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正如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一样，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一旦起了波澜，这些岁月就会看上去与众不同。他们度过了头三个月后便进入了三月初。节气的转变如约而至，由冬入春的季节转变不甚明显。虽然脚边还燃着熊熊炉火，海伦坐在起居室里写字时依然可以敞着窗户。尽管日光正在迅速地退去，可向下看，大海依然是湛蓝的颜色，屋顶依然是棕与白的颜色。黄昏映入了永远宽敞空旷的房间，它现在显得更广更空了。她坐在那儿，膝上放了本簿子正写着字。她自己的身影也只留下了个大体的轮廓，缺乏细节。在树枝上蔓延的火焰猛地吞噬了枝头的绿色小火苗，断断续续地燃烧着，在她的脸庞上与石膏墙上投下了没有规则的光亮。墙上没有一幅画，却到处布满了重重垂挂在枝上的花朵，映衬着墙壁。还有散落在光裸地板上以及垒在大桌上的那些书本，也只有在这种光线下才看得见它们的轮廓。
安布罗斯太太正在写一封很长的信。以“亲爱的伯纳德”开头，接下来便描述起了圣赫瓦西奥别墅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发生了的事，诸如，他们曾邀请英国领事共进晚餐，被带上了一艘西班牙战舰参观，还观看了许许多多的游行与宗教节日。如此盛大的场面让安布罗斯太太想不明白，如果人们必须信仰一门宗教的话，他们怎么都没有变成罗马天主教徒呢。他们远足了几次，虽然都没有走太远。离房子极近的树木缀满肆意盛开的繁花，大海与土地的颜色绚丽缤纷。这样的景色非常值得前来一观。土地并不是棕黄色的，而是红色、紫色和绿色的。“你不会信我的，”她补充道，“在英国根本没有这样的颜色。”实际上，对于这座可怜的小岛，她采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现在她又将话题转向了角落里的番红花与紫罗兰，它们在不起眼的舒适角落里、在凛冽的空气中生长着，由带着厚手套脸色红润的老园丁们照料，他们总是手扶帽檐，恭敬地退开。她继续嘲弄着那些岛民。在伦敦关于大选的谣言持续发酵，甚至已经传到了他们这边。“这听上去真不可思议，”她继续写道，“人们竟只关心着是阿斯奎斯当选了还是奥斯汀·张伯伦出局了。正当你们为了政治扯破了嗓子吆喝时，你们却让唯一想办上些好事的人挨饿或是受到嘲笑。你们什么时候支持过一位健在的艺术家？或是买上他的一幅佳作？为什么你们都是那样的丑陋卑贱？在这里，佣人是人。他们跟人说话时，好像他们都是平等的。据我所知，这里一个贵族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提到了贵族，这令她想起了理查德 ·达洛维和蕾切尔，因为接下来她要用上同等浓重的笔墨去描绘她的外甥女。
“命运真是奇怪，让我接手了这个女孩，”她写道，“要知道我从来没和女人好好相处过，或是和她们有过瓜葛。不过，我得收回一些我对她们说过的不是。如果她们受过正规教育，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不能变得和男人们一样——一样体面，我是说；当然啦，虽然男女有很大区别。问题是，人们该如何教导她们。在我看来，目前的方式真是糟透了。这个女孩，已经长到了二十四岁了，居然从未听闻过男人渴求女人这种事情，还有，要不是我解释了，她连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也不知道。她在其他事物上的无知程度也一样严重。（这里最好不要引用安布罗斯太太的话。）彻彻底底的。在我眼里，用这种方式把孩子带大，不仅是犯傻更是犯罪。更不必说她们遭过多少罪，这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会是这个样子——她们没有变得更糟是个奇迹。