周未就出现了从全新的角度评价我的竞选活动的文章。
同样，第二天在下议院与总是一幅谦和模样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锋也没有损害我的前途。他以恶毒但含糊的语气把我说成是“享有特权的热情之花”。我草草写下几句回敬的话。稍后，我兴致勃勃他说：“有的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的财政大臣理财有道，可这位财政大臣却是廉价的。”保守党议员很爱听这些话。
就在离选举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尔来到我家中讨论最新形势，那是1月26日星期天，从已作出承诺的人数来看，表示支持我的有120人，支持希思的还不到80人，似乎情况太乐观了。我们还需要对人们作口访，重新研究他们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和肯·贝克是希思竞选运动的主要筹划人。估计他们收到了二人票数相同或者更乐观的消息，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了那些消息。与艾雷的作风成明显对比的是，他们在第一轮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预言将获得巨大胜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员会13号会议室向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成员讲话。关于竞选活动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他们忘记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实际上是政治的欺诈，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转而去谈我个人对保守党社会的看法和设想并回答问题，从10点半一直谈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东西讲一些肺腑之言，并且感觉到对我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倾听，其感受实在是妙不可言。显然，我的听众也有同感。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曾听到任何一位保守党高层人士从哲学角度谈政策。看来，对过去几年保守党没有方向、得过且过的做法感到沮丧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时希思阵营改变了竟选方针，但仍不得要领。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败。他们改为攻击我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他们说我的观点可能吸引党的中产阶级基层支持者，特别在南部地区，但绝不会赢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义的人。我于1月30日星期四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文章从正面谈了这个问题：
（作为教育大臣时）我曾被攻击为为了保卫‘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后卫战。现在当我领导着保守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转让税”方案时却再次受到同样的指责。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包括鼓励多元化和个人选择，提供公平的奖励，对技能和勤奋工作给以报偿，坚持有效地制止过份的国家权力，崇尚个人私有财产的广泛分布，那么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维护的……如果一个保守党人不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话，那么他最好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照此行事。实际上，我们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大多的保守党人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英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总是进两步又退回半步……人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似乎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信念的政党？
找回保守党的根本宗旨和捍卫中产阶级价值观这个主题在党内十分受欢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选民协会重复了这一主题。我反对把我的竞选说成是代表一个派别的说法。我强调我代表所有近些年来对保守党zheng府失望的人说话。在特德领导下出现的问题，我也打算承担我的那一份责任。
但是（我补充说），我希望我已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为未来作出规划……全国上下普遍感到保守党未能足够明确地坚决捍卫（保守党的）理想，所以英国才不可避免地沿着朝向社会主义庸人的道路走去。这个行程不仅必须加以制止，而且要倒转方向。
不过，在星期六下午发布的致本选区主席的公开信中，我才真正地总结出了对特德及其领导进行指责的要点。特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他自己的领导），又很容易迫于事态的压力而屈服。他总是在大谈争取别的党的支持者，却不愿听听保守党的意见。与此相对比，我则说我们需要一种“听得进话的领导”，并补充说，“在执政时……我们使自己脱离了许多给我们支持和信任的人”。
从与保守党议员的谈话中我得知，还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有些人支持特德只是因为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许多人不敢反对他，因为即使连连失利他仍让人害怕，他不会饶恕叛变。再者，更多的人是觉得我没有经验——正如我公开承认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还有人怀疑我太教条主义，缺乏激*情。当然了，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我是个女人。
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许多议员举棋不定。他们想和我谈话以便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立场如何。艾雷和他手下的人安排这些议员来见我。会面的地方是竞选班子成员罗宾·库克在下议院的房间。我就用红葡萄酒和清茶招待他们，与他们个人或小组交谈，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提问。特德则不同，他更愿意组织议员们的午餐会。我不相信那种场合下会有许多直率的谈话——至少客人们不会这么做。显然他的竞选班子把客人都当成了支持者，其实许多人并不是。
2月3日星期一的报纸全都登出了消息称，据保守党全国联盟说，70％的选区协会支持特德·希思，大多数保守党的支持者们也赞成这种意见。我们听了并不感到惊讶。各保守党协会在中央总部的授意下，忠于现任领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在下议院以外还是个相对的未知数。但是很明显这对特德并无帮助，这肯定增强了希思阵营的信心。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后来在议员中掀起了一股支持特德的浪潮。艾雷和比尔最后的游说结果表明我和特德不相上下，另外还有第三位候选人，勇敢又传统的休·弗雷泽捞走了几张讨厌女人的右翼分子的选票。而他们告诉我，当晚我在电视节目《行动中的世界》里表现很好。
2月4日星期二是第一轮投票日。我早早起来为丹尼斯做了早饭，送他出门去上班，然后我开车从福拉德街去下议院向等在外面的记者展示了我所希望展示的自信的微笑和说了几句友好的话。这一天我又来财政法委员会工作，而就在下议院的另一房间里，选举领袖的投票已经开始了。投票预计于3点30分结束。我走到艾雷的房间等待结果。比尔·谢尔顿代表我，蒂姆·基森代表特德计票。我相信，直到今人担忧的结果出来之后，希思阵营仍；日希望最后统计的代理投票将帮助特德度过难关。然而大多数代理投票也选了我。当艾雷进门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的前途而是其他事情。艾雷的眼睛闪着光轻声地告诉我：“好消息，你的票数领先了。你得了130票，特德119票”，休·弗雷泽只有16票。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已经肯定地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按规定要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获胜，我的得票总数还差31票——50％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数的15％——因而必需进行第二轮投票。我深知，如果这次输给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而现在这种情况，我就可能当上领袖。谁知道呢？我甚至还可能当上首相呢。我走到楼下，有人开了香摈酒。不过我必须保持头脑冷静，我还得回去继续研究财政法案，置身于朋友和对手的玩笑之中，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那天晚上我去了艾雷的住处商讨行动方针。
