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对进化论极感兴趣，并且完全准备把进化作为事实来接受。我也曾被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强烈地吸引住——尽管我对大多数进化论哲学家没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个大哲学家以外，那就是塞缪尔·巴特勒。
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含有通过试探和排除错误，即通过达尔文的选择而不是拉马克的训导而使知识成长的理论；这个论点（我在那本书中对此有所暗示）当然增加了我对进化论的兴趣。我必须说的一些事情出自试图利用我的方法论以及它与达尔文主义的类似来阐明达尔文的进化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包含了我联系进化论讨论某些认识论问题的第一次简略尝试。我继续研究了这些问题，当我后来发现我已达到十分类似薛定谔的一些结果时，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1961年我在牛津作赫伯特·斯宾塞纪念讲演，题为“进化和知识之树”。我认为，在这次讲演中，我稍为超出了薛定谔的思想；并巳从此以后我进一步提出了我所认为的对达尔文理论的改进，然而严格地保持在与拉马克主义相对立的达尔文主义范围内——在与训导相对立的自然选择之内。
我又试图在我的康普顿讲座（1966）中阐明若干有联系的问题，例如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地位问题。我认为，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的关系犹如：
演绎主义 与 归纳主义
选择 与 反复训导
批判性除错 与 辩护的关系。
上表右侧的观念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就确立了对达尔文主义（即左侧）的一种逻辑说明：可把它描述为“几乎是重言式的”，或可把它描述为应用逻辑——无论如何可描述为应用境况逻辑（正如我们以后会明白的那样）。
从这个观点出发，达尔文理论——在广义上，是试探和排除错误理论——的科学地位问题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一个供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用的可能的框架。
然而不止如此。我还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我称之为“境况逻辑”的一种应用。作为境况逻辑的达尔文主义可理解如下。
没有一个世界，一个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变异性有限的实体。于是因变异而产生的某些实体（“适应”框架条件的那些实体）可以“生存”下来，而其他实体（与条件发生冲突的那些实体）就被淘汰掉。
除此以外，假定存在一种特殊的框架——一组也许罕见而高度独特的条件，其中能有生命，或更明确地说，有自我复制的然而又可变异的物体。于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境况，其中试探和除错的概念，或达尔文主义的概念，不仅成为可应用的，而且几乎是逻辑上的必需。这并不是说不论是框架还是生命的起源都是必然的。也许有一种生命有可能存在的框架，但是在其中尚未发生导致生命的试探，或在其中导致生命的一切试探都被淘汰了。（后一种情况不只是一个可能性，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的：不止有一种途径使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遭到毁灭。）意思是说，如果产生允许生命存在的境况，如果有生命起源，那么这整个境况使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成为一种境况逻辑的概念。
为了避免误解，达尔文理论并不是在每一种可能的境况中都是有成效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也许甚至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境况。然而即使在没有生命的境况中，达尔文的选择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相对稳定的原子核（在所说的境况中）比不稳定的原子核倾向于更丰富，化合物也是如此。
我并不认为达尔文主义能说明生命的起源。我认为十分可能的是，生命是如此极其不可几，以致什么主义也不能“说明”它为什么起源；因为统计学说明最终必须有很高的概率才行。但是如果我们的高概率不过是那种低概率由于可利用的时间的无限才成为高概率（正如玻尔茨曼的“说明”中所说的，请参阅35节注以前的正文），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用这种方法有可能“说明”几乎一切事情。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猜想，任何这类说明可应用于生命的起源。但是这并不影响把达尔文主义看作境况逻辑，一旦认为生命及其框架构成我们的“境况”的话。
我认为除了说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外，对于它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确实，不管达尔文对其主义的表述中固有的重言性质，它与境况逻辑的十分类似可以解释，它说明的巨大成功，也可以解释迄今为止没有严重的竞争者站出来这一事实。
