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急匆匆赶赴基辅军区任职之时，国际形势日益紧张，欧洲的事态已发展到了危急关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点起战火起，斯大林就多次倡议西方国家与苏联联合起来，共同制止侵略，维护欧洲和平。但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统治集团却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企图通过"祸水东流"，借希特勒之手消灭苏联。因此，英、法政府在德意法西斯面前唯唯诺诺、一让再让，使得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
1938年2月，希特勒警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施尼格说："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阻碍我实行我的决定!英国不会给奥地利任何帮助。至于法国?法国要帮忙也来不及了。"一个月后，德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维也纳，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随即，希特勒又把战矛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政府不但不制止侵略，反而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他们向希特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不仅如此，他们还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并于1938年9月29日上午，和德意一起召开旨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1939年3月15日，在英、法政府的怂恿下，德国军队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个有着12?78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500多万人口的年轻的国家瓜分得支离破碎，用希特勒的，是"从地图上抹掉了"。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得寸进尺，又虎视耽耽向东窥望波兰。
面对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政府再次发出"联合起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倡议。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英国政府3月31日向波兰政府提出保证："如果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认为必须动员本国军队加以抵抗时，英国政府将感到自己有责任立即给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首相张伯伦还向法国政府建议，他们两国同波兰和苏联一起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宣布四国将立即协商制止在欧洲发生进一步的侵略行径。
非常遗憾的是，这只是英、法所做的姿态，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信任苏联，而对希特勒则抱有期望，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战火烧向苏联。几天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提出马上召开欧洲会议，采取共同行动来制止希特勒的侵略，还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并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结果，英、法政府都以"条件尚不成熟"加以拒绝。与此同时，英法领导人还背着苏联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鼓励纳粹反苏反共。当时在野的丘吉尔抨击伦敦迟迟不接受苏联人建议时很痛心地说："如果没有苏联的积极协助，要组成一条反对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是决不可能的。"
一代枭雄希特勒把握住了英法领导人的心理。在4月27日的讲话中，希特勒宣布一方面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与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另一方面却小心翼翼低格调地对苏联进行攻击。此时国际局势处于十分复杂而又微妙的状态。斯大林密切关注着各方的态度。对于西方国家"祸水东引"的企图，斯大林十分担心。他深深地知道，如果西方国家这一阴谋得逞，苏联不仅是同希特勒单独作战，而且是同得到英、法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的希特勒作战，这种情况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关系着苏联的生死存亡。在与西方国家结盟屡遭拒绝而德国又有友好表示的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决定采取权宜之计，避开希特勒进攻的锋芒，以与希特勒进行某些妥协来换取苏联对战争的准备时间。
这时，德国一再向苏联示好。随即，苏联作出了反应，先后发出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的辞职。李维诺夫一直为通过反侵略的集体协议而奔波，他的离职说明了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希特勒后来对他的将军们说："李维诺夫的去职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我看来它像一发炮弹，像一个信号，说明莫斯科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改变了。"李维诺夫辞职的6星期后，苏联又发出第二个信号。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英法同苏联进行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认为，英法都不想同苏联结盟，也不准备制止希特勒。
