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模式

朝鲜往往被当作中国的朝贡国的典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对于朝鲜的政治制度及较高程度文化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怎么说也不会过分。从7世纪初朝鲜的新罗国与唐王朝联盟之时起，朝鲜就擅长于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吸收和改造中国的典章制度。稍后，高丽（918—1392年）继续了这种适应自身的模式，并密切地注视着辽、金、蒙古一个个崛起，又一个个相继改进朝贡体系。1270年，蒙古征服完成以后，朝鲜被置于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此以后，高丽的王子被送到北京接受抚育，娶蒙古公主为妻，蒙古在平壤、双城派驻骑兵。[1]

在蒙元统治的时代，高丽王族与蒙古皇族联姻，而某些朝鲜的家庭也因娶元朝高级官员之女而得势。长期以来，与元朝联系对于高丽变得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对14世纪中期元朝的垮台毫无准备。在许多方面，高丽朝的衰亡和1392年朝鲜王朝的兴起是与中国元朝和明朝的兴替相关联的，而明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的进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通过这个典型可以了解朝贡关系作为政治工具、安全机制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渠道是怎样服务于各方的。朝鲜通过朝贡和表示顺从，预先阻止了中国的干预，从而买得了安全和自治。通过朝贡的付出，朝鲜国王还购得了帝国给予他的正统性和对他的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朝贡体制意味着朝鲜将如一个属国那样行动，不进行威胁，并支持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目标。用儒家的话说，当朝鲜接受了中国的小兄弟的地位，那么互惠的原则就将保证各方的基本利益。

明代中朝朝贡关系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朝鲜努力赢得明政府的信任，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到永乐朝末年，双方关系是稳定的。朝贡体制运转相对地顺利，直到16世纪最后10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向中国告急，请求军事援助。战争给朝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深重的灾难，并使明王朝衰落。在明王朝日薄西山之际，女真人入侵朝鲜并自行接受朝贡。然而，直到1644年以后很长时间，朝鲜仍认明王朝为正统，保留明朝的历法和明朝服饰体制。因此，可以说，如果说朝鲜是一个典型的朝贡国，那么明代的朝鲜就提供了一个运转中的中朝朝贡体制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明朝与朝鲜关系：第一阶段

高丽与明王朝的建立

恭愍（1330—1374年）登基后不久，朝鲜开始就1352年元朝统治的衰落调整政策。和他的前辈一样，恭愍曾在北京接受培养，随后回朝鲜为元朝服务。但在他1351年继任国王后不久，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就开始坍塌了。1354年，被征调的朝鲜军队目睹了元朝军队在高邮的失败。高丽朝廷相信元政权已处于危机之中，濒临崩溃。恭愍国王作出反应，切断与元朝的某些联系；清洗了一批朝廷中包括出生于朝鲜的元朝皇后的亲属在内的蒙古宠臣，发布命令不再穿戴元朝的朝服，取消元朝的发式，不使用元朝历法。他着手收复元朝容许让女真人控制的东北土地。

改革的努力因朝鲜内部的一系列问题而受阻。反对派极力抗拒恭愍国王的新政策。日本海盗（倭寇）年复一年侵扰朝鲜海岸；旱魔烤焦了朝鲜的田野；1359年和1360年中国的叛乱蔓延到朝鲜，红巾军入侵并攻占京城，迫使恭愍国王只不过是为了收回自己的国土而支付巨额金钱。1365年，在朝鲜已陷入紧迫的财政和行政问题的困境之际，恭愍的王后又死去。经受这一事件后，恭愍国王越来越多地把国事交付给他的佞臣。朝廷中宗派朋党间争吵不休。失去切实有效的领导，朝鲜对于中国1368年发生的改朝换代毫无作出切实有效反应的准备。

1368年明王朝建立，恭愍国王的首要义务是向新的明朝皇帝朝贡。恭愍知道他必须这么做，但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满洲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还没有投诚明朝的蒙古人的控制之下。这一局势使朝鲜的北部边境失去了抵御蒙古人入侵的保护。如果按照明朝皇帝的要求与蒙古人断绝关系，就将在朝鲜的北部边界招惹麻烦。一心一意忠诚于明朝的要求与维持与蒙古人友好联系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一直困扰着朝鲜与明朝的关系，直到1387年明朝军队最终控制了辽东和满洲南部才告结束。

起初，恭愍国王的政府竭力保持与明朝和蒙古两方的友好关系，在维持与蒙古人头领纳哈出（死于1388年）及其在北方边境的部队联系的同时，又照常向中国人朝贡。然而，与蒙古的关系并不总是和平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1370年，恭愍甚至派遣一支部队进入辽东以稳定该地区局势。这一军事行动造成了两重损害：不仅没有制服蒙古人，而且引起了明王朝的强烈反应，明王朝将这一军事行动视为侵犯。洪武皇帝作出反应，斥责恭愍狡诈不忠，并加强了朝贡的要求。

1374年，恭愍被他自己的太监谋杀。朝鲜不得不向明朝皇帝报告此事，并恳请册封恭愍的继承人，一个叫祸（1364—1398年）的王子[《明史·外国一·朝鲜》记载：“颛（恭愍是他死后明朝封的谥号）为权相李仁人所弑。颛无子，以宠臣辛肫之子禑为子，于是仁人立禑。”李仁人，在《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及《明实录·世宗实录》中又写为李仁任。——译者注]。通常，册封新国王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但1374年的事件给新国王的朝代蒙上阴影。谋杀恭愍之事需要进行调查，惩办凶手。更为糟糕的是，谣传禑实际上不是恭愍的儿子，而是恭愍多年的心腹谋士僧人辛肫（死于1371年）的儿子。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一位明朝的使者在恭愍死后立即回国的途中也被杀了。谋杀及对禑的出生的怀疑给予明朝充足的理由扣留册封，直到所有事实真相大白之时。册封的延迟，迫使国王禑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摇摇欲坠地开始他的统治；正是由于他登上王位导致了与明王朝的摩擦。洪武皇帝通过扣留册封迫使国王禑乞讨明朝的支持，这个行动是用来突出禑虚弱的地位和加剧恭愍死后朝鲜的政治混乱。

如同在他之前的恭愍一样，国王禑不得不应付北部边境上的蒙古人势力，也不得不与蒙古人、明朝保持友好关系。洪武皇帝听说朝鲜还与纳哈出有联系，于是进行报复。在14世纪80年代早期拒绝接待朝鲜使者。结果，朝鲜与明王朝关系中断了若干年。

在1385年之前，国王禑显示了他即使没有明朝的支持也能生存下去的能力之后，洪武皇帝才发慈悲，重新接纳了朝鲜朝贡，解决办法是一项交易：明朝册封国王禑；作为交换，朝鲜一次性付清以往年间未交的贡物，并同意不介入即将到来的明朝与纳哈出在满洲的对抗。

然而，1387年明朝军队在接受纳哈出投降之时，进一步把中朝边境地区组编成卫。作为组编的一个部分，明朝将原来蒙古的开原地区编入辽东的卫所体系中，这样就把朝鲜东北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这是对朝鲜人的严重挑战，国王禑朝廷中的反明势力劝说他发布命令进行军事远征，以阻止明朝对辽东以外地区的扩张。

1388年国王禑深入辽东的武装试探是一着错棋，它成为高丽覆亡和朝鲜王朝（也称为李朝）兴起的催化剂。在李成桂（1355—1405年）的指挥下，军队进抵鸭绿江时却折头向首都开京进军。[2]李将军控制了政府，在利用傀儡国王进行了四年的统治之后，他自立为王，建立朝鲜朝。

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冲突显然是导致朝鲜的高丽、朝鲜两个王朝兴替的一个原因。此外，起作用的因素还有：持续的旱灾，无力保卫海岸免遭日本海盗侵害，普遍蔓延的对地租和税收的不满，国王禑不能稳定与中国的关系而招致了李成桂的政变。而且，李将军还得到了朝廷中改革派的决定性支持，改革派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高丽朝支持佛教集团，维护土地占有家族的权势、地位和继续与蒙古人交往。改革者崇尚儒家的经世论，要求镇压佛教，改革地租和税收，根据对才能和实绩的考核来选拔官员，通过“萨代”（汉语：事大），即尊崇强大者的政策来调整朝鲜与中国的关系。

