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1]谈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2]

高增德

1988年12月，我在访问贺麟先生时，贺老对他谈起了著名学者吴宓研究《红楼梦》的情况。贺老说：“雨僧先生在比较文学方面，可谓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人。他可算得上是早期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人物。用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衡量小说优劣的尺子，还夹杂了不少封建伦理观念。但是，他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与‘西国小说’相比，称赞《红楼梦》‘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肯定他 ‘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为中国小说一杰作。”贺老还说，雨僧先生对《红楼梦》之偏爱，之有深湛的研究，在当时师友中都是知道的。他的记性真是惊人，只要你开个头，他便能给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错。他是较早主张为《红楼梦》正名的人，认为称《石头记》才妥当。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认为“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

在讲到吴宓与胡适对于《红楼梦》考证问题的见解时，贺麟先生说：“雨僧先生不完全同意胡适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就文字技巧而言，一气呵成，应是成于一人之手。当时也有人提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对比有不能呼应的地方，雨僧先生认为这不过是‘小疵’。一部大著作，都难免有些小毛病。”

吴宓与《红楼梦》[3]

缪钺[4]

1937年夏，“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我与吴先生都先后避难南下。吴先生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我则于1938年夏应聘赴浙江大学任教（时校址内迁宜山，1940年初徙遵义）。虽然山川阻隔，但仍时通音问。1944年秋冬间，吴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时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前往成都，路过遵义，住了半个多月。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文学院长梅光迪先生、中文系主任郭斌龢先生都是吴先生的好友，樽酒流连。颇多乐趣。我亦与吴先生欢聚晤谈，畅叙离怀。浙大请吴先生讲演，吴先生讲“《红楼梦》人物分析”专题，阐发《红楼梦》书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见解精辟，师生听者兴致甚高，称为山城盛事。

吴先生是研究中西比较文学之先驱者。当1920年，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化运动》与old and new in china两篇文章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研究”这门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才。他认为，苟虚心多读中外书籍，深入探索，则知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实多互相裨益之处，可以取長补短，开启新途。吴先生最喜读《红楼梦》，掸研深邃。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且是一部阐发人生哲理之书。他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胡适的考证派，也不同于建国以后的“新红学”。他结合中国文化的传统，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与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我经常听他讲《红楼梦》，妙绪纷披，发人深省。至于他研究《红楼梦》的专文已发表者甚多。我记得前几年，曾有人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整理出一个“目录”。

泾阳吴宓[5]

李觐高[6]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污泥中。

——《红楼梦》

每当我想起这几句诗，我总会联想起吴雨僧先生。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早岁留学美国。写过很多讨论有关文学问题的文章，印行过一大厚册的《吴宓诗集》，是文学家而兼诗人，在国内第一流的大学校连续任教达数十年之久，是学者，又是名教授，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用不着我再介绍。

但吴先生有他生活的另一方面，就好像人人都有他生活的另一面一样。要了解一个人，这另一面也许更为重要些。我这篇文章，是想试从这另一面写起。

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过春节后不久，我请吴先生吃晚饭。论年纪，他大我十八九岁；论辈分，论学问，他够作我的老师而有余，高攀说是朋友，原不大合适，不过我跟他有过一段很长的交谊，也是事实。交朋友原也是要门当户对的，既不门当户对，只能算作是有特别缘法了。所以我一提请吃晚饭，他也就很慷慨地答应了。

那天在座的，除开我俩的共同朋友之外，还约了几个仰慕吴先生的同学参加。因为是吃便饭，大家无拘无束，一直谈得很痛快、很投机，也很热烈。吴先生对《红楼梦》之偏爱，之有深湛的研究，在昆明的朋友，是都知道的，我们饭后的话题，很自然地便引到《红楼梦》上去。吴先生的记性，真是惊人，只要你开一个头，他便能滚瓜烂熟地给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错。据他的看法，开宗明义，《红楼梦》应先正名为《石头记》，称之为《情僧录》或者《风月宝鉴》，或者《红楼梦》都不正确。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石头记》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在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前，便肯定地说：“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铁案如山，是不容误解的。说到《红楼梦》考证的问题，吴先生并不完全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就文字技巧上说，一气呵成，应是成于一人之手，像这样的大部头的书，细针密缕，有如一袭天衣，作伪是作不来的。当时也有人提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能呼应的地方，例如金陵十二钗正册上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之无有下文，小红之在前八十回极力描写，后四十回里没有交代等等，吴先生认为这都是“小疵”，一部大著作，吹求起来，都难免有些小毛病。

