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只杜鹃，它匆匆飞离李树上的窝。
——自题
至今，有两次刻骨铭心的离别，我不敢忘却。一次是十七岁，一次是二十七岁。
1976 年，我高中还有最后一学期就要毕业了，山东艺术学校（后来改成山东艺术学院）到青岛招生。那时，我以全市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录取了。很快，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一影 学院都相继在青岛招生，当时一些老师同学都曾劝我退了山东的学，再重新考北京的学，那时候我很单纯，总觉得人不能那么做事。山东对你那么好，你不能不领情。后来入学了，我才听老师们讲，他们就是听说北京的艺术院校要来招生，怕挖走我这棵苗子，所以提早一个月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至今，还有人说，倪萍，你真可惜，如果……我知道人生没那么多“如果”，你该怎样，一切都早已安排好了，如果我那时考到了北京，也许还不如现在，反正“如果”这两个字用不得。在山东艺术学校几年的学习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只是踏踏实实地学习 ，珍惜社会给予我的一切机会，我由衷地说：没有那里老师们对我的培养教育，根本没有我的今天。
我清楚地记得，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几乎是从三十九中学的传达室飞到了我妈妈的单位。办公室里只有我妈的同事徐叔叔，他正在吃午饭，我坐在那儿等。“你妈妈是我们这儿带饭最差的一个了！”徐叔叔是南方人，边同我说话，边吃着米饭和红烧带鱼。他语气里既有同情，也有看不起。我听了之后有说不出的反感，我心想，你知道吗？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录取通知书”，我以后挣了钱，会让我妈成为这里吃的最好的人。
妈妈回来了，四十多岁的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好看，刚洗完澡，脸上光亮亮的，我把这喜讯悄悄地趴在她耳朵上说了。妈妈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兴，她把通知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就说：“吃饭吧。”
妈妈带着我去了楼下的一个小饭馆，为我要了一碗馄饨，一个芝麻烧饼。她坐在那儿吃自己带的饭，饭盒里有两块不大的剩馒头，角落上有那么一小堆白菜豆腐，里边泡着一块萝卜咸菜，咸菜被菜汤泡得发白，白菜又被咸菜染得泛红。
十七岁的我已经很懂事了，“妈，我吃不了这么多，咱俩分着吃。”
“你快吃吧，在我这儿你也吃不了几顿饭了。”母亲没有抬头。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通知书，不敢再说什么，我生怕母亲难过。
什么时候开始想当演员的？对，就是那个夏天。学校参加农场夏收，我们去了青岛著名的风景区八大关修葡萄园。劳动中间休息，我们都趴在农场的院墙上看过路的人。一群与众不同的男女说说笑笑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高年级的同学中有人喊：“快看，电一影 明星于洋、杨雅琴！”于是，墙上面爬满了三十九中的学生。那时，上海电一影 制片厂在青岛拍摄《第二个春天》，当时那里还有郭凯敏、高博。
我们看他们，他们也在看我们，虽说明星们见惯了围观他们的人，但是像我们那么整齐地排坐在墙上的并不多见，于是他们当中有人向我们挥手。于洋突然指向了我：“那个小姑娘多好看，杨雅琴，瞧她那双眼睛多像你。”我听见了！这话我们那一墙的同学都听见了！很快，我们学校都传开了，“她被电一影 厂看上了。”那几天回家我天天照镜子，洗完脸还偷偷地抹妈妈那盒“友谊牌”雪花膏，我去南海路的那个照像馆照了好几回照片，每天上学都盼着有什么人来把我领走去拍电一影 。
真是个孩子。
孩子的什么事都别想逃过母亲的眼睛，妈妈最先发现了我的变化。“你别一天到晚一胡一 思乱想的，你以为谁都能当电一影 演员？好好上学才是你的出路！”我在母亲面前很听话，对她，我一直充满了敬畏。我不想让她为我担任何心。我就真的收起心，开始好好学习 了。
多少年过去，去年我见到于洋老师还提起过此事呢，他开玩笑他说：“那么我就算是发现了你这个人才的那个伯乐了？”
