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自离开溪口后，便居无定时，时常搬迁。关押他的地方，若仅从名字上看，那都是很风光的，如什么黄山、萍乡、苏仙岭啦，桃花坪、凤凰山啦，以后还有什么阳明洞、麒麟洞、小西湖啦，等等。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过的不是云游四方、逍遥自在的日子吗？实际真要这么看，那就错了。这样的东奔西走，一路舟车之苦不说，这些古迹名胜，在那时因为战乱，年久失修，亦大都是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就说张学良一度幽居的郴州苏仙岭吧，就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些名胜古迹，但却园林荒芜，路断人稀，那萧瑟的寒风，冷清的寺观，象幽灵一样的哨兵、密探，这一切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仿佛置身于寒气袭人的冰河狭谷，使人窒息。邹云峰说：

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疾）”。苏仙岭此时也只有“湘南胜地”虚名，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观，环境凄凉。

苏仙岭地势较高，从山上到山下约二华里，当时只有一条石板路上下，张学良将军仅能每周乘坐小轿子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风华正茂的张将军，此时犹如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的凌云志！据守观人回忆，他烦闷难耐，经常借酒浇愁，有时还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如今，这株桂花树还在，每年金秋时节依然香飘满山，树身的弹痕还依稀可辨。传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还曾在苏仙观住房内的墙壁上题词，其中有“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句子，可惜这题词没有保留下来。我想也许这并非确有其事，而是人们对将军当时处境和心情的描述吧！1是的，张学良被囚禁在苏仙岭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是很苦闷的，因为他自从1937年秋离开溪口后，就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军统局的特务们唯恐走漏风声，稍有差错，他们担待不起，所以带着张学良夫妇数度搬迁，东躲西藏。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上述邹云峰所谈事例，也是有力的明证。不过，讲那时张学良每周坐小轿下山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似有误。不错，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初期，于、赵二位女士是曾分别前往溪口伴狱的，但后来主要是于凤至陪伴，赵四小姐则去了香港，几年后是因于凤至患病，急需出国就医，才由赵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1940年春天的事了。

不过，时过境迁，张学良在苏仙岭的时候，已不同于溪口。那时家属可以陪伴，有些友人和同事在获得批准后也可来看看他，而来此之后，就以所谓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为名，将这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随行的夫人于凤至与他也被强行分开。那时张学良在山上，住在苏仙观，于凤至则被软禁在城内一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

那时，这一切都保密，对外，那更不消说，就是对张、于，最初也密而不宣，“汉卿！汉卿！你在何方？为妻跟着你，就是为了照顾你、陪伴你，可如今为什么让我们分离？”于凤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来。

张学良被关进城外苏仙岭上的苏仙观后，也一直思念着于凤至，她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问刘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词，就是避而不见。张学良在古老寺观的一间房子内，整天闷坐呆立，默默无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苍劲挺拔的百年桂树和哀怨、低沉的阵阵松涛。

笔者为弄清这段史实，作了些调查，从目前看到的记述张学良囚禁生涯的为数较少的资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谈到那时在郴州伴狱的是于凤至，不是赵四小姐。不过，那时她身体已很衰弱，时常发烧，然而为了减轻夫君的痛苦，她仍带病相随，勉力支撑，这都是事实。但有的说在苏仙岭的时候，她曾邀张将军同游白鹿洞、三绝碑，并感怀身世，边走边谈，无限怅惘等。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作为信史或传记来看，就显得欠妥，因为实际上在那时并无这样的可能。当然，在特务的监视下，张学良由于激愤难平，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午后，曾外出散步，观看了白鹿洞、三绝碑，并引起许多感慨，那倒是实情。