对此，德国暗暗高兴，他们立即准备同苏联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德外交部长在回忆录中讲了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他说，和苏联签订协议是他自己的想法，他劝希特勒接受这个想法，以造成和西方的均势，并使俄国在德国和波兰发生冲突时能保持中立。当斯大林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声明，表示苏联无意为某些西方大国"火中取栗"时，里宾特洛甫拿了一份副本给希特勒看。希特勒经过一阵犹豫，让里宾特洛甫起草了一份德苏互不侵犯协定。
8月23日下午，里宾特洛甫便飞往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代表德国政府同苏联进行谈判。在当天午夜之前，德国和苏联拟定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第二天清晨，苏联《真理报》便全文刊登了协定的内容，主要是：签字国的任何一方都不单独或与别国一起侵犯另一方。在签字国一方受到第三国袭击时，另一方将保持中立。两个签字国并承担责任，不参与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另一签字国的国家集团。在协定签署的同时还有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提出两国在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界限。在波兰，势力范围是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界的。
由于德国政府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这一协定是不牢固的、暂时的。比如就在协定签署的第8天，德军就向波兰发动了进攻，并侵占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大片地区。斯大林为保护本国利益，不得不命令红军于9月17日越过波兰-苏联边界，防止战火东延。然而，尽管协定不能真正捆住希特勒的手脚，但从协定所起的作用看，毕竟还是延缓了苏德战争的到来，给苏联政府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宝贵时间。
在这个关键时刻，斯大林决心就远东、苏波等实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对红军的干部制度以及战略战术进行彻底的改革。恢复军衔制，提高军人的地位，修改军事条令，大量开办军官培训班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放手提拔一批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军事领导才能的军官放在重要岗位。朱可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基辅特别军区是红军最重要的军区之一，兵多将广，训练有素，各项工作在红军中都处于前列。军区许多指挥员都与朱可夫认识，其中有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炮兵司令亚科夫列夫将军，两个集团军的军长穆兹琴科和科斯坚科将军，还有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上校。因此，朱可夫到军区后不久，就熟悉了主要的干部，并把这批精干的干部队伍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特别是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他后来成为苏联元帅)，他和朱可夫是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的同学。老同学分别15年后又重逢，格外的激动。巴格拉米扬对朱可夫有一段精采的描绘：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变得不太多。他仍然很壮实，他的头发稍稍少了一些，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使他的表情显得更严肃了一些。不过15年以来，他比其他同学更为一帆风顺。他有这样的成就我并不感到奇怪。在战前几年所有飞速提升的军事指挥员中，他无疑是最杰出的最有才能的人。在我们一道在列宁格勒学习的时期，我们这些人中就数他不仅最有达到既定目的的铁一般的毅力，而且最有创见。在我们演习时，他经常有些出乎意料的表现使我们感到惊异，他做出的决定经常引起最大的争论，而他总能以少有的逻辑性来为他作辩护。?
"他事业上的成就即使在那些年也是够突出的，由于我对他的能力很清楚，我对他的晋升并不感惊奇。和战前时期某些军事将领形成对比，朱可夫不仅有军事才能(在军事上经受严酷考验的那些年代里，没有军事才能是不行的)，而且有坚强的性格，对不自觉的人他是不宽恕的。但他对下属的严格要求(由于他卓越的头脑和高度发展的智力)很少表现为粗暴无礼，而这是那时不少军事首脑所特有的。只有百无一用的废物才觉得他可怕。朱可夫还有一个特点我感到很突出，如果他想达到某个目的，他不是'慢条斯理，小心谨慎，迂回曲折'，而是笔直向目标前进的。"
到基辅不久，朱可夫拜访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是朱可夫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他向赫鲁晓夫汇报了苏军在哈勒欣河粉碎日军第6集团军的情况及对基辅军区的初步印象后，请求在物质生活保障方面给以部队帮助。赫鲁晓夫对朱可夫很有好感，听朱可夫谈话时不时发出豪爽的笑声。中午，赫鲁晓夫留朱可夫吃饭并上了伏特加酒。酒席上，脸被酒精烧红了的赫鲁晓夫拍着朱可夫的肩膀说："你来太好了，我相信你会干得非常好。"
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了他对朱可夫的看法，他说："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使人十分满意。他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和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是有气概的。可惜的是，像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这样的人是少数。在老的近卫军被清除之后，像麦赫利斯、夏坚科、库利克这样的人跑了上来，国防人民委员部成了疯狗窝。麦赫利斯就是那些最糟糕的人中间的一个。"
