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正在升起。它缓缓地爬上了地平线，抖落出一片光辉。可这天空太广袤了，万里无云，要洒满阳光需要些时间。渐渐地，渐渐地，云朵变成蓝色，森林里树叶开始发光，树下一朵花在闪光，野兽们的眼睛——老虎、猴子、鸟儿，都在闪光。慢慢地，整个世界从昏暗中出现。大海就像一条巨大无比的鱼，不计其数的鱼鳞闪着金光。阳光照到了法国南部犁沟条条的葡萄园，小葡萄藤变成紫色和黄色；阳光穿过白墙上百叶窗的一条条缝隙。玛吉站在窗前，看着下面的庭院，看到丈夫的书被顶上葡萄藤的阴影分割成一道一道；他身边立着的镜子也发着黄光。干活的农民的号子声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

阳光穿过英吉利海峡，徒劳地拍击在如厚毯子般的海雾上。光线缓慢地渗入伦敦上空的薄雾，照在国会广场的雕像上，照在旗帜飘扬的白金汉宫上，而国王身上盖着蓝白米字旗，躺在弗洛格摩尔宫的墓室里。天气比往日更热。马儿从水槽里喝水，鼻子嘶嘶地喷着气；它们的蹄子踢踏着，把乡村大道上的路脊踩得如石灰一般又硬又脆。山火撕开荒野，在身后留下烧焦的枝条。正值八月，是度假的季节。宏伟的火车站的球形玻璃屋顶熠熠生辉。旅行者们跟着推旅行箱的行李搬运工，手里牵着狗，眼睛盯着黄色圆钟的指针。在所有的车站里，火车都准备好了向目的地挺进，穿过英格兰，向北部，向南部，向西部进发。列车长举着手站着，这时候手里的旗子往下一挥，茶水锅炉一滑而过。火车摇摆着出发了，穿过修着柏油小径的公园，经过工厂，开进空旷的原野。桥上站着钓鱼的人抬头看着，马儿慢跑着，女人们走到门口，手遮着眼远眺着；火车烟囱冒出的烟，飘过玉米地，一个个大圆环飘落下来，罩到了树上。它们轰隆隆一直前行。

在维特灵的站场上，钦纳里太太的旧马车在等着。火车晚点了，天气很热。花匠威廉坐在箱子上，穿着浅黄色外套，纽扣是镀铜的，正挥手赶着苍蝇。苍蝇很是烦人，在马儿们的耳朵后面聚在一起，褐色的一堆一堆。他挥舞着马鞭，老母马踏着蹄子，摇着耳朵，苍蝇又聚集起来了。天太热了。炙热的太阳晒着站场，晒着推车和等着火车的出租马车、二轮小马车。终于信号发出了，一股烟吹过了篱笆，不一会儿人流就涌入了站场，其中就有帕吉特小姐，手里拿着包和一把白伞。威廉碰了碰他的帽子。

“对不起，晚点了。”埃莉诺对他笑着说。她认识他，她每年都来。

她把包放在座位上，往后坐在了白伞的阴影下。车厢里的皮座面在她背后发烫，太热了，比托莱多还热。他们转进了高街，热度似乎令一切都昏昏欲睡、寂静无声。宽阔的街道上满是行李和推车，缰绳空悬着，马儿也垂着头。见过了国外集市的喧闹，这里显得多么安静！穿长筒靴的男人们靠墙站着，商铺里拉开了遮阳篷，人行道上一条条的阴影。他们要去取包裹。在鱼贩的店铺他们停了停，递给了他们一个湿湿的白包。在五金铺他们停了停，威廉拿回了一把长柄大镰刀。到药铺他们也停下了，不过这次得等着，因为药剂还没有配好。

埃莉诺坐在后面白伞的阴影下。空气似乎都因为热而嗡嗡作响。空气里似乎散发着肥皂和化学制品的气味。英国人真是洗得干净啊，她看着药铺橱窗里黄色、绿色、粉色的肥皂，心想。在西班牙，她几乎没怎么洗过，她就站在瓜达基维尔河边干燥的白石头上，用手帕把自己擦干。在西班牙，所有东西都被烤得皱巴巴的。但这里——她朝高街看去，每一家店里都摆满了蔬菜、发亮的银鱼、黄爪子嫩胸脯的小鸡、水桶、耙子和手推车。人们也那么友好！

她注意到人们总是碰碰帽子、握握手，就在马路中间停下说着话。这时药剂师出来了，拿着一个薄纸包着的大瓶子。瓶子被收到了镰刀下面。

“今年的蠓虫很厉害吗，威廉？”她认出了药瓶，问道。

“太糟了，小姐，太糟糕了。”他碰了碰帽子，说。她知道他的意思，自女王登基五十周年以来第一次这么严重的大旱，不过他的口音、单调的语气，还有多赛特郡特有的说话韵律，让人听不清他说的话。他挥着马鞭，他们继续走着，走过集市的路口，走过红墙带拱门的市政厅，走过一条满是弓形窗的18世纪房屋的街道，那是医生们和律师们的住宅；走过池塘，池边的白柱子间牵着链条，一匹马正在那儿喝水；接着走进了原野。道路上铺满柔软的白灰，树篱上挂着铁线莲编成的花环，似乎也满是尘土。老马渐渐开始机械地稳稳地慢跑起来，埃莉诺靠坐在白伞下面。

每年夏天她都会到莫里斯的岳母家看他。算来已经有七八趟了，但今年不同。今年一切都不同了。父亲过世了，房子关了，她此时和哪里都没联系了。在发烫的街巷中颠簸地穿行着，她昏昏欲睡地想着，我现在该怎么办？在那儿住下吗？她经过一条街当中一栋看上去非常体面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别墅，心里想着。不，不能住在乡村，她想；他们慢慢摇摆着穿过乡村。那边的房子怎么样，她看着树丛间一座带阳台的房子。接着她又想到，我会变成一个拿着剪刀剪下鲜花，一家家村舍去敲门的白发老太太。她不想去一家家村舍敲门。而那个牧师——一个牧师正骑着自行车上坡——就会来和她一起喝下午茶。可她不想牧师来和她喝茶。这里一切都那么干净，那么崭新，她想；他们正穿过村庄。一个个小花园明媚灿烂，开着红花和黄花。接着他们开始遇上了村民们，一个小队列。几个女人拿着包裹，婴儿车的盖被上有个东西在发着银光，一个老头把一个毛茸茸的椰子扣在胸前。她猜这里刚刚有一个义卖集会，现在人们正在回家。马车缓缓经过时，他们让到路旁，目不转睛地好奇地盯着坐在绿白伞下的那位小姐。此时他们来到了一座白色大门前，轻快地跑过一条短短的林荫道，马鞭一挥，在两根细柱子前停下，门口的刮泥刷子就像毛刺耸立的刺猬，门厅的门大开着。

