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北略》，卷20，369~370页；参见《流寇志》，卷11，176页。其他各书所记，仅个别文字有差异，内容相同。又，三桂写此信时间，史籍多不载，有的记载含混或不确。如《国榷》，卷100、《平寇志》，卷10均载三桂写信为三月二十九日，而载吴襄致三桂的信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来往通信仅两日之隔，计北京至山海关为七百里，当时无论如何两天不能往返。故三桂绝父之信当在拒降袭山海关之后，即《明季北略》所记，应是四月四日写信，四日（丙寅）自成得信，一怒而兴兵致讨。此说近似。】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国榷》，卷100，6065页。】。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甲申传信录》，卷8，140页；吴伟业：《鹿樵纪闻》，“西平乞师”，卷下，216页。】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十、关键选择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页。】
这篇告示已表明他与农民军为敌的原则立场，使自己陷于孤立，腹背受敌；西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威胁，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虽说三桂及其所部辽兵善战，毕竟力量不足，无法抗拒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此时，他又一次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选择，既然投向农民军这条路已堵死，剩下的选择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农民军彻底决裂时，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讨贼”之责，以报君父之仇。他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对抗农民军。他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三垣笔纪》，232页，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卷8，114页，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卷1，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加上原有的三万人，总计五万余人。
显而易见，只凭这些兵力，仍然无法同久经战阵的农民大军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计到李自成不会放过他，迟早会来攻关的，他很忧虑双方力量悬殊，“众寡不敌”【《庭闻录》，卷1。】。他几经与诸将官讨论对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请北兵（即清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向三桂进“请兵”之策者，多不见载史籍，如《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则道其姓名为部将胡守亮；《平吴录》另载此策为部将方光琛所提。又据三桂说：文官童达行也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三桂极欲自存，报仇心切，除此。别无良策。后来，他曾回忆：当时“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雪君父大仇”【《平西王吴三桂传》】。这是吴三桂的自饰之词。实际上他是在报君父仇的旗号掩饰下，为了一己之私，转而乞请清兵。
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促使他根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的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思想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因素不予重视，往往批判封建史家夸大其词，误把一个女人被劫当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今反其道而论之，亦不见得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客观环境、本人出身、家庭状况等诸种情况从来就是决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赋予感情的具体人，性格、品行、某个时候的感情、心理状态无不对其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的一喜一怒，一动一静，都可能改变某种既定的行为。尤其在大事临身的紧要关头，这种情绪无不起着某种哪怕是微弱的制约作用。
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如果说三桂置国亡家破、父亲遭难于不顾，却为了一个女人而变脸，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他本来心非所愿地投向李自成时，骤然得知自己所爱为刘宗敏劫夺，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伤，深感蒙受耻辱，由感情上的创伤进而激成暴怒，一变而为复仇心理。如他所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于是，一瞬之间，政治态度骤变。这就是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
吴梅村《圆圆曲》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讽刺他为了一个女人而投了清朝。但这句话却点明了此事对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无须解释，刘宗敏劫陈圆圆只能激起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而仇恨一经产生，便无法再弥合他与农民军之间的感情联系。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三桂对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策略的原则问题。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不是很可悲吗？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此论甚确。这千古遗恨，又能怨谁？
吴三桂决定向清朝乞师，是在形势日益紧张，深感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吴三桂看来，确有相当把握。首先，清朝与农民军各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农民政权成为他的新对手；同样，农民军也不会容忍关外的清朝觊觎它的利益。三桂利用清兵打农民军，就成为可能。其次，三桂的亲属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寿一家及他的好友张存仁、洪承畴等都已降清，他们肯定会劝说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屡次向他发出过招降的信息，对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难之时，清朝也会积极考虑给予帮助。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三桂也只有冒险一试了。
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