1940年6月，朱可夫走遍了基辅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然后，他带着军区司令部在塔尔诺波耳、利沃夫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德军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就是在这一带对乌克兰实施了主要突击。在野外作业中，他发现，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司令部领导职务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军官，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不久，因此，战役战术基础很差，尤其对现代战争了解甚少，而对旧的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奉若神明。对此，朱可夫深表忧虑。
于是，他提出，摆到军队面前的尖锐而繁重的任务是：今天要学会明天在战争中需要的东西。他认为，十分有必要把远东战役及近期发生的几次冲突的经验总结起来，供各级指挥员参考。在此之前，朱可夫已经把远东战役的报告送到了总参谋部，这个报告对当时正在制订的新的野战条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的条例指出：各兵种协同作战，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首要条件。只有使用这种办法，才能在敌人的防御纵深内打败敌人。条例针对许多指挥员对恰当地使用兵力、对于梯次配备原则、对于作战编成问题不很熟悉的情况，对这些战役细节做了详细阐述。根据实战对许多条款进行修改。如，在进攻战斗中，一个加强师的平均正面宽度减少到3300码，第一梯队步兵营进攻正面规定为450至650码。还强调，每英里正面必须配备有效数量的火炮，要求从30～35门增至35～60门。这个条例花费了苏军总部领导人的许多心血，但由于欧洲战局发展太快，这个条例迟迟未能公布。
近水楼台先得月。基辅军区十分幸运。尽管新的条例一直未能公布，但作为远东战役指挥员的朱可夫仍把在远东战役中取得的经验贯彻到了军事训练中。整个夏季和秋季，朱可夫和军区军事委员鲍里索夫、训练部长、作战部长都是在部队里度过的，他们集中主要精力狠抓指挥人员、司令部和各兵种部队的野战训练。
这时，苏共中央非常重视加强军队建设。这种重视程度是自苏芬战争后逐步加强的。
苏芬战争是1939年11月发生的。当时苏芬两国正在谈判。苏联代表认为，从欧洲的战局发展来看，不能让任何敌人进入芬兰湾，由此要求和芬兰交换领土以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开时芬兰总统卡詹德尔发表声明，认为这些条件并不影响芬兰的主权完整，表示欢迎做成这次"生意"。但后来芬兰的谈判代表突然中断了会谈。苏芬关系开始恶化。11月底，芬兰军队在边境开枪杀死了红军士兵，苏联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11月30日，苏联红军出兵芬兰。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中，苏军遭受到了挫折。后经改组并对作战方案进行修正，苏军攻势才有显著进展。3月12日，芬兰投降求和，苏芬战争自此结束。
且不说苏芬战争在政治上的意义，但对苏军建设来讲，却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苏军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苏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军队中的有识之士都察觉到，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朱可夫所采用的坦克、炮兵和步兵的相互的配合起了决定作用，而在苏芬战役中这方面却很缺乏。这中间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这已是关系到苏军建设质量的关键性问题。
1940年3月，苏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苏军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与芬兰作战的总结。会议中讨论非常激烈，与会者尖锐地批评了军队的战斗训练与教育问题，提出了大大提高陆、海军作战能力的?任务。?
根据此次会议建议，总军事委员会于4月14日至17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各军区和集团军的领导人和芬兰战争的高级指挥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了苏军建设中的种种不足，如，步兵对一些装备掌握很差，不知道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如何正确使用；通信设备落后，步兵师调动不灵；后勤保障能力差，运输、医疗、取暖都很落后。会议认为，苏芬战役苏军还有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指挥部不了解作战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以及芬兰军队的组织、武器、训练及装备情况。会议得出结论，认为苏军虽然在芬兰取得了胜利，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这些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必须对苏军的武器、组织、训练和教练作根本的改进。会议决定了从当前需要出发，组织军队进行战斗训练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并组成了以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检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亲自到会讲了话，鼓励与会人员研究现代战争，注意灵活性和机动性。朱可夫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尽管没有发言，但他内心十分赞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意识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可能呆不住了。果然，在会议后不久的5月中旬，铁木辛哥便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取代了伏罗希洛夫。