那天一直谈到夜十二点才结束。三十一年，正是抗战吃紧的时候，我疏散在昆明西郊麻园村住家。出了麻园村有一小段火车路通马街子，地方当局为了保护后方交通，沿车站附近布有岗哨。这晚吴先生带着一群朋友回去，经过岗哨的时候，哨兵突然发出了叫喊：“站住！”顺手好像还把手里的枪托敲打了两下，吴先生一马当先，高声回答：“西南联大教授泾阳吴宓。”对吴先生的天真，我们一直想笑，大学教授究竟值几文钱，哨兵恐怕是没法弄明白的，奇怪的是“泾阳吴宓”这张通行证，竟居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这群朋友安然地回到昆明去了。

吴先生在昆明讲学之暇，还组织了一个石社，是个专门研讨《红楼梦》（应正名曰《石头记》）的文学团体。石社的规定，入社的社员，必先缴一篇阅读《石头记》的心得，方能取得入社的资格。如果肯用自传的体裁，把自己比作《石头记》上某一个人，引伸譬解，夹叙夹议，写一篇短文，他最为欣赏。据说后来成绩不太理想，因为男社员多把自己比作薛蟠，自认是爱情场中之假斯文，女社员几乎千篇一律把自己比作念《太上感应篇》的二木头迎春，吴先生一再叹息地说：“社员们之不肯说老实话，是很显而易见的。”

吴先生自己究竟像《石头记》上哪一个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人说他像贾政，因为他做事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且老是绷着脸，完全一副贾政的面孔，使人一见便生畏敬之心。这里举两个小例证以代说明：一件是吴先生和朋友学生或者任何人有约会，从来不会迟到一分钟，有时他到早了，一定在门外徘徊往返，到他一面举起左手看表，一面去敲门时，不迟不早准是约会的时候。一件是抗战最吃紧的时候，政府号召捐助破铜烂铁，吴先生在房里堆了几十个鞋油盒子，说是要捐献给政府。他之规行矩步而具有书呆子气，这些地方，和贾政是有些相像。不过更多的人把他看作是怡红公子的化身，他的钟情于海伦女士，现在五十开外的平津京沪来的朋友们，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海伦为海上某钜公量珠聘去，雨僧发誓不再娶妻，始终信守不渝。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他从此就绝情于“水做的”了。他在昆明见了年轻朋友，就劝他们追女孩子，他自己仍然有两个相当要好的女朋友。飘零商店的女诗人，便是其中一个。不过吴先生总认为一颗心已送给海伦，跟别个女子只能结个来生之缘，照他的说法，是“今生已矣”。说实话，海伦出嫁后，雨僧无论在心境上，在外表上，实已变成槁木死灰，以雨僧比宝玉，也不能说全没有道理。

不过雨僧自己则是偏爱孤芳自赏的槛外人妙玉。《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有一段是叙妙玉的，兹抄录如下：

〔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孤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他套用《世难容》的原句来描叙自己，仅仅把上引原文改易数字，“你道是啖肉食腥膻”改成“你道是唯物史观腥膻”，“视绮罗俗厌”改成“白话文俗厌”，“青灯古殿”“红粉朱楼”，改为“清华园”等字样，“王孙公子”四个字怎样改的，实在记不起了。[7]

吴先生日常生活之寂寞孤高，细味起来，实亦颇同于栊翠庵里的妙姑。有人说“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吴先生引以自比[8]， 似乎夸张了些，好在文章是允许有夸大一格的，倒也不必细细推求。

论吴宓对《石头记》研究的贡献[9]

杨周翰[10]

关于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比较文学方面说，吴先生不失为一位有意识的拓荒者。关于吴先生这方面的成就，有人已做了初步的总结（参看《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我听说也有人正在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我只想就吴先生对《石头记》研究的贡献略说几句。他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有启发的。

