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危证治愈医案

余治病五十余年，危证治愈者不少，惜无记载。兹就追忆所及，择其最难着手之病，经细心平脉辨证而后收效者，分题立案，以证明脉证并治之法，毫发不爽，所述不多，绝无妄语。

甲午岁作客长沙，有劳德扬之媳，产后患病，发热、下利不止，延医诊治月余未愈，几濒于危。请余诊之，脉浮而大不数，知为太阳与阳明合病，《伤寒》云：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遂用葛根汤加高丽参治之，因久病元气亏故加参，服一剂而下利止，服二剂发热亦除。复诊：脉转弦涩，弦为余邪移于少阳，涩因产后营气虚，用小柴胡汤加当归治之。服数剂告痊。

乙未从堂弟世虞，患口内起水泡如梧子大，时破时起，不痛不痒，饮食如故，如是者已历年余，不见他证，请余诊治。时在五六月间，其脉三部俱无，久按之始从沉部来，旋即止，必四五息复来。余认为寒气伏于骨髓，问劳动时有汗否？答曰：劳动太过则有汗，不劳动虽炎热时无汗。遂用麻黄桂枝附片细辛汤治之，嘱以汗出为止。世虞之父亦知医，相信颇深，服至十余剂未汗，复诊脉略变动，亦须二三息而一至，令其再服。服至三十剂，脉沉部始动，仍一息一至，未汗出。又服二十剂，沉部脉动，中部似有似无，象仍迟极，虞之父乃曰，既未出汗，脉又渐转，何妨再服。又服十余剂，共六十余剂，汗始微出，脉三部俱见，一味迟细。接服桂枝人参鹿茸附片干姜数十剂，脉乃如平人，病遂告痊。余诊治数十年，如此怪病，亦属仅见，此可证明寒气能伏于骨髓不发作他病者，必其人脏阴极盛，而小邪入之，是以能久伏也，所谓小邪中里者此也。

辛丑，同邑甘棠居长沙，患痢证，腹中痛甚，下赤痢不止，发热、口渴、唇焦，医治无效，驰书来浏告急。余往视，面色黑，气促，舌上胎黑无津液，证似有余。切其脉空而涩，乍缓乍急，且有下坠之势，知空涩因下血太多，下坠为元气下陷，且十余日未进饮食，胃气当衰少，用黄芪阿胶白术人参粟壳沉香升麻汤治之。服二三剂则下痢止，腹痛亦止，渐能饮食，脉转一味虚涩，改用黄芪人参当归白术干姜粟壳汤，服七八剂即愈。此病证似阳而脉属阴，若泻之必死。

同邑王君，与余至好，在长沙各校当数学教员多年。辛酉夏余至长沙，立秋前十余日，其妻陈氏因感冒请余诊治。切其脉损止并见，余大骇异，观其神色，毫无败象，以至好私对王君直陈，王君不以为然。余约缓二日平旦复诊，切脉后又向王言，尊夫人之脉，绝脉悉见，若脉可凭，三日内必死。午餐同席，窥其神情、饮食如故，余更骇怪，至下午中刻，忽然不能语，目直视，及请余切脉，则气已绝矣。此足证明脉病人不病，谓之行尸，必死。

庚午，同邑余代英君，忽患两足麻木，不能举动，无知觉，请余诊视。脉沉迟而紧，知为里寒，又系久积，非多服温里之品不能奏效。余君信余甚深，以生死相托，遂用麻黄、附片、桂枝、甘草，川椒等味，服十余剂无效，服至二十余料，脉紧解，迟沉如故，足亦麻木如故。除麻黄，加重附片、吴萸、甘草、花椒温里之品，服至五六十剂，脉渐转，仍一味沉迟，两足渐有知觉。仍将此方略为加减，服至二百余剂，足始能缓步。从此服姜、附、参、芪等味一年余，外另服硫磺数斤病始愈，愈后两足仍特别畏寒、暑天亦常用丝棉包之。此证不仅阳衰，乃真火衰微，故能服补火之剂如是其多，真火既复而气血尚亏，后服鹿茸始告全愈。此可以证明脏腑之偏胜偏衰者，药虽峻而性仍缓，学医者必先辨明其人之本原虚实，及脏腑之偏胜偏衰，而后遇重病有把握，不至束手无策耳。