自这次会议后，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经常深入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作为重要军区的基辅军区，更为领导们格外重视。铁木辛哥到任两个月，便亲赴基辅，与其说是检查工作，不如说是想听一听朱可夫对如何贯彻军事会议精神的想法。朱可夫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进行相当数量的战役、战术对抗演习，这是贯彻中央新的军事方针，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铁木辛哥表示支持。随后，他亲自参加了朱可夫组织的下述几次演习：
9月22日至24日，朱可夫在腊瓦-鲁斯卡亚地域组织步兵41师进行战术对抗演习。这次演习虽然规模不大，但协同性很强，军区航空兵也参加了演习。
9月25日至27日，组织第99师进行校阅演习，重点检验炮火对抗能力。
9月27日至10月4日，朱可夫亲自组织步兵第37军司令部、步兵第6军司令部、坦克第36旅司令部和步兵第97师司令部进行野外对抗演习。在这次演习中，各司令部表现出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创造精神，保证了首长能够在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对部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
朱可夫为部属取得的进步感到欣慰，他请铁木辛哥相信，他带出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实际的确如此，在这些演习以后不到一年，这些部队就投入了同德国精锐部队的战斗。这些部队作战很出色、很英勇，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
通过这些演习，朱可夫深深体会到，训练要取得最佳效果，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必须加强训练中的政治工作，通过教育使指战员懂得，只有当部队全体人员经过良好训练，部队才能成为使敌人畏惧的力量。二是高级军事将领尽可能在演习中现场指挥，这样会更具有教育意义和动员力量。
这一阶段，朱可夫十分注意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一些敏感问题不避不让，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对军队的双长制提出不同看法。他说，军事胜利只有经过红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艰苦工作才能取得，建议实行单一首长制。他是在当时最敢于说话、最早提出单一首长制的高级军官。
他还发表了一些颇有水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责很多高级指挥员没有很好地培养青年军官，他呼吁："已到了非培养不可的时候了，要更仔细地研究军事史和俄国军队、人民的传统。"他很有预见性地提出，复杂的国际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应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防止有人(指德国人)"耍花招"。他明确提出，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主要是用来争取时间，必要让西部的红军保持完全动员状态，以免被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随着地位的提高，朱可夫的才干愈来愈受到重视。1940年9月底的一天，朱可夫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要他参加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高级指挥员会议，并指定他在会上作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通知还说，会议期间，将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指定朱可夫为演习中的"蓝"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要求他11月1日前交出报告草案。
朱可夫深知这一报告草案对苏军建设的重大意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报告的准备中。由于总部定的题目很大、很新，加之会议的水平很高，朱可夫压力很大。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他的得力助手、军区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的大力帮助下，朱可夫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报告草案的起草。
11月1日，铁木辛哥走进办公室，一眼看到办公桌上摆着朱可夫的报告，他那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自言自语道，这家伙真是一匹八只腿的壮马。两星期后，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受铁木辛哥委托通知朱可夫，报告草案已经领导批准，让他抓紧时间做好发言准备。
1940年12月底，苏联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召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军事委员和参谋长，各军事院校校长、教授和军事科学博士，各兵种监察部部长，各总部部长和总参谋部主要领导干部，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会议的重要程度，可从参加人员成份上略见一斑。
第一项议程是审查1940年整个军事及政治准备工作，和1941年各项工作的打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大将做的题为《关于红军部队战斗和战役训练的一般问题》的报告。他着重讲了步兵的机动性问题。在谈到防御能力时，他严厉地指责，高级指挥人员和各级司令部缺乏训练，没有表现出估计战斗局势及组织战地情报工作的能力。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把年轻的、在战役战术方面及司令部工作方面还缺乏足够训练的干部大量提升到高级负责岗位上的结果。他赞扬了朱可夫基辅特别军区的炮兵部队。麦列茨科夫发言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加强红军训练的宝贵意见，有28名将军提出了建议。?