她在门厅里等了一会儿。从明晃晃的路上进来，眼前有些模糊不清。所有东西看起来都灰蒙蒙的，虚化而温和。地上的毯子都褪了色，装饰画也褪了色。就连壁炉上方戴着三角帽的海军上将，也带着一副褪了色的雅致的古怪表情。在希腊，总是令人感觉回到了两千年前。在这里感觉总是在18世纪。她把伞放在长餐桌上瓷碗的旁边，瓷碗里放着干的玫瑰花瓣。她想，和英国的所有东西一样，过去似乎近在咫尺，熟悉又亲切。

门开了。“噢，埃莉诺！”她的弟妹喊着，穿着宽大的夏装跑进了门厅，“看到你真太好了！你晒黑了！快到这里凉快凉快！”

她带埃莉诺进了客厅。客厅的钢琴上散乱地摆着白色的婴儿服，玻璃瓶里粉色和绿色的水果闪着微光。

“我们太乱了，”西利亚说，陷进了沙发里，“圣奥斯特夫人刚刚才走，还有主教。”

她拿了一张纸扇着风。

“不过太成功了。我们在花园里搞了个集市。他们演出。”她拿着扇风的正是节目单。

“表演戏剧？”埃莉诺说。

“是的，莎士比亚的戏剧。”西利亚说，“是《仲夏夜之梦》，还是《皆大欢喜》？我忘了是哪个。是格林小姐组织的。真高兴天气很好。去年下着大雨。可我的脚太痛了！”落地窗开着，外面就是草坪。埃莉诺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拖着桌子。

“真是一件大事！”她说。

“是的！”西利亚喘着气说，“圣奥斯特夫人和主教都来了，有打椰子游戏，还有猪；我觉得办得非常成功。他们都玩得很高兴。”

“是为教堂办的？”埃莉诺问。

“是的，要建新的尖塔。”西利亚说。

“真是件大工程！”埃莉诺又说。她看向外面的草坪。草地已经被晒得发黄，月桂树丛看起来也枯萎皱缩着。树丛旁放着桌子。莫里斯拖着一张桌子走过。

“西班牙好玩吗？”西利亚问，“看到好东西了吗？”

“哦当然！”埃莉诺喊道，“我看到了”她停下了。

她看到了许多好东西——建筑、山脉、平原上一座红色的城市。可她该怎么来形容呢？

“待会儿你一定要全都告诉我。”西利亚说，站起身来，“我们该准备了。不过，恐怕，”她说，费劲而略显痛苦地爬上宽阔的楼梯，“要请你当心一些，因为我们非常缺水，那口井……”她停下了。那口井，埃莉诺记得，在炎热的夏天总是会枯竭。她们一起走过宽阔的过道，经过那个黄色的老地球仪，上方挂着那幅令人喜爱的18世纪肖像画，钦纳里家所有的小孩都穿着长衬裤或黄色棉布长裤，围着父亲和母亲站在花园里。西利亚手放在卧室门上停了停。鸽子咕咕的叫声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

“这次安排你住蓝色房间。”她说。通常埃莉诺住的是粉色房间。她朝屋里扫了一眼。“希望不缺什么东西了——”她说。

“是的，我确定什么都有了。”埃莉诺说。西利亚离开了。

女仆已经把她的行李都打开了。东西都摆在那儿了，在床上。埃莉诺脱下连衣裙，穿着白色的衬裙洗着脸，有条不紊又小心翼翼地，因为他们缺水。脸上被西班牙的阳光晒伤的地方，现在被英国的阳光晒得刺痛。她的脖颈就像被涂成了棕色，和胸膛被截然分开，她想着，在镜子前穿上了晚礼服。她快速把厚厚的头发扭成一个卷，头发里已经有了白发；她在脖子上戴了首饰，一个红色的水滴形吊坠，就像冷凝的树莓果酱，中间有一粒金色种子；然后瞟了一眼这个四十五年来如此熟悉以至于视而不见的女人—埃莉诺·帕吉特。她正在变老，这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前额生出了横纹，以前肌肤坚实的地方长出了沟壑。

我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呢？她问着自己，再次把梳子梳过头发。眼睛？她看着自己的眼睛，眼睛笑意盈盈地回看着她。眼睛，是的，她想。曾经有人赞扬过她的眼睛。她使劲睁大眼睛，而不是挤在一起。两只眼睛周围都有几条白色的细纹，那是她眯起眼睛为避开雅典卫城、那不勒斯、格拉纳达和托莱多的刺眼阳光而形成的。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她想，有人赞扬过我的眼睛。她装扮完毕。

她站了一会儿，看着晒得焦干的草坪。草几乎变黄了，榆树开始变成褐色，红白相间的奶牛在凹陷的树篱外面那头啃吃着。可是英国令人失望，她想，它很小，很漂亮，她对她的祖国没有喜爱之情——什么都没有。接着她下了楼，她想尽量能单独见到莫里斯。

可他不是一个人。她走进去时，他站起身来，把她介绍给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微胖的白发老人。

“你们认识，对吧？”莫里斯说。

“埃莉诺——威廉·沃特尼爵士。”他开玩笑似的略微强调了一下“爵士”两个字，埃莉诺一时之间有些困惑。

“我们曾经认识。”威廉爵士说，走上前微笑地握着她的手。

她看着他。这是威廉·沃特尼——许多年前常来阿伯康排屋的老达宾？是的。自从他去了印度，她就再没见过他。

我们都像这样吗？她问自己，看着这个她曾经认识的男孩如今头发斑白、满脸皱纹，脸色发红又发黄——他差不多也秃顶了，又看到弟弟莫里斯。他看上去也秃顶了，精瘦，但毫无疑问他正当盛年，和她一样？或者他们也都突然变成了老古董，就像威廉爵士一样？这时她的侄子诺斯和侄女佩吉跟着他们的母亲一起进来了，于是他们一齐进去用餐。老钦纳里太太在楼上用餐。