朝鲜王朝早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

严格从法律上说，李成桂（庙号太祖，1392—1398年在位）是一个篡位者，因此他特别需要取得正统性。他对明朝册封的要求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少。1392年建立新王朝时，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向明朝皇帝呈送报告并恳请帝国承认。然而，明政府接到了他就位的消息，反应却是复杂的。皇帝颁布御旨，高丽国号恢复使用古代的名称“朝鲜”（朝鲜语choson通常意译为“早晨宁静的土地”），并赞扬他行为适宜，含蓄地接受了他；另一方面，礼部尚书在另一份文告中，对在朝鲜造成的既成事实表示不快，警告太祖不要像他的前任那样惹是生非。尽管他宣称他是在人民不断地恳求之后才登基的，但明朝对于他关于事件的说法仍有怀疑。洪武皇帝在世期间，只要提到朝鲜国王总是使用临时性的头衔，强调明朝的容忍是可以撤销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双关语一直是整个太祖时代的一个障碍。

为什么明朝政府对于朝鲜的新政权如此冷漠？对此的解释，部分是依据明朝对太祖夺取政权所处背景的认识作出的。尽管朝鲜方面坚持相反的说法，但明朝仍认为这位朝鲜的新国王就是前高丽臭名昭著的大臣李仁任（死于1388年）之子。他们还认为太祖在兴起之时，曾谋杀了高丽朝最后的三位国王。任何办法都不能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对于朝鲜事件的观点。直到1587年出版《大明会典》新版本时，他们才承认了朝鲜的抗议。[3]

中国在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对于明王朝不情愿承认朝鲜朝的正统性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尽管李氏家族起源于朝鲜西南的全州，但太祖的父亲曾作为一个边境官员在朝鲜东北的咸镜地区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涯。在那里朝鲜人和女真各部自由地混合在一起，有时相互争战，有时进行交易。太祖在那里长大，学会并精通女真人酷爱的马术和军事运动，这对于他以后成为一个武士大有助益。他继承他的父亲成为边境指挥官后，他仍与他的女真邻人保持联系。有时，他将他们招募入他的队伍。他的一些优秀的下属军官实际上就是女真人，即他1392年以后的功臣[4]核心集团中至少有一个是早先向他投诚的女真人。在明王朝看来，他与边境上的非朝鲜族人熟悉亲近，朝鲜与女真勾结的潜在危险性就增加，就会成为明王朝扩展对满洲控制的障碍。

太祖在取得王位前的后期军事生涯也令明王朝警惕。1370年他指挥了恭愍国王对辽东蒙古人的军事试探行动，熟悉那里的地形及防务。1388年为了对抗明王朝对辽东的扩张，他指挥对该地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也就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夺取了政权。在他在位的整个时期，明朝当局一直认为他勾引女真人移居朝鲜控制的边境地区，而这些女真的移民以朝鲜领土为基地发动对中国的袭击。在明王朝看来，朝鲜人是在抵制其将东北各民族安全地分隔开来的政策。综合这一切，明王朝的怀疑是有相当充分的依据的。

其他一些棘手问题的出现，使朝鲜与明王朝关系正常化的打算落空。朝鲜的奏表措辞拙劣，冒犯了对于真实的或想像的怠慢总是十分敏感的皇帝。有两次，皇帝降旨朝鲜，要求以不敬罪惩治撰写冒犯他的奏表的人。第一次朝鲜敷衍拖延了事。第二次撰写人为太祖最亲信的谋士之一郑道传（死于1398年）。朝鲜的一个高级使团力图说服皇帝确实没有有意冒犯之意。但是，当1397—1398年第三次冒犯事件发生时，皇帝显然没有耐心了，他关闭边界并威胁要与朝鲜绝交。朝鲜宫廷因此突发危机，再度出现了向辽东发动进攻以显示朝鲜的意志是不可侮的言论。这次明朝与朝鲜的冲突以1398年朝鲜方面太祖的退位和南京洪武皇帝之死而突然结束。

1398年太祖退位，他儿子之间的一场王位继承战争随之而来。王子芳果（1357—1419年，庙号定宗）继位，1400年被他的弟弟芳远（1367—1422年，庙号太宗）推翻。芳远的统治至1418年结束。[5]与朝鲜王位继承战争相吻合的是朱允炆，即建文皇帝的短暂统治。在这期间，洪武皇帝的继承人之间也为争夺明王朝皇位展开厮杀。

明朝第一位皇帝死后的数年间，明朝与朝鲜的关系重新开始。明朝与朝鲜双方互为需要，明王朝皇位的争夺者们竞相谋求朝鲜的合作。在南京，建文皇帝需要从朝鲜得到马匹以防御他的叔叔燕王朱棣。朱棣即后来的永乐皇帝，此时他正谋图推翻建文皇帝。燕王占据东北，他需要稳定与朝鲜的边界，以解除后顾之忧向南方进兵攻打他的侄儿。因此，中国皇位的争夺者们比洪武皇帝更希望与朝鲜恢复正常关系。建文皇帝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即册封了定宗及其弟太宗。

1401年夏，中国方面要求朝鲜供给1万匹马，这表明了朝鲜的朝贡对于中国皇位继承战争的重要性。那时，建文帝与燕王的战争正向长江推进，帝国军队发现比以往更难以阻止住燕王的骑兵。这样的形势迫切需要册封朝鲜国王，以便通过朝贡的交易获得马匹。直到1402年中，朝鲜与明朝关系的主要内容均为用这种动物来交换中国的丝和棉布。[6]

永乐皇帝1403年就位，他继续保持与朝鲜友好关系的基调。朝鲜太宗王在听说他就位后立即朝贡，而永乐皇帝也毫不延迟予以回报，册封他为国王。明王朝对待朝鲜的新立场典型地反映在皇帝将1398年以前抓捕的朝鲜人释放回国，并赠赐中药医治新国王太宗已退位的年迈的父亲。[7]

明王朝在1398年之前与此后对朝鲜立场的迥然不同反映了这一时期明王朝对外政策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特征。由于洪武皇帝注重巩固和扩张明王朝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因此他对朝鲜奉行具有侵略性的威慑政策，以使朝鲜按照明朝的利益行动。他的继承者建文皇帝则全身心投入生死厮杀中，他需要朝鲜的帮助，并接受朝鲜表面上的效忠和支持。而永乐皇帝的立场是这两者的混合：尽管他具有威慑朝鲜的力量，但他也知道让人们把他看作是外国统治者朝贡的接受者将会增强他的地位。

明朝早期与朝鲜关系还显示出朝贡体制的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有赖于盟国或朝贡国来遵守他们的承诺，新王朝在巩固它在中国的权力时尤为如此。1370年至1395年间，由于朝鲜及边境沿线的局势动荡不定，朝鲜有时不得不要求放弃他们对明王朝的义务。直到1395年之后，朝鲜王朝充分稳定下来，才保证履行他们对明王朝的承诺。当太宗王在永乐朝之初掌权时，明政府认识到朝鲜王朝的稳定性，才开辟了双方更为友好和睦关系的新时期。

14世纪后期的事件显示了朝鲜在朝贡体制中的利益所在。朝鲜的目的在于安全和自治。通常他们通过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来“买得”安全与自治，然而，有时这一目的的实现还不能不顾及同时存在的与蒙古、与女真的关系，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反对。朝鲜在其他方面也抵制了中国的要求，例如他们拒绝派谋士郑道传到中国对其被指责为无礼的奏表作出交代。尽管安全是重要的，但有时，朝鲜似乎更为珍视他们的自治。