吴先生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比较有系统地用西方文学理论，用中西小说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石头记》的学者之一。从变法维新到“五四”运动，西方观念涌入中华，对小说有了一些新看法，但就《石头记》而言，似乎仍停留在一般欣赏、批点或考证索隐的阶段。与吴先生差不多年代的王国维主要是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阐释这部小说的；而吴先生则是从文学观点阐释，更能说明一些文学特点。同样把这部小说看成是悲剧，王国维是从叔本华的哲学出发，认为悲剧是“示人生最大之不幸”，这种不幸是“人生之所固有”，但“又示解脱之不可已”，他认为这是“美学上最终之目的”；吴先生则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人物的理论来解释宝玉。他说：

亚里士多德……谓悲剧中之主人（tragic hero），不必其才德甚为卓越，其遭祸也，非由罪恶，而由一时之错误，或天性中之缺陷；又其人必生贵家，席丰履厚，而有声于时云云。宝玉正合此资格。（《红楼梦新谈》）

吴先生这种做法是否显得生硬，可以讨论，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吴先生对宝玉的全面分析则是颇具特色的。他说：

宝玉乃一诗人也。凡诗人率皆（一）富于想象力（imagination），（二）感情深挚，（三）而其察人阅世，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准则。（《红楼梦新谈》）

换言之，就是用浪漫派的文艺观来解释宝玉的性格，确实可以阐发出宝玉性格的一些特点。宝玉有用情专的一面，也有用情滥的一面。吴先生着重分析了后面这一点。他引浪漫派作家雪莱、卢梭为例，以说明“用情之滥，如旋风车，如走马灯，实由为想象力所拖引”。同样，宝玉也是“得陇望蜀，心情不专”。这种性格还表现在像卢梭和18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生那样富于同情。“无时无地，不用其情”。此外，“宝玉一生，惟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察人阅世之准则”，不硁硁于真伪、善恶。

把宝玉看成诗人，富于想象，由此而变成一个泛爱论者，他只追求美，不求真与善，确实把宝玉性格特征如画龙点睛点出来了。评点派虽可能也点到过，但从中西比较角度托出此点，则是前所未有的。

吴先生还把卢梭的所谓“二我”说，也就是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应用到曹雪芹身上。他说甄贾宝玉“皆《石头记》作者化身”。这种解释也就是脂评和后来的自传说的解释，但从心理学的“双重人格”理论来解释甄贾宝玉在当时也是很新颖的。

此外，吴先生还把《石头记》和西方小说的内容容量作比较，认为无论乔治·摩尔、德莱塞、左拉、巴尔扎克，“以及托尔斯泰”都是“仅着眼于一点，所叙无非此事。或专写婚姻之不美满，或专言男女情欲之不可遏抑，或专述工人之生活，或专记流氓之得志”，而《石头记》“观察世事，无所蔽而不陷一偏，使轻重小大，各如其分，权衡至当，褒贬咸宜。《石头记》之特长，正即在此”。通过这一比较，他得出结论：“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红楼梦新谈》）这一点当然值得辩论，因为像托尔斯泰的小说，尤其是《战争与和平》，不能说内容不丰富，入人不深，但大体上说，吴先生的观察是成立的。

吴先生还认为《石头记》不像西方小说或某些中国小说，作者插入连篇累牍的议论，不像西方小说做过多过细的心理描述，或做专门的背景描绘。他说：《石头记》“芜词空论，删除净尽。描绘人物，均于其言谈举止，喜怒哀乐之形于外者见之”。关于作者的插话、心理描写或场景的描写，在小说中有其作用，也是小说技巧的一种进步，吴先生出于个人的美学标准，似乎把这些看作不甚可取，但不经过这样的对比，不把西方小说这些技巧作为衬托，《石头记》的特色也很难显出。他指出《石头记》中描写景物，如大观园之布置，不像巴尔扎克或狄更斯描写景物之专列章节，而是在宝玉题对额时烘托出来。又如“叙怡红院中之陈设，则兼写刘老老之醉态”（《红楼梦新谈》）等等。这些巧妙的技巧，评点派可能已点到过，但经过和西方小说的比较，这些特点就更加突出了。

《石头记》的这些特点，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稀奇了，有些甚至在当时也有人看出。对吴先生的某些看法也可能有争议，或被认为是个人欣赏趣味，甚至“迂阔”。但是如果不做中外比较，《石头记》的特色很难更有说服力地突出出来，甚至根本显露不出来。从历史的眼光看，早在20年代开始，吴先生有意识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给人们打开了新眼界的。