达宾是怎么变成了威廉·沃特尼爵士？她想着，看着他。他们吃的是刚才用湿答答的小包带回来的鱼。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河里的一条船上。他们坐船去野餐，他们在河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吃的晚餐。是在梅登黑德，是吗？

他们谈起了义卖集会。克拉斯塔赢了那头猪，格莱斯太太赢了镀银的托盘。

“原来那就是我在婴儿车上看到的东西。”埃莉诺说，“我遇上了义卖集会的人回家。”她解释说。她描述了那队人的情形。然后他们谈论着义卖集会。

“你不妒忌我的大姑姐吗？”西利亚转向威廉爵士，说，“她刚从希腊旅游回来。”

“真的吗？”威廉爵士说，“希腊哪里？”

“我们去了雅典，然后去了奥林匹亚，去了特尔斐。”埃莉诺说，把通常的套路背诵了一遍。他们显然说的都是纯粹的客套话——她和达宾。

“我的小叔子，爱德华。”西利亚解释说，“喜欢去这些令人愉快的地方旅行。”

“你记得爱德华吗？”莫里斯说，“你以前不是和他同级吗？”

“没有，他比我低。”威廉爵士说，“但我当然听说过他。他——我想想看——他是——很了不得的人，对吗？”

“对，他是他那个圈子里数一数二的。”莫里斯说。

他并不妒忌爱德华，埃莉诺想；不过他的语气里有某种含义，她明白他在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爱德华的做比较。

“他们都喜欢他。”她说。她笑了，她看到爱德华在为一队队热诚的女教师们讲课，讲的是关于卫城的课题。她们拿出笔记本，匆匆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他非常宽容，非常善良，一直在悉心照顾她。

“你们见到了大使馆的什么人吗？”威廉爵士问她。接着他纠正了自己，“不是大使馆，对吧？”

“不是，在雅典不是大使馆。”莫里斯说。说到这话题转向了，大使馆和公使馆有什么区别？接着他们开始讨论起巴尔干半岛的局势。

“过不了多久那里就会有麻烦。”威廉爵士正在说。他转向莫里斯，他们讨论起巴尔干半岛的局势来。

埃莉诺的注意力开始游离了。他都干了些什么？她在猜想。他说的某些词、做的某些动作让她回想起三十年前的他。如果眯起眼睛看的话，他身上还是有些曾经的达宾留下来的影子。她半闭起眼睛。突然她记起来——就是他曾经赞扬过她的眼睛。“你姐姐的眼睛是我见过的最明亮的。”他说过。是莫里斯告诉她的。而她把脸藏在报纸后面，隐藏着内心的喜悦，那是在回家的火车上。她又看着他。他在讲着话。她听着。对于这间安静的英国餐厅而言，他似乎显得过于高大，他的声音隆隆响着，发散开去；他要的是一屋子的听众。

他正讲着一个故事。他说的句子短促破碎、紧张有力，就像是被一个环包围着——这是她喜欢的风格，但她没听到开头。他的杯子空了。

“给威廉爵士再倒点酒。”西利亚低声对紧张不安的客厅女侍说。有人对餐边柜上的酒瓶动了些手脚。西利亚不安地皱着眉。埃莉诺回想起，那是从乡村里来的一个女孩，不懂她干的活。故事正达到高潮，但她错过了好几环。

“……我发现自己穿着一条旧马裤，站在一把孔雀花的伞下，所有好人都抱着头蹲在地上。‘老天，’我心想，‘要是他们知道我觉得自己是个讨厌的蠢蛋！’”他伸出酒杯，等着倒酒，“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学会我们该干的活儿的。”他说。

当然，他在吹牛，这是自然。他回到英国之前，统治着一个“和爱尔兰差不多大的”地区，他们总是这么说；之前没人听说过他的消息。她有一种感觉，这个周末她会听到一大把故事，沉着平静，不动声色地说着他的好话。不过他讲得很好。他干过许多有趣的事。她希望莫里斯也能讲讲故事。她希望他能自信地表现自己，而不是靠在后面，把手扶在额头上——有伤疤的那只手。

我是不是不该鼓励他去当律师呢？她想。父亲本来是反对的。可是木已成舟，也就这样了；他结了婚，生了孩子；不管他想不想，他都得继续下去。事情都是如此不可改变，她想。我们做我们的尝试，然后他们尝试他们的。她看着侄儿诺斯和侄女佩吉。他们坐在她对面，阳光照在脸上。他们的脸如蛋壳般光滑，健美，青春逼人。佩吉的蓝色连衣裙裙摆支棱着，就像儿童的棉布连衣裙。诺斯还是个棕色眼睛的板球小运动员。他正听得很专心；佩吉低眉看着自己的盘子。她脸上带着那种不置可否的表情，这是出身良好、教养良好的孩子们听长者说话时常有的表情。她可能觉得有趣，也可能觉得无聊？埃莉诺不确定到底是哪种。

“它来了，”佩吉突然抬头说，“猫头鹰……”她说，碰上了埃莉诺的视线。埃莉诺转头看着后面的窗外。她没看到猫头鹰，看到的是浓密的树丛，在落日的余晖里变成了金色；牛群在草地上一路啃嚼着，缓缓地移动着。

“你可以算好它来的时间，”佩吉说，“它很有规律。”西利亚站起身来。

“我们让先生们谈他们的政治吧，”她说，“我们去阳台喝咖啡？”她们关上门，把先生们和他们的政治留在了身后。

“我去拿我的望远镜。”埃莉诺说。她上了楼。

她想在天黑前看看猫头鹰。她对鸟儿开始越来越感兴趣了。她觉得这是变老的迹象。她走进卧室。她看着镜子，心想，这是一个给鸟儿洗澡、看鸟的老小姐。她的眼睛——它们似乎还是很明亮，尽管周围长了皱纹——那双在火车车厢里因为被达宾赞扬了而被她遮住的眼睛。而现在我已经被贴上了标签，她想——一个给鸟儿洗澡、看鸟的老小姐。他们就是这么想我的。但我不是——我一点都不像那样，她说。她摇着头，从镜子前转开。房间很舒服、阴凉，装饰也体面；不像在国外的那些旅馆里的房间，墙上有人拍死虫子留下的痕迹，男人们在窗下吵吵嚷嚷。她的望远镜在哪儿呢？放在某个抽屉里了？她回头开始找望远镜。

