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奈尔一共住过三次：第一次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五做学生；第二次做物理教师；以后在一九六九年做客座讲师，主讲两种以上课业混合问题。在第二次停留期间，不论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觉得生活饶有平和及兴趣。一九一九年六月，我离开柏克莱到伊萨卡绮色佳之后不久，便安顿在布来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号一家舒适的寄宿舍，比我做学生时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号更近于校园。我来得早，得以参加六月二十日康奈尔五十周年校庆。在庞大武库馆（armory）内有几千宾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听到人们演说，那时的音响设备不似以后那样有效，集会不得不移到贝莱堂（bailey hall）举行。庆祝活动还包括在方院西边康奈尔铜像的揭幕。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我第一次上堂讲课，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草稿。不久，不带草稿讲课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然而我承认带草稿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我还教大二学生物理十四号试验和高深的物理廿五号试验。我和同僚葛兰载（guy e.grantham）一同试验无线电话，我们使用几百码电线，以便能从洛克菲勒馆三楼和二楼通话。重要的当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从一层楼通话到另一层楼，你同样可以从一洲通话到另一洲。虽然我通常对于我的职责小心谨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习性——我在大二时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绰号——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我的学生正在走进，他们问我：“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我说：“当然要来上课！”我去到体育馆做了一小时的运动，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我以为十二点钟课时，课室空无一人！然而我确实声明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是守时的。有一次，约会我的女友周淑安游览纽约市后，我赶乘夜车适时到达伊萨卡，在洛克菲勒馆上早晨八点钟的课。时至今日，人们仍可在物理大楼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师的名单。

为了我自己的兴趣，我旁听了毕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欧文思（p.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课，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质学课程，我也去听。欧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写信给他总写“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于任何课程相比，并未好多少；我看的书籍有《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维尔斯（h.g.wells）著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s）；皮尔逊（pearson）著的《科学纲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爱伦（ellen key）著的《爱情与结婚》（love and 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学问失误》（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类经验中上帝之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统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内（adeney）著的《圣经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维生》（what men live by）。对于弗洛伊德所著《隽智与不自觉》（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这样的记述：“弗洛伊德了解隽智，可是他自己却粗俗而不隽智。”对于康德所著《纯粹理性批判》，我说：“这是一册重要书籍，但像韦星格（vaihinger）那样有才具的人花费大半生光阴，撰写一册接一册的专书研究它，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所有这些书籍当然是教学及研究物理必要阅读书籍之外阅览的，我最不喜欢的一本物理书是鲍恩亭（poynting）与汤普逊（thompson）合著的，我不记得是《热学》还是《机械学》。

我在语言方面的兴趣在那些年代多少还保持。我是中文《科学》月刊在美国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阐明中国国音字母与东方声音之相互关系。一九二〇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讨论此事，我说：“一、中国必先统一然后方能专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暧昧不明可借字体多音节而免除。许多方言的口语大多是多音节的。三、拼音系统可适用于学术及科学的复杂领域，尤其是科学方面音译的外国字。”事实上，在说完此话后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国语统一委员会”，并撰写及灌音一套国语唱片。

在音乐方面，在康奈尔这一年，我颇为活跃。我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谱上和声，并领导中国学生合唱团。我甚至从布来恩（laura bryant）小姐学习声乐，在参加贝莱馆举行的庆典合唱团（festival chorus）之前达到高bbb。一九二〇年二月，我定购一根价格四十元的竖笛，结果买了价格一百一十五元的乐器，当年自然算是极高的价钱，我去听音乐演奏，并观赏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挥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响曲》，他指挥小提琴手用指弹的动作，只用眼睛摆动，而不用指挥棒。在贝莱馆举行的一次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会中，第一乐章演奏过后电灯突然熄灭，电线被我在日记上所记“（非）美国（不）荣誉军团”（“un”american legion of“dis”honor）伊萨卡站一群人员割断。一名招待员用手电筒协助演奏者，许多听众，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电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独奏人借反光看谱，继续演奏。学生们和搅乱人在外面发生扭斗，最后终于恢复秩序，电线接通，音乐会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毕。反对克莱斯勒的理由，自然因为他是奥国人，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一年左右。