朝贡使团

到中国的朝鲜使者

明代朝鲜派到中国的贡使一年包括三个庆贺使团。一个在阴历元旦，另外两个分别为皇帝及太子的生日派出。后来，通常在冬至派遣使者。还有许多特别使者：致谢的（进贺，原文如此。——译者注）、吊唁的（进慰）、上香的（进香）、报丧的（告讣）、献马的（押马）、送特别奏表的（奏闻）。此外，特别是在明朝早期，出现的许多问题打乱了中国与朝鲜关系的常规，因此在明朝与朝鲜王朝进行各种谈判期间，朝鲜派出特使请求申诉。有时使者来得太频繁，引起礼部抗议，他们为招待来华的外国使者耗费了太多的资金。洪武朝，常例之外到来的朝鲜使团的数目已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朝鲜方面，仅仅是为了朝贡的象征性意义而坚持派遣这些使者。

1392年至1450年间，朝鲜朝廷派遣了391次使者来华，平均每年7次。使者并非都是到北京的，有的只到辽阳交涉有关边界事务。每年派遣使者的次数反映了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状况：冲突摩擦较少的年份使者数目就减少。使者的数目从1400年前后每年平均8次减至朝鲜成宗国王（1457—1494年；1469—1494年在位）时的3.7次；1506年前后因废除国王燕山君（1476—1506年；1494—1506年在位）而引起朝鲜政治危机之时，数目又上升了，当时中宗国王（1488—1544年；1506—1544年在位）谋求册封。正常情况下，维持友好关系所需的使团每年不超过3—4次。

典型的朝鲜贡使团由40人组成。使团成员包括一个大臣级别的正使及副使、秘书、翻译、医生、书记、执拂拭者、马夫、仆从、脚夫、奴仆。随员的规模反映使团首领的级别：到北京去的王公的扈从当然多于押送贡马到辽阳去的首领的随从。

《大明会典》公布了标准的朝鲜贡品的清单。向明朝上的贡品有：金、银、各种蒲席、豹皮、海獭皮、素丝、各式染色亚麻布、大麻布、镶真珠母的梳妆盒、白绵纸、拂尘、人参。还规定每三年呈送50匹种马。[8]这里没有提到的还有那些定期要求的特别贡物，如牛、超过定额的马、棉布、制作武器的原材料、茶、胡椒、谷物，以及最令人厌恶的索求，即人——奴隶、年轻女郎及太监。官方清单上主要列举的是朝鲜货物，其质量优于中国的同样货物，这突出地表明了朝贡关系中的商业成分。在北京的市场上，朝鲜的人参及纸价格尤为昂贵。

事实上，往来中国获取利润的良机，至少是朝鲜人热衷于更频繁地出使中国的部分原因。[9]而朝鲜政府之所以也热衷于频频派使，则是因其只需从国库中为使者支付相当少的费用，因为朝鲜政府设想使者们可以携带货物在途中或到北京后与商人进行私人交易。这种附带的贸易牵涉到与边境居民的未经许可的交往，而这些边境居民主要是女真人，因此使得力图将朝鲜与女真分隔开来的朝廷官员大为恼火。在北京，按照规定，使者只能与招待他们、接收他们的贡品、向他们回赠给朝鲜国王礼物的礼部打交道。然而，使者们一到北京，中国的掮客立即不请自来，向他们购买超额带来的人参、纸、毛皮、拂尘等等，这些朝鲜人则四出购买他们自己的物品。

私人贸易令人蹙眉，但却是重要的，不过朝鲜人对于朝贡交易最为重视的还是中国皇帝赠送给朝鲜国王的礼物。实际上，这一交易渠道也是中国对朝鲜文化发生影响的主要传导管。回赠的礼物包括那些宫廷礼仪中使用的物品，如龙袍、玉带等[10]，乐器也经常在礼品清单上出现，给王室成员的服饰、丝绸、绿玉、药物等也是经常赐给的物品。

中国书籍也许是对朝鲜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的物品。朝鲜使者总是带回有评注的中国经典、论文集、史著，以及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都可以在朝鲜重印，并传播到朝鲜各地。明代早期，书籍还是将中国新的典章制度传送到朝鲜的工具。例如，早期明朝的法典就被用作1394年公布的第一部朝鲜法典及刑法的范本。[11]尽管朝鲜人总是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加以修改使之适合他们自己的国情，然而，朝贡贸易作为文化影响的渠道与其作为商业交流的通道一样，其重要性都是不可比拟的。

通常，朝鲜使者在陆海两路中选取一条到中国。一条走陆路，他们从汉城出发，经平壤、义州（uiju），越鸭绿江，经凤凰至沈阳，然后过山海关到北京。全程约需30天。海路要长一些，包括陆路在内有5600里。朝鲜使团从汉城经平壤到宣州，然后到海滨城市铁山，再至近海的椵岛。旅客由此登船，横渡危险重重的黄海，至山东的登州，由此取陆路到北京。在北京，朝鲜人被招待到朝鲜会馆（通闻馆）居住，并接受礼部的礼仪礼节教习。北京东南玉河会堂（玉河馆）就是接待他们的典型场所。

尽管使者通常都善于写作中国古文，但口语不行，中朝双方配备的翻译帮助朝鲜人进行交流。为此，朝鲜设立了自己的翻译机构（司译院），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外国文书。绝大多数朝鲜朝贡使团都从该机构挑选人员。翻译被看作是具有一种专门技艺的语言专门人才，尽管是必需的，但其地位仍被贬得很低。通常进入翻译机构的人选都来自非贵族的“中人”（平民）这一技艺阶级，他们没有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而使者则属于“两班”这一学者士绅阶级。

明朝的遣朝使者

明朝使者通常走朝鲜使者的道路，逆向而行入朝鲜，一般他们走陆路。到达辽东时，他们派遣信使先行通报义州长官（府尹），义州府尹将消息传递给平安（p’yongan）省督，平安省督派信使通报汉城。这样，朝鲜朝廷就能事先知道明朝使团的到来，但是直到使团到达汉城附近的慕华馆（一个特别的宾馆，在现在著名的独立门所在的山上）之前，他们对于使团任务的性质等一无所知。明朝使者一到首都，就被恭敬地接到紧邻南城门内专门接待明朝使者的很舒适的太平馆。

明朝使者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询问调查；宣布皇帝的继位或皇储的任命，或者只是传达皇帝的敕令或礼部的指示和要求。使者赴朝的最主要的仪式是册封新继位的朝鲜国王。

由于绝大多数明朝与朝鲜的交涉可以更方便地通过朝鲜定期派使者到北京处理，相对而言，明朝代表赴朝较为稀疏。1392年至1450年期间，明朝使者到朝鲜共达95次，其中50次发生在1400年至1418年，即中朝关系保持稳定的永乐皇帝期间。1460年至1506期间有26次，1506年至1567年间只有10次。在宣祖在位的41年间（1567—1607年），明朝遣使赴朝达35次，主要原因是明朝与朝鲜需要配合作战，抵抗丰臣秀吉在1590年代对朝鲜的入侵。1392年至1644年，派遣使者次数总计为186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2]

偰斯（hsieh ssu，死于1380年以后）[13]，是明朝第一个赴朝使者，他携带洪武皇帝宣布明朝建立并要求朝鲜归顺的谕旨于1369年到达朝鲜。1370年，偰斯再到朝鲜，送给恭愍王极为重要的正统性象征物——皇帝册封他为国王的诰书及金印，典籍的抄本，明朝历书、乐器等举行典礼用的器物，以及40匹优质布。[14]

