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加州之后，虽然生活和工作仍然举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进步，能较多做研究，惟课业仍不专一，这可从我选修的课程名称和我写的报告看出。在主图书馆的研究室，我获得良好的设备，起初是在讨论室有一张桌子，以后四一六号房，即福莱尔室由我独用，从阳台外望，景色壮丽。介绍我来加大的信件，措词之好犹如介绍我到芝加哥大学，我可以随便听若干课程。我听了亚当斯教授的理论学和哲学史课程，盖久瑞（cajori）教授的数学史和路易斯（e.p.lewis）教授的光谱学。我还听了路易斯（c.n.lewis）教授的化学课程和路易斯（c.i.lewis）教授的哲学课程。加州大学有三位路易斯，人们以物理路易斯、化学路易斯和好人路易斯来辨别他们，好人路易斯确是一位好人。尽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动和分心的事物，我仍然完成几项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颜色代数并写了一篇温度逻辑的报告。美国数学学会在史坦福开会，由盖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会上宣读一篇名为《继续数学归纳》的论文。我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日记上记载说，那篇论文殊少引起人们兴趣。

除选修上列教授的课程外，我还有幸在教职员俱乐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乐部的“礼貌会员”（courtesy member），常在那里用餐，甚至弹钢琴。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人类学大师克罗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学教授罗文伯（loewenburg）和数学教授柏恩斯坦。福瑞尔（freyer）教授退休后将其房间交我使用，我们多次谈到中国，我在中国时便知道他有中国名字——傅兰雅。在杜威教授访问旧金山时候，我曾会晤他，谈起他预期的中国之行以及对胡适的回忆。劳德拜克（louderback）教授和我谈起他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中国之行。多年后，我在柏克莱任教，我们两个都参加教职员一次聚会，他在前排讲话，我坐在后排，有人高呼：“声音大一点！”我失掉做双关妙语的机会，事后才想起，我应该高呼：“声音大一点，在后面我们听不到！”（译者按：“声音大一点”英文为louder，“在后面”英文为back，连起来为louderback，即讲话人之姓氏。）一九三九年旧金山举办世界博览会，我则及时做了双关妙语。在无线电访问中，林克赖特（arthur linkletter）问我：“赵教授，中国有没有语文拉丁化运动？”我答称“噢，林克赖特先生，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连接字体来写中文”，博得播音室听众满堂彩。（译者按：“连接字体”英文为link letters，即访问者之姓氏。）

这次在加州停留期间，在音乐方面我颇为活跃。我去听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演奏，并看满头蓬乱长发的赫兹（alfred hertz）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以及《一八一二年的序曲》等等。我参加了发维尔（arthur farwell）教授的合唱团在社区演唱。我还爬上萨瑟钟楼（sather tower）看费涉（fisher）先生敲钟，主调从c到高e，加上ff#及bbb。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是在希腊戏院参加“爱莲”的演出。我参加是由于剧团呼吁学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预演的时候，我看到导演、经理、舞曲指挥及无忧无虑的主角之间，发生多次争吵。我在日记上记载这种混乱情形说：“舞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五月二十八日，我看到喇叭手将乐谱夹在喇叭的架子上，他们记不住吹奏51，2-5-23，3-4-1-3-21吗？在幕与幕之间，我走到窦图书馆（doe library）四一六号我的房间为自己照了一张身穿教士袍的相。为了得知报纸报导的真实程度如何，请看次日旧金山的《询问报》：“……演员动作从容精确，主角声音优美……合唱团显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绝不含糊的协合一致……甚至临时演员（我是其中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丝丝入扣……”括弧里面的字是我在日记上加的。

旧金山纵然就在海湾那边，我并不常到“城里”去，尤其在海湾大桥未建成前，交通并不那么容易。但我确曾去过斯托克顿街上的“东方旅馆”，一九一〇年我从中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就住在那里。我也欣赏乘坐渡船，观看海鸥随船飞舞，听由旅客们将花生米抛掷天空喂给它们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鸥如何能同时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课外活动以及加州的气候纵然对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时好时坏。强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后接着又来一次，是一项经常性心理苦难。柏恩海姆大夫诊断为胃下垂，命我用x光检验，并要我带上支持带，其后情况便大为改善。我确曾锻炼身体，如在青年会做体操训练，爬灰熊峰（grizzly peak）和塔马陪山（mount tamaplais），这些都对我有好处。不过关于我的每天计划，我仍然觉得那些时日我的日记极为内向：“试图作好”，“一天虚度过去”（几次这样写），“难以名状的一天”等等。五月十七日，我耗费一整天和中国领事馆周围的人们打麻将（发誓戒绝了七年）、饮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写了七页日记，然后向基督祈祷，虽然我从不相信传统的正教教义。

除了我的工作计划未定之外，还有不同机关、不同行业聘我任职的函件，使我左右为难。二月八日，我接获尼柯斯教授来信，说康奈尔可能有一物理讲师缺，请我担任。这使我失眠两小时，直到我决定如果给我这个职位，我便接受。二月十三日，我接获侯恩雷教授来信，重派我为谢尔登哲学研究员一年。我写了四次复信稿，最后谢绝。三月廿四日，我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康奈尔以前同学胡适与任鸿隽来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学，如果我想去欧洲一年，答应付我旅费，像似让我提前休假。这使我大半夜脑子转来转去。三月二十四日，我获尼柯斯教授信，说我担任讲师“几乎已成定局”，于是我出外宵夜以示庆祝。几天后，墨瑞特教授写信给我说，他高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是短暂的，六年后我附一短柬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后去康奈尔之前，我的计划仍有一些纠缠。四月间，中国成立教育委员会，委员包括汪精卫、蒋作宾、郭秉文、陶履恭（孟和）等人。郭秉文身为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请我到他那里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哲学，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又被搅得举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区合唱团唱歌时，音乐失去意义，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计划。几天后，我复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谢绝他们两人的厚意。

我计划东行，惟仍于六月初再一次游览约赛米提山（yosemite）。我于两小时内爬上崖边小径（ledge trail）直到冰河点（glacier point）。那条羊肠小道陡峭而窄小，一般人多称它为“所谓的小径”（alleged trail）。在平衡岩（balanced rock）我的双足悬垂于二三千英尺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种危险地方照了一张相。（以后那块岩石用篱笆围起，使得人们不能爬到边缘。）最后我返回柏克莱住了两夜，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我写道“从现在起，我要进入生活新页”，并发觉“柏克莱在美丽晚霞与云影中逐渐离开我”。我的本意是说一声再见，殊不知多年后我可以说，我住在加州柏克莱，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时间都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