确实就是那一次使我萌生了做演员的念头。我妈妈很反对，她希望我和哥哥都在她身边，无论干什么，健健康康，快快活活，做母亲的就算放心了。我妈妈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日后真的做了演员，而且离她越来越远。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一直到离开青岛的一个多月里，走路我都下意识地跳着走，内心快活得像一只即将要飞出笼子的小鸟，外面的世界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我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人，耽于幻想，有时近于神思恍惚，我总希望什么事都由自己来做主。不过见了妈妈，我还是有所收敛，我知道她从内心是不愿意让我离开的。哥哥那时已经工作了，青岛有规定，家里只留一个孩子在青岛，其他都要下乡去。
我妈妈生怕我真要下了乡，就我这性子，再一革命，找一个当地农民，没心没肺地结了婚，那她这一生就算白受累了。反复掂量，反复权衡，她觉得到济南读书也好，虽然是去学演戏，总比下乡好，就这么简单，母亲同意了。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却看不出妈妈有什么变化，既没有高兴，也没有难过，平平常常，莫非她承受的苦难太多了？我见她下了班回到家里总在忙，给我准备的被子褥子都是新的，妈妈也很少和我说话。只是有一天，她突然提出要去见见从济南来领我们的老师。我欢快地带她去了。老师们住在海边的一所宾馆里。他们对我母亲说了许多感谢和安慰的话，我在旁边一会儿给我妈妈倒水，一会儿给她削个苹果，显然，我的心已经站在学校那一边了。我妈妈倒像位来访的客人，我相信那一晚妈妈已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离开她了。
做母亲的是喜？是悲？只有她自己知道。妈妈很善良，她深明大义，掩盖了自己的悲伤，反复跟我说，“这两个老师一看就是好人，一交一 给他们我也就放心了……”
以后的几天，妈妈总是很早下班，她一定是想多和我待一待，可我那时偏偏怕跟她单独相处。和她在一起时，我就不由得紧张，笨拙，就怕哪句话引起她的伤心，把她那十七年的苦水全都倒出来，我怕脆弱的我受不了。是懂事还是不懂事？我至今不能判定。
在即将离别的日子，我多数是和同学、老师们在一起，去海边拍纪念照，去同学家聚会。那个时候，能考上艺术院校，比今天出国都了不起得多，我确实快活极了，很少能想起妈妈。或许是在潜意识中，我竭力不敢去想妈妈？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我又何尝不依恋她？
有一天我回家，发现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鸡笼，里边有三只母鸡，妈妈买鸡干什么？城市里不让养鸡。妈妈下班了，和往日不同的是她没有先进家门，而是拎着书包蹲在鸡笼前看鸡，她默默蹲着，很久，很久。我从窗户上看到了妈妈的悲楚，妈妈的寂寞，我心酸了。是啊，妈妈和爸爸分手这十几年里，她的生命就是我和哥哥，她像母鸡一样呵护着我们这两只小鸡，在这冷峻的时代，顽强地生活着，她的苦楚和艰难都被她一个人嚼碎了吞进了肚子里，连一点儿残渣都没让我和哥哥看见。我们虽然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虽然没有别人家那常有的一家人外出的景象，但是，我和哥哥都不觉得苦，是妈妈尽了她最大的能力给了我们双重的快乐。妈妈的一家人，姥姥，姥爷，舅舅，姨给了我们全部的爱。可如今，妈妈的两只小鸡翅膀硬了，要飞出笼子了。
做妈妈的心情一定很复杂，这不是她教育的结果吗？希望我和哥哥好好学习 ，做个有出息的人。哥哥工作了，后来也如愿地考上大学了。而我，也算有了当时学生的最好的出路，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妈妈是幸福的，她看到了孩子的前程。可是多伟大的母亲也是普通的女人，她想到了日后的生活，下了班再也听不到女儿的喊叫了，自行车谁帮她推上楼梯？她织毛衣，谁帮她撑着线？十几年了，一儿一女给她增加了多少负担，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她也许早就再找一个丈夫了，可是儿女又给她带来了多少快乐，多少个欢欢笑笑、悲悲伤伤的日子，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经历过，一起走过的。
