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一直是个笛卡儿的二元论者（虽然我从不认为我们应该谈论“实体”）；而且如果不是一个二元论者我肯定更倾向于多元论，而不是一元论。我认为否认精神经验或精神状态或意识状态的存在，或否认精神状态一般说来与身体状态，尤其是与生理状态密切相关是愚蠢的，或至少是武断的。但是这也很清楚：精神状态是生命进化的产物，把它们同物理学联系起来，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不如把它们同生物学联系起来。
我最初遇到身心问题使我许多年来感到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问题。心理学，作为自我及其经验的科学，几乎不存在，这种说法很对不起弗洛伊德。华生的行为主义是这种事态的一种十分可以理解的反应，并且它有一些方法论好处——像其他许多否认它们不可能说明什么的理论一样。作为一种哲学论点，它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不可反驳的。我们体验快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且不说牙痛了，我们用词也用图式思考，我们能够怀着或多或少的兴趣和注意读一本书——这一切我认为显然是真的，尽管很容易被否认；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显然是不能证明的。我认为这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是肉体化的自我或精神或灵魂。但是如何才能合理地理解我们的身体（或生理状态）和我们的精神（或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表述了身心问题；并且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还没有希望做些什么事来使它接近于解决。
在石里克的《认识论》中我发现对身心关系的讨论——自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讨论以来第一次强烈地吸引住了我。这个讨论极为条理分明，而且相当详细。赫尔伯特·费格尔曾才华横溢地论述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讨论。然而，虽然我发现这个理论是非常吸引人的，但它没有使我满意；并且许多年来我继续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所作为，或许除了进行一些批判以外，例如批判认为整个问题是由于某种“语言上的混乱”所致的那些人的观点。（无疑，我们有时自己制造问题，由于在谈论世界时被弄糊涂了；但是为什么世界本身不应该包含有一些实在困难的秘密，也许甚至是一些不可解决的秘密呢？谜也许存在，并且我认为它们存在。）
然而我认为语言确实起了作用：我认为虽然可以猜想意识是前语言的，但可以猜想我称之为自我的完全意识是人特有的，并且依赖语言。然而，直至如前节所述，我把波尔扎诺的一些观点（我后来发现也是弗雷格的观点）发展为我称之为“第三世界”或“世界3”的理论以前，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只有在那时我才明白，身心问题完全可以转化，如果我们求助于世界3理论的话。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至少提出一种不仅是意识的主观状态而且是自我的客观理论——生物学理论的萌芽。
因此不管我在身心问题上不得不说什么新东西，总是同我对世界3的观点相联系的。
似乎身心问题通常仍然根据意识状态和身体状态之间各种可能的关系（同一性、平行论、相互作用）来被看待和讨论。由于我自己是个相互作用论者，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可以这种方式加以讨论，但我如以前一样怀疑，这种讨论是否有价值。作为代替，我提出了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生物学的和甚至进化论的方法。
正如我在第37节已说明的，我不认为进化论的理论能力或说明能力很高。但是我认为研究生物学问题的进化论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认为在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问题境况中，我们必须感激地抓住哪怕是一根稻草。因此我首先提出，我们要十分自然地看待人的心，仿佛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身体器官，而且我们问自己，正如我们可以就一个感官问自己，它对有机体的活动起什么作用。
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现成的典型回答，但我建议不予考虑。这个回答是我们的意识使我们能够看到或感知事物。我不考虑这个回答是因为我们有眼睛和其他感官就是为了这类目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对知识的观察主义观点才把意识与看或感和完全等同起来。
相反我建议，我们首先把人类的心看作生产人类世界3对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并同它们相互作用的器官。因此我建议我们把人类的心基本上看作人类语言的生产者，因为我们基本的语言能力（正如我早就说明的那样）是天生的；并把人类的心看作理论、批判论证以及例如错误、神话、故事、妙语、工具和艺术品等其他许多东西的生产者。
也许难以把这杂乱的一团理出个头绪来，而且也许不值得去花费精力；但是对何者在先作一猜测并不难。我认为语言在先，语言几乎是其使用是天生的或更确切地说在人之中有遗传基础的惟一体外工具。