对于以后的明朝使者来说，偰斯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并不具有代表性。明朝的使者常常是太监，有时是出生于朝鲜的太监，朝鲜太监曾是14世纪人口买卖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朝鲜的行为举止引发了一些问题。他们作威作福、傲慢无礼，比通常的中国使者要停留更长的时间，致使接待费用增加。例如，朝裔太监申贵生1398年的出使，他多次侮辱他的朝鲜主人，提出过高的要求，或拒绝朝鲜方面的好意，拒绝讲朝语，羞辱朝鲜高级官员。在一次宴席上，他甚至当着国王的面，喝得酩酊大醉，挥刀舞剑。[15]中国出生的太监担任使者的也不比他们好多少。如明朝的太监黄俨[16]，他曾从1403年到1411年6次出使朝鲜。因他作威作福，并以皇帝的名义到寺院搜索物品，而为人们厌恶之极。黄俨还以搜罗帝国后宫年轻女子而臭名昭著。这些事例增加了接待明朝使者的费用，加深了朝鲜人接近明朝使者的恐惧感。

明朝出使朝鲜的最详尽的记载之一是翰林院学士董越（1469进士）撰写的。他于1488年到朝鲜宣告弘治皇帝登基，他在其散文诗《朝鲜赋》、出使日记《使东日录》及朝鲜之行的个人杂记《朝鲜杂志》中记述了他对朝鲜成宗朝（1469—1494年）的观察。[17]董越似乎被他的朝鲜主人迷住了，他的著述给人们传达了对于成宗时期朝鲜人民及官员的正面肯定的印象，成宗朝时中国与朝鲜关系尤其平静稳定。董越的著述还有助于说明，只要双方不存猜疑，都愿维持基本的宗主关系，中朝关系就可以是真诚友善的。当然，从根本上说，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中包含着中国霸主地位的成分，这一点在明朝使者到达朝鲜首都时令人深刻地感觉到。这也是为什么朝鲜方面尽可能要在北京与中国人办事的另一个原因。

明朝—朝鲜—女真的三角关系

朝鲜与女真部落的联系

满洲的女真人在1403年明朝与朝鲜关系稳定以后很长时间里仍对其间的关系发生影响。朝鲜与明朝双方出于安全方面的理由都想控制女真人。当朝鲜力图通过政治象征及朝贡贸易来与明朝争夺对女真人的影响时，问题就产生了。14世纪90年代，女真头领承认朝鲜的领主地位，派遣贡使到朝鲜朝廷。然而，在永乐朝，皇帝将女真人牢固地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

朝鲜人在辽东及满洲南部（该地为建州女真人的居住区）的利益起源于他们的祖先直到10世纪一直居住在那里。然而，在高丽朝期间，朝鲜丧失了对鸭绿江和图们江邻近地区的控制。辽、金、元三朝都将朝鲜北部的某些地区直接并入它们的帝国。在边境战争和寻找农耕土地的推动下，不可阻挡的移民潮流将朝鲜人的人口中心挤压向半岛南端。1350年以后，当恭愍国王打算从元朝的统治下争取朝鲜的自治时，收复失地就成为明确的目标，朝鲜开始排挤这些地方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高丽朝最后几十年间推行向北扩张的政策，有时通过战争，有时通过外交手段，有时则是通过变动朝贡贸易。1387年纳合出向明朝投诚，造成了一个朝鲜人迫不及待地想去填补的真空，同时也打开了明王朝插入辽东直到鸭绿江的通道。这就形成了一个牵连明代中国、朝鲜、女真部落在边境地区角逐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三角关系。

朝鲜有理由担忧明朝势力在鸭绿江沿岸的增长。到1390年，朝鲜已为收复失地付出了30年的努力，但朝鲜北部仍然人口稀疏，几乎没有得到开垦，难于防卫；朝鲜东北部多山，缺少耕地；朝鲜北部中心地区冬季酷寒。朝鲜政府曾几次定期努力让朝鲜人重新定居于这些地区，但都失败了，因此只好允许满族人在接受朝鲜政府管辖的条件下在这里生活。14世纪90年代后期，朝鲜将朝鲜北部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管辖的县。这样，朝鲜政府就开始着手笼络和控制建州女真居民。

洪武皇帝时时警惕着朝鲜与女真的勾结，并力图使两者处于分隔的状态。朝鲜贡使接受指令只要有可能就走海路，以防止他们与他们的邻人女真串联；当需要走陆路时，他们奉命在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边境后，不得与当地人贸易和交谈。他还试图阻止女真人向朝鲜迁移。1380年代，他要朝鲜确定一条明确的边界，并撤回边界以南，驱逐居住在朝鲜的非朝鲜籍难民。高丽未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于1388年宣布占有远至咸镜省的整个开原地区，其意图显然在于由他自己来划定朝鲜的北部边界。朝鲜意识到帝国的这道命令将摧毁朝鲜收复北部边境地区的多年努力，决定为了控制辽东地区向明代中国发起挑战，由此直接导致了李成桂向鸭绿江的进军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变和朝鲜王朝的建立。可以说，对边境地区的争夺在高丽与朝鲜的王朝更替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明朝对女真的政策

明朝对女真政策的意图在于支持中国势力向东北扩展及维持和平与安全。中国希望通过朝贡体制建立对女真贸易的垄断。他们希望削减或消除女真人与他们的邻人，不论是与蒙古人，还是与朝鲜人之间的联系，以防止敌对联盟的形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明王朝将女真组织到中国传统的“羁縻”管理体制之下的统治链条上的卫所之中，并赏赐给女真头领礼物、头衔及类似的犒赏。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女真作为朝贡国纳入明王朝的控制之下，实际上通过他们将中国的势力扩展到满洲。

在15世纪早期，部分由于明朝陷于皇位继承危机，满洲仍留在明朝的控制之外。建州女真斡朵里（odoli）支族头领猛哥帖木儿（死于1433年）[18]曾迁入图们江以南的朝鲜，由于他向朝鲜朝廷纳贡，并在会宁扎营，因此朝鲜人将他看作是其附属。于是，当明朝开始笼络女真人投入中国控制之下时，猛哥帖木儿就成为主要目标。1405年，猛哥帖木儿与他的邻人、1403年被明朝册封为建州卫头领的阿哈出一起迎接了一队带着礼物和明朝与女真结盟建议的中国官员。

明朝与女真联系的后果

1404年朝鲜授予猛哥帖木儿斡朵里万户长之衔；1405年，访问他的第一批中国使者称他为“斡朵里卫长官”，表明他们已假定猛哥帖木儿将愿意与阿哈出一样成为中国防御网络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初，猛哥帖木儿拒绝中国单方面的意愿，并公开声称他已接受朝鲜的委任。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竭力与中国抗衡，努力将他维系在他们的轨道之上。他们派遣代表团，带着礼物、赞扬之词，以及他怎样才能最好的对付中国人的授意，前来访问他。他们还巡视了东北部其他女真人头人，鼓动他们不要屈服于明朝的压力。

1405年，朝鲜政府甚至直接向永乐皇帝要求不要干预猛哥帖木儿的活动。朝鲜反对明朝邀请猛哥帖木儿前往明廷向明王朝表示敬意的打算，坚持说由于这位女真头领居住在朝鲜境内，因此应当将他视为朝鲜的臣民。而且，他们争辩道，由于担心被对手推翻，猛哥帖木儿不能冒险离开他的部落。然而，猛哥帖木儿最终还是成行，并接受明王朝任命他为地区长官。他没有别的选择。明王朝的支持已大大增强了他的对手阿哈出的势力。继续对抗明王朝将自讨苦吃。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争取他的忠诚的企图，势必处于下风。[19]

明朝政府向朝鲜发出保证，猛哥帖木儿的归顺不会危及朝鲜的领土，因为这只是他个人的得体的行为，而不是土地的割让。然而，很快其他女真头领纷纷效法猛哥帖木儿变节的榜样，前往南京获取他们应得到的礼物及头衔。早在1406年，朝鲜显然已在这场竞争中失败了。与明王朝角逐超出了朝鲜的能力。如果朝鲜曾图谋利用它自己的朝贡体制将女真安置为边境沿线的抵抗明王朝的一个缓冲地带，那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在谋略上已失败了，不得不将其战略转向常规的军事防御。[20]