如果把达尔文理论看作境况逻辑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可以说明我的知识成长理论和达尔文主义之间的惊人相似性：它们都是境况逻辑的实例。在对知识的自觉的科学态度——自觉的批判试验性猜想，（通过批判它们）对这些猜想自觉造成选择压力——中，新的特殊的要素是描述性和论证性语言突现的结果；即其描述能够加以批判的描述性语言突现的结果。
这样一种语言的突现使我们在这里又面临一种高度不可几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境况，也许像生命本身一样不可几。但是假使出现这种境况，体外知识通过猜想和反驳的自觉程序而成长的理论也就“几乎”合乎逻辑地随之而来：它成为境况的一部分，也成为达尔文主义的一部分。
至于达尔文理论本身，我现在必须说明，我把“达尔文主义”这个术语用于这个理论的现代形式，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达尔文主义”或（朱利安·赫胥黎称之为）“现代的综合”。它基本上由下列假定或猜想组成，我后面将要提到。
（1）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命类型起源于很少几种类型，也许甚至起源于单细胞：有一棵进化之树，有一部进化史。
（2）有一种说明这种情况的进化理论。它主要由下列假说组成。
（a）遗传：子代相当忠实地复制亲代有机体。
（b）变异：有“小的”变异（也许还有其他变异）。最重要的变异是“偶然的”和可遗传的突变。
（c）自然选择：通过已有的各种机制淘汰不仅控制变异，而且控制整个遗传物质。其中有些机制只允许“小的”突变得以传播；“大的”突变（“有希望的怪物”）一般是致死的，因而被淘汰掉。
（d）变异性：虽然变异在某种意义上——各种竞争者的存在——由于明显的理由先于选择，但也很可能有这种情况：变异性—— 变异的范围——是受自然选择控制的，比如在变异的频率和幅度方面。遗传和变异的基因理论甚至可以承认有控制其他基因变异性的特殊基因。因此我们可以到达一个等级系统，甚或更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结构。（我们不必担心错综复杂，因为人们知道错综复杂在那里。例如，从一个自然选择论者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假定像控制遗传的遗传密码方法那样的东西本身是选择的早期产物，并且它是高度精致的产物。）
我认为假定（1）和（2）对于达尔文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连向关于具有某些规律性的变化着的环境的一些假定）。下列论点（3）是我对论点（2）的想法。
（3）可以看出“保守”原则（a）和（d）与我所说的教条思维之间十分相似；而（b）和（c）与我所说的批判思维十分相似。
现在我要提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是一个研究纲领。
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人们也许认为它是可检验的。它似乎断言，如果我们在某个行星上发现有满足条件（a）和（b）的生命，那么（c）就会起作用，并且总有一天会造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的类型。然而达尔文主义并没有断言那么多。因为假定我们发现火星上的生命恰恰由三种细菌组成，并具有类似地球上三种细菌的遗传结构，达尔文主义被反驳了吗？一点也没有。我们将说，这三个物种是许多突变型中唯一最适合于生存的类型。而且如果只有一个物种（或者没有）我们也将会这样说。因此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并不能预见变种的进化。所以它实际上不能说明这种进化。它充其量只能预见变种在“有利条件”下的进化。但是它几乎不可能用一般的术语描述有利条件是什么——只能描述在有利条件存在时将会出现的变种类型。
然而我认为我已经几乎在它最好的状态——几乎在它最可检验的形式中看待这个理论了。人们也许会说，它“几乎预见”了多种多样的生命类型。在其他方面，它的预见力或说明力仍然是很令人失望的。以“适应”为例。乍一看来，自然选择似乎是说明了它，并且确实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它，但很难说是以科学的方式。说现在存活着的一个物种是适应它的环境的，事实上几乎是同义反复。确实，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适应”和“选择”术语的，即我们可以说，如果物种不适应，它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同理，如果一个物种已被淘汰，那么它必定是不适应条件。适应或适合被现代进化论者定义为生存价值，能够用在生存中的实际成功来量度：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来检验这样一个无力的理论。
然而这个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们的知识怎么能够增长，像自达尔文以来知识已经增长的那样。在试图说明比方说细菌变得适应青霉素的实验时，很显然自然选择理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虽然它是形而上学的，它对十分具体和十分实用的研究有许多启发。它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研究对新环境（例如沾染青霉素的环境）的适应：它提示适应机制的存在，它甚至使我们能够详细研究作用机制。它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做到这一切的理论。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主义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它的适应理论是第一个令人信服的非有神论的理论；而有神论比公开承认失败更坏，因为它造成了最终说明已经达到的印象。