“父亲不是说过，威廉爵士爱过她？”他们在阳台上等着时，佩吉问道。

“这我不知道。”西利亚说，“但我希望他们确实结婚了。我希望她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能在这里安居下来。”她说，“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

佩吉没说话。他们都沉默着。

西利亚继续说：

“我希望你今天下午对罗宾逊一家人能礼貌些，虽然他们人不怎么样……”

“他们办的聚会超级帅。”佩吉说。

“超级帅，超级帅。”她母亲笑着埋怨她道，“我希望你不要学诺斯的这些口水话，亲爱的……哦，埃莉诺来了。”她话没说完。

埃莉诺拿着望远镜到了阳台上，坐到了西利亚旁边。天还是很热，还很亮，还能看到远处的群山。

“它马上就回来了。”佩吉说，拉过来一把椅子，“会从那片树篱那儿过来。”

她指着穿过草地的那片树篱黑色的轮廓。埃莉诺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凝神等着。

“好了，”西利亚说，倒着咖啡，“我有好多事情想问你。”她停下了。她总是存了一大堆问题要问埃莉诺，自从四月以来她就没见过埃莉诺了。四个月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它们一点点地出现了。

“首先，”她开始了，“不……”她否决了这个问题，选择了另一个。

“罗丝是怎么回事？”她问。

“什么？”埃莉诺茫然地说，又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天太黑了。”她说，原野已经模糊不清了。

“莫里斯说她被带上了治安法庭。”西利亚说。尽管没有别人在，她还是微微压低了声音。

“她扔砖头——”埃莉诺说。她又将望远镜对准了树篱。她一直举着望远镜看着，以备猫头鹰又从那个方向过来。

“她会进监狱吗？”佩吉迅速问道。

“这次不会。”埃莉诺说，“下一次——啊，它来了！”她没说完。头顶毛茸茸的鸟儿沿着树篱摇摇摆摆地飞了过来。在薄暮中它看起来几乎是白色的。埃莉诺的镜头捕捉到了它。它胸前有一个小黑点。

“它的爪子里抓了一只老鼠！”埃莉诺喊道。“它在教堂的尖塔里有个鸟窝。”佩吉说。猫头鹰猛地一个俯冲，消失在视野中。

“现在看不到了。”埃莉诺说，她放下了望远镜。她们沉默了一会儿，抿着咖啡。西利亚在想着她的下一个问题，埃莉诺等着她。

“告诉我关于威廉·沃特尼的事，”西利亚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坐在船里的瘦小伙子。”佩吉大笑起来。

“那肯定是老早之前的事了！”佩吉说。

“也不是很久以前。”埃莉诺说。她觉得有些恼怒。“唔——”她回想着，“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前。”

这对她而言似乎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她马上想到，那时候佩吉还没出生呢。而她那时可能才十六七岁。

“他不是很讨人喜欢吗？”西利亚嚷着，“他过去在印度，你知道的。现在他退休了，我们很希望他能在这儿买一栋房子，可莫里斯觉得他会认为这里太无聊了。”

她们沉默着坐着，看向草地那边。牛群朝草地那边啃嚼着，又走远了一些，间或能听到它们咳嗽的声音。一阵奶牛和青草的甜香味飘了过来。

“明天又是一个大热天。”佩吉说。天空光滑温润，像是由不计其数的蓝灰色的原子构成，就是意大利军官制服的那种蓝色；天空延伸到地平线的边缘，那里是一条长长的纯绿色。一切都显得那么安然、寂静、纯净。没有一丝云彩，群星也还未出现。

去过西班牙之后，这里的天空显得那么小，那么整洁，那么可爱；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树木聚集在一起，枝叶连绵，另有一种美丽，埃莉诺想着。斜坡变得更加广阔，更加简洁，渐渐成了天空的一部分。

“多美啊！”她喊道，仿佛在从西班牙回来后对英国做些补偿。

“只要罗宾逊先生不要建那些房子！”西利亚叹息道。埃莉诺记得——他们是本地的瘟疫，是威胁要修建房屋的富人。“我今天在集市上尽力对他们有礼貌，”西利亚接着说，“有人不愿请他们来，但我说在乡村人们应该对邻里友好……”

然后她停下了。“我有许多许多问题想问你。”她说。瓶子又开始倾倒了。埃莉诺顺从地等着。

“阿伯康排屋你有收到过买家的报价吗？”西利亚问。一滴、一滴、一滴，她的问题倒了出来。

“还没有。”埃莉诺说，“房屋中介想让我把房子分割成公寓。”

西利亚想了想，接着她又继续了。

“现在关于玛吉——她什么时候生孩子？”

“我想是十一月。”埃莉诺说。“在巴黎。”她又说。

“我希望一切顺利。”西利亚，“但是我确实希望孩子能在英国出生。”她又想了想。“她的孩子会成为法国人，对吧？”她说。

“是的，法国人，我想是的。”埃莉诺说。她正看着那条长长的绿色，它正在淡去，正在变成蓝色。夜晚来了。

“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很好的人，”西利亚说，“但是雷内——雷内，”她的发音不太准，“听起来不太像个男人的名字。”

“你可以叫他里尼。”佩吉说，按英语的发音。

“可这让我想起了罗尼，而我不喜欢罗尼。我们有个小马夫叫罗尼。”

“他偷干草。”佩吉说。她们又都沉默了。“真可惜——”西利亚说，然后又停下了。女仆过来收走咖啡。

“今晚真美，不是吗？”西利亚说，调整话题，以适合仆佣在场，“看起来好像不会再下雨了。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接着她开始唠叨起旱情、缺水来。水井总是枯竭。埃莉诺看着群山，几乎没怎么听。“哦，不过目前还够所有人的用水。”她听到西利亚在说。不知怎么她让这句话在脑中暂停，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目前还够所有人用水。”她重复道。她听过了那些外国语言，现在这句话在她听来就是最纯正的英语。多么美好的语言啊，她想着，重复着这句最平凡不过的话语，西利亚说得非常简单，其中的发音却有些难以形容的喉音，因为钦纳里一家祖祖辈辈起就在多赛特郡居住。

女仆离开了。

“我刚才在说什么？”西利亚继续道，“我在说，真可惜，是的……”这时突然出现了说话声，雪茄的气味，先生们来了。“噢，他们来了！”她话没说完。椅子被拉了过来，重新安排了座位。