我认为这个猜想有某种说明力，即使它当然难以检验。我认为描述性语言的突现植根于人的想像力、人的发明力，因而是植根于世界3的突现。因为我们可以假定，作为一种工具的描述性语言的第一个（以及几乎是人的）功能只为真实的描述、真实的报告服务。但是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语言可用来说谎、“讲故事”。我认为这是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才使语言成为真正描述性的和真正人类的。我认为这导致讲说明性的故事，导致制造神话；导致批判性的检查、报告和描述，因而导致科学；导致想象性的虚构并且我认为导致艺术——用图画形式讲故事。
然而如果我是对的，人心的生理基础就可在言语中枢中找到，并且在脑的两半球中似乎只有一个言语控制中枢，这并非偶然；它也许是控制中枢的等级系统中的最高级中枢。（我在这里有意识地试图复活笛卡儿的意识位置问题，以及甚至复活导致他错误地推测意识位置必定是在松果腺的部分论据。也许这一理论可以用裂脑实验来检验。）
我建议我们区分一般的“意识”状态和作为人心特点、人的世界2、人类自我的特征的那些高度组织的状态。（这种猜测是可以检验的，如果我们借脑电波之助发现动物以及人的典型的梦一般的睡眠的话。）但是我也猜想动物没有自我。我的中心意见是，关于“自我的完全意识”（如果可以这样说），恰如世界3是世界2 的产物一样，人类特有的世界2——自我的完全意识——是制造理论的反馈产物。
意识本身（处于它的低级形式中）似乎是在描述性语言出现以前突现和成为有组织的。无论如何，个性出现在动物中，一种对其他个性的知识和理解则出现在某些高级的社会动物中。（狗甚至可产生对人类个性的直觉理解。）但是我认为，自我的完全意识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出现：只有在我们对其他人的知识已发展后，并且只有在我们已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以及尤其在时间上延伸以后：只有在我们对于我们的意识在睡眠中定期中断已有清晰的概念，并且已发展出一种我们身体—— 从而我们的自我——在睡眠中保持连续性的理论以后才能出现。
因此身心问题至少分为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在生理状态和某些意识状态之间十分密切的关系问题，以及自我的突现及其对它的身体的关系这个十分不同的问题。自我的突现问题，我认为只有考虑到语言和世界3对象，以及自我对它们的依赖性才能解决。除此以外，自我的意识涉及到生物和非生物之间一个区别，虽然是模糊的区别，从而涉及到生命主要特征的基本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具有意识的物体与不具有意识的其他物体之间的区别。它也涉及自我投射至未来：儿童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期望总有一天长大成为成人，以及在过去已存在一些时间的意识。因此它涉及生或死的理论问题。
这一切只有通过高度发展的描述性语言——不仅已导致产生世界3，而且也通过来自世界3的反馈作用而被改变的语言——才成为可能。
但是我认为身心问题不限于这两个亚问题，意识状态问题以及自我问题。虽然表现为素质的自我的完全意识总是存在于成人中，这些素质并不总处于活动状态。反之，我们往往处于一种活动紧张的精神状态，而同时完全忘掉了我们自我，尽管在一提醒时总能够想到我们自己。
这种不是自我意识的紧张精神活动状态尤其存在于智力或艺术工作中；试图理解一个问题或一个理论；或者欣赏一部使人全神贯注的小说，或者弹钢琴或走象棋。
在这些状态中，我们可以忘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总有迹象表明我们已忘掉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用最大的注意力所从事的，是努力把握世界3对象，或努力创造它。
我认为这是比感知一块桔黄色圆斑更为有意义、更具特征性的精神状态。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只有人类的心才有这种状态，但我们发现在追捕的动物中，例如在试图逃脱危险的动物中有类似的集中注意力状态。提出了这样的猜想，本身正是在这些高度集中注意于一项任务或一个问题的状态，动物和人的精神都为它们的生物学目的服务得极好。在意识比较空闲的时候，精神器官确实在闲着、休息着、恢复着，或用一句话说为集中注意力时期作准备、充实自己。（并不奇怪，我们在自我观察时常常只能抓住正在空闲的自我，而不是正在紧张思考的自我。）
我认为现在已经清楚，心要获得成就要求有这样一个器官，它具有集中注意于一个问题的特殊能力，有语言能力，预测、发明和想象的能力；以及有试探性接受和拒绝的能力。一个生理器官似乎不能干这一切：似乎需要像意识那样一种不同的东西，并且必须把它用作为精神建筑材料的一部分。无疑只是一部分：许多活动是无意识的；许多是素质性的，而且许多只是生理的。但是许多在某一时期是生理的和“自动的”（弹钢琴时或开车时），以前是被我们用有意识的集中注意力做过了的，而集中注意力是正在作出发现的心——面临一个困难问题的心的特征。因此这一切都说明心在高等有机体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也说明需要让已解决的问题和 “已知道的”情况渗透到身体中去，大概是为了使心摆脱出来从事新的任务。
这类理论显然是相互作用论：在身体的各种器官之间以及在这些器官和精神之间有相互作用。但除此以外我认为同世界3的相互作用在有关阶段总是需要心—— 虽然正如学会说话、阅读、写字的例子所表明的，一大部分更机械的编码和译码工作能够被生理系统接过去，生理系统做了类似感官做的工作。
我认为这里概述的客观主义的和生物学的观点允许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身心问题。它也似乎同动物心理学领域的新工作，尤其是康拉德·罗伦兹的工作结合得非常好。我认为这与d·t·坎贝尔关于进化认识论的某些思想以及薛定谔的某些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