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選詞之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傳人，三曰開宗，四曰尊體；前二者依他，後二者爲我。操選政者，於斯四事必有所居；又往往因時代風氣之不同，各異其趣。自唐末以迄宋、金之世，詞家專集無慮數百家。前人率以詞爲小道，孰肯專精致力於此？即或兀兀窮年，亦苦不能盡究；而典型之作，有足垂範後昆；或清麗之音，大爲風行當世者；必有人出而抉擇彙集，以適應時世之需要，而選本尚焉。自《花間》、《尊前》以迄近代浙、常兩派之所標榜，雖醇疵互見，持説不同，要皆應運而生，各具手眼。而或者蔽於一偏之見，互相排擊：言宗派者，薄《花間》、《草堂》，而重朱（彝尊）、周（濟）諸選；矜新解者，又忽於作者之特殊造詣，而強古人以就一己之範圍。由是而詞學一道，亦如儒、墨之支分派衍，塗術紛歧；由是而治詞學者，讀專集既不易，讀選本又恐迷方。持兩執中，重新估定各本之價值，而爲後來操選政者，略貢一得之愚；此個人之素懷，亦即本文之所由作也。

二

周濟云：“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介存齋論詞雜著》）所謂“應歌”、“應社”之作，從文學方面言之，自不能免“無謂”之誚；而北宋詞音調之諧美，南宋詞技巧之精密，又未嘗不以“應歌”、“應社”之故，而促進其造詣。況周頤謂：“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爲詞誠夐乎弗可及；其於他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蕙風詞話》一）此其言雖非爲宋人選宋詞而發，而於宋人對詞之見解，有所誤會。不知由唐、五代以迄南宋，所有歌詞，故以協律爲第一要義，而風格之高雅次之。李清照論詞，亦致意於此：

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絶倒，不可讀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黄魯直出，始能知之。（《苕溪漁隱叢話》）

南宋以前詞，既以“應歌”爲主，故其批評選録標準，一以“聲情並茂”爲歸，而尤側重音律。詞集選本之最早而僅存於今日者，宜莫如《雲謡集雜曲子》；而所收歌詞三十闋，除寫征婦怨情之作外，皆一般兒女思慕之詞（説詳拙著《詞體之演進》）。既無何等特殊高尚情感可言，而措辭樸拙，如“兩眼如刀，渾身似玉”（《内家嬌》）之類，亦絶不見技巧；則其纂集之宗旨，必以此等作品，悉爲民間流行之歌曲，彙爲一集，即所以便於歌者，殆可無疑。逮至南唐、西蜀，士大夫階級，既以詞爲娱賓遣興之資，厭俗曲之鄙俚平庸，乃從而謀技術上之改進，除注意於音節諧婉外，其辭藻務精豔，其結構務謹嚴，其情致務香軟含蓄，而一以雅麗爲歸。《花間》、《尊前》之結集，蓋即依此標準，而其主旨仍在“應歌”。何以證之？證之以歐陽炯《花間集·序》：

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雲，字字而偏諧鳳律。……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絶之辭，用助嬌嬈之態。……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爲絶唱，乃命之爲《花間集》。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

據此，則《花間集》所以高於《雲謡》者，爲其撰自文人，將以清絶之辭，用助嬌嬈之態；其初本與民間俗曲，並爲歌者之資；而《白雪陽春》，羞同凡響。其編纂體例，雖以作者爲主，且略依輩行後先爲次，而其意旨所在，則歐陽炯已明白言之矣。《尊前》一集，雖編者姓氏不可知，而據歐陽公《近體樂府》羅泌校語，已引《尊前集·蝶戀花》二條；傳鈔《金匳集·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吴昌綬《尊前集·跋》）朱彝尊氏亦以此集爲宋初人編（陶氏涉園《景宋金元名家詞·敍録》載朱氏《尊前集·跋》）。其編製略近《花間》，以人爲主，而時有竄亂，如李、王前後三見，當出傳寫者之混淆；每家之詞在調名下或注宫調，或否，意其始必全注，久乃有所缺遺。選詞以便歌，在宋人原有二例：一以宫調類别，一以時令物色分題。下文續有説明，而《尊前》已引其端緒矣。毛晉云：

雍熙間，有集唐末、五代諸家詞，命名《家宴》，爲其可以侑觴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類此。（《詞苑英華》本《尊前集·跋》。按《家宴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著録，毛氏即本陳振孫説）