那是一个大地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的午后，张学良在特务们的“护卫”下，沿着据说有一千七百六十级的石板小路，缓缓步下山巅时，在岭衅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处由于长期风雨侵蚀而显得斑驳灰昏的绝壁断碑，他上前仔细察看，只见悬崖绝壁下有洞口，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张学良为好奇心所驱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细观碑文，只见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镌刻得极为工整的北宋词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文，内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这首情景交融的词，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元章书写，又由苏东坡题跋，堪称词绝、文绝、书绝，所以后人称之谓“三绝碑”。……这首诗是秦观（即秦少游——引者）于宋绍圣四年在郴州所作，当时他与苏东坡是好友，由苏东坡荐于朝廷，官至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因章惇当权，排斥异己，使他屡受贬谪。这首《踏莎行》就是秦观被贬到郴州，倾吐自己凄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对当时党争激烈的幽怨和悲哀。”2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张学良，读罢此词，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共鸣，以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据有的作品介绍，那时在郴州还曾发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驻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东北籍官兵，因偶然发现张将军被囚于苏仙岭，想前往看望，竟被打伤，以及后来准备劫狱的事，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可以看作是传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在那时，张学良曾经遇险，曾经被人认出，而且那认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确是原东北军的军官，以致引起一场虚惊，并终于提前离开此地，倒是确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内，他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幸而没有成为事实，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原来，1938年2、3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3

他谈的这些情况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这件事是有那么一点影子的。但因为张学良在郴县住的时间较短，很少与外界接触，加之对他的监禁是严格保密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县城与张的相见，纯属偶然，其他情况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早已脱离了东北军，这时的东北军实际已经被解散，他是孤单的，怎么会去劫狱呢？但特务队的确紧张了一阵子，除了干部会议外，还向全队作了紧急动员。另据张学良的私人医生滕蔚萱谈，这件事以及特务们的策划，张学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身边的副官也都蒙在鼓里，他本来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与特务队的一个特务小组长较熟悉，是他悄悄告诉他的。他还谈到，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还特别关照他说，你如果听到枪响，不要出来。并一再嘱咐他，此事务必保密，绝对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则，我的性命难保。滕医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愤慨地说：“我想象张学良将军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如他们没有奉到有大权的人物的指示，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幸亏后来这件事没有发生，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将军还真是性命难保呢！”4

这时，内地处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继轰动一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后，又进行了武汉和徐州两次大会战。中国军队虽都投入大量兵力，广大爱国将士也英勇杀敌，与日寇激战数月，但由于当局低估了日军的决战能力，再加上军事布署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徐州、武汉还是相继沦陷，致使南方的局势也紧张起来。

1938年10月到1939年i2月，张学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县的凤凰山。此山距城二里，景色秀丽，张学良早年在此奋笔疾书题写在寺内墙壁上的《自感遗憾作》一诗和他的一张半身军装像，已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复制出来，并悬挂在张学良旧居凤凰古寺的送子殿中央，以表达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

张学良初来凤凰山时，除特务队外，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押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他的监管更严密了。

那时，他整天被关在凤凰山山顶的凤凰寺里，没有行动自由。但总呆在山上，也怪憋闷人，经张学良要求，后来稍稍放松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不过，那时，他对松柏苍翠、险峻挺拔的凤凰山的美景并无多大兴趣，倒是乐于到山下的村镇里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见到老乡，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疾苦。在天热的时候，他有时也爱到清澈见底的沅江里去游泳，与乡村的孩子们玩耍，以分散自己的精力，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直接或间接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或帮他做过点什么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众，他总是念念不忘，并以礼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们对于这位不明身份的贵客，还是颇有些神秘感的：

“凤凰寺里住了个大人物？”老百姓纷纷议论着。他们想，“贵人福像”，大人物一定相貌不凡，是一个令人见而生畏的人。那知过不几天，大人物下山来了。他走进山下的村子里，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开始人们不敢和他说话，只是痴呆呆的站在一旁哑看。然而大人物却十分和蔼，满脸堆笑，不断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语给人打招呼。见到年长的，便说：“你这个老头儿干什么去？”见到年青人便问：“小孩子从哪里来的？”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感到有点奇怪。又见他主动找农民谈话，问眼前这些庄稼是怎么种的，今年的收成如何，这些农具如何使用？等等，他这样平易近人，农民也敢问话，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笑着说：“我姓张，你们以后叫我张老板好了。”