他们坐成半圆形，看向草地那边渐渐隐去的群山。地平线上那条宽阔的绿色已经消失了。天空中只留有一丝色彩。空气变得平和凉爽，他们的心中似乎也有什么东西被抚平了。无须言语。猫头鹰又朝草地飞了过来，他们仅能看见它白色的翅膀映着黑暗的树篱。

“它来了。”诺斯说，吸着雪茄，是威廉爵士带来的礼物。埃莉诺猜这是他第一次吸雪茄。榆树衬着天空，已经变成一团漆黑。榆树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格栅图案，就像上面有孔眼的黑色蕾丝。透过一个孔，埃莉诺看到了一颗星星的一角。她抬起头来，还有一颗。

“明天又是一个晴天。”莫里斯说，把烟斗在鞋上磕了磕。在远处的一条马路上有马车的车轮在咯咯作响；接着传来合唱的声音——是乡里人正在回家。这就是英国，埃莉诺暗自想着；她感觉自己正慢慢地陷入一张很细的细网，织成这网的是晃动的树枝、渐渐变暗的群山，还有如黑色蕾丝镶嵌着星星的垂挂着的树叶。一只蝙蝠突然俯冲到他们头顶。

“我讨厌蝙蝠！”西利亚惊呼道，紧张地抬手护住头。

“是吗？”威廉爵士说，“我倒很喜欢它们。”他的声音很低沉，几乎显得忧伤。现在西利亚要说了，它们会飞到你的头发里，埃莉诺想。

“它们会飞到你的头发里。”西利亚说。

“可我没头发。”威廉爵士说。他的秃头和大脸在黑暗中闪着微光。

蝙蝠再次俯冲而来，掠过他们脚边的地面。一丝清凉在他们脚踝边翻腾。树木已经变成了天空的一部分。天上没有月亮，但星星正在闪现。那儿又有一颗，埃莉诺想着，凝望着前方的一点闪闪微光。可它太低了，颜色太黄，她突然意识到那不是星星，而是另一栋房子。这时西利亚开始和威廉爵士说起话来，她想让他在他们附近安顿下来，而圣奥斯特夫人告诉了她格兰奇的农庄要招租。那是不是就是格兰奇农庄，埃莉诺想着，看着那点灯光，抑或是星星？他们继续说着话。

老钦纳里太太厌倦了一个人待着，提早下来了。她坐在客厅里等着。她穿戴整齐地出现在那里，但屋里没人。她穿着黑缎子的老夫人连衣裙，头上戴了一顶蕾丝帽，坐着等着。她的鹰钩鼻在皱巴巴的面颊边形成一道曲线，一边下垂的眼皮边有一条红色的细纹。

“他们怎么还不进来？”她急躁地对站在她身后的埃伦说。埃伦是个小心谨慎的黑衣女佣。埃伦走到窗边，敲了敲窗玻璃。

西利亚停下了讲话，转过头来。“是妈妈，”她说，“我们得进去了。”她站起身来，把椅子推到后面。

入夜之后，客厅里点着灯，有一种舞台似的效果。老钦纳里太太坐在轮椅里，耳朵上戴着助听器，似乎坐在那儿等着人们向她致敬。她看上去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老，和过去一样精力充沛。埃莉诺俯身吻了吻她，那是她惯常的动作，生活似乎再一次回到熟悉的轨道。她就像这样，夜复一夜，俯身亲吻她的父亲。她喜欢俯身下去，这让她感觉自己变年轻了。她从心底熟悉这整个过程。他们这些中年人，向垂暮的老人表示敬意，而老人们对他们表示礼貌，接着就是通常的沉默。他们对她没什么可说的，她对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接下来呢？埃莉诺看到老太太的眼睛突然亮了。是什么让这个年届九十的老妇人眼睛变蓝了？是扑克牌？是的。西利亚已经端来了绿粗呢桌面的桌子，钦纳里太太喜欢玩惠斯特牌。可她有自己的礼节，有自己的规矩。

“今晚不玩。”她说，做了个手势，似乎要推开桌子，“我相信威廉爵士会觉得无聊的。”她朝那个高大男人站着的地方点了点头，他站在那儿，好像在这个家庭聚会之外。

“怎么会，怎么会。”他轻快地说，“再没有比这个更令我高兴的了。”他安慰她说。

你是个好人，达宾。埃莉诺想。他们把椅子拉了过来，开始发起牌来。莫里斯对着岳母的助听器说着话，打趣着她；他们玩了一局又一局。诺斯在读书，佩吉漫不经心地弹着钢琴；西利亚做着手工刺绣，打着瞌睡，不时突然惊醒过来，捂着嘴打哈欠。终于门悄悄地开了。那个小心谨慎的黑衣女佣站在钦纳里太太的椅子后面等着。钦纳里太太假装没看见她，但其他人都很高兴终于可以结束了。埃伦走向前去，钦纳里太太顺从地让她把自己推到了楼上的卧室，给老人的密室。她的娱乐时光结束了。

西利亚正大光明地打起哈欠来。

“都是因为那集市。”她说，把手工刺绣活儿卷了起来，“我要上床了。佩吉，来。埃莉诺，你也来。”

诺斯轻快地跳起来打开了门。西利亚点亮了黄铜烛台，脚步沉重地开始爬楼梯。埃莉诺跟在她后面。可佩吉落在了后面。埃莉诺听到她在门厅里和她哥哥说悄悄话。

“佩吉，过来。”西利亚费力地上着楼梯，一面从扶手上方回头喊着。等她到了顶上的楼梯平台，她在那幅小钦纳里的画像前停下来，又回头喊着，这次有些尖锐了：“佩吉，过来。”一阵沉寂。接着佩吉不情愿地上来了。她顺从地吻了吻母亲，但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困。她样子非常漂亮，脸庞红扑扑的。埃莉诺敢断定她根本不想上床。