记吴宓与西南联大的石社活动[11]

关懿娴[12]

我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翌年修读吴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才开始跟他有接触。

除了《欧洲文学史》，我还选修过吴先生的《世界文学名著》和《文学与人生》的课程。后来曾想过请他指导我做有关《红楼梦》与某部西洋文学名著的比较研究的毕业论文，终因自己力所不及而没有做成，但却为他组织了若干次《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当时曾吸引过不少外系的同学甚至老师，其中哲学系沈有鼎老师每课必到，总是带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子。他原也是吴先生的弟子，求知欲很盛，真正地兼收并蓄。他曾对曹雪芹反映在《红楼梦》中的佛家思想有自己的见解，吴先生最爱点名叫他发言。某次，吴先生一定要他把说过的要点写在黑板上，沈老师携着皮箱子向讲台走去。吴先生大喝一声问道：“你这箱子藏的是什么？是法币吗？干吗要随身带着？”吓得沈老师连忙回转身把箱子放回他原来的座位，弄得我们哄堂大笑。对《红楼梦》的评价，吴先生非常赞同国学大师刘文典的看法：《红楼梦》是古今中外第一部小说。想来只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刘、吴两位大学问家才敢于下这一断语，也才能下这样的断语。吴先生又曾针对胡适所主张的作者自传说，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贾宝玉身上固然有曹雪芹的思想痕迹和人生经历，但还必有这位大手笔的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同时还集中了其他人的模型。这一论证与当代红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是相吻合的，而吴先生的主张在40年代初期便提出来了。对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吴先生一贯的主导思想是文学来源于人生，它反映人生而不是抄袭人生。对这一论断，吴先生是能随口说出中西文学史中的许多事例的。由于吴先生中外古今文学方面的知识极其丰富渊博，加以好学不倦、博闻强记，他本人就像一部专为人们提供咨询的文学百科全书。

吴宓先生：行真守礼[13]

周汝昌

吴宓先生亦平生所拜识的文学巨匠名流，近知先生之日记皆经编整出版，因得重温其中所记涉及我与先生学谊交往的若干片段，恍如隔世。但发现刊印本并非全帙，已遭佚损，颇有残缺。因嘱女儿检搜敝箧劫后幸存的旧信札及诗稿，竟然获有劫余焚剩，不禁喜出望外。因补记于此，诚所谓吉光片羽，莫非至宝。

1952年我到华西大学任教后不久，“思想改造”运动即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紧跟着是高等院校大调整。我是华大唯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归入四川大学，而良友燕园旧同窗凌道新却被“遣发”到重庆北碚西南师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与吴宓先生过从渐密。凌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同语言”的英年才彦。道新兄常常于信中向我展示吴先生为他改定的诗句，于是我有了借吴先生诗集一阅的想法。通过道新兄转达，诗集很快寄来了，我马上写了一首诗向吴先生致谢：

吴雨老赐假其集报以一律

一生倾力诗人事，

老笔精诚合耀芒。

珠玉有时如土弃，

嬛嫏无复植芸藏。

枯槐谈艺欣敷叶钱默存，

碧柳培才惜著行吴芳吉。

海内交游如耆旧，

巍巍鲁殿总堪伤。

我与道新兄分开后，彼此相念，书札唱和往还；至1953年秋冬之际，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很快遍为人知。有一天他来信说，他那校园里已有多人买到《新证》，成为话题热点，所以特意安排，要我务必到北碚一游，藉慰离怀，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并言要组织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此讯遂达于吴宓先生。我将《新证》寄给顾随老师的同时，也将一册寄呈吴先生。陈寅恪先生1919年曾为吴宓先生之《红楼梦新谈》题过诗，我对此记忆尤深，其词云：