可是达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同样的印象，因此在这一点上它并不比有神论的适应观点好得多；所以指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对科学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如果承认它可以批判、可以改进的话。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一些看看如论点（1）和（2）所表述的达尔文主义研究纲领。
首先，虽然（2），即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充分的说明力来说明地球上多种多样生命类型的进化，但是它确定无疑地提示了这种进化，因而使人们注意了这种进化。并且它确定无疑地预见如果发生这样一种进化，它将是渐进的。
非凡的渐进性的预见是重要的，它是直接从（2）（a）－（2）（c）引出的结论；而（a）和（b）以及至少由（c）所预见的突变的细小性，不仅得到实验的充分支持，而且许多细节已为我们所知。
因此，从逻辑的观点看，渐进性是这个理论的主要预见。（我认为它是这个理论的惟一预见。）此外只要活着的类型的遗传基础中的变化是渐进的，它们——至少“在原则上”——就可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因为这个理论预见到发生小的变化，每一个这种变化都归因于突变。然而，“原则说明”同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要求的说明类型是迥然不同的。我们能够通过预测某次特定的天文中的食来说明它，但是我们不能预见或说明任何特定的进化改变（也许除了在一个物种内部基因群的某些变化外）；我们能够说的一切是，如果它不是小的变化，就必定有一些中间的步骤——对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一个研究纲领。
此外，这个理论预见到偶然的突变，因而预见到偶然的变化。如果这个理论预示了某种“方向”，那么正是返祖现象的突变将是比较频繁的。因而我们可预期有漫步型的进化系列。（漫步型好比是一个人描绘的踪迹，他每一步都要请教轮盘赌的旋轮以决定他下一步的方向。）
这里引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漫步型在进化之树上似乎不突出，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达尔文主义能够说明有时被人称为的“直向演化趋势”，即向同一“方向”的进化变化系列（非漫步型），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许多思想家，例如薛定谔和瓦丁顿，尤其是艾利斯特·哈迪爵士，曾试图给直向演化趋势以达尔文主义说明，而我在斯宾塞讲座的讲演中也曾试图这样做。
我提出的可说明直向演化趋势从而丰富达尔文主义的建议简要地表述如下。
（a）我把外部的或环境的选择压力同内部的选择压力区分开。内部的选择压力来源于机体本身，并且我猜想最终来源于它的偏好（或“目的”），尽管这些偏好当然可随外部的变化而变化。
（b）我假定有不同种类的基因，主要控制解剖结构的那些基因，我称之为a基因；主要控制行为的那些基因，我称之为b基因。中间的基因（包括那些具有混合功能的基因）我在这里不予考虑（虽然它们似乎是存在的）。b基因又可以类似的方式进一步划分为p基因（控制偏好或“目的”）和s基因（控制技能）。
我进一步假定，某些有机体在外部的选择压力下已经发展出一些基因，尤其是b基因，这些基因使机体能够有一定的变异性。行为变异的范围由于某种原因受遗传的b结构控制，但是由于外部环境是变化的，b结构对行为的不太刻板的决定作用，结果是如同对遗传性（就是说基因变异性的范围）的不太刻板的遗传决定作用一样有成效（请参阅上述的（2）（d））。因此我们可以谈到行为的“纯行为的”变化，或行为的变异，意思是指在遗传决定的范围或全部组成内的非遗传性变化；并且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由遗传固定或决定的行为变化加以对照。
我们现在可以说，某些环境变化可导致新的问题，因而导致采取新的偏好或目的（例如由于某些类型的食物业已消失）。新的偏好或目的起初可表现为新的试探性行为的形式（为b基因所允许，但并未固定下来）。动物可以这种方式试探性地使自己适应新的境况，而毋需遗传的改变。但是这种纯行为的和试探的变化，如果获得成功，就等于选定或发现了一个新的生态龛。这样生态龛就会有利于那些遗传的p结构（即它们本能的偏好或“目的”）或多或少预期到或固定新的偏好行为模式的个体。这一步将证明是决定性的；因为现在与新的偏好相适应的技能结构（s结构）中的那些变化就会得到支持，例如获得偏好的食物的技能。
我现在提出，只有在s结构已经有了变化以后，a结构中的某些变化才会得到支持，也就是说解剖结构中的那些变化有利于新技能。在这些情况下内部的选择压力是“定向的”，因此导致一种直向演化。
我建议这种内部选择机制，可用图式表示如下：
p→s→a
即偏好结构及其变异控制对技能结构及其变异的选择，技能结构及其变异又控制对纯解剖结构及其变异的选择。