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军事艺术问题。共做了5个十分适合时宜的报告，包括：丘列涅夫《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雷恰戈夫空军中将的《进攻战役中和夺取制空权斗争中的空军》，斯米尔诺夫中将的《步兵师的攻防战斗》，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帕夫洛夫上将的《关于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朱可夫的《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这些报告质量都很高，帕夫洛夫是著名的坦克战专家，雷恰戈夫是西班牙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其报告都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论证充分，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反响最大的要数朱可夫的报告。报告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大量使用机械化部队的意见，引起了很多有益的讨论。大家对朱可夫的意见都没有重大的异议，他们十分关心这样作战的细节问题，如，担负扩大突破后战果任务的部队的组织问题，如何安排其战斗队列，突破口的宽度，在突破口投入摩托化部队的时间，摩托化部队的组织及与航空兵的配合，在机械化部队进入敌阵地纵深独立作战时的控制及后勤支援问题。朱可夫根据远东战役的实战经验和近期的思考，逐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就这样，大会对朱可夫的报告形成了共识，接受了朱可夫关于广泛运动战的理论后，立即着手研究此类战斗的细节问题。
当时，与会的高级将领们是把德国作为假设敌的，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半年后迎接德军的闪电战进攻是非常有益的。
1941年1月11日，会议宣布闭幕。铁木辛哥在闭幕词中指出：如果敌人(大家都清楚是指德国)把战争强加在苏联身上，我们就不得不同西方最强大的军队作战。今后必须继续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兵团，以便在兵力对比上与德军相等。
根据会议的结论，过了不久，总参谋部便采取了进一步提高边境军区部队战斗准备、提高参谋业务水平的措施，各军区掀起了进行大规模战役战术演习的新高潮，制订了边境掩护计划，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组织性。
几十年后，叶廖缅科元帅在谈到这次会议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在战略、战术、作战科学、各兵种进攻及防御方面，对提高红军高级指挥人员的训练水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会议的内容及活动仍在继续，好戏还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计划第二天进行一次大型演习。但就在当天晚上，参加会议的各军区司令员突然被斯大林召到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态度很冷淡，见到将领们只是略微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让大家在桌子四周坐下后，斯大林批评铁木辛哥没有征求他对于国防人民委员闭幕词的意见，就让会议闭了幕。接着，又详细询问了演习开始的时间，谁充当"红"方，谁充当"蓝方"。
铁木辛哥十分拘谨地说："朱可夫大将充当'蓝方'(西方)，帕夫洛夫上将充当'红方'(东方)。"
斯大林连连点头，并要求各司令员都不能走，等演习完后再说。?
1月12日，演习开始。演习总指挥是铁木辛哥和麦列茨科夫。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的一方，由刚在会上宣读《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朱可夫和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领导。"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由帕夫洛夫和克里莫夫斯基领导。双方兵力："蓝"方60多个师，"红"方50多个师。双方地面行动均有强大空军的支援。
演习的方向选在包括东普鲁士至波列西耶一线。总参谋部为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指挥演习准备了全部材料，这些材料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费尽心机搞到的德军近期在欧洲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在演习中，双方都用了很大的心思用进攻部队来深深攻入敌阵，以击败大量的敌方部队。演习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这些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德军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很相像。在演习过程中还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明显的是，双方都没有给第二梯队和预备队留下足够的兵力，主要进攻方向的兵力优势，是以削弱方面军较不活跃地段的兵力达?到的。?
演习结束后，铁木辛哥命令"红""蓝"双方司令进行局部讲评。讲评结束后，斯大林出人意料地亲自打来电话，建议在克里姆林宫再进行一次讲评。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都参加，军方参加的有正副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长、各兵种司令员和各军区司令员。
会议的气氛很严肃。朱可夫等军方领导人对这次演习的重要性是清楚的，但没有想到会重要到如此的程度。会议首先是由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做报告。他心情比较紧张，加上斯大林突然改变了讲评的时间和地点，他的报告很不联贯，显得支离破碎，他做的一些结论和建议都脱离了实际情况，引起了斯大林等人的批评。?
麦列茨科夫说："在制定野战规程时，我们根据的事实是，我们的师比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师要强得多，在遭遇战中一定能打败德国师。在防御中我们一个师能打退敌人两到三个师的进攻。在进攻战中我们一个半师就能攻破敌人一个师的防御。"随后，他还举例说，在这次演习中"红"方60到65个师成功地打破了"蓝"方55个师的防御。
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斯大林皱着眉头问道："兵力上的优势这样小，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麦列茨科夫解释说，"红"方部队的指挥员可以从整个战线的非主要地段抽调兵力，使他能形成局部的兵力上的优势。
斯大林十分不满意地反驳道："在我们这个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时代，'局部'的优势是不能保证进攻一方的胜利的；处于防御地位的敌人也有同样的机动手段，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集部队，加强受威胁的地段，这样就可以把攻击一方的'局部'优势抵消掉。"
斯大林还带着讥讽的口吻问麦列茨科夫："这次谁打胜了?是不是又是'红军'?"