她进了房间，脱下衣服。所有的窗户都开着，她能听到花园里的树木在沙沙作响。天还是很热，她穿着睡裙躺在床上，身上只盖了一层被单。蜡烛在她身边的桌上，燃着小小的梨形的火焰。她躺着，迷迷糊糊地听着花园里树木的声响，看着一只在屋里一圈圈打着转的蛾子的影子。“我得起来把窗户关掉或者吹熄蜡烛。”她昏昏欲睡地想。两样她都不想干。她就想一动不动地躺着。在说了那些话，玩了那些扑克牌之后，在半明半暗的屋里躺着，是一种解脱。她还能看见扑克牌落了下来，黑色、红色、黄色；k，q和j，落在绿粗呢桌上。她迷蒙地看着周围。梳妆台上摆了一瓶漂亮的鲜花，在她床边的是擦得发亮的衣柜和一个瓷盒子。她揭开盖子。嗯，四片饼干和一小片巧克力——以备她在夜里肚子饿了。西利亚也准备了书，《小人物日记》、拉夫的《诺森伯兰国家公园游记》，还有一本但丁的珍本，是为她在夜里如果想读书而准备的。她拿起一本书，放在身边的床单上。也许是因为最近一直在旅行，她感觉就像轮船还在海里轻柔地摇摆着，就像火车还在轰隆隆穿过法国，在左右摇晃着。她舒展开身子躺在床上薄薄的被单下面，感觉身边的东西都在倏然而过。不过这次不再是外面的风景，她想，是人们的生活，是他们变换的生活。

粉色卧室的门关上了。威廉·沃特尼在隔壁房间咳嗽。她听到他穿过房间。此时他正站在窗前，吸着最后一支雪茄。他在想些什么，她猜想着——想着印度？——他是怎样站在一把孔雀花的雨伞下面？接着他开始在房里四处走动，在脱衣服。她能听到他拿起一把梳子，又把它放回梳妆台上。是因为他，她想着，记起他下巴宽宽的线条和下巴下面动来动去的粉色和黄色的印迹，是因为他，我才拥有了那一刻，当她在三等火车车厢的角落里把脸藏在报纸后面，那一刻不只是欢愉。

这时候已经有三只蛾子在围着天花板转来转去了。它们从一个角落冲到另一个角落，一圈又一圈，碰到墙壁发出轻拍声。如果她再任由窗户开着，房间里就会聚满了蛾子。外面过道里一块木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她倾听着。是佩吉吗，正偷偷逃出去和她哥哥会合？她敢确定他们正在计划着什么。可是她只能听到花园里沉甸甸的树枝在上下摆动，一头牛在低叫，一只鸟在啁啾；接着，她欣喜地听到一只猫头鹰清澈的叫声，它正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翅膀的银光将树与树相连。

她躺着，看着天花板。那儿有一块浅浅的水印，就像一座山。这让她想起在希腊或西班牙的一座非常荒凉的山脉，它看起来似乎自有史以来就不曾有人踏足。

她翻开放在床单上的书。她希望是拉夫的游记或《小人物日记》，结果是那本但丁的书，而她也懒得换了。她随便跳着读了几行。不过她的意大利语很烂，她看不懂其中的含义。但其中一定有含义在，一个钩子似乎在擦刮着她的思想的表面。

chè per quanti si dice più lì nostro

tanto possiede più di ben ciascuno.

这是什么意思？她又读了读英语译文。

若有更多人言及“我们”

则每个人拥有更多的善。

她正看着天花板上的蛾子，听着在树间环绕的猫头鹰清澈的叫声，她的脑子只轻轻地在这词句上掠过，这些话没能散发出完整的含义，却似乎在古意大利语的硬壳里藏着什么卷收起的东西。我总有一天会好好读的，她想，合上了书。等我送走克罗斯比，让她去养老，等我她该不该再买一座房子？她该去旅行吗？她该不该去印度，终于能去了？隔壁的威廉爵士正爬上床，他的生活已经结束；而她的刚刚开始。“不，我不要再买一座房子，不再要房子。”她想着，看着天花板上的水印。那种感觉再次出现，轮船在海浪里轻柔地摇摆着，火车沿着铁路线左右摇晃着。事情不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她想。事情会过去，会改变，她想，看着头上的天花板。而我们去向哪里？哪里？哪里？蛾子在天花板上跌跌撞撞地打着转，书滑到了地板上。克拉斯特赢了那头猪，是谁赢了银盘子？她冥想着，强打起精神，转身吹熄了蜡烛。黑暗降临了。

1913年

时值一月。正在落雪，雪已经下了一整天。天空如灰雁张开的翅膀，羽毛从上面纷纷落下，覆盖了整个英国。这天空就只是一大团骚动、纷落的雪花。街巷被覆为平地，凹坑得以填补，雪阻塞了水流，遮蔽了窗户，在门口堆成了斜坡。空中有一种模糊的低语声，一种轻微的噼啪声，仿佛空气也在变成雪；除此之外，一片寂静，只偶尔有一只绵羊咳嗽，或是雪从树枝上砰地落下，或是一大堆雪从伦敦的某个屋顶上突然滑下。时而一辆汽车从积雪覆盖的马路上开过，一道光就慢慢地扫过天空。渐渐入夜，雪盖住了车辙，把人流车流的痕迹夷为空白，给纪念碑、宅邸和雕像穿上了厚厚的雪外套。

从房屋中介那儿来的小伙子过来看阿伯康排屋时，还在下着雪。雪在浴室的墙上投下冷冷的、耀眼的白光，显露出了瓷釉浴盆上的裂缝和墙上的污渍。埃莉诺站着看着窗外。后院里的树木上压着沉甸甸的雪，所有的屋顶上都覆盖着松软成形的雪块，雪还在下。她转过身来，小伙子也转过了身。对他们两个而言，这光线都不太有利，不过这雪——她透过过道尽头的窗户看到了——落着，非常美。

他们走下楼梯，格赖斯先生对她说：

“现今的情况是，我们的客户对盥洗室的设施要求越来越多。”他说，停在了一间卧室的门外。

为什么他不说“浴盆”，这不就完了，她想。她慢慢地下了楼。此时她能看见雪花正穿过厅门的镶板飘了进来。他走下楼时，她注意到他的高领子上方伸着的红红的耳朵，还有他在旺兹沃斯的洗脸池里洗得不太干净的脖子。她觉得很恼怒，他在房子里四处走动，东嗅嗅、西瞅瞅，大谈特谈他们有多干净、多人性化，还用些荒唐可笑的大词。她猜想，他就是靠用这些大词，才爬上了更高的阶层。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跨过正睡着的狗，从门厅桌上拿起帽子，走下前门的门阶，他脚上穿着生意人的带纽扣的靴子，在厚厚的雪垫上留下了黄色的脚印。一辆四轮马车正等着。