辛酉，长沙袁寿麓君，年五十余，患腹鼓胀，遍身浮肿，口大渴，发热有汗，唇枯舌燥，大便硬，小便反长，俨若胃燥。脉濡弱，乍缓乍急，与证相反。病势危急，治不可缓，踌躇久之，始知非胃燥，脾湿也。若胃燥必无脾湿，无脾湿必无鼓胀，鼓胀，湿气凝结之所致也。今大便虽硬，必初硬后溏；小便虽长，必时长时短，询之皆然。遂用白术、干姜、枳实、附片、花椒治之。服二三剂大效，腹鼓胀消半，遍身浮肿俱退，口渴外热亦减。照此增减，服至十余剂告痊。此可证明脉固为治病之要领，然古人望闻问切俱不可忽。此病平脉后复详问外证情形，始知病源矣。

丙申岁，同邑有廖某在乡营商业，年三十余，体不肥不瘦，忽患卧不能起，一身尽重、不能反侧，手足冷、不能屈伸，有知觉，不麻木，神清醒，能言语，延医进姜附等药无变动，请余诊治。视其神色如平人无病者，询之无寒热，无痛苦，无汗，不思饮食。切其脉沉伏而迟，久按之坚实无紧象。初疑寒伏于内，复思既服温药不见燥热，脉又不紧而反坚，是热伏于内，遂以平脉为主，用附子泻心汤治之。服一剂如故，脉亦如之，再服二剂，手足能屈伸，身能反侧，颈上汗微出，手足冷除，反觉手足心热，口渴欲饮冷。复诊脉转大，不数不浮，仍坚实，大便未下，以调胃承气汤下之，病遂全愈。凡久伏之病，脉证似相反，究竞脉证未必相反，即如此病，系热伏于内，其热当不形于外，脉虽沉迟，按之乃坚实；苟伏寒脉势必沉迟，决不坚实，须细心切脉，则伏寒、伏热自易区别矣。此证虽不数见，为医者亦不可不知也。

庚申，同堂侄孙，年十八岁，余长兄之孙也，忽患壮热有汗，口大渴，唇焦舌枯，齿间出黑血，目内陷，不省人事，大小便闭。初起时余适赴县城，远膈八九十里，及病日剧，始促余归家诊治，切其脉数大，尺中尤甚，按之牢坚。此时已延杨医生诊治，初服石膏、竹叶、丹皮等味无效，以为病重药轻，主用大承气汤，已煎成将进，余阻止，杨医力争可服。余曰：既属阳明实证则数大之脉当寸关更甚，今尺中数大反甚于寸关，是真阳内动而形于外，真阳为阴中之阳，其脉象应于尺，尺大于寸，其为真阳内动无疑，且牢坚之脉为虚极应象也，当急用重剂救里，或可挽救于万一，若攻之必死矣。杨终不谓然，遂忿忿而去，出门时对人曰，此病伊叔祖所见太左，今晚必死。幸吾兄深信余说，嘱莫迟疑，病至此生死不计。遂用参、芪、姜、附重剂，佐当归、五味浓煎灌服，竟夕尽剂，至天明壮热渐退，神转清，脉转寸大于尺，而真阳复矣。再服一剂，至日中能言语，能进稀粥，病遂转危为安。余复谓之日：尔年少未婚，其阳根不固，如此恐难延年，令多服鹿茸等补品，厥后年仅延四十余岁而终。凡真阳内动之病，外似胃实，容易误药，最宜细察，凡患此证者，虽治愈、其寿命决不甚长也。

