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第一个结识的解惑者应该算是林云二哥。那年我十九岁，正在辅大念书，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学名叫叶政圆，他人很一温一 和，没什么攻击性，我们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结识了不惑之年的林云二哥。那时他尚未成为公众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内心世界不易测度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上面有一颗迷你型的小灯泡，很仔细地研究起我的掌纹，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剖析和预言我的性格与命运。他说我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时常因碍于情面而吃亏，人生的阻碍不断，但日后的知名度是超越国界的。我的情感世界里有许多异国因缘，但也是波折连连，他说我应该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告诉他这是除了至亲之外无人知晓的事。他能看出道钧、道扬的存在，证明他的掌纹学的确有自家绝活；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几年后他开始以民俗学、风水和密宗苯教的术数，为人解惑、解心结，我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缘。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实是一位深具观察力和判断力的高人，多年来他所教导的方法虽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但每次旁观他和周遭簇拥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真是佩服他因机施教、适时点拨的全观能力；他的柔软、稳定、宽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绝非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认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经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关怀的兄长。 第二位有缘的密宗导师是红教宁玛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摄《平安夜》，某天傍晚刚拍完我死亡的戏，回到旅馆便接到林云二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大圆满修行人很值得参访；那天晚上这位高人将举行灌顶法会，二哥希望我能参加。我走进法会的现场穿过客厅时，见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里忍不住暗自窃笑。他的长相十分古怪有趣，有点像外星人加兔宝宝的组合。他的脸孔充满着喜感，头形圆满，手势优美；那股发自内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仪式和法会给我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眼前的这位老师却令我觉得亲切。晚餐时我有一个机会和他私下谈话，我坐到他的身边，充满着好奇地提出了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我问仁波切我与母亲是什么样的宿世因缘，仁波切带着满脸促狭的表情回答我：“说不定她曾经是你的女儿？”接着菜饭已经上桌，谈话的机缘就此打断。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请仁波切到她陽明山的家中传法，我再度有机会和仁波切见面，当天乃竺可爱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译。仁波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对我的观察，那些话语帮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脱之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他偶尔应邀到台湾弘法，每次见到他都有些收获。他率直的话语里总是有洞见，顽皮嬉笑之间流露着真实的关怀，你可以感觉他有多么希望学生们能全神贯注地步上解脱之道。他给我取了一个有趣而传神的外号——面条，意思是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面条许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夹住，但终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岁那年进行了十个月非正式的闭关，促使我做决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当时我在三藩市演讲，刚好仁波切也在湾区，他看到我深陷度众的大梦中，忙得连小命都不保了，便适时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体还是得先照顾好。他告诉我再不闭关充电修养，健康很快会出问题。我一向服气他的观察，于是照他的话在四维路的家中闭门自修和翻译了十个月。他从不讲教条或勉强你修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观地给予最实在的建议，而那建议往往就是因缘的自然示现。

另外一位与我有短暂师徒之缘的老师也是在乃竺家结识的。某一天红教的贝诺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参与那个法会，下午有位蒋波仁波切也来会见法王。我记得当蒋波仁波切刚一推门进入玄关时，我连他的长相都还没看清楚，便觉得有一股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在丁妈妈面前掉了几滴眼泪，丁妈妈看到我的反应感到很稀奇，于是对我说：“terry，你和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缘，你应该多接近他才对。”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参访蒋波的道场，我记得一走进他的起居室弯下身向他顶礼时，浑身的气突然往头顶冲，完全无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创伤儿童见到了父亲，号啕大哭了十几分钟，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压抑了多少的哀伤。蒋波仁波切无语的悲悯，令你感觉终于有人无条件地接纳你了。他散发的人性品质是充满着残酷与暴力的世界所罕见的。他的神态中自然流露的理解与浑身散发出的治疗能量，令你觉得自己的委屈不需要言语的倾诉，他一眼便完全了然。他告诉我，也许我们曾经有过师徒或亲属的因缘，如果我对密宗有兴趣，可以护持他建立深坑的道场。可惜深坑的道场成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圆寂了。近年来听说他已经转世，然而我对转世之说仍抱有存疑的空间，所以没有再涉足于他的道场。

在显宗方面，春华引介我参访过圣严法师、证严法师、星云法师和唯觉法师，每一位法师我都皈依，也私下一交一 谈过，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洞见和智慧，但是他们的道场太庞大，信众的人数过多，老师不可能有充裕时间私下细解真理，而我急迫的求道之心无法在这样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于是我决定依法不依人，开始靠自己阅读古老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