《花間》、《尊前》之所採輯，悉爲侑觴之用；毛氏之言，先得我心矣。

詞集之編次，無論别集與選本，凡以宫調類列，或以時令物色分題者，皆所以便於應歌，何以知其然也？據《古今詞話》：

万俟雅言自號詞隱，崇寧中，充大晟府制撰，與晁次膺按月律進詞。（《歷代詩餘》卷一百十六引）

張炎亦稱：

粤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詞源》卷下）

所謂“按月律進詞”，其曲情與詞情，必與節物相應。宋人詞集之編制，所以便歌，揆厥緣因，即由於此。再觀現存詞集之猶沿舊式編次者，以宫調類列，則有：

温庭筠《金匳集》（《彊邨叢書》本）

張先《張子野詞》（同前）

柳永《樂章集》（同上）

《金匳》雖題庭筠撰，實選集温詞及韋莊、歐陽炯、張泌諸家之作，分隸諸宫調之下。吴昌綬跋云：

蓋宋人雜取《花間集》中温、韋諸家詞，各分宫調，以供歌唱，其意欲爲《尊前》之續，故《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尊前》就詞以注調，《金匳》依調以類詞，義例正相比附。（涉園《景刊宋元詞·敍録》）

以此與張、柳二家詞集相比勘，顯見宋人編纂詞集或選集歌詞，皆以便於歌唱爲主，《樂章》流播歌者之口，尤足窺見義例。至周邦彦《片玉集》，據涉園影宋刊陳元龍集注本，及四印齋影元巾箱本（題曰《清真集》），並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單題、雜賦等六類；而於每調之下各注宫調，殆猶所謂“按月律爲之”之遺意耶？南宋人詞，惟吴文英《夢窗詞集》（《彊邨叢書》本），注宫調同《清真》，而不以時令節物分題；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則自製曲及自度曲，皆注宫調，其他則否。以此見宋以前詞，固以應歌爲要；宋以後，則詞已不復能歌；而士大夫對於詞之觀念與鑒賞，又稍稍變移方向矣。

《直齋書録解題》歌詞類，宋人選宋詞，除曾慥之《樂府雅詞》、鮦陽居士之《復雅歌詞》、趙粹夫之《陽春白雪》外，尚有《草堂詩餘》二卷、《類分樂章》二十卷、《羣公詩餘前後編》二十二卷、《五十大曲》十六卷、《萬曲類編》十卷，陳振孫謂：“皆書坊編集者。”今除《草堂詩餘》外，餘並失傳；其編輯體例及内容，皆不得悉。惟以《草堂》例之，類分樂章以下四種，既同出書坊編集，其爲適應當時需要，而以便於歌者爲原則，殆可推知；而其書之易亡，當亦以後來不傳歌法，遂不爲人重視。獨《草堂詩餘》傳播最廣，翻刻最多，數百年來，幾於家絃户誦，雖類列凌亂，雅鄭雜陳，而在詞壇之勢力，反駕乎《花間》、《尊前》之上。此其故當由其編制原以便歌，又能使雅俗共賞。其選集者之姓氏，各本皆無，惟北海圖書館藏元至正辛卯本題“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實編選”。士信仕履無考，疑即書坊中人。其書分前後二集，體例與今《四部叢刊》影明刊本，大致相同（説詳趙叔雍先生著《詞總集提要》）。其前集春景又分：

初春　早春　芳春　賞春　春思　春恨　春閨　送春

等八門，夏景類又分：

初夏　避暑　夏夜　首夏　夏宴　適興　村景　殘夏

等八門，秋景類又分：

初秋　感舊　旅思　秋情　秋别　秋夜　晚秋　秋怨

等八門，冬景類又分：

小冬　冬雪　雪景　小春　暮冬

等五門，後集節序類又分：

元宵　立春　寒食　上巳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　重陽　除夕

等十門，天文類又分：

雪月　雨晴　曉夜　詠雨

等四門，地理類又分：

金陵　赤壁　西湖　錢塘亭

等四門，人物類又分：

隱逸　漁父　佳人　妓女

等四門，人事類又分：

宫詞　風情　旅況　警悟

等四門，飲饌器用類又分：

茶酒　筝笛　漁舟　慶壽　吉席　贈送　感舊

等七門，花禽類又分：

花卉　禽鳥　荷花　桂花

等四門。破碎支離，自多可議。惟以《清真集》之編纂體例，相與比勘。此雖不注宫調，而以時序景物分題，且出自書坊，必爲當世比較流行之歌曲；書賈牟利，類録以爲傳習之資。其作者上自西蜀、南唐，下迄南宋諸賢，如史達祖、劉克莊輩，凡所采録，不必精嚴，吾人但認爲當日之類編歌本可也。其四卷本爲明嘉靖間上海顧汝所刊，題“武陵逸史編次”；率以字數多寡爲序，與以前各本不同，爲後來詞分“小令”、“中調”、“長調”之所由昉。蓋自宋亡之後，詞之歌法失傳，而言詞律者，乃斤斤於字句長短之間，歸納衆製，以相推勘。明、清所選巨帙，如《花草粹編》、《歷代詩餘》之類，率以此爲選録標準；在宋以前，詞以應歌爲主，歌詞分隸於諸宫調之下，或以時序景物分題，隨地隨時，因宜傳唱，決無以字數多寡分類之理。顧刻謂此種分類，亦出宋本；其爲明人好事依托，殆可無疑。

吾人既知《花間》、《尊前》、《草堂詩餘》之類，其選録標準，既皆以“爲其可以侑觴”爲主；《花間》出於趙崇祚之手，將以投合士大夫嗜好，爲上流社會娱賓遣興之資；陸游所謂：