从堂兄玉林，年三十余岁，忽患疯狂，目赤面黑，怒骂不休，不避亲疏，不省人事。请余诊视，大闹不能切脉，俟其疲倦时，切其脉急大而硬，尺中更甚，平常疯狂病脉多沉伏，因大热伏内，兹乃急大而硬，知系真阳暴露，不急治则死。在坐诸医，均云脉证俱系阳明胃实，宜下之。余则主用回阳重剂，其父信余言，嘱处方，遂用附片一两，干姜一两，地黄五钱，五味三钱，党参一两，甘草三钱。服一剂，至夜半狂稍息，仍骂不休。察其色，唇转青，目赤退而直视，似反见危机，切脉尺中急大稍敛。踌躇久之，以为病甚急重，药力尚轻，将原方加一倍，由夜半至天明已尽剂，遂昏昏欲寐，疯狂病已，脉急大尽去，转沉微，睡终日未醒，乃用四逆汤加五味服数剂而愈。此可证明凡真阳暴露之证，非用重剂不能奏效也。

有廖姓女子，年十七、八岁，患疯癫病，如醉如痴，时发时止，切其脉沉细而伏，正是热伏于内，痰结于心。初用大黄、黄连、黄芩、半夏治之无效，继用十枣汤攻之，遂下利，心神清醒，脉变急数而塞，不浮大，用大黄黄连黄芩半夏枳实附片汤治之，遂告痊。厥后有疯癫病者，多照此法治愈。可知疯癫病固由热伏于内，亦必有痰饮结于心下，治此病必先攻痰，后泻火，或泻火攻痰并进，平脉辨证，随证治之可也。

曹伯闻君之女，名常曼，年七岁，患咳嗽吐痰，日夜时作，午后或夜间发热，面色青白，肌肤减瘦。请余诊治，询知两月前曾患麻证，麻证结束后，诸病继作，切其脉浮数，按之弦，痰气腥臭。余曰：此因麻证治不得法，毒蓄于肺，不治必成肺痈，为难治。初用排脓散服四、五剂，脉弦数稍退，咳嗽仍如故，接服竹茹、花粉、桔梗、尖贝等味数剂，脉渐转和平，咳嗽时疏时剧，一日忽衄血颇多。余曰病将解矣，连服清金之品，病遂告痊。

曹君之外孙女，年四岁，身体强大，食量甚强，患身生红泡子痒甚，时咳嗽，目微红，流浊泪，口燥而渴，切其脉沉迟而紧，知有寒久伏于内，用麻黄附片细辛汤治之。服二、三剂，目红更剧，脉略出中部，仍迟紧，再服二剂，目红愈剧，血泪俱下，脉渐起浮部，犹有紧象，毫无躁象。又将原方加升麻、桂枝，甘草服之，目红全退，脉紧亦除，病遂全愈。可知治病不能凭其人身体之强弱，亦不能全凭外证，必须平脉之动静，而后能决施治之方针也。

杨幼竹君有一工丁，年五十余岁，患遍身肿，腹鼓胀。气短促，手足疼痛，不能起床，已经半载，皆曰不可救药，一日因诊杨君之病，谈及此病，请余诊视。切其脉弦大而硬，大便闭，小便短赤，知为风中于筋，湿流关节，久之脾胃虚，故湿气乘虚尽聚于中州，致成鼓胀。用枳实白术桂枝附片茯苓泽泻汤治之，服数剂面肿渐消，始终用祛风、除湿、通筋之品，连服数十剂，肿尽消能扶杖行走，脉亦渐和平，遂告痊，盖脉弦大而硬，为脾胃受伤，脾胃伤则中气不转，中气不转故小大便不利，若下之则胃气绝而死矣。