埃莉诺转回身。克罗斯比正戴着她最体面的无檐帽，穿着她最体面的斗篷，躲在那边。整个早上她都像只狗似的跟在埃莉诺后面，走遍了整栋房子，这可憎的一刻再也无法推迟了。她的四轮马车等在门口，她们必须向彼此告别了。

“好了，克罗斯比，房子看上去都很空了，不是吗？”埃莉诺说，朝空荡荡的客厅看去。白雪刺眼的白光映在墙上，照出了墙上曾摆放家具、曾挂着画的地方。

“是的，埃莉诺小姐。”克罗斯比说，她也站着看着。埃莉诺知道她要哭了。她不想克罗斯比哭，她也不想自己哭。

“我还能看到你们所有人都围着那桌子坐着，埃莉诺小姐。”克罗斯比说。可桌子已经不见了。莫里斯搬走了这个，迪利亚拿走了那个，所有东西都被分了，分给了不同的人。

“那个烧不开水的茶壶，”埃莉诺说，“你还记得吗？”她想笑笑。

“噢，埃莉诺小姐，”克罗斯比摇着头说，“我什么都记得！”她开始热泪盈眶了。埃莉诺朝稍远那个房间看去。

墙上也有着印迹，摆放书架的地方，摆放写字台的地方。她想起自己坐在那里，在吸墨纸上画着图，戳着洞，计算各种开销账目她回转身来。克罗斯比正在那儿哭着。各种情感混杂，确实令人痛苦；她很高兴能摆脱所有这些东西，可对克罗斯比而言，这就是一切的结束。

这所凌乱的大房子里的每件橱柜、每块石板、每把椅子、每张桌子她都非常熟悉，不是如他们般离了五六英尺的那种熟悉，而是近在膝头的熟悉，因为是她把它们擦干净、擦光亮。她熟悉每一个凹缝、每一块污渍、每一把刀叉、每一张餐布、每一件橱柜。它们和有关它们的一切就是她的整个世界。而现在她要独自离开了，去往里士满的一个单人房间。

“我觉得你会很高兴终于从那个地下室里搬出来了，克罗斯比。”埃莉诺说，又转身进了门厅。她从没注意到这里有多昏暗，有多低矮，直到和“我们的格莱斯先生”一起看房子时，这让她觉得很丢脸。

“小姐，这里四十年来都是我的家。”克罗斯比说，流着眼泪。四十年！埃莉诺想着，一阵心惊。克罗斯比刚来的时候，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看起来拘谨却聪明。现在她蓝色的小眼睛突出着，脸颊也陷了下去。

克罗斯比俯身把罗弗拴在狗链上。

“你确定要带它走吗？”埃莉诺说，看着这只有些发臭、呼呼地出着气的丑陋的老狗，“我们在乡下也很容易给它找个不错的家。”

“噢，小姐，别让我离开它！”克罗斯比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脸颊上眼泪横飞。埃莉诺自己也是无济于事地抑制不住满眶的眼泪。

“亲爱的克罗斯比，再见了。”她说，弯腰亲吻着克罗斯比。她注意到克罗斯比的皮肤有些干。但她自己的眼泪也落下来了。克罗斯比拉着狗链，开始侧身缓缓地走下湿滑的台阶。埃莉诺扶着门，看着她走出去。这是个可怕的时刻，不幸、混乱，一团错。克罗斯比如此痛苦，而她这么高兴。不过在她扶着门的时候，她的眼泪也挤出了眼眶。他们都曾经在这里住过，她曾站在这儿向去上学的莫里斯挥手告别，那儿是他们过去常常种番红花的小花园。此时克罗斯比的黑色无檐帽上落上了雪花，她怀里抱着罗弗，爬进了四轮马车。埃莉诺关上门，进了屋。

马车沿街缓缓而行，雪还在下着。人行道上有些长长的黄色凹坑，里面的雪被出门买东西的人踩成一摊泥水。雪微微开始融化了，一团团雪堆滑下屋顶，落到人行道上。小男孩们在玩雪球，其中一个扔来的雪球刚好砸在路过的马车上。马车转弯进入了里士满绿地，整个一大片地方全都覆盖着雪。似乎还没人来过这里，一片白茫茫的。草地一片雪白，树木一片雪白，栏杆一片雪白，满眼里唯一的印迹就是树顶上挤成乌黑一团的秃鼻乌鸦。马车继续缓缓而行。

马车在绿地附近的一栋小房子前停下了，这里的雪已经被手推车搅成了一堆发黄的冰雪碴子。克罗斯比抱着罗弗，以免它的脚在楼梯上留下脚印。她走上了台阶。路易莎·伯特正站在那儿迎接她，还有顶楼的房客、曾当过管家的毕晓普先生。他帮她提着行李，克罗斯比跟在后面，向她的小房间走去。

她的房间在顶楼，朝后，可俯瞰花园。房间很小，等她把行李都打开后，她觉得房间里足够舒服了。看起来还很像阿伯康排屋的房间。事实上很多年以来，她就已经在囤积杂七杂八的东西，准备退休之用了。印度象、银瓶、海象——那是她一天早晨在废纸篓里发现的，当时正在为老女王的葬礼鸣枪——全都在这儿了。她把它们歪歪斜斜地摆在壁炉台上，她挂上了帕吉特一家人的画像——有的穿着婚服，有的戴假发、穿长袍，马丁先生穿着制服，摆在正中，因为他是她最喜欢的一个——这样就非常像家了。

不知道是因为搬到了里士满，还是因为在雪天受了凉，罗弗很快就病倒了。它不吃东西，鼻子发烫。湿疹又发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她想带它出去买东西，它翻过身，四脚朝天，像是在哀求把它留下。毕晓普先生不得不告诉克罗斯比太太——她在里士满获得了这个礼貌的称呼——他认为，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说着他拍了拍它的头）最好还是消失。

“跟我来，亲爱的。”伯特太太说，胳膊抱住克罗斯比的肩膀，“让毕晓普来。”

“它不会受苦的，我保证。”毕晓普先生说，站起身来。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不知多少次帮夫人的狗进入梦乡。“它只需要闻一下就好——”毕晓普先生手里拿着他的手帕，“它马上就上路了。”