将军在凤凰山期间，最大的乐趣是钓鱼。然而，钓鱼对他来说又很陌生，好象让他抓条鱼比在战场上夺个城市还难。

凤凰山下那一湾碧澄的江水，舔着凤凰山脚下的岩石奔流东去。江的两岸有数不清的渔翁，垂钓江边，乐在心田。将军被这种情景迷住了，决定下江钓鱼。开始，鱼儿总是避开他的钩子。“整日坐岸钓空垂”，可是将军并不灰心。一天，他在江边南门码头上，遇到了钓鱼行家田胡子。田胡子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人，见将军如此爱好钓鱼，便热情向他介绍钓鱼经验，赠他一套钓鱼工具，每天提前为他准备好鱼饵。从此，两人便成了江边好友。

……夏天，沅江两岸的人民素有游泳的爱好。将军到这里后深受影响，决心学会游泳。他用一个汽车内胎作救生圈，身体卧在圈内，手脚不停地划动，开始先在浅水里游动，后来逐渐向深水中畅游了，因此，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到水中一游。将军不但自己爱游泳，而且积极倡导群众游泳，组织游泳比赛。他派人到邻近的沪溪县未蒲市买回许多最好的西瓜。在比赛那天，让参加竞赛的人站在岸边排成一条线，将西瓜用船运到江心抛下，枪声一响，百浪翻飞，各显神通，谁夺得西瓜就奖给谁，游泳竞赛活动开展得特别活泼。

将军很关心群众疾苦。有一天，他在凤凰山下钓鱼。碰见山后一个叫高应欢的农民也在那里用鱼网捞鱼，便聊起天来。他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就医，马上掏出三块银元，送给高应欢。高应欢说什么也不肯要。将军好言相慰，硬要他收下。高应欢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一九三九年端午节，将军感到寺里生活太单调了，便说：“屈原是死在江里的，我们应该到江边纪念他。”

于是，让副官将做好的饭、菜，都挑到山下杨少全家门口的禾场坪里摆好，临江凭吊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屈原。

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少房屋被冲垮了，田地被淹没了，还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冲走。黎明即起的将军，站在望江亭上，见此情景，非常着急，想法动员沿江有船只的群众，先救人后捞物资，救得一人，奖银元五块，群众听说是将军号召救人，都积极响应，大家齐心合力，搭救灾民，只两个多小时，就使十多个灾民脱险。灾民们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将军又解囊相助，帮助重建家园，表现了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5

家离凤凰寺不远的黄忠义，还谈了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四十六年前，我家住在离凤凰山只有一里多路的黄家冲村。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记得那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天早晨，早饭后，我准备下地干活，刚出门就碰上一个穿军装的年轻的士兵，他向我打着招呼：喂，老乡！你是这个村里的吧？我们凤凰山上的张老板，请你们找两个人，给他鱼池里去车水。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想真倒霉，怎么会碰上这样的差事，当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士兵，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张老板的号兵，你不要害怕，我们张老板对人可好啦！你去找个人一起给张老板车水，他会给你们付工资，不会使你们吃亏的。

我没办法，只好找我叔叔黄昌富一起商量，我们稍准备了一下，就抬着水车上凤凰山去了。

上山后，号兵当即把我们带到鱼池边。我一看，这个鱼池并不大，是用人工挖出来的。我们架好了水车，就拼命地干了起来，我叔小声对我说：“我们快些干，把水车干了马上就走，免得他们找麻烦。”我们约摸干了三个来小时，就把池水车干了，赶忙收拾好水车，也没向那个士兵打招呼，就走了。那料刚走到半山腰，号兵叫住了我们，接着就赶到了我们的面前，给我们解释说：我们老板有一个脾气，凡是给他干了活的人，必须请他吃饭，不然他会不高兴的。经号兵一再解释，我们盛情难却，只好返回。号兵把我们带进凤凰寺厨房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只见屋里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着一大碗新鲜猪肉炒辣椒，还有一盘炒鸡蛋，一盘红烧豆腐，外加一个小白菜。吃过饭后，又给我们付了工钱。从那以后，张老板经常派人叫我们给他干点零活，慢慢也和山上的宪兵都混熟了。