同邑廖笃臣，居东乡白溪市，其妻年四十左右，患月事不下，经十余月，手足发热，足心更剧，至夜尤甚，竞夕皆然，睡时必将足露于外，愈久愈剧，竟至用瓷坛灌泉水，以足踏坛上而水亦为之热，视足心形如灸疮。观其容貌，询其饮食，均如常人，切其脉沉涩而坚，其为淤血在里无疑矣。病久当已服药不少，索阅前方，均是用桃仁、丹皮、当归去淤生新之剂，未曾生效。余用桃核承气试之，服数剂，腹中痛，大便初硬后溏，而病如故。复诊脉坚稍退，沉涩如故，其夫谓可再服，余恐伤胃，嘱暂停止。越七八日，复请诊，谓终夜足心热如火灼，不能睡眠，痛苦已极，请用峻药，危险在所不计。切脉沉涩如故，余曰草木之性，不能为功，势必用水蛭虻虫攻之，方能奏效，但未曾试验，不敢轻用。廖夫妇坚请照此主方，遂嘱用水蛭十只，虻虫二十只，焙干研末，二味制成不过七八分之重，分作二次服。下午服一次，用大黄、芒硝各一钱，煎水吞之，至夜半腹中痛，欲下未下，至天明痛止仍未下，切脉变时大时小，时涩时滑之象。至午后令再服一次，其药已尽，至傍晚腹大痛，渐至脐下，至亥刻大下成块淤血，淤血下尽，遂下鲜血不止，大汗，出气短，神昏，脉有乍疏乍数之危象，急令服参，芪、当归重剂犹未止，加五味、赤石脂、干姜始渐停止，脉转浮虚，按之空涩，加服鹿茸，至二三日，始能起坐，能进饮食，继而服参茸至十余日，遂全愈。按此病虽经治愈，中经危险，颇失权衡轻重之法。盖服药末一半而未即下者，乃久病应有之象[juzhuo校注：此句原为盖药一半而未即服末下者久乃病应有之象]，且脉既变动，即应静待，淤血终必可下，淤尽病自愈，此为得法。再服一次，故令下鲜血不止，则过攻之误也。

余昔在长沙开设博爱医院时，小西门外有烟草公司经理，因病请余出诊，适公司内有一日本人在座，年约三十余岁，能说中国话，谈及渠亦该公司股东，在中国多年，患遍身发小红疹子，初起色红，由红变黑，摩之如刺，不痛不痒，饮食如常，不过觉遍身皮肤紧束不适。曾往日本医院诊治，用刀刮去黑刺，并不出血，虽敷洗兼施，过十余日又长成如故。刀刮数次，不能断根，亦未发作他病，问余有治法否？余曰中国医治病，以平脉为主，不平脉即无从着手，遂请余诊之。脉浮弦，系小柴胡桂枝证，即主柴胡桂枝汤加升麻、鳖甲治之。并立医案云：据余所见，系小邪舍于皮毛之内，肌肉之外，小络之中，与大经络脏腑不相关，无寒热杂合，故不痛不痒，若服此方生效，或发生变动，当能治愈；若服数剂无影响，则甘谢未等四语。该日本人亦会中国文字，阅后欣然致谢。初服二剂，疹子由黑渐红；继服二剂，由红生痒；又服三剂，痒止，红色渐隐于皮内。复诊时，脉浮弦尽退，略大而涩，知为血虚、水亏，用干地、阿胶、百合等味治之，服能五剂全愈。该公司经理及日本人联名盛宴款余，并谓中国医学之脉法神妙莫测云。据此可知，虽有怪病，不须奇药，即外科病亦可平脉内治也。

丁未年，居浏城，有一女孩年十岁上下，忽患发热、气促、渐至手足拘急，目直视，服药无效，请余诊治。适余离城，越二日始返，家人即以此情相告，并谓连来求诊数次矣。余急往视，至其家即闻哭声，知已气绝。询悉病情，据述似痉证，余以为痉证不致二三日丧命，疑是风痰庳，或尚可救。手足尽冷，口尚未开，摸其胸前尚温，气口脉虽无，人迎微动，令煎附片、葱白灌之，不能下咽。遂灸关元穴二壮，手足渐温，久按之气口脉似有微动之意，令将棉被覆盖，约五分钟后鼻便生息，脉亦渐动。再以葱、附、生姜汤灌之即能下咽。切脉微细，继以四逆汤救之，其病竟愈。当时全城轰动惊骇相告，吾邑称余为神仙者盖自此始。此案可证明凡阳气将绝不能进药者，可灸关元穴，因灸关元穴是回阳之妙法也。

灸法：用艾叶、细辛略捣，以皮纸紧包如著头大，再用生姜切薄片置关元穴上，灸姜上约一息之久，即停，不效，再灸一壮。灸后须用棉花薄覆灸处，一恐风寒侵入，一恐火泡破而溃烂。古人灸法不用生姜，余因此法较为和缓，屡用之而生效，特述之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