然而，这个系列可以是循环往复的：新的解剖又可支持偏好的变化，如此等等。
从这里论述的观点看，达尔文称之为“性选择”的东西，是我已描述的内部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即是以新的偏好开始的某种周期的一个特例。具有特征性的是，内部选择压力可导致对环境的比较坏的适应。自从达尔文以来人们常常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希望说明某些令人惊奇的不适应（从生存观点看不适应，如孔雀开屏〕是达尔文引入他的“性选择”理论的一个主要动机。原来的偏好也许是很适应的，但是内部的选择压力以及从已改变的解剖到已改变的偏好（a至 p）的反馈可导致夸张的类型，既有夸张的行为类型（仪式），又有夸张的解剖类型。
我把啄木鸟作为一个非性选择的例子。合理的假定似乎是这样：这种特化始于对新食物的口味（偏好）的变化，口味的变化导致遗传的行为变化，然后又导致新的技能，与下列图式相一致
p→s；
最后才是解剖结构的变化。一只鸟，它的喙和舌发生了变化，而它的口味和技能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预期它很快被自然选择淘汰，而不是相反。（同样地，但不那么明显：一只鸟具有新的技能，但没有新技能为之服务的新偏好，就不会处于有利地位。）
当然在每一阶段都有许多反馈作用：p→s会导致反馈作用（即s会进一步支持与p方向一致的、包括遗传改变在内的变化），正如已经指出的，a会反作用于s和p两者。人们可猜想，正是这种反馈作用是造成更为夸张的类型和仪式的主要原因。
为了用另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定在某种境况中外部的选择压力有利于大个儿。那么同样的压力也会有利于对大个儿的性的偏好：像食物那样，偏好可以是外部压力的结果。但是一旦有了新的p基因，整个新的周期就形成了：正是p突变触发了直向演化。
这一点导致相互加强的一般原理：我们一方面在偏好或自的结构中有一个控制技能结构并进一步控制解剖结构的一级等级系统控制装置；但是我们在那些结构之间也有一种二级相互作用或反馈作用。我认为，这种相互加强的等级系统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用，以致在大多数场合，偏好或目的中的控制装置主要支配着整个等级系统的低级控制装置。
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想法。如果我们把我称之为“偏好结构”或“目的结构”中的遗传变化（突变）同“技能结构”中的遗传变化和“解剖结构”中的遗传变化加以区别，那么目的结构与解剖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有下列几种可能性：
（a）目的结构的突变对解剖结构的作用：以啄木鸟为例，当口味发生变化时，与获取食物有关的解剖结构可仍然不变，在这种场合这个物种几乎很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除非利用非凡的技能）；或者这个物种通过发展一种新的解剖上的特化，类似一种眼睛那样的器官，进行自我调整：一个物种对看的强烈兴趣（目的结构）可导致选择一个有利于改进眼睛解剖的突变。
（b）解剖结构的突变对目的结构的作用：当与获取食物有关的解剖有了变化，那么与食物有关的目的结构处于被自然选择弄得固定和僵化的危险中，这又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解剖特化。与眼睛的例子相似：有利于改进解剖的突变会增加对看的兴趣的敏锐性（这与相反的效应类似）。
以上概述的理论提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进化如何趋向“高级的”生命类型。通常介绍的达尔文主义不能提供这样一种说明，它充其量只能说明适应程度的改进。但是细菌必定是适应得至少像人一样好。无论如何，细菌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有理由担心它们将比人生存得更久。但是也许同生命的高级类型相一致的东西是行为上更丰富的偏好结构——范围更大的结构；并且，如果偏好结构（总的说来）具有我所赋予的主导作用，那么趋向高级类型的进化就成为可理解的了。我的理论也可表述如下：通过p→s→a的一级等级系统，即每当且只要偏好结构处于主导地位时，高级类型才产生出来。停滞和回复变异，包括过度特化，是由于在这种一级等级系统内反馈作用所致的一种反向的结果。
这个理论也提示了对物种隔离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许多解决办法中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可以预期物种自身的突变仅导致物种基因库的变化，而不是新物种。因此就不得不用地区隔离来解释新物种的突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理隔离。但是我认为，地理隔离只不过是由于选定新的行为以及因而选定一种新的生态龛所致的隔离的一种特例；如果对一种生态龛——某种类型的地区——的偏好成为可遗传的，那么这就可以导致中断杂交的充分的地区隔离，即使杂交在生理上仍然是有可能的。因此两个物种隔离了，虽然生活于同一地理区域——即使这个区域只有一棵红树那么大小，正如某些非洲软体动物的情况那样。性的选择也有类似的结果。
如上面所概括的对直向演化趋势后面可能存在的遗传机制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境况分析。这就是说，仅当得到发展的结构属于能模拟境况逻辑方法这一类时，它们才会有生存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进化论有关的另一个建议同“生存价值”的概念有联系，也同目的论有联系。我认为用解决问题的术语可使这些概念更清晰多。