麦列茨科夫满脸通红，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该肯定还是否定，他吱吱唔唔说，这样的演习是没有明确的胜负的，裁判员只是判断双方哪些行动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转过脸问："谁还想谈谈?"
随后，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帕夫洛夫、朱可夫等都做了发言。朱可夫在谈到白俄罗斯的筑垒地域时，引起了争论，他不得不中止发言，坐了下来。
最令斯大林恼火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的发言。这位军方负责人居然认为"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团，目前还不宜开始"，建议把步兵师编制人数增加到16000～18000人，要求炮兵用马匹牵引。
库利克的发言使军方很难堪。铁木辛哥忍不住插了一句："部队的领导干部都懂得部队尽快机械化的必要性，而只有库利克对这些问题还弄不清楚。"
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库利克，他指出："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握有更多的坦克和部队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一方。"他还批评铁木辛哥说："在对摩托化和机械化存在这样混乱的观点时，你就不可能实现摩托化和机械化。现代的战争是摩托化的战争：陆上、空中、水上、水下都如此。"
朱可夫听了深有感触。他一直坚持建立强大的机械化军团，但一直未被采纳。1939年11月21日，斯大林做出了解散坦克军的决定，现在斯大林终于对机械化军团有了重新的认识，使朱可夫颇感欣慰。
在报告结束时，斯大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很动感情地说："在宣传规程上或许应该写上，我们的师在和敌人遭遇时可以击败一师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进攻中我们一个半师就能突破他们一个整师的防御阵地，但对在座的人和将来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指挥员必须讲现实的能力。"
会议结束时，与会者的心情都很复杂，既为红军进一步机械化的前景感到高兴，也为总参谋部蹩脚的报告感到丢脸，还有的则为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
这次会议，也坚定了斯大林更换军方领导人的决心。斯大林很清楚，在国家如此危急的时刻，已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他考虑了。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军队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任免。
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召见朱可夫。他叼着大烟斗，神情十分严峻。他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麦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朱可夫愣住了，这个决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朱可夫说：
"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始终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你应该服从。"斯大林严肃而期待地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上。
朱可夫从斯大林的语气中意识到，这是最高统帅已决定的事，任何反对都是无济于事的。他立即表示，感谢最高统帅对他的信任，然后又强调说：
"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斯大林终于满意地点点头："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
告别斯大林后，朱可夫赶到铁木辛哥的办公室。铁木辛哥把一份命令递给朱可夫，微笑着说："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然后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员，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
朱可夫看到命令上除他和基尔波诺斯上将任职外，还有波波夫中将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科涅夫中将负责北高加索军区，麦列茨科夫调到军训部工作。
朱可夫虽然与他的继任者基尔波诺斯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还是比较了解的。基尔波诺斯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合成兵种指挥员，曾担任喀山步兵学校校长。1940年6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他的优点是，军事理论扎实、生活经验丰富、勤奋而又机智，弱点是缺乏领导像基辅特别军区这样大的军区的知识和经验。不过，朱可夫对基辅军区由基尔波诺斯领导很高兴、很放心，他认为，基尔波诺斯会成为一流的司令员。
当天晚上，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一路上他心情很沉重。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离开他所喜爱的乌克兰和古老美丽的基辅，离开他的忠诚的部属们，在感情上一下子难以接受。朱可夫本想在基辅多呆几天，然而，铁木辛哥一天打三个电话催他，于是，朱可夫匆忙赶赴莫斯科。1月31日，朱可夫正式出任苏军总参谋长。
苏军总参谋部执行着繁重的作战、组织和动员工作，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机关，战时它成为统帅部的机关。这里聚集着军中一批精英。朱可夫到任时，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是苏联举国闻名的瓦杜丁中将，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勤奋、很有战略头脑的指挥员。负责组织编制的副总参谋长是索科洛夫斯基中将，是一位有很高天赋和很大潜力的将才。在那里工作的还有著名的华西列夫斯基少将，这是位帅才，后来担任了总参谋长，在二战中，与朱可夫珠联璧合，导演了许多声势巨大的战役。另外还有马兰金少将等一批有才干的、果断的军官。