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詞苑英華》本《花間集·跋》）

《尊前》一集，其性質與《家宴》相類。陳振孫《家宴集·解題》云：

所集皆唐末、五代人樂府，視《花間》不及也。末有《清和樂》十八章，爲其可以侑觴，故名《家宴》也。（《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

《家宴》失傳，陳氏亦不知編者姓氏。《尊前》之編者亦無考，意或與《草堂》同出書坊，故亦不及《花間》之精粹；而其選輯之目的，悉爲“便歌”可知也。

宋人選宋詞，以“便歌”爲主，而以雅正爲歸者，尚有曾慥之《樂府雅詞》及鮦陽居士之《復雅歌詞》。《復雅》無傳，然據陳振孫言：

末卷言宫詞音律頗詳，然多有調而無曲。（《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

是其書於選録歌詞之外，兼及歌詞之法矣。海寧趙萬里君從《歲時廣記》等書，輯出若干條，謂其體例與《本事曲子集》、《古今詞話》及《本事詞》、《詩詞記事》相類似（《校輯宋金元人詞》），是又以“便歌”兼“傳人”爲目標者。曾輯《雅詞·序》稱：

余所藏名家長短句，裒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詮次，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於篇首，諸公“轉踏”次之。

今觀其目次，首“轉踏”，有：

集句《調笑》　鄭彦能《調笑》　晁無咎《調笑》《九張機》

次大曲，有：

董穎《道宫薄媚》

次雅詞，有：

歐陽永叔　王介甫　晁無咎　周美成　陳瑩中

徐師川　　賀方回　舒信道　葉少藴　趙德麟

王履道　　晁次膺　晁叔用　陳去非　蘇養直

李蕭遠　　吕居仁　毛澤民　曾公袞　李景元

向伯恭　　謝無逸　朱希真　沈會宗　陳子高

趙子發　　曹元寵　魏夫人　李易安

諸家之作。其《拾遺》序次殊凌亂，未足窺見義例。但就正編以“轉踏”、“大曲”、“雅詞”依次類列，與楊朝英《陽春白雪》之選元人散曲，冠以宋詞爲大曲者，頗復相類；則曾氏此選，蓋上承《花間》之遺緒，雖未明言爲“侑觴”之用，而所謂“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者，知其藍本，亦必出於當時流行之歌曲，特汰去淫濫之作，爲文人學士吟賞之資耳。至趙聞禮之《陽春白雪》（有《詞學叢書》本，有清吟閣本），既不以宫調相屬，又不以作者爲次，故一人一調，往往分見於諸卷中，似隨得隨鈔，漫無標準。惟南宋名作，往往有爲他本所絶無者，獨賴兹集以傳，足爲考訂之助，不足據以言義例也。

前人選詞之專以“便歌”者，如《花間》、《尊前》等，但録歌詞，而不詳曲度，既如上述。而在當時，則並有有聲有辭之總集。明王驥德云：

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即宋詞，非曲譜），止林鐘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平生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尚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畫譜絶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怎知道，恁地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曲律》卷四）

《木笪》之名，見崔令欽《教坊記》。其林鐘商目（原注：隋呼歇指調），又分：

娋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杯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笪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諸細目。其娋聲譜則僅注音符，并無詞句；小品譜則一行音譜，一行歌詞，與世傳《白石道人歌曲》行款相似。兹録其詞如下：

正秋氣淒凉鳴幽砌，向枕畔偏惱愁心，盡夜苦吟。

戴花殢酒。酒泛金尊，花枝滿帽，笑歌醉拍手，戴花殢酒。

此其撰輯標準，決爲應歌。後來曲度不傳，散亡遂易。所收作品，是否雅鄭雜陳，不易推測；而後人選詞，以各調字數多寡爲次，且從而旁注平仄，作爲圖譜者，蓋本其意。特此爲唱歌者作，彼爲填詞者作耳。

選詞以“便歌”爲標準，則雖力避諧謔淫濫，而其在文學上之價值，終不如在音節上之爲選者所重視，此宋人選宋詞，所以不必盡善盡美；即以《花間》論，亦不乏庸濫之詞，其他更無論矣。

三

詞至南宋，製作益繁，專家亦日衆，於是網羅散佚，以昭示來兹，乃爲文士之所圖，而類乎詞史之選本出，即所謂因詞以傳人者是也。此風開於北宋楊元素（繪）。歐陽修《近體樂府·漁家傲》小注，引有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一則，吴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之《東坡詞》，亦引有楊元素《本事曲集》及《本事集》者各二條（説詳梁啓超《記時賢本事曲子集》）。趙萬里君續從《苕隱漁隱叢話》及《敬齋古今黈》搜得四事，都爲九則，録入所爲《校輯宋金元人詞》中，稱爲最古之詞話。因詞以見人見事，具有歷史性質，惜其義例無由全窺耳。