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物种经常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采取了它不得不解决的具体问题的形式。许多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生死存亡问题。寻找一个好的筑巢地的问题可以是一对鸟的具体问题，并不是这些鸟的生死存亡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变成一个它们后代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且物种可能很少受到这些特定的鸟在解决此时此地问题时是否获得成功的影响。因此我猜想，大多数问题与其说是因生存而提出的，不如说是因
偏好，尤其是本能的偏好提出的；并且即使所说的本能（p基因）在外部选择压力下会进化，它们提出的问题一般也不是生死存亡问题。
正因为这样一些理由，我认为把有机体看作解决问题者比看作追求目的者更好，正如我已在《论云和钟》中试图表示的那样，我们可以这种方式来对倏忽进化提供合乎理性的说明——当然是“在原则上”。
我猜想生命的起源和问题的起源是一致的。这与我们能否期望生物学终于可还原为化学以及进一步还原为物理学的问题不是不相干的。我们有朝一日将能够从无生物中重新创造出生物来，对此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希望的。虽然这本身当然是极为激动人心的（从还原论观点看也是如此），但是它并不能确证生物学能被“还原”为物理学或化学。因为它并不能确证对问题突现的物理学说明——正如我们有能力用物理方法生产化合物却不能确证化学键的物理理论甚或这样一种理论的存在。
我的观点因而可被描述为一种坚持不可还原性和倏忽理论的观点，并且它也许最好能以这种方式加以概括：
（1）我猜想，任何生物学过程都与某种物理过程息息相关，或都可用物理化学术语作循序渐进的分析。但是任何物理化学理论都不能够说明一个新问题的突现，任何物理化学过程本身也不能这么解决一个问题。（物理学中的变分原理，像最小作用原理或费尔玛原理一样，也许是相似的，但它们不是对问题的解决办法。爱因斯坦的有神论方法试图将上帝用于类似的目的。）
（2）如果这种猜想是站得住脚的，它将导致一些区别。我们必须区别开：
物理学问题＝物理学家的问题；
生物学问题＝生物学家的问题；
有机体的问题＝如问题：我怎样生存？我怎样繁殖？我怎样变化？我怎样适应？
人造成的问题＝如问题：我们如何控制废物？
我们从这些区别中引出下列论点：机体的问题不是物理学的：它们既不是物理学的事情，又不是物理学的定律，也不是物理学的事实。它们是独特的生物学实在；它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实在的”：它们的存在可以是生物学结果的原因。
（3）假定某些物理体已“解决了”它们的繁殖问题：它们能够自我复制；或者很精确，或者像晶体一样只有微小的差错，这些差错在化学上（甚或在功能上）也许无关紧要。如果它们不能自我调整，它们仍然不是“活的”（在完全的意义上）：实现这一点，它们需要复制加上真正的变异性。
（4）我提出，事情的“本质”就是解决问题。（可是我们不应谈论“本质”，这个术语在这里不是认真使用的。）如我们所知，生命由解决问题的物理“体”（更确切地说，结构）组成。不同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学会解决问题，就是说通过复制加变异的方法，变异本身是通过同样的方法学会的。这种复归不一定是无穷的——确实，它可以追溯到倏忽进化的某个相当确定的时刻。
因此像巴特勒和柏格森这样的人，他们在直觉上是对的，虽然我认为他们在理论上全然是错的。生命力（“魔力”）当然是存在的——但它本身是生命的产物，选择的产物，不是什么生命的“本质”。实际上它是指引道路的偏好。然而这道路不是拉马克主义的而是达尔文主义的。
我的理论对偏好（它是倾向，离趋向性不太远）的强调显然是一件纯粹“客观的”事情：我们毋需假定这些偏好是有意识的。但是它们可以变成有意识的，我猜想首先表现为幸福和苦难的状态（快乐和痛苦）。
所以，我的观点几乎必然导致一个研究纲领，这个纲领要求用客观的生物学术语说明意识状态的突现。
经过六年以后重读这一节，我感到有必要作另一方面的概括以便更简明更清晰地阐明，如何利用某种纯粹自然选择论者的理论（鲍德温和劳埃德·摩根的“有机选择”理论）来为拉马克、巴特勒或拍格森所强调的进化的某些直觉方面辩护，而对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学说不作丝毫让步。（有机选择史请参阅艾利斯特·哈迪的巨著《生命的激流》。）
乍一看，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相对立）似乎并不把任何进化作用归于单个机体适应性行为的变革（偏好、愿望、选择）。然而这个印象是肤浅的。单个机体对每一个行为的变革都使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它等于是有机体选定甚或创造一个新的生态龛。但是，一种新的生态龛意味着一组新的选择压力，这组压力是因选定的生态龛而挑选出来的。因此有机体通过它的活动和偏好部分挑选出将作用于它及其后裔的选择压力。因此它主动地影响进化将采取的进程。选定新的作用方式或新的期望（或“理论”），犹如开辟一条新的进化途径。而且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运气和魔力之间的区别，正如塞缪尔·巴特勒所认为的：我们在选择达尔文和自然选择时并不摈弃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