这次失败之后，朝鲜并没有断绝与女真的关系。然而，他们不再提供诸如开放东北边远地区的庆源集市之类的便利了。原先曾允许女真到庆源市场进行贸易，换取朝鲜的盐、铁、牛、马。然而，关闭这个集市立即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女真用偷窃的方式来获得不能通过购买得到的东西。而且，1406年明朝建立了一个市场，争夺与开原以南女真人的马匹交易。[21]关闭贸易使朝鲜一无所获，因此在一年内，他们重开庆源集市，并在其南部的镜城又开设了第二个集市。[22]

1406年至1410年间，朝鲜与女真的关系迅速倒退到袭击与报复交织的状态。通过重开市场来赢得边境和平的打算收效甚微，而努力控制这一地区的费用急剧上升。朝鲜一位指挥官在与女真人战斗中阵亡，庆源和镜城的前哨又难以防守，最终迫使太宗于1410年完全放弃东北边远地区。

同时，猛哥帖木儿也成为朝鲜报复性攻击的主要打击目标，因而弄得筋疲力尽。1411年他带斡朵里部落西迁至与明朝建州卫相邻的凤州，此时凤州处于他原先的对手阿哈出之子李显忠的控制之下。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为独立于建州卫并与它级别相同的建州左卫的长官。这个地位未能使他满意。整整10年间，他一直耻于位居建州主卫之下；1423年他再次到图们江边的会宁扎营。此后，直到他1433年死去，猛哥帖木儿宣称他既为朝鲜、也为明朝服务。他的后裔继续统治建州左卫，偶尔与女真主要部落联合。满族人最终从这个女真支族集团中产生：努尔哈赤自称他是猛哥帖木儿的后裔。

朝鲜对于边境地区不稳定的局势采取的对策是后撤，取得补偿，与明朝、女真保持适当的关系，为最终再征服东北地区进行筹划。在他们的地图上，朝鲜的治理范围远至鸭绿江和图们江。1434年，乘斡朵里与兀狄哈部落间爆发战争的有利时机，在世宗领导下重新开始中兴的战役。朝鲜军队成功地将女真人从朝鲜北部中心地区逐出之后，立即推行强制迁居，规定每个南部省必须抽调一定名额的移居者，以便造成具有深远意义的朝鲜人在该地区首次存在。在收复运动的年代中，朝鲜军队无数次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发动进攻。到世宗朝1450年结束之际，朝鲜已沿图们江深入到长白山高地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军事指挥辖区的链条，并对后来划为咸镜省的地方进行了有效的控制。沿鸭绿江中游地区建立起了相应的民政管理系统，加强了朝鲜对那些直到现代仍处于朝鲜支配之下的领土的控制。

朝鲜王朝对女真的侵略性政策与明朝的政策如出一辙，1433年，女真人开始给中国人制造麻烦。阿哈出之孙，当时建州卫的长官李满住为了抗议中国人和朝鲜人对他施加的限制，武装袭击邻近地区。尽管从法律上来说，李满住是明朝的官员，但他并不忠诚，他经常袭击辽东的村落。随着15世纪40年代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逐渐瓦解，李满住及其他女真头领非正式地加入蒙古兀良哈部落对辽东的侵略。从女真中招募的士兵还参加了瓦剌头领也先（死于1455年）的袭击，也先的袭击严重地削弱了辽东的防卫，并导致了明朝的衰落，而1449年的土木之变则将明朝的衰落暴露无遗。[23]中国试图通过切断贸易来惩罚女真人，但得到了与朝鲜人早些时候采取同样措施一样的后果：女真人的袭击更为频繁了。

到1450年，女真人确信朝鲜已加入了明朝摧毁他们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朝鲜的土地上进行战斗。在传出关于建州图谋入侵朝鲜的谣言之后，边境战争在1466—1467年间达到高潮。明朝5万军队与朝鲜1万军队联合作战，向女真发动攻击。在一次对建州主要部落的进攻中，李满住和他的儿子古纳哈被杀。而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也在中国被谋杀。这些事件清除了一批女真部落中最有才干的头领，在一段时间内中止了战争。在这期间，女真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但是，明朝—女真—朝鲜之间的边境战斗并没有完全停止。仅仅在中国与朝鲜联合作战后10年，明王朝即要求朝鲜派遣部队越过鸭绿江攻击建州部营地。这次行动仍未取得持久的效果，此时，朝鲜边境上的袭击和小冲突时有发生，已成为家常便饭。16世纪后半期，明朝与女真因贸易和朝贡发生争吵，关系再次恶化，朝鲜边境再度暴力肆虐。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朝鲜朝廷能找到的最好指挥官是那些在东北部与女真人的战争中学到战术的将军们。

明朝与朝鲜关系的其他问题

册封

若干其他问题也影响着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册封。洪武皇帝迟迟不愿册封朝鲜国王，导致了明朝早期与朝鲜的摩擦；永乐朝后，这几乎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然而，册封是皇帝承认新任国王正统性的标志，因此，明朝很重视朝鲜国王取得王位的方式。《明史》记载了两次中国扣压册封的事件，一次是1455年世祖（se—jo，1417—1468年；1455—1468年在位）篡位，另一次是1506年中宗（144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废除燕山君。世祖废除被明朝皇帝先正式封为王储而后又册封为国王的他的侄儿端宗（141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他宣称端宗年幼多病，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这次事件以明朝皇帝接受世祖提出的理由而得以解决。事实是中国需要朝鲜在即将到来的对女真人战争予以支持，使他们容忍了这次非正常的王位废立。

第二次事件为中宗1506年发动的政变，拖了较长时间才得以解决。朝鲜朝廷中对中宗的前任国王燕山君〈他的同父异母兄〉不满的官僚集团推翻燕山君，拥立中宗为国王。政变本身几乎没有流血，但是整个事件笼罩着残酷的清洗。明王朝授予中宗临时性的封号，在进行调查前，拒绝正式册封。朝鲜源源不断地向北京的礼部呼吁（包括批准继位的王太后也发出恳请），拖延了一年多，明王朝才开恩册封。[24]（《明史·朝鲜传》记载，正德二年，朝鲜国王漋奏请以国事付其弟怿，朝鲜国人复奏请封怿。礼部议命怿“权理国事”。后，朝鲜贡使及漋母也奏请册封怿为国王。明武宗始依礼部奏请派使入朝敕封。——译者注）这两次事件表明了朝鲜国王是怎样高度重视中国的册封，而中国人又是怎样利用册封和拖延来施加其影响。

朝贡清单上的贡品

朝贡贸易进行若干年后，朝贡所要征集的黄金显然已超过朝鲜的供应能力，白银的征集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只不过短缺程度轻微一些。朝鲜国内几乎不产金、银，然而每年的征集高达数百两。1383年，明朝命令朝鲜呈贡500斤黄金、近3万两白银，高丽王朝通过交涉，明朝同意以马匹来代替一部分白银的朝贡，然而，这次替代只是作为例外来处理的。1409年，太宗国王请求明朝将替代定为常规。[25]据说，由于中国皇帝的拒绝，太祖不得不为了得到所需要的这种贵金属而在朝鲜家家户户大肆搜刮。[26]世宗国王1418年即位后，反复恳请，仍未获准。第三次又提议以昂贵的朝鲜纸来取代贵金属也同样失败了。1425年，朝鲜为了获得所需要的黄金，被迫熔炼佛寺里的器物，贡使到北京后还得向中国商人购买黄金。朝鲜甚至打算向日本购买黄金。[27]

终于在1429年，贡品清单经历了一次彻底的修改。金、银从贡品中删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人可贡献更多的人参、亚麻、席垫和大麻布。按规定：每逢元旦朝鲜须向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储进贡；皇帝圣诞时向上列除皇储以外的所有人进贡；而秋季的朝贡只须向皇帝进贡。[28]

人贡

无疑，明朝与朝鲜关系中最为肮脏败坏的问题是始于元朝而一直绵延不断的人口交易——人贡。帝国，虽无定规，但都征调小孩入宫：女孩纳入后宫，男孩当太监。通常每次征调的数目不多，但这种交易本身却是重要的，朝鲜方面的记载表明，朝鲜人对此痛苦不堪，难以忍受。朝贡关系中没有哪一个方面像人贡那样显示出朝鲜对中国皇帝奴役的卑躬屈膝，或中国对其忠顺的邻人的蔑视侮辱。