夏天，妈妈带我和哥哥去第三公园看篮球比赛，大热的天，妈妈只买了两片西瓜，她自己说不渴，回到家我和哥哥都看见她喝了一大杯凉开水。我们也有惹她生气的时候，一生都不敢忘记——有一次妈妈突然发现了我们家存放硬币的那个小钱盒子是空的，这半年以来，只要有了零钱就往里塞的钱盒怎么会是空的？可底座明明是锁的，而且钥匙在妈妈手里。我和哥哥全慌了，自己做的事当然自己知道。妈妈那一晚气得大哭了一场，她说她没想到含辛茹苦竟培养了两个小偷，我和哥哥知道我们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我们按照妈妈的要求写了检查。那时我只上小学一年级，许多字还不会写，哥哥怎么写我就怎么抄，整个检查把我们当时如何从里边往外倒钱，如何拿钉子往外扒拉，钱都买了多少冰棍，写得清清楚楚。半年算下来，我俩从里边共“偷出”七块多钱，比起现在的孩子口袋里几十块钱，我和哥哥那时真够可怜的。在妈妈眼里这是一个品德上的错误，做了一辈子会计师的妈妈没有动用过公家的一分钱，而她的这两个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的儿女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丑事，妈妈不依不饶，认为这事不算完，一定要告诉我和哥哥的老师。我和哥哥都吓哭了，同学要是知道了这件丢人的事，我们就完了。我们俩都是班干部，于是，我们又写一份更深刻的检查。我记得哥哥用了很多当时时髦的词，如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贪图享乐，修正主义等等。
很长时间妈妈都没理我们，按照惯例，我们的检查一直贴在家里的门上，那时真怕家里来个外人，只要有人来，我和哥哥就赶紧站在门那儿不动。
妈妈狠着心对我和哥哥教育了一段时间，为的是让我们一辈子都记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我和哥哥日后见了钱心中都有些怵，再吃冰棍也不觉得那么甜了。
就这样相依为命的女儿要远走了，妈妈心里太不好受了，但她没有地方诉说，那一晚吃过饭，家里就不见她了。我前院后院地喊，仍没有回声。猛然我猜到了，妈妈一定是在那儿，那块她常坐的礁石。
我家离海边不远，夏天有时吃了晚饭，妈妈就带我和哥哥去海边捞紫菜，她最爱坐在那块圆圆的礁石上看着我们在海边嬉闹。果真如此，母亲孤伶伶地一个人坐在那儿，她像一块孤礁，海风凉凉地吹着她，那晚的月亮很亮，海天相映，有一种白天的错觉。
在靠近她的过程中，我的心像海涛一样不平静，我甚至想：要是能把自己分成两份该有多好，留下一份陪伴妈妈。
我站在妈妈的身后，“妈，回家吧。”“再坐会儿。”妈妈双脚泡在海水里，海水似乎正在同她一道感受着别离，感受着欢乐与痛苦之中所含有的那种充盈着珍惜和痛失的东西。我也坐下了，离妈妈很近，却不敢往上倚，也许是妈妈身上有着父亲的严厉，我和哥哥都有些怕她。我的心怦怦地跳，海水安静地躺在那儿，尽管我的到来，在母女的情感上架起了一座可以跨越的无言的桥梁，但我依然觉得我们母女离得很远。我环顾四周，海边人已经很少了，妈妈还没有回家的意思，我惴惴不安，只觉得那一刻空气凝固了，地球静止了，海水平得像一面墙。“妈，回家吧。”半晌，母亲没有说话，她终于哭了，准确地说是在我面前哭了，我也哭了，多少天我不敢想哭这个字，回避哭这个念头，我知道我和妈妈的离别最终是要大哭一场的，可我不知为什么那么委屈，那么心酸，我的哭很复杂，我甚至恨自己没有能耐，没有别的办法，妈妈的哭却很纯净，只是不舍得离开我。
“妈，我走了家里还有哥哥呢。”
“真要是换你哥哥走，我也就放得下了。”
“你不是一贯偏心眼，向着我哥哥吗？”我还没忘了不失时机地找母亲算帐。
“你是女孩子，记着，一个人在外，不管他是你的同学，还是老师或者领导，只要是男的，不管年纪大小，绝不能单独在一个屋子里，要是他已经推门进来了，你一定得把门开着，或者坐在门口。”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女儿的嘱咐。这一嘱咐，涵盖了母亲对女儿最本质的厚爱和对社会最彻底的担心。我记着了，日后也真这么做的，大概和我交往过的人都说：“倪萍，你一脸的正经！”或许这正是母亲教育的结果，她用她的苦难给予我榜样，她用她的尊严给予我力量，我不能跨过母亲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她和让她伤心失望的事情，我是她的女儿。