“这是为了它好，安妮。”伯特太太说，想把她拉开。

确实，这可怜的老狗看上去非常悲惨。可克罗斯比摇了摇头。它摆了摆尾巴，眼睛睁开了。它活了过来。脸上闪过一丝表情，那是她一直以来都认为的它的微笑。她觉得它依赖着自己。她不会把它交给陌生人。她在它身边坐了三天三夜，她拿勺子喂它吃白兰氏鸡精，但最后它怎么也不肯张嘴了，它的身子变得越来越僵硬，苍蝇爬过它的鼻子也没有抽动。这是麻雀在外面树梢上唧唧喳喳的那天的一大早。

“天可怜见的，总算有什么事让她分分心了。”伯特太太说。克罗斯比正戴着她最好的无檐帽，穿着她最好的斗篷，走过厨房窗口，那是葬礼后的第二天。那天是星期四，她从伊伯里街取回来帕吉特先生的袜子。“它早就该下葬了。”她又说，回到了洗手池前。它的气息已经发臭了。

克罗斯比坐区间火车到斯隆广场，下车后她走路。她走得很慢，胳膊肘往外伸着，似乎在保护自己免受街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她的样子看上去还是很悲伤，不过从里士满来到伊伯里街让她好受了不少。在伊伯里街她觉得自己比在里士满更自在。她总觉得里士满住的都是平民百姓。而这里的先生女士们和他们才有相似之处。她满意地打量着路过的商铺。当她转进那条昏暗的大道时，突然想起，以前常来拜访主人的阿巴斯诺特将军，就住在伊伯里街。他已经过世了，路易莎给她看过报纸上的告示。他活着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她已经到了马丁先生的住所。她在门阶上停了停，整了整无檐帽。她来取袜子时总会和马丁说说话，这是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她也喜欢和他的女房东布里格斯太太闲聊。今天她能和那位女房东高兴地说说罗弗死了。她小心地侧身走下覆着冻雪的湿滑的地下室台阶，站在后门前，按响了门铃。

马丁坐在房间里看着报纸。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还有更多的灾祸在酝酿之中——对此他毫不怀疑。十分确定。他翻了一页报纸。外面正下着雨夹雪，屋里非常暗。他等着的时候也没心思看报。克罗斯比要来了，他听到门厅里的说话声。她们真是聊得高兴呢！喋喋不休的！他不耐烦地想着。他扔下了报纸，等着。现在她来了，她的手放在了门把上。可他能和她说些什么呢？他看着门把转动着，想着。他放下了报纸。她进来时，他说的还是常说的那句：“唔，克罗斯比，过得怎么样？”

她想起了罗弗，眼泪开始溢满眼眶。

马丁听着她讲罗弗的事，怜悯地皱起了眉头。然后他站起身，走进卧室，回来时手里拿了一件睡衣上装。

“这个你是怎么说的，克罗斯比？”他说。他指着衣领下的一个洞，洞边缘是褐色的毛刺。克罗斯比扶了扶她的金边眼镜。

“是烧的洞，先生。”她确定地说。

“全新的睡衣，只穿了两次。”马丁说，把衣服展开来。克罗斯比摸了摸。她看得出来，是上好的真丝面料。

“啧啧啧！”她摇着头说。

“你能把这睡衣拿到那个什么太太那里去吗？”他接着说，把睡衣伸在面前打量着。他本想打个比方，可又想起和克罗斯比说话时，必须用最简单的语言，用字面意思。

“告诉她另找一个洗衣工，”他最后说，“让前一个见鬼去。”

克罗斯比收起弄坏的睡衣，温和地拥在胸前。她记得马丁先生从来都受不了羊毛接触皮肤。马丁没说话。必须和克罗斯比随便聊点什么，可罗弗死了，他们之间的话题就更不剩下什么了。

“风湿痛怎么样了？”他问。她抱着睡衣，直直地站在门边。他觉得，她的个子变得更小了。她摇了摇头，她说，里士满和阿伯康排屋比起来太粗俗、太下等了。她的脸拉长了。他猜她一定是想起了罗弗。他得让她摆脱那些念头，他受不了别人哭。

“看到埃莉诺小姐的新公寓了吗？”他问。克罗斯比看到了，但她不喜欢公寓。她认为埃莉诺小姐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了。

“那些人不值得，先生。”她说，她指的是茨温格勒一家、帕拉维奇尼一家和科布一家，他们过去常常到后门来要旧衣服。

马丁摇了摇头。他想不出接下来能再说些什么。他讨厌和仆人说话，总是让他觉得虚伪。要么在假笑，要么就是显得热情，他觉得不管哪种，都是在演戏。

“你自己呢，一切都好吗，马丁少爷？”克罗斯比问他，用的是昵称，这是她服务多年获得的一项特权。

“还没结婚呢，克罗斯比。”马丁说。

克罗斯比环视着房间。这是个单身汉的房间，几把皮椅，一堆书上放着棋子，托盘上摆着苏打水吸管。她壮起胆说，她相信一定有数不清的年轻的漂亮女士很高兴能照顾他。

“啊，可我喜欢在床上躺一个早上。”马丁说。

“你总是那样，先生。”她笑着说。接着，马丁可能就会掏出表，快步走到窗前，然后惊呼起来，好像突然记起来他有一个约会。

“我的天，克罗斯比，我得走了！”然后，门砰地关上，把克罗斯比留在了屋外。

这是个谎言，他没什么要干的事。主人总是会对仆人撒谎，他看着窗外想着。伊伯里街上的房屋丑陋的轮廓在飘落的雨雪间显现出来。每个人都撒谎，他想。父亲撒谎——他去世后，他们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捆信件，是一个叫米拉的女人写来的。他见过米拉——一个可敬的矮胖女士，找人帮她修屋顶。为什么父亲撒谎？有一个情妇又有什么错？他自己也撒过谎，关于富勒姆路的房子，他和道奇、厄瑞奇过去常在那儿吸廉价雪茄，讲下流故事。这是个糟糕的体制，他想；家庭生活，阿伯康排屋。难怪那房子租不出去。只有一间浴室，一间地下室，而所有那些个性不同的人住在一起，挤在一起，说着谎言。

他站在窗前，看着湿漉漉的人行道上一个个悄悄走着的小小身影。他突然看到克罗斯比从地下室楼梯走了上来，胳膊下夹着一个包裹。她站了一会儿，像个受惊的小动物般，朝四周打量了一番，这才壮起胆去勇敢面对街上的危险。她终于快步走远了。他看到雪落到她的黑色无檐帽上，她走出了视线。他转开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