被当作人贡带到中国去的男孩有的干得不错。例如当太监的，他们有时奉命回到故国。这未必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朝鲜，朝鲜出生的太监以对待东道主人粗俗无礼而声名狼藉；他们的亲属都因此而感到羞愧耻辱，不愿接待他们。太监也不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多少好处，在中国官府中做事的朝鲜官员也许能为他们的亲属谋求到一个好职位，但是一般说来，太监却不能给其亲属以令人尊敬的差事。

女孩如被选中人皇帝后宫，命运要好一些，她们的家庭在朝鲜受到尊敬，男性亲属也因此而享有特权。在中国，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皇帝的众多嫔妃中出人头地。例如，元朝的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1320—1370）有一个叫奇的朝鲜妃子，由于她给皇帝生了一个皇位继承人，而只位居皇后之下。洪武皇帝的朝鲜妃子——韩妃，至少给他生了一个女孩；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猜测，永乐皇帝是另一个朝鲜妃子——贡妃之子（原文如此。——译者注）。[29]这些偶尔成为皇帝嫔妃中的佼佼者的朝鲜妇女自然是中国与朝鲜关系的积极因素。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朝鲜人为人贡这种观念所激怒，并认为这是违背儒家基本原则的。由于这些妇女是从那些高贵的家族中挑选出来的，就更是令人愤恨不平了。

1408年至1433年期间，将朝鲜妇女作为贡品的索求最为频繁。[30]1424年前，明朝只索求年轻女子主要作为皇帝后宫的候选人。选拔女人是一个精心挑剔的过程。例如，1408年，明朝派遣太监黄俨到汉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13岁至15岁的合适人选的搜索。200多名女孩被带到景福宫进行第一轮挑选。黄俨从她们中选出了44名进人第二轮。最后一轮他挑出了5名，都是来自低级和中级官员家的女孩。在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中，她们被赐给中国服装和后宫封号。她们的男性亲属也得到封号。朝鲜王朝的实录记述了这个过程的细节，描述了黄俨带领这些女孩出发前往中国的情况。她们的兄弟获准沿路护送，她们强忍住了哀泣，但她们的亲属哀伤恸哭之声充斥于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31]她们中大多数再没有看到朝鲜，据记载永乐皇帝死时，她们有的人甚至自杀，跟随他去来世。[32]

1424年以后，中国人索求的妇女变得多种多样，舞女乐伎、厨娘、侍女也包括在内。1426年，11名妇女被经常派遣出使朝鲜的在朝鲜出生的太监尹凤带到中国。次年他又带走33名。此后，带到中国去的妇女就只是舞女乐伎和厨娘了。1433年，朝鲜人的输人全部停止了，《明史》记载说，英宗皇帝1436年（朝鲜的记载是在1435年）将53名朝鲜妇女遣返回国。[33]

丰臣秀吉入侵时期的明朝与朝鲜关系

从朝鲜王朝早期，在海盗对朝鲜沿海的袭击平息之后，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为朝鲜东南的有限的贸易，及通过对马岛世袭大名家族的半官方联系。日本商人在熊川、蔚山等地居住经商。1443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为这种通常保持在低水平的商业订立了贸易规则。日本商人时常向汉城的国王呈送商品；同时，接受作为交换的礼物。1460年以前，朝鲜使者数次访问日本幕府。除此以外，有意义的联系是在朝鲜与对马岛之间进行的。

在丰臣秀吉（1536—1598年）1590年统一日本以前，日本与朝鲜相安无事。丰臣秀吉一经在日本取得确定无疑的霸主地位，立即要求朝鲜支持其经由朝鲜向明朝发动进攻的下一步军事行动。[34]丰臣秀吉如此胆大妄为，令宣祖国王（1552—1609年；1567—1608年在位）大吃一惊，予以拒绝，并从道德和常识两方面进行规劝，敦促他放弃这个计划。宣祖的劝告毫无作用，朝鲜朝廷围绕着丰臣秀吉是否在虚张声势发生分歧。朝鲜派遣使者去刺探丰臣秀吉的真意，然而使者们的看法仍不一致，作出了彼此矛盾的报告。最终，朝廷作出了丰臣秀吉是在虚张声势的结论，未能针对他作出军事准备。这样，当日本1592年5月在釜山登陆时，朝鲜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入侵的日本军队分为若干个18000—20000士兵组成的师，共计15万人。小西行长（约1558—1600年）[35]率领一个师首先在釜山登陆，加藤清正（1562—1611年）师第二批登陆，其余部队相继而来。朝鲜人进行了勇猛的、然而败局已定的抵御。釜山战役很快就结束了。日军从半岛的这一立足点分兵三路北上，向汉城前进，粉碎了朝鲜所有抵抗，其中包括在忠州（ch’ungju）击败了朝鲜的精锐部队。忠州战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时，宣祖的大臣们惊慌失措，劝说宣祖逃离首都，北上至平壤安全之地。各路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进入汉城，并于1592年6月中占领该城。

朝鲜之所以轻率地过低估计丰臣秀吉的决心和能力，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朝廷内部的派别斗争。1590年派去探查丰臣秀吉意图的使团由当权的和在野的两个派别的成员组成。使团中的在野派成员主张政府应当加强朝鲜脆弱的防御，而当权派则认为朝鲜的防御已足够了。政治动机影响了这一决定，而结果却证明当初在野派是正确的。

军事指挥的失误也造成了朝鲜军队的失败。例如，宣祖国王的首席将军申砬（sen ip）争辩说，由于日军船员拥有航行技术优势，在海上抵抗必将失败，他主张朝鲜应等待日军登陆后再进行抵御，然而，他的指挥失误却使朝鲜丧失了保卫自己家园的优势。申将军自己也战死于忠州战役。在陆军被粉碎后，宣祖的谋士提议朝廷北迁，并呼吁明朝进行干预。

宣祖离开汉城之际，任命其子李珲（即光海君，1575—1641年；1608—1623年在位）[36]为王储并负责朝鲜东北部咸镜省的防务。加藤清正穿越汉城尾追王子进至咸镜；小西行长则追击朝鲜主力直抵平壤，迫使宣祖再次逃奔，直至鸭绿江边的义州。[37]在通过汉城之后，日军推进速度逐渐放慢，到达平壤后完全停顿下来了。恶劣的天气、过于漫长的供给线、交通工具的匮乏，以及为了防卫朝鲜地方民团和海军而布置的后卫，这一切迫使小西行长在大同江停顿下来。在东北部，加藤也遭受了同样的困难，而且因地形崎岖不平而更为严重。

在朝鲜进行的各种抵抗中，最有组织、最有成效的是1592年夏海军将领李舜臣（1545—1598年）指挥的在朝鲜东南沿海的海口和海湾进行的战斗。在日军入侵前，李将军就已进行了建造战舰的试验，造出了称为“龟船”的攻击型战船，一种用金属顶棚保护舱面不受弹丸和燃烧的箭矢打击的划艇。[38]龟船显然要比日本大多数战舰大，许多日本战舰完全不是海军战舰，而是临时征用的沿海运输船或渔船。龟船装备有火炮，尽管船大，但由于线条设计精细，有利达到最高速度，调转灵活。日本舰船难以追上，无法捕捉并登上龟船。日本人在釜山登陆时，李将军已造出若干艘龟船，并有能力阻止丰臣秀吉在当年夏季派遣船队穿越黄海沿朝鲜半岛而给平壤的小西提供补给的企图。据记载，在最初的三次战斗中，李将军击沉了将近100艘日本船只。在1592年7月的闲山岛大战中，70艘日本舰船只有14艘逃脱，未被捕捉或摧毁。闲山岛大战的意义在于它对日军高层指挥的影响，它决定此后对小西和加藤的补给仍由困难重重的陆路进行，打消了由海路到达西海岸的企图，从而大大地减弱了日军向中国边界推进的能力。