因詞以存人，或以人爲主，或以事爲主。其以事爲主者，如上述之《時賢本事曲子集》及楊湜之《古今詞話》；是以人爲主者，則莫善於黄昇、周密二氏之《絶妙詞選》。下當分别論之：

黄氏《花庵詞選》，原分兩編：一曰《唐宋諸賢絶妙詞選》，上自李太白，下迄陸氏侍兒之作，凡録唐、五代人詞二十六家，宋人詞九十四家，禪林詞四家，閨房詞十家；一曰《中興以來絶妙詞選》，録南宋康伯可以下，迄黄叔暘（昇），凡八十九家之作，各家悉以時代後先爲次，又於姓氏下或系仕履，間綴短評，頗具文學史性質。其自序謂：

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載《花間集》，宋詞多見於曾端伯（慥）所編，而《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況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暇日裒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絶妙詞選》。佳詞豈能盡録，亦嘗鼎一臠而已。然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嬙施之祛，悲壯如三閭，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舉杯清唱，合以紫簫，節以紅牙，飄飄然作騎鶴揚州之想，信可樂也。（《詞苑英華》本《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序》）

據此，知其選録宗旨，蓋繼《花間》、《樂府雅詞》、《復雅歌詞》諸編而作；而又不拘一體、不限一格，無論盛麗、妖冶、悲壯、豪俊，莫不兼收；其意若曰，但取其能代表某一家之作風，固不容以私見爲去取。雖稱“花前月底，舉杯清唱，合以紫簫，節以紅牙”，一似以“便歌”爲主，而一推其義例，則仍旨在“傳人”也。又胡德方序云：

古樂府不作，而後長短句出焉。我朝鉅公勝士，娱戲文章，亦多及此。然散在諸集，未易徧窺。玉林（黄昇）此選，博觀約取，發妙音於衆樂並奏之際，出至珍於萬寶畢陳之中，使得人一編，則可以盡見詞家之奇。（《詞苑英華》本《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序》）

所謂“博觀約取”，即從各家專集，擷取精粹，以代表其作風；亦後來《三朝詞綜》等書編纂體例之所由昉也。昇自著有《散花庵詞》（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是其人本工詞，精於持擇，要不失爲善本（《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二）。然其中如李後主《山花子》一首，本李璟之作，《南唐書》載馮延巳之對可證，亦未免小有疎舛（同上）。又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昇評“爲百代詞曲之祖”，而不言所出；又《清平樂令》注云：

按：吕鵬《遏雲集》載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一）

以“氣韻”二字，判決作品之真贋，殆極危險。其他諸家之作，選擇亦未盡臻於至當。要之《花庵》此選，原不以標宗立派，自未能極盡精純。至朱彝尊氏，乃與《草堂》同類而非笑之。其序《孟彦林詞》：

去《花庵》、《草堂》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寙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曝書亭集》卷四十）

其標準不同，故於《花庵》、《草堂》，并加排斥；此亦吾國往時學者無時代觀念之通病，不足致譏也。

草窗所輯《絶妙好詞》，所采多紹興迄德祐間人；自二、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厲鶚《絶妙好詞箋·跋》）。其書始張孝祥，終仇遠，都一百三十二家。自宋以來，即爲詞家所共推挹。如張炎云：

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絶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如周草窗所選《絶妙好詞》之爲精粹。（《詞源》卷下）

朱彝尊氏尤極稱之，曾爲此書作跋云：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絶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録，雅俗殊分。（《曝書亭集》四十三）

彝尊謂：“詞以雅爲尚。”（《曝書亭集·樂府雅詞跋》）此在歌法失傳之後，論詞者固當以盡雅爲歸；而在歌詞盛行之時，固貴雅俗共賞。南宋自姜夔出，詞格日高，而所爲歌詞，乃漸爲文士所獨賞。草窗、玉田，固皆紹述白石老仙者（從彝尊説）；而草窗此選，不期然而以“清言秀句”（錢遵王《述古堂藏書題詞》）爲歸。然所采諸人，姓字既多不著，則選録標準，蓋亦藉詞以傳人者。特草窗詞學功深，故能抉擇精英，而不免參以主觀見解，乃近於後來浙、常諸派，藉選詞以標宗立義耳。

以詞傳人，而具有歷史性質之選本既出，於是有斷代成編者，有劃地爲界者。如元好問之《中州樂府》，悉録金源一代之作；又如聶先之《百名家詞》，王昶之《明詞綜》、《國朝詞綜》、《琴畫樓詞鈔》，譚獻之《篋中詞》等，皆聞元氏之風而起者。其域於一隅之選本，如《四明近體樂府》、《常州詞録》、《金陵詞徵》、《湖州詞徵》、《粤西詞見》，乃至最近刊行之《閩詞徵》等，雖純駁互見，而其旨在傳人，兼足爲言詞史者之資，則亦應運而生，不爲無功於詞學者也。