在这些得力助手的帮助下，朱可夫一到位立即投入工作。整个2月份，他集中精力仔细研究了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资料。
经过研究，朱可夫高度紧张了。他发现，红军军训部和各军兵种司令部在最近两年中出版发行了几十种重要的条令和规范，远没有全部在部队中得到贯彻。也就是说，军事实践落后于军事理论。此外，大量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但西部各军区却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在全军的防御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朱可夫与瓦杜丁一起立即将此情况向铁木辛哥汇报。
铁木辛哥十分平静地说，所有这些情况领导们都很清楚，但目前国家无法给更多的东西。最后，铁木辛哥还是把朱可夫的意见转达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答应给朱可夫十分钟的汇报时间。
汇报是在斯大林进晚餐时进行的。朱可夫汇报时，强烈要求鉴于当前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在一旁的外长莫洛托夫疑惑地插："怎么，你认为我们要同德国人打仗吗?"斯大林打断谈话，招呼大家吃饭，有说有笑，喝着格鲁吉亚淡酒。
最后，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现实的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
1941年2月15日至20日，苏共召开了第18次代表大会。朱可夫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苏联和平时期最后一个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这时，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对苏军进行改革的要求也更加紧迫。在斯大林、铁木辛哥的直接领导下，朱可夫加速推进军队的改革，改组机构，淘汰不称职的军官，反对军事上的官僚主义。
2月23日，为纪念红军建军23周年，朱可夫在《真理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文章认为，人员、武器、军事思想，这是一支军队的三个主要组成因素。红军正在迅速掌握这些组成因素。朱可夫专门提到了他所指挥的哈勒欣河战役，他认为红军在那里"经受了严峻的长期的考验"。引人注意的是，朱可夫一反总参谋长在建军节一味赞美的常态，专门点到了苏军中的缺点，不过用词十分委婉。他说："但是如果我们让胜利的光辉照得我们看不到战士训练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些缺点是我们训练方法中贯穿的墨
守成规的作风造成的。这些缺点在战斗初期就表现出来，自然对战斗产生了消极影响。"
朱可夫还在军队报刊发表文章专门论述1940年8月恢复了的"单一首长制"。他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指挥员的权限和威信，进一步加强纪律性。他认为，要正确贯彻"单一首长制"，必须重视建立官兵的良好关系，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他忧心忡忡地说："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我们周围进行。在重建我们军事训练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些不容怀疑的成绩。我们是在战争迫近的情况下进行训练，我们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能；但是如果我们骄傲自满那就大错特错了。"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和工业部门也在进行重大的改革。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为四个新的人民委员部，即，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弹药、军械人民委员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分为重型机器制造、中型机器制造和通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新的机构消除了重叠和过分集中的现象，变得更加灵活。根据需要，还增设了同巩固国防有直接关系的新的人民委员部，改组了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的经济委员会。总之，庞大的国家机器已全部围绕着备战运行。
中央军事机关和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也进行了改组。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大问题都交由红军总军事委员会讨论。总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国防人民委员担任，委员由副国防人民委员和一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特别重大的问题要报请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决定。根据新的形势，还决定在各自治共和国、各州和各边区设立军事人民委员部。
1941年3月8日，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做出决定，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分工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具体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通过总参谋部(朱可夫)、副国防人民委员(布琼尼等)和各总部，实施对苏联红军的领导。铁木辛哥还直接领导装甲兵司令部、办公厅、财务部、干部部和制造发明局。朱可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不仅负责总参谋部，还负责领导通信部、油料部、防空总部、总参军事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另外，朱可夫、布琼尼还被授予可以直接和政府联系有关国防设施问题的特殊职权，这在7名副国防人民委员中是仅有的两位。
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推动苏军的改革，他们边研究边干，取得了一些效果，有了一套较成熟的思路。
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朱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