在义州，国王的阁员们仍在争论是否要向明朝提出援救的请求。1592年7月的某一天，宣祖打算自己越过鸭绿江到辽东避难，但是代替这一想法的是，他作出派遣使者到明朝京城请求军事援助的决定。这一非常之举，恢复了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军事防御的内容；它导致了明朝的军事干预，而没有中国的干预，朝鲜也许已被丰臣秀吉的军队征服了。

明朝最初的反应并不积极。明朝一批边境官员曾报告了他们的怀疑，说假使朝鲜没有纵容，日军的推进本不会如此迅速，因此朝廷对于朝鲜的信用尚存怀疑。然而，随着1592年7月21日平壤的陷落，问题已不再是要否支援朝鲜，而是如何防卫明朝边境了。尽管朝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让开一条通到鸭绿江的道路的要求，但中国人知道边境已危在旦夕。

明朝政府为入朝干预调集部队。1592年夏天小西在平壤整编部队之时，一支3000人的中国前锋部队从辽东越境进入朝鲜。这支部队在8月下旬与日军在平壤的第一次交战中遭到沉重打击。9月，中国政府组建了一支由李如松（1549—1598年）[39]指挥的更为庞大的、足以全面抗击入侵的军队。

明朝政府同时还决定进行谈判，希冀就确保与朝鲜边界的安全达成交易，即使可能牺牲朝鲜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兵部尚书石星（1538—1599年）的代表沈惟敬（1540？—1597？年）与小西行长在平壤会晤谈判。双方均未作出让步。沈惟敬要求日本从朝鲜彻底撤军，而小西则要明朝皇帝承认他为丰臣秀吉的附庸。

双方宣布停火，以便使沈惟敬与其政府商议，同时也给双方重新集结力量的时间。当沈惟敬回来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时，双方再度开战。1593年2月，李如松率领3.6万人的部队与李镒（yi il，1538—1601年）率领的朝鲜军队围攻平壤，重创小西部队，迫使他放弃这座城市。然而，李如松没有追击，让小西撤离，并使他有时间获得增援，以致三个星期后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战场上小西得以击败李如松。这次战役后，双方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到春天，双方军队停止了战斗。5月，日军撤退到半岛东南部，随后，李如松率领的明朝军队全部从朝鲜撤回。随着大战的结束，宣祖国王也返回首都。

在战争的间歇期，明朝的代表与丰臣秀吉重开谈判，谈判延续至1596年。与此同时，朝鲜的民团与愤怒的农民继续与半岛南部的日本人进行小规模战斗。日本人不得不动用具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来维持他们在该地区的地位。例如，日本人攻占晋州，杀死了6万名士兵和城镇居民，制造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1593年，中国与丰臣秀吉达成交易，但是双方都误解了协议的条文。[40]争议的问题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的统治者，及他占有的朝鲜半岛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的事实。在协议的原文本中也许是一项有交换的安排，但是明朝使者带回北京的文件却说丰臣秀吉愿意从朝鲜撤出，并承认他为明朝皇帝的附属。然而，当明朝1596年派出使团到日本册封丰臣秀吉时，却发现日本还在朝鲜南部驻军。在日本，丰臣秀吉为明朝册封他为附属国国王文告中使用的降尊纡贵的语言所激怒，出使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意识到，照此解决，他的朝鲜行动将一无所获。

1597年初，丰臣秀吉下令出动14万人的军队，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仍由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担任军事指挥。第二次入侵并没有深入到第一次入侵所到达的地方，然而，日军与中朝联合部队在朝鲜南部进行的战斗激烈程度一点也不比第一次差。1597年晚期，丰臣秀吉的部队牢固地盘踞了蔚山、泗川（sachon）和顺天（sunchón），并成功地击退了企图将他们逐出的中朝部队。从日本新来的部队有力地打击了补给极其困难的中国军队。防卫战表面上是中朝联合指挥，但实际上是由明朝军官指挥。中朝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是战，还是和，中国不同意朝鲜的看法，并对朝鲜人在战斗中的表现吹毛求疵。一个明朝的军官甚至指责朝鲜利用日本人来帮助他们重占辽东的部分地区，中国真的进行了调查，然后才撤销了这种指责。[41]

1598年9月，丰臣秀吉死去。在这年的夏天，他在朝鲜的部队遭到由明朝将领刘綎（约1550—1619年）[42]、董一元指挥下的中朝联合部队的强有力的抵抗。11月，丰臣秀吉的继承人命令日军全部从朝鲜半岛撤出。此时，日军正卷入在朝鲜南部若干地方的战斗之中，中朝联合部队决心不让日军有秩序地撤离。日军的撤退给防守者提供了在南部海岸以外的海面上发动进攻的机会，许多中朝船只已经各就各位准备打击。当小西企图让其部队在以釜山为基地的日本舰队的掩护下在顺天登陆之时，1598年最重要的海上战斗随即打响。陈璘（死于1607年）[43]指挥下的中朝海军在露梁海峡迎战前来的日军。开战之初，日军顶住了进攻，击败了邓子龙率领的左翼舰队，围攻陈璘的中军舰队。朝鲜海军将军李舜臣见陈璘处于危急之中，驶舰而来，将陈璘解救出来。李将军战死，但他的部下继续给予撤退的日军毁灭性的打击。

战后，明朝政府为陈璘在这次最后的激战中摧毁300多艘日舰颁奖。然而，朝鲜人回想起了当初笼罩在中朝指挥官之间的怀疑与背叛的指责，他们坚持李舜臣应当为最终击败小西的部队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和他的部队在露梁海峡解救了陈璘。

1599年，日军全部从朝鲜撤出。中国担心日本发动新的进攻，仍选择在若干地方驻扎，到1601年他们也撤离了。这场战争是完全徒劳无益的。日本史学家普遍认为丰臣秀吉进行的征服中国的战争是个愚蠢的行动。然而，这次战争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耗尽了明朝国库，转移了原来用于控制满洲的军队。为了抵抗1592—1593年的第一次入侵，明朝投入了20万部队，花费了1000万两银子。1598年的防卫战也花费了相等的银两。[44]国家财政承受了这一负担，再加上建筑万历皇帝陵墓、重修紫禁城宫殿的开销，削弱了政府对于帝国全境的防御。与此同时，满族的头领努尔哈赤在满洲组建了“旗人”制度，为征服中国本土进行谋划。因此，丰臣秀吉发动的战争导致了明朝的垮台，只不过不是以他打算的方式进行。

战争对朝鲜的影响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日本人被限制在南方诸道，并且最终从朝鲜撤走，因此，朝鲜的保卫战是成功的。但是，成功的代价却是无法计算的。朝鲜政府的政治控制被削弱了，朝廷内部的派别斗争加剧了。朝鲜人感到他们对明朝欠了债，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力图以抵抗满族人来偿还欠债，结果遭受了皇太极在1627年和1636年的入侵的惩罚。同时，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农业、集市、税收及地租制度都被搅乱了。朝鲜社会经受了家庭破裂，流浪者和强盗大大增加，人们离乡背井，社会大动荡等苦难。

在战争中，对于朝鲜人来说，有时很难区分出作为他们敌人的日本人与作为他们盟友的中国人。中国军队杀死朝鲜平民来扩大杀敌数目。日本和中国的军队都从朝鲜人那里拿走他们能带走的一切，而将不能打进包裹的一切付之一炬，以致所有城镇及朝鲜最壮观的建筑都消失了。朝鲜失去了工匠艺人，特别是陶匠，他们被带到日本强迫劳动。藏书馆、印刷活字、绘画、卷轴书画以及无数宗教的和世俗的制品都被当作战利品带走了。甚至新儒家思想也成为战时的获得物，由被日本人捕获的朝鲜学者姜沆传到日本。可见，朝鲜保卫战的成功只是就军事意义而言。战争的惟一获利者是满洲的努尔哈赤和德川家康，后者在日本的地位由于那些最积极地支持丰臣秀吉战争的日本西部的大名被削弱而得到加强。