四

金、元而後，南北曲興，歌詞之法不傳，醇雅之音漸絶；陵夷至於明代，而詞學之衰敝極矣。元、明間人，時或竊取唐、宋人詞以入曲；而所肄習，惟《花間》、《草堂》二本；《草堂》之流布尤廣，傳刻至數十百種之多（詳趙叔雍先生所撰《詞總集提要》）。正由其雅俗兼陳，足備撏撦之用，故當詞學式微之日，獨得盛行。明人選詞，惟楊慎之《詞林萬選》，董逢元之《唐詞紀》，尚有傳本；而名實相乖，漫無體例，《四庫總目提要》已加貶斥矣。董書不以人序，不以調分，而區爲景色、弔古、感慨、宫掖、行樂、别離、征旅、邊戍、佳麗、悲愁、憶念、怨思、女冠、漁父、仙逸、登第十六門（《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百），似沿《草堂》舊習，而支離滅裂，尤爲可笑。不知《草堂》原出坊間，性質近於傳習歌本。明代不傳歌詞之法，則選詞自當嚴定體例，楊、董二書，蓋等諸“自鄶”矣。

清初詞人，未脱晚明舊習。自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選詞標準，亦遂與前代殊途。伶工之詞，至是乃爲士大夫所擯斥；思欲興起絶學，不得不别樹標幟，先之以尊體，繼之以開宗，壁壘一新，而旗鼓重振。自朱彝尊《詞綜》、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乃至近代朱彊邨先生之《宋詞三百首》，蓋無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絶學，宏開宗派爲己任。至其得失利病，下當分别論之。

朱氏《詞綜》，録唐昭宗、李白，以下迄金、元人，兼采閨秀、方外，乃至神女、乩仙之作。各家姓氏之下，繫以小傳，間著短評，體例略近《花庵》、《絶妙詞選》，似仍爲“傳人”而作，然其目的不僅在此。詞雖大半出於“胡夷里巷之曲”，而自唐、宋以迄金、元，歷數百年之醖釀變化，聚千百文人樂家之聰明才力，以從事於製作之工巧，與内在之充實。伶工、歌女往日藉以娱賓者，久之而不能復被管絃，其聲情之美，漸歸湮滅；而愛好此體者，乃不得不專玩詞情。此猶今日之皮黄京劇，論其辭句，文理多不可通；而出諸名伶之口，亦復抑揚頓挫，宛轉動聽；學士文人，恆爲顛倒。一旦撥屏聲容之美，而於文字上以求精純，則其不能重登大雅之堂，且將隨時代以俱消歇，蓋可斷言矣。生當詞樂消沈數百年之後，舉凡文人才士，所寄託於文字者，亦貴其能表現時代精神，與作者性情抱負，兼及技術之工巧而已。吾國文人之言詩歌者，咸以《風》、《騷》爲極則；所謂比興之義，不淫不亂之旨，所争在托興之深微，所務爲修辭之醇雅。由傳統觀念以論詞，詞固早被士大夫目爲小道，而一旦欲上躋於《風》、《雅》之列，則抉擇標準勢必從嚴，此清代言詞學者，所以先貴尊體也。汪森爲《詞綜》作序，即託本於《詩三百篇》，而重述其旨云：

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吴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觀其以姜夔爲宗，而儼然特立一系統，一似江西詩派之一祖三宗者。然則此書選輯之標準，蓋與以前諸本大異其趣。汪氏所謂“庶幾可一洗《草堂》之陋，而倚聲者知所宗”，此浙派建立之所由來也。然其著意之點，似仍偏於技術。

彝尊於《詞綜·發凡》著其説云：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

又於《黑蝶齋詞·序》云：

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吴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曝書亭集》卷四十）

又於《魚計莊詞·序》云：

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同上）

彝尊推重姜夔，謂其填詞最雅也（《詞綜·發凡》）。南宋姜、張一派詞，所以歸於醇雅，其間亦自有故。蓋小令滋衍於晚唐、五代，至北宋而體勢大成，如晏幾道之作，所謂“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摇人心”（黄庭堅《小山詞·序》）；賀鑄之作，所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張耒《東山詞·序》）者，固已盡雅之能事矣。慢詞大盛於宋仁宗朝，柳永《樂章集》，實爲一時代表；而所依之聲，乃多爲教坊新曲。迨後周邦彦提舉大晟府，“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詞源》卷下）。張炎稱：“美成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同上）則“雅”之一字，北宋詞何遽不足當之？而朱氏選詞，言雅必宗南宋者，蓋不知北宋詞多爲教坊而作，傳唱期於普遍，故不免有時雅俗雜陳；《樂章》無論矣，即《清真》言情之作，亦有或失之俚者。南宋詞之所以極工而盡雅，則根本爲文人聊自怡悦之資；其聲曲之産生，又多出於文人自度；或清貴富厚之家，私蓄工妓，從事隸習。如《暗香》、《疎影》二曲，製自姜夔，而范成大家工妓，爲之歌唱（《白石道人歌曲》五），所謂“小紅低唱我吹簫”者是也。臨安一隅，則有張樞喜音律，嘗度《依聲集》百闋，音韻諧美；楊纘洞曉律吕，嘗自製琴曲二百操（並見《浩然齋雅談》）。二人者皆當時貴胄，又喜與並世詞客相往還；所有歌詞，既爲少數人之欣賞而作，不期然而鄙俚之病，滌蕩無餘。周密亦彝尊所謂宗法堯章者；而《蘋洲漁笛譜》一編，所與酬唱者，有李彭老、李萊老、張樞、施岳、陳允平、楊纘、吴文英、趙崇嶓、史達祖、王沂孫、趙孟堅、盧祖皋、張輯、孫惟信、趙汝茪諸人，或擅詞華，或精音律。舉凡彝尊所謂姜派詞人，大抵瓜葛有連，淵源有自；而其所以盡雅之故，則彝尊亦不暇深考其所以然；徒欲立義標宗，乃拈出“雅”之一字，上祖姜氏，以造成詞學之一系統；又值清康熙極盛之世，文人才士方藉詞以爲陶寫性靈之資，取姜、張之醇雅，以端其歸趣；亦未始非適應運會，有功詞苑之鉅編。自《詞綜》出而浙派以成，彝尊又屢申其旨，於《孟彦林詞·序》則曰：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彦、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吕渭老，吴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黄機，四明之吴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焕倚聲於前，王沂孫輩繼和於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曝書亭集》卷四十）