离去济南还有一个星期了，我突然自己决定要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把原来的跟爸爸姓的刘萍改成跟妈妈姓的倪萍，那时候改名字真容易，我拿着户口本就去街道派出所办了。由刘萍改成倪萍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对母亲养育的报答，我单纯地认为，换了姓就可以抚慰母亲那颗苦苦的心了。而且我要让“倪萍”告诉母亲，我是她的孩子，永远没有离开她。一生中这么重大的事情就这么轻易地做了，这是我的性格，我日后也为这性格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改了名字是否抚慰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喜怒从不形于色。但这样做一定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父亲。至今过去整整二十年了，我无数次地和父亲相见，却从不愿提起我为什么改了姓，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是一件熬人、累人又缠人的心事，事实上，当时我的一时冲动，心思全放在妈妈身上了，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而父亲也从不提起，我相信他一定怨恨我，这怨恨源于叹喟我对他的不理解，这怨恨源于他对我深深的爱。人人都说我长得像父亲，连走路的毛病都像。身子走出半天了，脚下还没有启动。尽管我没有得到父亲的抚养，但我知道一定不是他不想抚养我，他一定有他的难处，那是父亲与母亲，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难处，那个难处一定有天大，一定是父亲和母亲战胜不了的。我做女儿的，没有权力要求父母的爱情要服从于他们儿女的需要。父母把我健康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很感谢了，我有义务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却没有权力要求他们为我而去维持那没有感情的婚姻。
五六岁的时候，我对父亲有那么一点儿印象，那时他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趟，和母亲也几乎不说话，我看得出爸爸不在家，妈妈好像还快乐一些，可是爸爸单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很快乐。那时，看双亲，只能看表面，我不可能接触到父母情感的本质，我只想让父母都快快乐乐的，所以，我曾天真地想，他们要有两个家就好了，我去哪个家见到的都是快乐。那时的我大概就需要快乐，我对快乐的需要胜过了一切。再大一点听说父母正式**了，我傻乎乎的倒觉得挺好，不愿意何必在一起呢？我最见不得没有感情的苦苦相对的家庭。我不是一个能承受巨大痛苦的女人，我远不及母亲。我太刚烈也太脆弱了。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很淡，但是自从我叫了倪萍后，父亲在我的生命中就越来越重了，我给他写信落款都是写小萍，即使寄邮包需要在邮寄人那一栏写大名，我也都写小萍，打电话也总是特别向父亲说：“爸，我是小萍。”总想让这一点一滴的弱小的一温一 暖去抚慰爸爸那颗凄凉的心，而掩盖的是我内心巨大的沉重。
由刘萍改成倪萍，父亲从没有向他的同事提起过，只告诉人家他有两个孩子，儿子叫刘青，女儿叫刘萍。父亲压根儿也不曾想到日后由于倪萍进入了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主持人，从电视上无可商量地走进了他的生活，这给他那多年的平静生活翻起了多少苦涩的涟漪，把他送入了一个怎样尴尬的境地呀。他一面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在电视上的风采而自豪，一面为字幕出现的倪萍而难过，他的灵肉遭受着别人看不见的折磨。谁人父母不向他人夸奖儿女？更何况他们这个女儿在他眼里是足以值得夸耀的。但是父亲没有勇气向别人说起电视中的这个倪萍就是他的女儿刘萍。在父亲眼里，这里决不是最原始的姓氏问题，是女儿的归属大事。
父亲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也许他自我安慰，他也只能这样。他是否意识到电视成为我们父女感情一交一 流的纽带？他或许体验了电视给予的残酷与一温一 暖？反正每次打电话，他除了问问我生没生病之外，剩下的全是电视上的事，哪些节目好，哪些节目不好，哪里的报纸怎么评价我，甚至哪一期我穿了件什么衣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变了，变得像母亲，这真让我心痛，因为用妈妈的话说，爸爸是个最没有人情昧的男人，可是长大了的我分明休味出父亲其实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男人。他对孩子的关爱是何等的深厚！1993 年春节晚会直播完我刚回到宿舍，就传来了爸爸的声音，我兴致勃勃地大声在电话里说：“爸，还像小时候那样，给您磕个头，就算拜年了！”我故意用拳头敲打我眼前的那面墙，“听见没有，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快给我压岁钱！”爸爸那边半天没说话，许久，许久，才听到了爸爸苍老的声音，“早点睡吧……”