朝鲜与明王朝的覆灭

朝鲜人对于中国在丰臣秀吉战争中给予援助的负债感，以及努尔哈赤的崛起及其驻扎在朝鲜北部边界上的军队决定了1600年以后的朝鲜与明王朝的关系。宣祖的继承人光海国王处于持续不断的内部政治派别的压力之下，他必须在日趋衰落的明朝宗主与咄咄逼人的野蛮邻人间作出抉择。正如14世纪后期的情况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试图与两者都保持友好关系是不现实的。处于政治十分动荡之中的朝鲜，如果它支持明王朝，必然遭受又一轮侵略。这一回，对朝鲜的惩罚是由建州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来进行的。[45]

光海国王尽量推迟作出生死攸关的抉择，然而1619年明王朝号召他参与杨镐在辽东对努尔哈赤的战争。朝鲜忠实地听从号召，派出1万人的部队，在姜弘立（1560—1627年）的指挥下参加萨尔浒之战。姜弘立得到命令，如果情况不妙，就退缩不前，并投降。实际上，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并向满族人解释说，他们参加战争只不过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已。此时，满族关注中国甚于关注朝鲜，所以容许姜弘立及其部队平安地返回故土。

朝鲜不能含糊地放弃承诺了。在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后，1623年光海国王的朝廷围绕着国王对待明朝的冷淡态度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的提出再次影响了政治斗争的结局，光海国王被推翻了。

满族人1621年夺取了辽东，阻断了朝鲜与明朝中国间的陆路，一个叫毛文龙（1576—1629）的中国将军[46]带领一支小部队逃到朝鲜，在鸭绿江口稍南的椵岛（《明史》记为皮岛。——译者注），建立基地，从这个基地组织队伍深入辽东骚扰劫掠，攻击满族人，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明朝的船队从山东直接给他运送补给。毛文龙以朝鲜国土为基地的多年活动，促使满族人确信必须武力征服朝鲜。可以说，毛文龙给满族人1627年入侵朝鲜提供了重要的理由。这次入侵后，即在朝鲜再次回避接受清王朝附属国地位之后，1636年入侵再度发生，最终有效地结束了朝鲜与明朝的官方关系。

对于朝鲜人来说，就如同对于中国人一样，满族的统治是个奇耻大辱。在满族征服中国及朝鲜顺从地向清王朝朝贡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朝鲜人民仍然对满族保持一定距离，而以敬慕之情深深地怀念明朝，与清朝的循规蹈矩的朝贡关系被保留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遗风遗俗所抵消：汉阳（原文如此，似应为汉城。——译者注）政府中的朝鲜官员仍使用明朝纪年来签署内部文书，穿着明朝服饰，采用明朝礼仪。与中国交接的边界沿线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人们在无人之地居住，以便阻止朝鲜人与中国一侧的邻人混合。贡使仍然同明朝时一样取道前往北京，进行贸易，写下详细的日记。朝鲜王朝用朝贡买得了清朝的不干预，他们宁愿生活在平静与孤独之中，直到1876年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时，半岛的大门才洞开。[47]

（吕昭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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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般性原则，参看全海宗：《清代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研究》，见费正清编著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8年），第90—111页；关于中国与朝鲜朝贡关系发展的考察，参看全海宗：《韩中关系研究》（汉城，1970年），该书有一个英文的总结，第250—255页；崔瑞德、米切尔·洛伊编：《剑桥中国史》（纽约，1986年）第1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220年》（《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46—451页；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纽约，1979年）第3卷，《隋唐时期的中国：589—906年》（《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部分，第134—147页；崔瑞德、赫尔贝特·弗兰克：《剑桥中国史》（纽约，1993年）第6卷，《异族政权》（《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00—104、219—229、283、400—405、436—437、473页。

[2]《明人传记辞典》，第1598—1603页。

[3]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第68期（1937年），第27—34页。

[4]“功臣”这个词在朝鲜历史上的使用与中国一样。就朝鲜王朝来说，功臣名录的设立是为了奖赏那些太祖（1392—1398年）、定宗（1398—1400年）、太祖（原文如此，应为太宗。——译者注）（1400—1418）的忠实支持者。奖赏通常是赠给土地和奴隶，但大都被任命为高级官员。

[5]《明人传记辞典》，第1594—1598页。

[6]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汉城，1941年），第140页。

[7]《明史》，第320卷，第8284页。

[8]《大明会典》，第105卷，第4页。

[9]加里·k.莱迪亚德：《1488—1887年400年来朝鲜到中国的旅客》，见《朝鲜不定期论文集》，2期（1974年3月），第4页。

[10]鱼叔权：《考事撮要》（1613，奎章阁丛书7，影印本，京城帝国大学[汉城]，1941年），第12b—14b页。

[11]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1981年），第4—5页。

[12]李铉宗：《对明关系》（汉城，1973年），第324页。

[13]《明人传记辞典》，第559—560页。

[14]郑麟趾：《高丽史》（1454年；1972年汉城再版），kwon（chuan）第5页下。

[1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白山本，1400—1445年；1603—1606年第二次印刷；摹印本，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摹印本，汉城，探求堂，1968—1970年（14），第15b—16、第16b—17页。

[1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6—1597页。

[17]《明人传记辞典》，第259页。参看詹姆士·斯卡思·盖尔对董越日记的译文《汉阳》，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2卷（1902年），第35—43页。

[18]《明人传记辞典》，第1065—1067页。

[19]《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0卷，第12b页。

[20]《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2卷，第24b页。另见司律思：《永乐朝（1403—1424年）的中国与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第42—61页。

[21]莫里斯·罗萨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见《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第26辑（伊萨卡，1982年），第35页。

[22]《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1卷，第21b页。

[23]参看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明朝：1368—1644》第1部分（纽约，1988年），第322—331页。

[24]《明实录·武宗实录》（台北，1964年），第33卷，第3页

[25]《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7卷，第4b页。

[26]李铉淙：《对明关系》，第333页。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40卷，第26b—27页。

[28]末松保和：《高丽朝末朝鲜朝初的对明关系》，第178—181页.

[29]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辑，1期（1936年），第55—77页。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所载刊物同前。

[30]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辑（1948年），第165—176页。

[31]《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第16卷，第38—39页。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26卷，第15b页。

[33]《明史》，第320卷，第8285页；《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第68卷，第8b—9b页，完整地记述了她们在中国效劳的生活。

[34]关于对丰臣秀吉大陆帝国思想的研讨，参看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2年），第206—217页；丰臣秀吉1590年给朝鲜国王宣祖的信，见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伯克利，1937年），第1卷，第302—303页；另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67—374页。

[35]《明人传记辞典》，第728—733页。

[36]《明人传记辞典》，第1591—1594页。

[37]李基白：《新编朝鲜史》，爱德华·w.瓦格纳、爱德华·j.舒尔茨译（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84年），第209—215页。

[38]关于这种舰艇的说明，参看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见《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第23卷（1934年），第71—84页。

[39]《明人传记辞典》，第830—835页。

[40]久野吉（音）：《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第1卷，第328—332页。

[41]加利·k.莱迪亚德：《1598年朝鲜的安全危机：儒家的国家安全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朝鲜问题研讨会论文（1980年12月）第19页以后。

[42]《明人传记辞典》，第966页。

[43]《明人传记辞典》，第167—174页。

[44]埃德温·o.赖肖尔、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第332—333页。

[45]加里·k.莱迪亚德：《中国—满洲—朝鲜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见莫里斯·罗萨比编著：《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10—14世纪》（伯克利，1983年），第328—330页。

[46]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华盛顿特区，1943年），第567—568页。

[47]关于这一日本订立的条约对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见芮玛丽：《清朝外交的适应性：以朝鲜为例》，见《亚洲研究杂志》，第17辑，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