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岩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定）保（定）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成功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清世祖实录》，卷4，11~13页。】
洪承畴这篇议论是在范文程奏疏的第九天发表的。他再次强调申严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要改变清军以往抢掠财帛所造成的令人惧怕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现，这就是要扭转范文程奏疏中被删掉的“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的不利清军状况，要同农民军在政治与思想上“角逐”，是不容忽视的“要务”。其次，承畴以他的经验，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同时，他根据同农民军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农民军得京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的致命弱点，料定它一经听到清军将至，必携财焚宫殿而遁，清军应限定时日，以精兵为前驱，速行追剿，即使农民军据京师不撤，更给清军造成攻破和消灭它的最好机会。
但是，他也明白地告诫多尔衮，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不可与明军等同看待，轻视不得。为慎重起见，保证清军万无一失，他建议用马步更迭之法，防止误中农民军埋伏。遗憾的是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承畴从军事上不得不防，实为计虑周全之法，亦见承畴用兵之细密。关于进京路线，他认为，须从蓟州、密云接近京师的地方突破。这一方略，当然没有把三桂开关请兵考虑在内，换言之，他没有料到三桂会有如此惊人的举动。说明直到十三日，多尔衮、洪承畴等对山海关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洪承畴一席谈，确实进一步坚定了多尔衮的信念，大军按着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
十五日早晨五点以后，大军进至翁后（辽宁北镇附近），才行军五里，突然停止前进，众将士都感到很奇怪，随军的朝鲜世子李指使翻译官徐世贤探听消息，听范文程神秘地告诉他：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副总兵一人，游击一人来，说山西“流贼”犯围皇城，三月攻陷，皇帝与后妃自缢。国事至此，已无可为，“贼”锋东指，列郡瓦解，惟有山海关独存，而力弱兵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指多尔衮）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沈馆录》，卷7，2840页。】。
原来，来的两个人正是郭云龙、杨珅。他们兼程疾驰，终于在翁后遇到了清军，面见多尔衮，递上吴三桂的信。多尔衮展读后，一下子了解了目前形势变化的真相，大感意外。他为李自成攻克北京，逼死崇祯帝及后妃自缢不由得暗暗吃惊，而对先帝（清太宗）曾一再招降而不顾的吴三桂如今自找上门来，又是一阵惊喜。但他细细推敲三桂的信仍无降意，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年仅三十余岁的摄政王确实精明过人，他思前想后，没有轻信三桂千恳万恳的话语，却是更多地想到了此中有诈，又不便说明。他很友好地安顿好郭、杨二位使者休息，便急忙召来阿济格、多铎等人商量。结果，他们都无法确认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明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积怨甚深，很难取得相互信任。三桂一直同清军作战，拒降坚守，这封求援的信来得太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仅凭一纸书信，怎能叫他轻信！
最后，议定取慎重戒备态度，先搞清虚实再说。于是，多尔衮把杨珅留作人质，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探视真情。【《沈馆录》，卷7，2840页。】尽管多尔衮对三桂疑虑重重，他凭其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他信中所说，未必都是假话。况且又有人质在手，谅三桂也不致大胆轻举妄动。他入关心切，决定冒险一试，不按三桂所约走中协、西协，而是改变行军路线，转向山海关。为加强清军的攻击力量，以防不测，又遣学士詹霸、来衮前往锦州，调汉军携来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清世祖实录》，卷4，14页。】
多尔衮在关键时刻改变行军路线，已显示出胆识超人。如照原定行军路线，或按三桂信中所示，就会造成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其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料了。清军继续以原行军速度前进。次日，十六日，进至西拉塔拉。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了一封信，派人飞马送去。
多尔衮在信中写道：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实录》，卷4，14~15页。】
无须怀疑，这封信必出自汉官之手。在多尔衮周围，有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等一批谋臣战将，他们随时都会向多尔衮提出自己的建议。此信撇开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简要地概括了范、洪几次建言和奏疏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向三桂昭示了大清出兵之本意，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取得了完全一致。但这封信的主旨，还在最后几句话，即劝三桂“来归”（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奖赏诱其动心。劝诱三桂投顺，是多尔衮执行皇太极清太宗在世的一项既定政策。他感到在三桂眼前遇到危难，无所凭依的情况下，进行劝诱，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三桂投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十五日晚，多尔衮下令：“明日当倍程”前进，但次日行军没有加快；从十七日开始，清军行速稍加快，每天行八十里，十九日中午进至锦州，在城中歇息半天，第二天早才开拔。【《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40页。】多尔衮不急于进兵，目的还是等待他的妻弟拜然随郭云龙探听消息后，再作决定。一般史书及近著都说多尔衮接三桂信后，即兼程进发。此说非是。朝鲜世子李随军出征，逐日记录，自十七日始，行速稍快。而至二十日于连山接三桂第二封信后，才真正是“兼程”进兵。此纪为实。所以他边行军边等待，看不出他内心的急切心情。当天中午前后，清军已至连山驿城（今辽宁锦西县，位宁远即今兴城北），忽见原使者郭云龙与新来的孙文焕两人飞马而至，叩见多尔衮，十万火急地说：“贼兵已迫，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沈馆录》，卷7，2840页。】说着，呈上三桂的第二封信：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4，15~16页。】
从三桂的这封信中，多尔衮已知道农民军正逼近山海关，三桂处境危险。这次，三桂要求多尔衮尽速进兵，“直入山海”。这比前一封信提出走西中两协的路线是一个根本改变。仅此一点，已使多尔衮清楚地感受到了三桂救兵如救火的焦急而紧迫的心情。同时，他也为先辈数十年欲得山海关的夙愿即将实现而深受鼓舞！多尔衮还感到满意的是，三桂把他的军事部署通知给他，约清兵与他“首尾夹攻”农民军。多尔衮稍感疑惑的是，三桂尚未答复他提出的归顺的事。真的，三桂在信中只字未提。不过，信中有“京东西可传檄而定”，清军如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就会民心服，财物与土地并得等话，最后一句是：“何事不成！”语意深长，包含了多少内容！一切都在不言中，只可意会，不便言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