我把教导她、启迪她视为己任，事到如今，尽管她还保持着很大的偏见并且有夸大的倾向，但多多少少算是个有理智的人。让她们保持无知自然会适得其反。当她们明白过来时，就会把一切看得过于严重。我那姐夫确实活该受一回苦——可他不会领会的。现在我祈求着能有个年轻小伙来帮我的忙；我是说，能有某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跟她聊聊，向她证实她对生活的大多数认知是多么荒唐。不幸的是，这样的男人似乎和这样的女人一样稀少。在这儿的英属殖民地绝对找不到这样的人。艺术家、商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愚蠢、庸俗而且轻浮”她停了笔。她听见盘盏碰撞的叮当声由隔壁饭厅传来，契莱太太正中气十足地用英语指挥那个西班牙女孩该将东西摆在哪里。开饭铃响了，她起身走到外面与里德利和蕾切尔碰了头，他们一同走去用晚餐。
不管是里德利还是蕾切尔，三个月的时间只给他们的外貌带来了微小的改变。不过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或许已经发觉了，这个女孩和以前相比，显得更坚定，举止也多了自信。她的皮肤呈褐色，她的眼睛显然更亮了，她能花心思去听别人讲话，尽管她可能要去驳斥。晚餐在一片舒适沉静的氛围中开始了，人们在一起享受着这份闲适与安静。随后，里德利把胳膊肘往窗边一靠，向外望去，评价着这真是个美妙的夜晚。
“是呀。”海伦说。她补充道：“春天来了。”望着下方的灯火。她用西班牙语问玛利亚，那家宾馆是否已经住满了旅客。玛利亚骄傲地告诉她说，到时候就连鸡蛋都会变得很难买到——店家才不会在意他们的要价。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从英国人那里弄到鸡蛋的。
“海湾那儿有一艘英国汽船，”蕾切尔说，望着底下一圈三角形的灯光，“它今天很早就到了。”
“那我们就能指望收到些信，再把我们的寄出去了。”海伦说。
不知怎的，但凡提到信件，里德利总是不高兴。接下来的晚餐时间就在这对夫妻激烈的争论中度过了，争论中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被整个文明世界无视。
“想想上一批来信吧，”海伦说，“你活该挨顿打。他们要你去讲课，要授予你学位，还有某个傻乎乎的女人不仅夸你的书还要赞你长得俊——她说如果雪莱活到了五十五岁还留了胡子，他就是你的那般模样。说真的，里德利，你是我见过的最虚荣的男人了。 ”她说完，起身离席，“我能跟你讲的都已经讲完了。”
她找到了搁在炉火前的信件，又加了几笔，随后宣告自己现在要去送信了——里德利必须带上自己的信——至于蕾切尔嘛？
“我想你给你的姑妈们写过信了吧？现在是时候了。”
女人们披好斗篷戴上帽子。先前还邀请里德利和她们同去，不过他坚决地拒绝了，跟蕾切尔说他现在就成了个傻子了，不过海伦心知肚明，她们转身便走。他站在炉火边，凝视着镜子深处，把自己的脸挤作一团，活像是一位在战场上指挥的将军，或是一位看着火舌舔舐着自己脚趾的殉道者，而不再像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教授了。
海伦一把抓住他的胡子。
“我是个傻子吗？”她问。
“放开我，海伦。”
“我是个傻子吗？”她重复道。
“恶妇！”他大叫道，并吻了她。
“就让你和你的虚荣心一块待着吧。”两人走到门口处，她回头说道。
这是个美妙的夜晚，尽管星星已经出来了，天色依然亮着，看得见长长的路一直延伸。邮筒就在小径与大路交接口的一处黄色高墙那儿。投完信件，海伦正打算往回走。
“别，别，”蕾切尔说，抓住了她的手腕，“我们要去看看生活。你答应我的。”