於《魚計莊詞·序》則曰：

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産，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同上）

由斯以談，則朱氏之選録《詞綜》，其目的固在建立宗派，而其抉擇標準，則以雅爲歸明矣。後來厲鶚亦宗朱氏之言，而爲暢其旨云：

曾端伯選詞，名《樂府雅詞》；周公謹善爲詞，題其堂曰“志雅”。詞之爲體，委曲嘽緩；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樊榭山房文集》卷四《羣雅詞集·序》）

是猶謂詞之託體既卑，不得不藉騷雅之辭，以提高其風格；而其稱沈岸登善學白石老仙，其後輩張龍威之詞，清婉深秀（《紅蘭閣詞·序》）。然則清婉深秀，殆可爲“雅”字作注脚矣。

自朱氏《詞綜》出，而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彝尊説）。浙派承明詞之敝而崇尚清靈，擡舉姜、張，以爲登峯造極之境（參用徐珂《清代詞學概論》）；而不知姜、張一派詞之在南宋，各有其特殊性格與環境。張炎力主清空，謂：“清空則古雅峭拔。”又云：“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詞源》卷下）所謂清空之一境，乃譬之以“野雲孤飛”，此事自關天分，寧可力強而致？持此説以相標榜，徒崇爾雅、斥淫哇，而不務内容之充實；流極所至，乃爲餖飣，爲寒乞（參用徐説），爲滑易，爲空無所有；浙派敝極，而《詞綜》之聲價隨減。周濟乃并其宗主而亦加排擊，謂：

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僞有辨，真僞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真，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真，姜、張皆僞。（《宋四家詞選·序論》）

其實姜、張何嘗皆僞，特貌爲姜、張之浙派末流，則真性就湮，無可諱言耳。此《詞綜》之作，原以宏開宗派，而其流弊，乃至厚誣古人，操選政者可不慎哉？

五

《詞綜》之獨標姜、張，爲世詬病，既如上述；而一時風氣因以大開，詞在文壇復佔重要地位。然詞既不復有重被管絃之望，則樹立壁壘，仍在意格與技術之争。浙派過重修辭，壹意“開宗”，而未能確切“尊體”；乃有常州派起而與之抗衡，張惠言《詞選》一編，即以“尊體”相號召者。故其序曰：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内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謡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

詞之興起，除受燕樂新曲影響外，大抵皆言里巷男女哀樂之情（詳見拙著《詞體之演進》）。迨此體盛行，乃有所謂賢人君子，藉此以達其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隱，非其體製本然也。“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在當日或目爲當行之作；而“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者，又皆一時才士之所爲，非如十五國風之出於里巷謳謡也。惠言本《易》學大師，以説經之目光論詞，故其要在於“尊體”。惟其獨標意格，而又慮世之言詞者，惑於“詞爲小道”及“託體卑”之説，不敢專精探討也；乃不得不别闢塗徑，撥棄聲曲關係，而特立一新系統。其於唐代詞人，最推温庭筠氏，謂“其言深美閎約”。於宋賢則主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彦、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謂“淵淵乎文有其質焉”（並見《詞選·序》）。柳永一派，爲所深斥。其言曰：

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堅、劉過、吴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脱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絶，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于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户者也。

所標宗旨，於此可見，而所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户者”，或爲浙派而言；所謂“正聲”，所謂“規矩”，皆就操選政者之立場而定，本非一成而不可變之定律。其徒金應珪守其師説，重申其旨云：

樂府既衰，填詞斯作；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兩宋名公尤工此體，莫不飛聲尊俎之上，引節絲管之間；然乃“瓊樓玉宇”，天子識其忠言；“斜陽烟柳”，壽皇指爲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詩史；太學之詠，傳其主文。舉此一隅，合諸四始，途歸所會，斷可識矣。（《詞選·序》）