我在凤凰山经常看到一个身穿灰色中山服的壮年人，他身材魁梧，很少说话，他举止言谈就象个“大人物”。有一次号兵悄悄告诉我，他就是经常请你上山的“张老板”。

据说，张老板心情烦躁的时候，常爱泡咖啡喝，时而打打网球，有时也喝点酒解闷，一次，他竟在凤凰山附近的南岸小酒店喝醉了，惹得大家一阵好找才找到他。

张老板在凤凰山一大乐趣，就是爱钓鱼消遣。他经常漫步到山脚河边垂钓，有时没钓到鱼，也得买一条鱼挂在钩上。有一次他去河涨湖钓鱼一无所获，他就买一条四斤多重的鳜鱼挂在自己的钓钩上，放在河里观赏。

一九三九年秋天，号兵叫我上山有事，去后才知道张老板要离开凤凰山了。记得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凤凰山的人马动身了，我挑着张老板两只精制的小木箱，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跟在张老板一行人的后面。当时我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老板走得很慢，时而回头望望，好象舍不得凤凰山似的。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面，一直把张老板送到凤凰山脚下上了船。

后来我才知道张老板的真实姓名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如今回忆往事，叫人难以忘怀。6

另据报道，为纪念张学良将军对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所作的贡献，张学良居住过的凤凰寺，如今已整修一新，将军的照片和他题写在凤凰寺内的诗，均已复制出来，供人观瞻。此处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但张将军和夫人当年常常登临的观江楼，如今经过重建，又恢复了昔日的容颜。姜宏顶说：

一九三八年，湖南省沅陵县县长王潜恒为张学良将军修建的观江楼，已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重建竣工。

这座气势雄伟的观江楼，分楼上楼下两层，此楼系张学良将军被南京当局从郴州苏仙岭辗转迁移到沅陵凤凰山以后，时任湖南沅陵县县长王潜恒先生专为将军修建的。当时，张学良将军与赵四小姐常常登楼远眺，以此来排解内心忧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张学良将军离开沅陵转押到贵州修文以后因无人管理，年久失修。“文化大革命”中，更遭损坏，荡然无存。为纪念张学良将军，湖南省沅陵人民政府从一九八二年起拨款修复张学良将军旧居凤凰山并重修观江楼。7

这件事办得好！而且也再次证明，大凡情操高尚，誉满人间，真正为人民作出了无私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并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过，说那时与张学良在一起的是赵四小姐，则显然是弄错了，实际是夫人于凤至，有张学良诗为证：

卿名凤至不一般，

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

别有天地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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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云峰：《张学良被囚苏仙岭》，原载1984年7月21日《团结报》。

2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3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原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4　引自滕蔚萱回忆资料。邱、滕两位当事人所谈的张学良在郴州的这场虚惊，存在着某种误会，这是不消说的，但东北军部分军官曾打算营救他，则并不假，据陈正舜《一次鲜为人知的营救张学良行动》（《团结报》1988年6月）一文介绍，1937年1月中旬，当时地处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中的原东北军空军官兵对得知张学良将军已由南京移至溪口关押“十分动心”，密谋救张。3月中旬一天，沈克昌（航校副校长），清晨三四点钟，以春游为名，率一二百人分乘几辆卡车直驶雪窦山，以拜望老长官名义见到张学良提出请他同他们一起速返笕桥，转乘容克机（张原专机，冯等已暗中修好）径飞香港。张不允，但深受感动。冯等见张不走，而且时间紧迫，行动起来风险也大，只得敬请老长官珍重。临别，张亲书一横幅相赠，勉励他们多多为国尽力。

5　钟玉如：《万里碧空孤影远》，原载1986年12月《西安今古》。

6　黄忠义：《回忆张学良在凤凰山》，原载《西安晚报》。

7　姜宏顶：《张学良将军观江楼重建竣工》，原载《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