我悲伤着，我这个女儿究竟给他这个做父亲的都带来了些什么？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无尽的思念，无尽的牵挂，无尽的追悔，为这，我倒愿是个平平淡淡的女儿，平平静静地像许多女儿一样，嫁个丈夫，生个孩子，过年过节时，领着丈夫，抱着孩子，提着两瓶酒，回家去看望老父亲，和父亲一同享受天伦之乐。
我十七岁离开家，就意味着母亲、父亲把女儿永远地送走了。
离开青岛的前一天，妈妈没有上班，她带我去中山路的一家表店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块表戴在我那细小的手脖子上是那么不协调。母亲和我商量，如果我嫌表太大了，她就把她手上戴的那块罗马表送给我，妈妈那块手表虽然很旧了，样子却很漂亮。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商店是绝不会单独为女人卖什么商品的，男人女人清一色的大圆手表。那块表，我不怎么喜欢，却又不敢要母亲这块名贵的罗马表，我真担心像我这么丢三落四的人，哪一天手表让我丢了，怎么向母亲一交一 侍，这是父母结婚时的纪念品，如今婚姻已经解体了，唯有这块手表是他们那短暂的爱情见证物，是一段可以看到的历史，我决不能接受。我违心地告诉母亲我喜欢这块上海牌手表，因为我知道在离家最后一天妈妈才来给我买这块表，她是反复考虑的，而且最终是下了决心的，手表花掉妈妈一百二十块钱。这块表我一直戴着，直到后来结婚，丈夫送我了一块小手表，我才摘去了一直压在我手腕上的这块大表，妈妈给予我的这块手表里浸透的爱实在太沉重了。
从青岛坐火车去济南的人特别多，走的那天我们一起去济南的几个同学家长都到车站送我们了。其中有今天在北影的演员张山，还有演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那个漂亮的唐僧徐少华，那一年我们三个都十七岁。火车启动时，三个妈妈全哭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做母亲的竟是这么相似，做儿女的更相似了，我们三个傻孩子谁都没哭，我只盼着火车启动时能把速度加快一点，我真不愿看到母亲哭泣的脸。
那一天是11 月6 日，初冬的日子，我记住了我的第一次离别。
十七岁的我还不知道离别的记忆比铁轨长，只觉得离别就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向未来，接到无穷的风景地带，，我在月台上悠然神往，很单纯的渴望着未来，甚至都没有不安。
第二次离别是十年以后。也是初冬的日子，我提着一个比书包大一点的手提箱登上了由济南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依然很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行不是普通的旅行，而是人生的第二次行程。身边的箱子不大，却很重要，那里有我全部的档案和户口，我是一个要去北京落户的山东妞。接纳我的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之——中央电视台。
这一次的离别今天看来是一个壮举，但那时的我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北京是一个人材济济的城市，对于一个二十七岁的单身女人它能给予什么？也许人生从此就开始奔波了，山东有那么多看着我成长、了解我的老师，北京有谁？举目无亲，也许我选择了一条错路。但是，就像我已经登上了这列火车一样，我没有办法让火车再掉转回头，只好由它走了。坐在火车上，我该想的都想到了，强烈袭击我的是那两个原本与我无关的字：闯荡。
离别了父母，离别了爱人，离别了老师，离别了同学，我一次次地离别，一次次地失去，又一次次地得到。没有离别，你的成长是不是就会有缺憾？没有离别，你是不是就不知道曾经拥有的弥足珍贵？
我感谢离别却不再想离别。离别实在是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