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6年，未来中国专制制度的缔造者，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当时他仅有十三岁，不过以“秦王政”而为人所知。他的年轻让其他王国都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喘息是短暂的。“秦王为人，”一位他的幕僚评价说，“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二十五岁之时，他的一位将军，敌对的赵国（在今天的山西省）之征服者，向他献上的战利品，合计有十万人头。其他的诸侯认为，他们末日将到，并感到唯有暗杀这个年轻国王，才能拯救自己。他们中有一人组织了谋杀，但秦王逃脱了，而刺客则被碎尸万段。从那时起，秦王的的征服行动，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次又一次成功。在公元前230到前221年之间，其他所有王国（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一个接一个地被秦国吞并。公元前221年，当时中国的全部领土被整合在了秦王的统治之下，他接着采用了至高统治者的头衔，也就是皇帝。由于取得了“秦朝第一个皇帝”的头衔，因此在中国历史中，他以“秦始皇”闻名于世。

秦始皇真像

吕不韦，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曾扶佐秦王政登基。

随着中国统一的实现，中华帝国也就建立起来了。它历经多个王朝，持续时期达2133年（公元前221—1912）。

秦始皇完成了中国领土的统一，随后就开始了政治、社会甚至思想的统一工作。这是其功业中最不引人注目的部分。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的大人物，这位中国的恺撒不仅是征服者，而且是天才的领导者。他将其祖先在秦国所创造的军事和民政集权制度推广到了整个帝国，通过大规模的人口置换，他成功地摧毁了最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他的君主专治制度，终结了在中国社会中似乎与生俱来的封建割据。他的将军们，曾希望皇帝创造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可后者根本不打算这么做来取悦他们，而是将帝国分成了三十六郡，每郡均由一位文职官员、一名军事长官及一名监督官员直接管理。他的丞相李斯实现了整个帝国的书写字体标准化，这是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因为从北京到广东，任何地方方言的差异，使得标准的书面语言成为唯一能让人理解的交流手段。而且，他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这最后一项措施还提及了御道系统的创立，其宽度统一为五十步，路边植树，并修建堤防，以抵御洪水的侵害。

公元前213年，在其丞相李斯的鼓动下，这位中国恺撒下令焚毁古代经典，特别是儒家学派的著作。此后很长时间里，这项措施令秦始皇一直受到知识阶层的憎恶。在当时，习惯于坚守过去时代封建礼仪的读书人，都有意无意地成了秦始皇所摧毁的那套制度之信奉者。为了终止这种暗地里的反抗，皇帝实施“禁书”，此项激进措施，不大可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广泛，因为尽管如此，诸多经典还是幸存下来了。在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之中，他的专制统治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创建一套强大得足以持续两千一百年的中央集权制度。无论如何，这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成就，此业绩可以与恺撒或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相媲美，但却比他们要持续长得多的时间。简而言之，他是注定要重塑人类的、最强有力的天才之一。

这位中国恺撒在其帝国境内到处刻碑留文，证明他对自己成就的历史功绩并非没有意识。泰山上的碑文读起来让人印象深刻：“初并天下。”“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碣石的碑文如是说。这是琅琊的碑文题字：“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这是远东“中国太平”（pax sinica）的表达方式，相当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太平”（pax romana）。更进一步地，出于相同效果，碑上还写着：“黔首（指老百姓）安宁，不用兵革。……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这样的表达，唤起了一幅自给自足的“华夏盛世”图景，可与“罗马盛世”相提并论。

李斯

秦始皇的石刻文字，记录了他的旅程。在最终统一中国之后，他开始了在主要区域的盛大旅程；登上庄严的泰山，为的是与天上的神仙交流；从琅琊的平台上凝神大海，试图加入与海神的谈话之中。后者居住在神秘的日出之岛。

秦始皇的当务之急之一，是使中国免于突厥—蒙古游牧民族的侵犯；这些蛮夷在当时被称作匈奴，他们在帝国与蒙古的边境一带放牧。为阻止他们，在北部边境的不同地点，古代的国君们已经修建了大段的高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将这些古代的初级防御工事连接起来，形成了一道连续的防线，也就是长城。它从渤海湾的山海关关口，一直绵延到了甘肃省的渭河源头，那里已是西北边境了。

直到这一时期，中国领土仅仅包括黄河谷地与长江流域。华南特别是广东地区，依旧是化外蛮荒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出一支远征军占领了广东，并着手“中国化”已经征服的领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皇帝下令围捕游民，并将这些人由长江口驱逐到广东，让他们在新土地上居住。欧洲殖民史中，可以举出许多相似例证，他们通过输入罪犯实施这一拓殖体系。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根据其意愿，他被安葬在靠近今天陕西新丰村的一处地点。始皇陵是一个巨大的坟茔，从其地基算起高为48米，从周边土地量起有60米长——这是一座人造的、名副其实的山峰。坟墓中还安葬着他的数位妃子，以及将财宝运到那里的工匠。

战国时代，见证了秦王国崛起的那个时段（从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及在秦始皇统治下，皇室被神化的那个短暂时期（前221—前210），目击了青铜器艺术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风格之发展。这种类型从前叫作“秦代工艺”，现在被称为“战国工艺”，其特征是在表现器皿侧面的动物时，“从浮雕中解放出来”，从现收藏于卢浮宫的著名鲤鱼瓮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它首先以一种新的装饰形式为特征，饰有隔行及重叠的线条、圆圈、钩子、穗带、螺旋及波纹，呈现出一种不断生长及在永恒运动中舞蹈的效果。如蜥蜴一般的龙，可以看到已经不像周代青铜器装饰上的缓慢运动，而是被卷入了这种颤动的节奏，并跳起了一种疯狂的舞蹈。类似的勃勃生机，在打猎场景中也能见到，这类风格装饰着后来向汉代艺术转变时期的青铜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风格既来自周代艺术的逻辑发展，同时也受到邻国艺术的影响。这就是草原艺术，它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边境。

秦始皇陵墓兵马俑

在这一让我们关切的时期，从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穿越西伯利亚和蒙古南部，直到中国的长城，是广阔无边的草原地带，被不同种族的游牧部落所占据——俄罗斯血统的高加索斯基台人，蒙古种族的匈奴人——都赶着他们的畜群追逐着季节性牧场。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斯基台人及匈奴人，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表现在刻画有斗兽的装饰性青铜饰板上——野兽与骏马，捕食的鸟与鹿——以一种充满动感的风格，古怪地扭曲且痛苦。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能在相同的立足点上与蒙古的匈奴人作战，汉人模仿他们的样板，创建了骑兵射手军团。同时，他们还采用了后者的部分衣装——骑手的长裤，代替的是战车御者的长袍——以及他们的部分装备，特别是青铜环扣及装饰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饰板和带扣出现的同一时期，中原艺术中还产生了程式化的动物造型，其风格与草原艺术有着紧密联系，尽管它们属于战国和秦代时期的中原风格——此类型对中原风格的形成有所帮助。这个事实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让我们发现：中国艺术不仅与蒙古的匈奴动物艺术及米努辛斯克的西伯利亚青铜艺术有着一些联系，而且与俄罗斯南部的斯基台艺术存在某种接触（尽管是间接的），而后者，因其与希腊艺术的关系而广为人知。

秦陵出土的铜车马

不管这些考古比较依然不成熟并没有明确意义，在我们已经接触的这一时期，中国都正顺利走向进入世界历史潮流的道路上。这个由秦始皇所创立的统一帝国，在下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注定将与印度、波斯和罗马帝国产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