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默默地离开警察局，在沿着圣阿尔代街走到卡法斯塔的途中都一言未发。
“我要去买烟，”塞尔登说，“你愿意陪我去有盖集市吗？”
我点头同意，随后我们拐到高街上，我走出警察局以后没说过话。塞尔登自顾自地笑了。
“你是因为我没给你看符号而不高兴吧。请相信我，我是有理由的。”
“跟您昨天在公园里对我讲的理由不一样？既然您把它拿给皮特森看，我不明白为何让我知道就会有什么不利后果。”
“可能会有……其他后果，”塞尔登说，“但这还不是最确切的理由。我不想让我的假设影响你自己的假设。我对我的研究生都是这样：尽量不抢在他们之前告诉他们我的推论。一个数学家思考过程中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在孤独中解决问题的灵感出现的那一刻。你也许不相信，我对你找到正确答案的信心更甚于我自己。你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开始是全部的一半。我相信你已经觉察到了什么，虽然可能还不确切知道是什么，毕竟，你不是英国人。第—起谋杀案是后面发生事情的根源，那个圆圈就好比是自然数里的零，是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符号，但同时限定了一切。”
我们已经走进集市，塞尔登在一个印度女人的烟摊前停下来，挑选他的混合烟草。那个女人从矮凳上站起身来接待他，她穿着一件藏红色的袍子，左耳挂着一个像银圈似的耳环。我凑近仔细看，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条盘起来的蛇。我突然记起塞尔登跟我说过的诺斯替教派中咬住自己尾巴的蛇的符号，忍不住向她打听起这种符号来。
“智者，”她告诉我，一边轻轻敲着蛇的脑袋，“万物皆空，空即万物。万物之空，即为万物。很难很难领悟的。绝对真理，超乎否定。永恒无始无终……转世。”
她认真称了烟叶的重量并找钱给塞尔登的时候，又和他聊了几句。我们走出迷宫般的货摊来到街上。在拱门前，我们看到贝丝正站在一张小桌旁散发谢尔登剧院室内管弦乐队演出的传单。他们要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她说乐队成员都得轮流卖票。塞尔登拿起一张节目单。
“是在布莱尼姆宫举行的交响音乐会嘛，演出间歇还有焰火表演。”他说，“在牛津如果不看至少一场焰火表演，恐怕就不算到过牛津。让我请你看一场吧。”他从口袋里掏出钱买了两张票。
自我上次去伦敦以来就没和贝丝说过话，她从票簿上撕下两张写座位号，我觉得她在避开我的目光。总之，这次相遇似乎让她有些不自在。
“我会在那天看到你演出吗？”我问她。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演出，”她的目光有一瞬和塞尔登的目光相交。仿佛这是件她还未同任何人讲过的事，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月底要结婚了，会要求休假……以后我想不会再演出了。”
“真可惜，”塞尔登说。
“你是说我以后不演出还是我要结婚？”贝丝问，并且为自己的这个玩笑硬挤出一丝笑容。
“两样都是，”我说。他们开怀笑了，似乎我的话让他们出乎意料地松了一口气。看着他们笑，塞尔登对我说过的话又回到我脑海，那就是我不是英国人。虽然在这随意的笑声中依旧有所节制，他们似乎已经动用了他们不该滥用的、难得的自由，塞尔登当然可以说他是苏格兰人，但不管怎样，在他们之间，在她们的表情里，或者说在他们如此小心地节约表情这点上，毫无疑问，他们有着共同的气质。
我们走到玉米市场街，我指给塞尔登看公告栏里的一张海报，之前我在博德利图书馆的门口已经见过了。上面说皮特森探长将和当地一位侦探小说家参加一场圆桌讨论会：“有没有‘完美犯罪’这样的事？”这个标题让塞尔登驻足了一会儿。
“你觉得这是皮特森的一个圈套吗？”他问我。这是我不曾想到的问题。
“没有，这张海报贴出来差不多一个月了。如果他们要给凶手设圈套的话，应该把您也邀请过去。”
“完美犯罪……我在对比逻辑学和犯罪调查的相似之处时，曾经查过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那本书列举了数十起无头案。对我的研究来说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件是关于一个名叫霍华德·格林的医生的，他极为精确地制造了问题。他想杀妻子，并且，用一种非常详细、绝对科学的态度记日记，记录所有可能不利的后果。他总结道，要用一种警察无法用确凿证据指证凶手的方法来杀了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提出了十四种不同方法，有些的确很精妙。但难的是怎样确保他本人永远不被怀疑是凶手。他指出，对于罪犯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那种将各项事实在时间上倒推的调查——只要在杀人前经过精心策划并且把杀人痕迹都混淆或清除掉，就可以解决——危险在于随着时间向前发展，他可能被设下的陷阱。他用近乎数学上的术语写道，真相是惟一的，任何对真相的偏差都是可以推翻的。他知道，在他接受的每次审讯中，他所做的事，以及他设计好的每一个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总会无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虚假的东西，只要调查者有足够的耐心。他对自己分析的各种选择都不满意：找其他人杀了她，制造自杀或意外事故的假象，等等。于是他得出结论，那就是得找一个替罪羊，一个对警察来说是最明显而直接的嫌疑人，这样就能结案。他写道，完美犯罪，不是那些没有被侦破的无头案，而是找错了凶手的案件。”
“那他最后把她杀了吗？”
“哦，没有，她把他杀了。有天晚上她发现了日记，他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她用一把餐刀自卫，将他刺伤致死。至少在法庭上她是这么说的。陪审团看了他的日记和她脸上伤口的照片后惊呆了，便断定她是正当防卫，宣判她无罪。正是因为她，这起案件才被收进书里：在她去世多年后，几个研究笔迹学的学生证实日记本上格林医生的字迹不是他本人写的，而是几可乱真的伪造。他们还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她在丈夫死后迅速低调地改嫁了，新的丈夫是插画师和古代绘画的临摹师。我想知道究竟谁写了那本日记：这是一种科学式的高超仿制。他们胆子大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要在法庭上逐字逐句地叙述出来。这是在用真相撒谎，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就像徒手表演魔术。顺便问一句：你听说过一个名叫热内·拉万德的阿根廷魔术师吗？如果你见过他的表演肯定忘不了。”
我摇摇头。我甚至没听过这个名字。
“不知道？”塞尔登惊讶地说，“您应该看看他的表演。好在他马上就要来牛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他。你还记得我们在默顿学院讨论过的用不同的学科推论的美学吗？正如我所说，犯罪调查的逻辑就是我的第一种模型。第二种模型就是魔术。不过我很高兴你不认识他，”他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兴奋说，“这就给了我再看一次他表演的理由。”
我们已经来到“老鹰和小孩”的门口。我透过一扇窗户看到洛尔娜。她背对我们坐着，红色的卷发披散在身后，心不在焉地转着桌上圆形的啤酒杯垫。塞尔登自动掏出烟草袋，也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快进去吧，”他说，“洛尔娜不喜欢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