金氏之言，蓋即後來周濟所主“詞非寄託不入”（《宋四家詞選·序論》）之論；而又别陳三蔽：一曰淫詞，二曰鄙詞，三曰遊詞。終謂：

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此《詞選》之所以止於一百十六首也。

就正統派文學觀念言之，張氏《詞選》選録之精嚴，蓋自有選本以來，無出其右者。然門庭過隘，又特尊温庭筠，取其《菩薩蠻》十四章，參互證解，以爲感士不遇之作，謂“篇法彷彿《長門賦》”；又謂：“照花四句，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離騷》初服之意。”一似庭筠詞中所表現之胸懷氣性，咸足步武靈均。殊不思庭筠之爲人，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雖“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未必有意接迹《風》、《騷》，不背“惻隱盱愉”之旨。又據《樂府紀聞》：

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綯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闋以進，戒勿泄；而遽言於人，且曰“中書堂内坐將軍”，以譏其無學也。由是疎之。

由此可知，庭筠之詞多爲應歌而作；即就風格論，亦所謂“香而軟”（《北夢瑣言》）者。王國維氏，即不以張氏之論爲然。其所著《人間詞話》云：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予謂此四字，惟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詞精妙絶人”，差近之耳。

温詞情致之婉美，結構之精密，詞藻之清豔，的是出色當行；而張氏必欲以《風》、《騷》體格附益之，即爲此體開山作祖，未免涉於穿鑿，作者本意殆不其然。柳永慢詞，在詞學史上地位，不亞於温氏；而張氏不録其隻字，其蔽在過崇詞體，乃不惜並其本來面目而亦隱没之。觀其《自序》：

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

其用意固已昭然若揭矣。

我國舊時學者，嚴於雅俗之界，又喜“託古改制”，往往迷亂本真；就張選以求詞學之全，寧復可得？然在詞樂失傳之後，將欲振興斯道，非力崇體格不爲功。近人吴瞿安梅先生云：

皋文《詞選》一編，掃靡曼之浮音，接《風》、《騷》之真脈。……溯源竟委，辨别真僞。於是常州詞派成，與浙詞分鑣争席矣。（《詞學通論》）

朱彊邨先生亦頗推挹張選，其《望江南·題清代諸家詞集後》云：

回瀾力，標舉選家能。自是詞中疏鑿手，横流一别見淄澠。異議四農生。（《彊邨語業》卷三）

疏鑿《詞源》，别開疆宇，使此體上接《風》、《騷》，作者襟抱學問，噴薄而出，且以沈著醇厚爲宗旨（參用徐珂説），洗蕩淫哇；體格既高，而庸濫鄙俚及無病呻吟之作，無由自附於風雅；百年來詞學界之得重放光明，又不得不歸功張氏矣。

六

常州派詞人，何以務在“尊體”？謂將以繼往開來也。古人往矣，不妨嚴定規律，使其就我範圍；範圍古人，以示來學；清人選詞，用意莫不如此。自張氏《詞選》出，而詞體日尊；然奥窔雖開，而津塗未闢；至周濟氏，受詞法於武進董士錫；董爲詞又師其舅氏張皋文、翰風兄弟；淵源有自，又從而推拓之。以張選之門庭過隘，而又無跡可尋也，乃標舉四家，以示矩範。又爲之序曰：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温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旨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宋四家詞選·序論》）

彼於意境體格，二者兼重；擡舉四家，以範圍兩宋詞人，而又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徑云：

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同上）

宋詞本有疎、密二派（從彊邨先生説），稼軒疎而碧山、夢窗皆密。周氏於碧山又云：

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宋四家詞選·序論》）

於夢窗又云：

皋文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徑所限耳。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餖飣，以此被議。若其虚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也。（同上）

於稼軒又云：

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豔，思力果鋭，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氏瞭然於諸家之得失利病，以碧山無稼軒“鋒穎太露”之弊，亦無夢窗“過嗜餖飣”之習，而又“饜心切理，言近指遠”，故認爲足示學者以梯航，而端其趨向；夢窗運思過密，而立意特高，亦爲深造者必由之徑；而又慮其能實而不能空也，乃取“才情富豔，思力果鋭”之稼軒，以疎宕之；而究極於清真，以期達最高之鵠的。其所標宗旨，殆不僅以“尊體”、“開宗”，而特富“傳燈”之意；在近代選本中，可謂最能示人以津筏，最有步驟及計畫者矣。雖其所論，似仍偏於技術之修養，而堂廡特大，含藴亦豐。彊邨先生題云：

金鍼度，《詞辨》止庵精。截斷衆流窮正變，一鐙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彊邨語業》卷三《望江南》）

則亦明言其選詞標準，蓋爲暗度金針，而《詞辨》一編，周氏又自明定義例，區分正、變。觀其附記：

向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爲三、四卷；平妥清通纔及格調者爲五、六卷；大體紕繆、精彩間出爲七、八卷；本事詞話爲九卷；庸選惡札，迷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爲十卷。（《介存齋論詞雜著》）