等是阎浮梦里身，

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

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

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

付与劳生一怆神。

于是我就步陈寅恪先生韵也作了一首，一同寄给了吴先生和诸位师友：

用陈寅恪先生旧题吴雨僧先生红楼梦新谈韵

自题新证一书并分呈陈吴二老

彩石凭谁问后身，

丛残搜罢更悲辛。

天香庭院犹经世，

云锦文章已绝人。

汉武金绳空稗海，

王郎玉麈屑珠尘。

当时契阔休寻忆，

草草何关笔有神。

书和诗寄出后，不意接到了吴先生的手书一件，全文如下：

汝昌先生：

赐诗及《红楼梦新证》一部，均奉到，拜领，欣感无任。恒于道新仁弟处得悉 雅况，曷胜神驰；寒假切盼来渝碚一游，藉获畅叙并资切磋，兹不赘叙。赐诗甚为 光宠，和诗祈稍假时日，定必作出， 来时请带 锦册，当题写于上。未 奉颁赐以前，已读《红楼梦新证》一过，考证精详，用力勤劬，叹观止矣。佩甚，佩甚。宓不能考据，仅于1939撰英文一篇，1942译为《石头记评赞》，登《旅行杂志》十六卷十一期（1942年十一月），自亦无存，近蒙周辅成君以所存剪寄，今呈 教（他日祈 带还）。此外有1945在成都燕京大学之讲稿，论宝、黛、晴、袭、鹃、妙、凤、探各人之文若干篇，曾登成都小杂志，容检出后续呈，但皆用《红楼梦》讲人生哲学，是评论道德，而无补于本书之研究也。其他所知有关《红楼梦》之时人文字，容后面谈。惟王季真应作王际真，其人与宓相识，济南农家子，清华1923级校友，一向居美国，仅1929夏回国，在京与宓晤谈二三次，当时宓曾在《大公报·文副》中介绍其人与其书。……宓诗集蒙 赐读，甚感，若京中故妻处尚有存，容函询托必当另以一部奉 赠。屡承 索寅恪兄与宓抗战期中之诗，容后时时抄上，久迟为罪，兹寄上（一）“五十生日诗”奉 赠，祈 留存。（二）“梦觉”等诗四页，系在成都燕京时所印，只此一份，故望 带还。诸诗皆“思想改造”以前之作，幸恕其愚妄，而勿罪焉。书不尽意，即颂

文安！

弟 吴宓顿首

1953十二月二日

《谈艺录》承 示，与《余生随笔》有关，又与宓诗集中如卷十三17页亦有关，特默存博学，非宓所可及耳。

即此一札，价抵万金！试看：第一，他将平生读《红》讲《红》的所有论述之见于刊载者，详细晓示。第二，与陈寅恪、钱锺书（默存）等诸位大师名家之关系。第三，他自己的诗作与别家不同，是一部中英诗名篇互译的创新版本，别开生面。第四，他对拙著已有评价，故因《新证》而引起的题诗，也由这里开始逐步增拓而蔚为大观，顾随、缪钺诸位前辈名家，先后咸有和作。第五，王际真是早期英译《红楼梦》的名手，西方读者初窥芹书者，多以王译为启蒙师，影响甚大。先生指出，我将王际真之名误书为“王季真”，应为改正，其治学、行文之谨严，由此小例子亦可推知，何等乐于诲人之高风美意。

这年放寒假，我果于约期前往，并按吴先生所嘱随身携带了锦册。那时成渝铁路已通，凌兄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我一出站，见他伫立栏外，丰采依然，心中无限欣喜。然后乘长途汽车到达了北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山上居住。

我与吴先生的一聚之缘，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节间，地点是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那时西南师院颇有几位老辈名师，吴宓、孙海波、吴则虞等诸位先生是席位最尊的，都应凌兄之请到了座谈小会，还有几位年轻些的，如荀运昌先生、赵璇琮女士……

我与吴先生会面了，没有什么寒暄俗礼套言。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读过他的带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诗集。至于他“视”我为“何如人”，倒不曾想象过——好像是“早就读过的”，今日只是“续前”的一般。

视见先生，印象如何？可是不易“描写”。他生得貌不出众，平常又平常，身上并不带着诗人气质或什么才华风韵，语言也不出奇。我方知他之无奇，一切显得那么平常，才是他的奇处——奇在罕见的一种率真的人格。

文人，“知识分子”，往往是怀才自负，也不甘寂寞，需要“知音”，因而在众中总会寻机会显露一点自家的抱负才能，与众不同之“奇”处。吴先生是与此相反。

然而，出人意想的却是他的无意违众，倒成了他的最大的“逆俗”。

比如，我们相会之目的是为了“红学”，他却并不喜作“成本大套”的“论红宣言”，只是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位教授老师们一样地“闲谈漫话”。有位老师给我写了某一僻书中关于曹雪芹的材料的名称，这时吴先生也补充几句他所知道的，但当别人说了他所不同意的见解时，他却话语多起来，十分直率地表示“不然”“不对”“不是那样”！