“看看生活”这个词指的是她们天黑后在镇上闲逛的习惯。圣玛丽娜的社交生活几乎完全是依靠灯火来维持的，温暖的夜晚与凝聚了芬芳的鲜花足以令人心生愉悦。年轻的女子们将头发挽成漂亮的发髻，还在耳后别上一朵红花，坐在门阶上，或是在阳台上探出身子。而年轻的男子们跑上跑下，时不时大声地致以问候，或是在某一处停下脚步讲上几句脉脉爱语。在敞开的窗户里，能看见商贩在清点一天的进账，还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把瓶瓶罐罐从一个架子上捧到另一个架子上。街上挤满了人，多数地方都是男人，他们边走边交流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或是聚集在街角的酒桌上，在那儿有个老跛子弹着吉他，一旁有一个可怜的女孩痛苦地吟唱起炽烈的歌谣。两个英国女人的出现激起了几丝带着友善的好奇，但是并没有人前来打搅她们。
海伦信步闲逛，观察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衣衫褴褛，看上去无忧无虑，一脸的自在满足。
“想象下今晚的林荫路，”她终于开口道，“今天是三月十五日。兴许还有宫廷仪仗呢。”她想起了站在凛冽春风中等待观看盛大马车队列经过的人群。“就算不下雨，天也很冷，”她说，“贩卖图画明信片的人们首先会出现；接下来是可怜的售货小姑娘，捧着圆形的装帽纸盒；再有的就是穿着燕尾服的银行雇员；还有呢——有好些个裁缝。住在南肯辛顿的人们乘着单马拉的车匆匆赶到。官员们则乘着两匹枣红马拉的车；另一边的伯爵呢，还允许他们身后再站一名侍从。公爵能站两名，王室大公——据我所知——能有三名；国王呢，我觉得，他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而且人们以此为信仰！”
而在此地，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在身形上看上去长得犹如棋盘上的国王与皇后，马与卒，他们的差别就是如此奇怪，如此明显却又含蓄地被信仰着。
她们为了绕开人群，不得不分开而行。
“他们信仰上帝。”她们重新走到一块时蕾切尔说。她是说人群中的人们信仰他。因为她记得那些立在人行道交界处的十字架，上面塑着流血的石膏偶像，还有在一间罗马天主教教堂，那里举行的仪式，神秘得难以言喻。
“我们永远都弄不明白的！”她叹了口气。
她们已经走了一段路，现在已到了晚上，不过她们依然能看见在左手边往下走没几步路的地方有一扇巨大的铁门。
“你是不是想走去这家宾馆？”海伦问。
蕾切尔推了把门，它猛地打开了，四下看不见一个人。考虑到在这个国度并无私密可言，她们直接走了进去。那是一条沿边种着树木的笔直大道。树木突然没有了，道路转了个弯，她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幢巨大的方形建筑前。她们之前走过的是围绕着宾馆的宽阔游廊，窗户近在咫尺。一排排敞开的落地窗几乎快要触到地面。所有的窗户都没有遮帘子，全都灯火通明，让她们将里面看得一清二楚。每扇窗户都揭示了宾馆内生活的各色角落。她们躲进了一根分隔了窗户的大柱子的阴影中，朝里窥看。她们发现自己正站在餐厅的外头。人们正在打扫；一位侍者在桌上翘了条腿正在吃葡萄；隔壁屋就是厨房了，有人在清洗餐具；白衣服的厨师正把胳膊伸进大锅里，侍者们正狼吞虎咽地大嚼着碎肉，拿小块的面包屑蘸足了肉汁。她们继续走，在一大片灌木丛中迷了路。随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就在会客室的外面，里面的女士们先生们在饱餐一顿后，深深地陷坐在扶手椅中，时不时说几句话或是翻动杂志。一个消瘦的女人正激情澎湃地演奏着钢琴。
“dahabeeyah是什么呀，查尔斯？”那声音一听就是属于一个寡妇的，她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上向她的儿子发问。