我对这一结果的惊讶程度远远不能与保守党权势集团所受到的震撼相比。我对他们的处境没有同情之心。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反对我。但我确实为特德难过。他很快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不再参加第二轮竞选。威利·怀特洛现在参加进来并立即受到欢迎。我本人认为威利很有可能获胜，虽然我不能严肃地想象他能按我希望的那样改变党的方针政策，但我很高兴地想到我们之间不会出现像我和特德之间那样的不愉快。吉姆·普赖尔、约翰·佩顿，杰弗里·豪也参加了竞选。我有点担心的是杰弗里，他的观点与我有相似之处，这就可能分散我们的右翼选票。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点很重要。休·弗雷泽退出了，他劝他的支持者投威利的票。
事实上我当时不知道我获得了美国人所说的“势头”。我已经估计到，第一轮投过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于一种策略，先把特德赶下台，再提出一个更可接受的，但观点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实是，我得到的支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许是人们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个把保守党搞得不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人从领导地位拉了下来。也许我的相当多的同僚们确实认为，保守党要前进就应该采取基思和我所倡导的彻底重新考虑党的政策和方针。也许人们认为当特德看来似乎不可能被击败时他们未能向他挑战，如果现在插进来捞取被特德丢失的好处，未免“有点越位”。也许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蔼可亲的本性*，面对新的好斗的、采取攻势的左翼工党zheng府，怀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够重新考虑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适当人选。
当然了，威斯敏斯特内外的许多保守党人现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结束整个过程。首轮投票时对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成了帮助我成为领先的候选人的因素。《每日电讯报》是保守党基层意见的晴雨表，现在决定性*地偏向我这边。2月6日星期四英一美关系议会小组在兰开斯特大厦举办晚餐会，我和威利在晚餐会上谈话时，他看起来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在选举中会处于领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过我还是很小心。已经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反对欧洲共同市场，人们认为这可能损害我的形象。所以，在乔治·加德纳的建议下，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支持欧洲的声明。我还继续看望一些议员，有时与他们用便条进行交流，就一些具体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2月8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开的保守党青年大会。台上一名妇女身穿黑色*丧服，面色*－阴－沉。我很关心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是的，我在为希思先生哀悼。”在场的还有几个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亲吻。我说：“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过他多次，他也吻过我多次，我想，对他来说，吻我不是那么困难。”威利回答说：“我常常吻她。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在伊斯特本一个旅馆外面的人行路上亲吻过。”大家兴致很高，气氛轻松了起来。
我利用我在大会上的讲话，情绪激昂地陈述了我的观点。我说：
你可以纠正经济政策，但这个社会仍然是我们没有人想要的那种社会。我相信，我们应该以功过而不是以出身来衡量人。我相信愿意做最艰苦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最丰厚的报偿，并在纳税之后拥有那些报偿。我们应该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脱责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劳让你自己的家庭受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赞扬的。
保守党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些话了，这些话受到了欢迎。
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顾问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后的形势。我们总的方针是把精力集中于选举上，即276名保守党议员，并指出我已经差不多争取到了他们中的多数，支持我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而我的4个竞争对手正在为争取第二把手的位于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与其他竞选者的辩论就没什么好处了。当我决定不同他们在《全景》节目中露面时还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他们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这只能突出我作为领先者的地位。
然后，星期二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我还是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间里等待。还是艾雷进来将消息告诉我。但这次他的情绪发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着说：“现在你是反对党的领袖了。”我得146票，威利得到79票，其他人的票数微不足道。
我连忙在日记本的背面记下几点想法，因为现在我就要作为反对党领袖去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了。我写下的第一条是特德的名字，称赞他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要赶快下楼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旁的委员会大会议室，新闻记者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向他们说：“现在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和爱德华·希思等一串名字后面加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觉得真像是在做梦。他们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伟大之处也各有特征。我将以谦逊和献身的精神来完成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按惯例去访问保守党中央总部。走进总部时，我不禁想起那里的一些人曾怎样拼命阻止我成为领袖。我和站成一排的党的工作人员握手，停下来吻了保守党政治中心主任拉塞尔·路易斯，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希望我获胜的。我认为那天晚上，在客气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后一定有许多焦虑。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不喜欢报宿仇，但我确信，变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我被送到皮姆里科，在比尔·谢尔顿的家里参加朋友们的庆祝活动。丹尼斯在那里。我曾想要打电话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让新闻协会抢了先。马克是在工作时知道的，他那时是见习会计师。至于卡罗尔，她在那天下午参加初级律师考试之前不能打扰她。
我和议会督导员弗里·阿特金斯一起吃过晚饭，很晚才口来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好消息。和家里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觉得，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与原来一样了。
保守党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电讯报》在一篇颇有洞察力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撒切尔夫人将提供什么样的领导，人们将拭目以待，但在当前阶段有一点是足够明确的。撒切尔夫人是个善战的斗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对成功给以大量报偿的道德观。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气起家。她没有任何继承的遗产或特权。所以她不必对保守党在20世纪所特有的、对财富的负疚感，不必为这一致命缺点感到痛苦。这一点经常意味着保守党认为自己在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处于道义上的劣势。这是英国在集体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原因。撒切尔夫人能够提供的应当是保守党在抨击社会主义时所缺乏的道义感。如果她能这么做，她的就任将标志着英国党派政治辩论的整个特征的巨变。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