那个夜晚，华灯书室，说《梦》话芹，气氛十分热烈而又新鲜，在我这“级别不高”的人生、学术经历中，这样的聚会确是唯一而无二的。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新证》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果然我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给你题一首曲子。

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抄录了他曾为陈寅恪所作虚无夫人小说的一首诗[14]，还为我题写了一首《红楼梦曲·世难容》，其中有云：“……行真人愈妒，守礼世同嫌……”

《世难容》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曹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着巨大的悲剧性。

当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后，他曾特嘱其原配陈夫人代为寄赠来一部当时已然难觅的《吴宓诗集》。可惜这部书与许多珍贵“文物”都随“浩劫”而不可再见了。

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红楼梦》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回忆雨僧师片断[15]

何兆武[16]

先生是熟读中国小说的，掌故之熟，一时无两。有一次谈到吴沃尧，先生顺口解释说，吴沃尧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为他是“我佛”“山人”，其实他是广东佛山人，故尔自称“我”“佛山人”。当时金岳霖老师亦以博览小说闻名。记得有一次金先生讲演，题目是《小说与哲学》，系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邀，由罗常培老师主持。罗先生介绍金先生时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先生读的中国小说。可见两位先生在同侪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课堂上谈论《红楼梦》时，先生对书中的全部诗词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如流，这时候听者也觉得自己仿佛是沉浸在其中。那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不仅古今中外的名著，就连一些流行的通俗小说，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他也熟读。有一次他曾提到，《金粉世家》是仿《红楼梦》的。所记为钱能训（浙江嘉善，北洋时期曾任国务总理）家事。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按一般看法，是不能登学院讲坛的。由此可见先生的眼界之广与识见之卓，他从没有（如人们想象的）把自己局限于所谓士大夫的狭小天地里（我以为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

先生改造了柏拉图哲学，其要旨是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先生名之为the world of truth，另一个则名之为 vanity fair（均为先生的原文）：真、善、美必须求之于前者，而名利场中人则执迷于后者。先生即以此两个世界的学说来解说中外文学作品的义谛。例如贾宝玉一流就是属于第一个世界的，而王熙凤一流则是属于后一个世界的。先生曾撰有一篇《石头记评赞》长文，发挥此义。先生讲《红楼梦》，要求每个同学写出自己的心得，集中放在图书馆里面，供大家借阅，相互交流。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两篇的大意。一篇是评论探春的，认为作者把探春作为一个正面形象，着意描写，过于美化。其实探春对于自己生身母亲赵姨娘采取那么鄙薄而苛刻的态度，是叫人无法同情的。一篇是说，宝玉并非用情不专，事实是宝钗所要求于宝玉的是一套世俗的东西，宝玉也报之以一套世俗的名利；黛玉所要求于宝玉的是崇高的爱情，宝玉也报之以崇高的爱情。在先生的领导之下，实际上（虽然不是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一个红学会和红学专刊。尤其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还能有一批青年人专心致志地探讨思想和学术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联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阕难忘的插曲。

当代讲红学的，大抵似可分为三类。一派是义理派，由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发其端，而先生继之，皆在从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一派是索隐派，以蔡元培先生《红楼梦索隐》为鼻祖，下迄“四人帮”红学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论，都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从中寻找微言大义，硬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强加于古人。一派是考据派，以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为始作俑者。平心而论，胡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功不可没。随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又别开生面，拓展疆域，其贡献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然而无可讳言的是，自郐而下，考据派的路子却越走越狭隘，由自我作茧驯致走火入魔，把红学弄成了曹学，支离破碎、繁琐不堪而又言不及义。曹雪芹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有价值，在于他写了一部不朽的艺术品，现在撇开这部不朽的艺术品的价值不顾，而一味捕风捉影，专门去考据一些与红学毫无关系的私人起居注，终至沦于“演丹麦王子而不要哈姆雷特”的魔障。今后红学的发展，恐怕需要某些红学家们对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乃至价值观首先进行一番必要的自我批判。义理派是要求对《红楼梦》这部不朽的艺术品做出思想理论上的理解和评价的；因此，考据派对于义理派似乎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包括吴先生（和他当年教导过的那批青年学生）的贡献在内。惜乎当年先生指导之下以手抄形式流传的许多篇习作文章，历经离乱，如今恐怕是都已荡然无存了。