今雖僅存正、變二卷，而旨意可覩；其以温庭筠、韋莊、歐陽炯、馮延巳、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柳永、秦觀、周邦彦、陳克、史達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唐珏、李清照諸家爲正，而以李後主、蜀主孟昶、鹿虔扆、范仲淹、蘇軾、王安石、辛棄疾、姜夔、陸游、劉過、蔣捷諸家爲變，亦具卓識；且於清真、夢窗、碧山、稼軒四家之作，所録獨多，並見其與《四家詞選》，義例一貫。至張、周二選之大别，則張主謹嚴，而失之狹隘穿鑿；周明正、變，而失之傅會牽強。然爲來學階梯，而仍不忽視詞之本體，則周氏之論，終較通達。其《詞辨·序》云：

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

作者不必然，而要在讀者“諷誦紬繹，歸諸中正”，此常州詞派之微旨，亦即其所以歷百年而不敝者；而“乖繆庸劣，纖微委瑣”，在張選所不收者，周氏則視其“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皆所樂取。詞人選詞，視經師爲閎遠矣。

《四家詞選》，抑蘇而揚辛，退姜、張而進辛、王；而又將北宋諸大家，如晏殊、歐陽修、晏幾道、張先、柳永、秦觀、賀鑄等，隸屬於周邦彦之下；范仲淹、蘇軾、晁補之等，隸屬於辛棄疾之下；林逋、毛滂等，隸屬於王沂孫之下；趙令畤、王安國、蘇庠等，隸屬於吴文英之下；倒本根爲枝葉，認祖禰作雲仍；雖見地頗高，而措置未妥。此其故蓋亦蔽於宗派之説，過執度人之旨，故不惜顛倒衣冠，以就我範疇；然使從事斯學者，有轍可循，秩然不紊，則其功不可没也。

周氏欲以稼軒之“雄心高調”，運夢窗之“奇思壯采”；而不知賞東坡之“清雄”（王鵬運説），適以自限。又取碧山與清真、稼軒、夢窗，分庭抗禮，亦微嫌擬不於倫（彊邨先生説）。爲矯此弊，而彊邨先生之《宋詞三百首》，乃繼之有作。録宋詞八十七家，而柳永十三首、晏幾道十八首、蘇軾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三首、賀鑄十二首、姜夔十六首、吴文英二十四首；七家之作，乃佔全書三分之一以上，儼然推爲宗主；而疎密兼收，情辭並重，其目的固一以“度人”爲本，而兼崇體制；然不偏不頗，信能捨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長，更從而恢張之，爲學詞者之正鵠矣。況周頤序云：

大要求之體格神致，以渾成爲主旨。

所謂“渾成”，料即周濟所稱之“渾化”；衍常州之緒，以别開一宗；晚近詞壇，蓋悉奉此爲圭臬；而以“尊體”誘導來學之詞選，至此殆已臻於盡善盡美之境，後來者無以復加矣。

上述清人所選唐、宋詞，皆各有主張，影響於詞壇者至鉅；詞學中興之盛業，朱、張、周、朱諸選本，實爲樞機。外此如劉逢禄之《詞雅》、成肇麐之《唐五代詞選》、周之琦之《心日齋十六家詞選》、戈載之《宋七家詞選》、馮煦之《宋六十一家詞選》等，雖並崇體格，而或“我見”太深，或沙汰未浄，俱不足以轉移風氣，故暫略而不述云。

七

自唐迄今，綿歷千載，“曲子詞”之發揚滋長，派衍支分，作者何止萬家，選本亦無慮數百種，異軌同奔，莫可究詰。然作者以時代關係及個人性情才調之不同，果各有所長，正亦不容偏廢。選家目的，既不外“便歌”、“傳人”、“開宗”、“尊體”四種，則去取標準，料亦未能出此範圍。今歌法久已失傳，其聲情之美，雖有才智之士，亦終不能懸悟以還當時之舊，則所謂選詞以便歌者，在今日固已無所用之矣。“曲子詞”之地位，於中國文學史上既樹不拔之基，則吾人之所考求，亦當於其所以演變推遷之故，與夫各作者之利病得失，加以深切注意，抱定歷史家態度，以衡量各名家之作品，顯示其本來面目，而不容強古人以就我範圍，抉取精華，而無所歧視；務使此千年來之詞學，與其淵源流變之所由，乃至各作家之特殊風格，皆可於此覘之；純取客觀，以明真相，宗派之説，既無所容心；尊體之言，亦已成過去，一時有一時之風尚，一家有一家之特質，不牽人以就我，不是古以非今，一言以蔽之：“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吾所望於後之選詞者如此。

關於前賢選詞之目的與標準既明，則彼應運而生之選本，吾人皆可窺其作用，悟其旨歸；讀者既可由此知津，亦不至迷方不定；執持衡量，以解衆紛；由上述諸家選本，以考求唐、宋迄今詞壇風尚，與其轉變推遷之故，亦可以思過半矣。吾所望於後之讀詞選者如此。

（原載《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三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