伊萨卡为美国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静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极光，我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第一次看到。我在伊萨卡做了五年学生，本该适应那里的气候，不过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馆物理第十四试验室，室内温度竟为华氏四十六度，对伊萨卡来说也是不常见的，我习惯了加州的温和气候，觉得颇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时发作，常伴随情绪抑郁而来。有一次，我在夜半醒来，试图召唤两位医生，他们都不要来，我的房东鲁斯（luce）先生给我一些溴化物（bromide），我竟然好啦。这一年我住医院只有一次，二月十五日，体温华氏一百度，脉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场合，完全是愚蠢导致生病。“中国科学社”那时成立未久，一些发起人试图节省原本不丰的收入来支持它。我的康奈尔同学j.c.s.tung发起吃经济饭比赛，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钱，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们两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学社”那时已迁到上海，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几乎已能自给自足。

截至现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尔的朋友；似乎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时期为多——年长的朋友、年轻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伊萨卡停留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一封通函寄给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写的而加以复印。自那次之后，我寄送四次那样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长，我称之为“绿函”，因为是用绿封面装订，或用绿色标题。这一次在康奈尔，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时我带着他的女儿路易丝和裘丽亚去看电影。我看到康奈尔高班同学r.w.king，一九一二年班，我想是在纽约看到他。我给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给我看“伟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称之为朋友的一位访客是南京来的卜莱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乡江苏常州话畅谈。另外一位访客我知道得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会的罗勃生博士，他到物理实验室拜访我。几年前我听过他在南京演讲，我注意到他说的中国话完美无疵，带一点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时我的年龄，我该对女孩子发生兴趣，我也的确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郑（t.n.kwong）、瑞葩·贝夫见面，尤其和周淑安见面时候最多。我也和欧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后为merrihew太太）及许海伦（helen huie）约会，并带邝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电影（译者按：此电影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写小说改编）。我和比我大几岁的菲珀黛保持友谊，在我割除盲肠的时候，她是照看我的护士。在康奈尔那一年，多数时候我专和周淑安约会，每当我去剑桥，必去看她，并和她一起到纽约游玩。我写长信给她，在若干日记上以第二人称称呼她，在几天乐趣之后回到伊萨卡，我便觉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译者孤陋，不解其意，经请教懂德文友人，据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为某种勇气不时袭上心头）。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为第一，在那个年代，处世的标准远比以后严格，任何身体上的亲近极不寻常；第二，我们两人都已订婚：我在儿童时代即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订婚，前文我曾提到过，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订了婚，她的未婚夫是一九一〇年送来美国的清华同学。我的确给我舅父冯聃生及其他亲戚写过信要求解除婚约，可是他们和我自己都不太认真办理这件事，直到我返国后和别人发生感情。

我在康奈尔做讲师，当然是每年签约。一九二〇年春，我接到施赞元自华盛顿来信谓严鹤龄博士拍电给他，要我下年到清华教数学。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诉我，我可以向康奈尔要求休假一年，然后再来。我寻思了几天，最后接受清华的邀请。去国十年，我觉得回国确具极大吸引力，此外，回国还有解决我个人问题的机会。

在康奈尔这一年，我的犹豫不决以及内向个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莱“旅行”那一年那么坏，可是我的日记上仍有这样几段：“决心彻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圣徒”（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日记）（译者按：年代似有错误）；又：“我怀抱乐观的固执态度，和组织一切经验使之成为一个大计划、让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与比重的习惯，使我心境平衡，充满和平，我觉得在生理上对我发生极大影响，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惧的烦恼”。（一九二〇年七月廿四日日记）（上段是我决定回国后不久所写。约一年后，我在日记中寻找以上两段，并未找到。但我确曾写过，一定误放在其他笔记簿内，而未放在日记簿中。）

一旦我决定返回中国，纵然最后准备仓促，一切总算进行顺利。我发出几十个变更地址的明信片，装上手提包和衣箱准备随身携带，另外一只大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托运到旧金山，还有三箱书籍及打字机装船海运。当我横越北美大陆之际，在换车地点，我还有时间访问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并和叶企孙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荡舟。我在旧金山搭乘中国邮船公司一万四千吨的“尼罗”号，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廿五日下午一点十二分在手帕挥舞、彩带飘扬、汽笛长鸣声中缓缓驶离我停留十年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