在遵义浙大听吴宓讲《红楼梦》[17]

王树仁[18]

吴宓教授以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红楼梦》，和王国维先生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在当时都起到了开拓红学研究新领域的重要作用，使人耳目一新。笔者有幸于1944年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听过吴教授一次有关《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报告[19]。他以中外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与《红楼梦》人物做对比分析，并纯熟地背诵出作品原文；他以其高超驾驭文学语言的能力，把问题讲得既透彻又生动，包括不少文科教授在内的听众，如醉如痴，无不为他的深刻分析、精辟见解所倾倒。这次报告以后，遵义街头巷尾都在摆谈《红楼梦》人物，古城蓦然刮起了“吴宓风”。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有人说吴宓的报告，当场如能一字不误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绝妙的散文。听过这次报告，确有同感。

* * *

[1]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 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受吴宓先生影响，立志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事业。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时曾与吴宓先生同住一室，其后一直与吴宓先生保持交往。

[2] 1992年9月13日《文摘报》摘自《社会科学报》第322期载高增德文。

[3] 本篇两段文字，节录自缪钺《回忆吴宓先生》，原载黄世坦编同名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北京大学肄业。久任中学、师范国文教员。1938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46年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1月起，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5] 本文摘自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所刊李觐高撰《泾阳吴宓》一文。

[6] 李觐高（1910—1987），河北元氏人。1936年北京大学毕业，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员，西安市政府任秘书长，其后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科长，1949年随部迁往台湾，任“行政院”参事。

[7] 编者按，作者上述记忆有误，吴宓1939年感怀身世，所作新红楼梦曲之（七）〔世难容〕，与李君记述多有不同。

吴宓原作如下：“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唯物论腥膻，白话文俗厌。却不知行真人愈妒，守礼世同嫌。可叹这，危邦末造人将老，辜负了，名园丽景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碌碌违心愿。只赢得，花落无果空枝恋。又何须，高人名士叹无缘。”

[8] 此系误传，盖吴宓从不曾引“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以自比。其所作〔世难容〕在此二句后，有自注说明此事：“昔当一九三四年春，在清华古月堂西餐社座中，会食闲谈。同人以《石头记》中人物方今之人。刘文典君（叔雅，合肥）口诵此二句，曰：宓应比槛外人妙玉。宓亦窃喜，故宓是年五月六日《感事》诗有‘隔世秾欢槛外身’之句。此乃本曲所托始，否则宓何敢自比妙玉，更何敢掠用此二句之原文乎？”

[9] 本篇节录自杨周翰《吴宓——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原载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 杨周翰（1915—1989），原籍江苏苏州，生于北京。1939年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46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研习英国文学，历时三载。毕业后，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从事整理汉学书籍工作。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

[11] 石社是西南联大喜读《石头记》的师生自发组织的一个文学研究社团，定期讨论《石头记》，交换读《石》心得。社员所写论文，曾编辑成册，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供众阅览。本文节录自关懿娴《忠厚长者，博学多闻——忆吴雨僧师》，原载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

[12] 关懿娴（1918—2020），女，广东南海人。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大、中、小学教师。后留学英国，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曾发表《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曹雪芹先生替我们完成了一个和平的文学革命》（重庆《华声》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1945年1月）。

[13]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9年4月11日 《文汇报·笔会》。

[14] 编者按，吴宓所题之诗题为《题陈慎言所作虚无夫人小说》，原作于1934年。周汝昌误以为《虚无夫人》为“陈寅恪所作”，是记差了。吴学昭《周汝昌的北碚之行》（发表于《文汇报·笔会》2009年5月21日）一文对此做过订正。

[15] 本文作于1990年，摘自《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103—10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6] 何兆武（1921—2021），原籍湖南岳阳，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曾任职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后长期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译著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

[17] 本文摘自王树仁《豪华洗尽见真淳——写在吴宓教授逝世十周年》，作于1988年元月，文经缪钺教授修正、补充。原载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

[18] 王树仁，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东北财经学院、遵义医学院图书馆等。

[19] 指1944年10月6日晚，吴宓先生应浙大外文系学生会之邀，在社会服务处为外文系及大众讲《红楼梦》，听者拥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