之后的就听不到了，儿子的回答消失在一阵清嗓子与拍打膝盖的嘈杂声中了。
“这间屋子里都是些老人。”蕾切尔低语道。
她们悄悄前进，在下一扇窗户里看见了两个穿着衬衫的男人正在与两位女士在打桌球。
“他拧了我的胳膊！”那个丰满的女人在没击中目标后叫道。
“现在你俩——不许瞎闹。”长着一张红脸的年轻男人责备道，他是负责计分的。
“小心点儿，不然我们就被发现了。”海伦低声说，扯住蕾切尔的胳膊。她冒冒失失地把脑袋探到了窗户中央。
她们转过拐角，看到了宾馆中最大的一间房间——它有四扇窗户，被称为“雅座”，不过它实际上是个大厅。房间里挂着盔甲与本地的刺绣，布置着长沙发与屏风，这样便隔出了方便的角落。和其他房间比，这一间显得不那么正式，显然由年轻人盘踞着。罗德里格斯先生，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宾馆的经理，正静静地站在离他们不远的门廊处凝视着这个画面——绅士们陷在椅子中休息，夫妇们靠在一块喝咖啡，人们在中央打着牌，头上是华丽明亮的电灯。他为自己的这番事业暗自欣喜，是他将这座修道院食堂，将一间尽是罐子矮凳的冰冷石室变成了这座房子里最舒服的房间。宾馆住满了人，彰显出他决策的智慧，要知道少了雅座的宾馆可兴旺不起来。
人们两人一对或是四人一组的聚在一块儿，他们可能确实相熟，又或许是因为这间随意的房间让他们放开了礼节。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了一阵起伏的嗡嗡声，就好像在黄昏时被关进围栏里的羊群发出来的。打牌的那伙人占据着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海伦与蕾切尔看着他们玩了很久，可是一句话都没听清。海伦正专注地观察着其中的一个男人。他很消瘦，年纪和她相仿，肤色略微惨白了些。他面朝她们侧坐着，带着个肤色很深但显然是英国出身的女孩。
突然间，一些话语奇怪地从剩下的声音中脱离出来，她们相当清楚地听见他在说：
“你只需要练习，沃林顿小姐；勇气与练习——两者缺一不可。”
“休林·艾略特！我就说！”海伦大叫道。她猛地将头埋了下去，只因男人在听到自己名字的瞬间就抬起了头。牌局进行了几分钟，之后却因为一台靠近的轮椅中断了，上面坐了个丰满的老太太，她在桌边停下，开口道：
“今晚运气好些了，苏珊？”
“好运全在我们这边。”一个一直背对窗口现在又转回来的年轻男人说。他的身型看上去相当结实，长着一头浓密的短发。
“好运吗，休伊特先生？”他的搭档，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士说道，“我向你保证，佩利太太，我们大获全胜全都归功于我们自己玩得好。”
“我得早点上床了，不然根本睡不着觉。”佩利太太解释的声音传来，好似在为她带走苏珊的理由正名。苏珊起身，将轮椅推向了门口。
“他们会找到人替我的，”她高兴地说。不过她错了。他们没打算再找一位牌友，在那个年轻男人用纸牌搭了幢三层楼房（又倒下了）后，他们就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散去了。
休伊特先生转身，正脸向着窗外。她们瞧见他的大眼睛被眼镜给遮挡了，他的肤色粉红，唇须刮得干干净净。在众人之中，这称得上是一张有趣的脸蛋。他向她俩径直走来，不过眼神并没有聚焦在偷听者的身上，而是落在了收起窗帘的某一处上。
“困了？”他问。
海伦与蕾切尔开始想到，有人一直坐在她们附近没被察觉。在影子里有一双腿。一个忧伤的声音在她们头上响起。
“有两个女人。”那声音说道。
石子路上传来拖地的脚步声。两个女人已经溜走了。她们一直跑，一直跑到确定没有眼睛能穿过黑暗盯着她们，跑到宾馆已在远处成了一个方形的影子，上面规则地安插着红色的窟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