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一种——与塞克脱将军、佛兰克教授谈话资料
同外国人谈天，要想得到一点益处，有两种办法：第一种，研究他的著作，发现了几个问题，做几句简单的问句，请他答复；第二种，将我自己的意思并疑问，述成一个明了的系统，先期请他看了，然后再同他谈话，让议论上可有一个范围。塞将军的《一个军人的思想》等著作并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冤的王道（对霸道）主义，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这短短旅行，没有工夫研究理论。我所需要的是解决当前问题。所以我于约期会面之先，草此一文，送给他们两位。结果塞将军因病，又因为忙，仅仅得了五分钟的谈话，佛教授则畅谈两回。今先将此文录如下方：
研究高深兵学的人，没有不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近世德国首先创造了历史哲学，历史的研究蔚成了一种风气，足证德国军事天才的优越、国防事业的坚实，确有学术上的背景的。就中国说来，孔子的最大努力就是编了一部有哲学性的历史——《春秋》。不管他的微言大义对不对，但他终是努力从客观的事实中，寻出了一个主观的方向，所以《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一种划时代的创作；因为社会的过程是那样错综复杂，头绪纷纷，要从中寻出几个要点，成立一贯的系统——由此明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数十年来创造新式军队，事事只知请教外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为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性，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至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历史没有研究好。
古时的中国民族，当他走进农业经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这一个方阵，成为一个最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于农制之中，所谓“寓兵于农”。春秋两季更有大规模的打猎——有收获的秋季演习——或运动会，这种寓兵于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长城与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利用农民的乡土观念，做精神力的基础，其结果有一个缺点，就是战术上防守性强而进攻性弱。但是随着经济力的自然发展，他的攻击性是变成迟缓的自然膨胀，如汉、唐、元、清之于陆，唐、明之于海。所以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生活上之和平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人事的演进，常常有分离的趋势。不是原来要分离，因为愚蠢的人将它看作分离。财政部长见了军政部长的计划就要头痛，老粗又大骂财政部长不肯给钱。
近世史上曾国藩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家，所以湘军虽是内战，但就国民性看来是成功的。他知道乡土观念是富于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练成一种取攻势的军队。政府叫他办团，他却用办团来练兵。他一面办团，利用防守维持地方，保守他的经济来源，同时又练一种能取攻势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分离状况之下，双管齐下，使分离的编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发展，却更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环境能给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种事业的长期锻炼。因为同太平军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实上会自己倒，行的人自然的得到了权力。但是现在谈国防，谁能用国家的存亡来做人才的试验场呢？
所以我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在于知识与行为的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做事的人一味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丧失了。
姑就军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具有一种统御人的天才，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怎样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反之，在今日南京各军事学校当教官的，十之七八还是终身当教官，没有直接办事的经验。
不仅军事，各社会事业都有此种倾向。这可说是现在的最大缺点，所以现在建设国防，有两个问题须提前解决：（一）如何能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产业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要发生两个以上的作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成密切的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导言第二种——塞克脱将军与佛兰克教授之问答
因为事前有相当准备，所以谈话时间虽少，却能集中于一个问题，居然得了许多我从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实进行上的要点。如今为便于读者计，只能把他们的话综合起来，作为我个人的叙述。
天才家，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办法。在德国，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他第一天即位，就开库济民。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中欧当时完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容易感受），在中欧诸邦君间，能懂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而且佣的是外邦兵。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军队倒有八万多。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就没人种田，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
因为佣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外打进”的教育法——（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为求仁之目）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以浸润之，至于心志和同。军事有了办法，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传说他想种桑、种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对俄、法、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去。佛兰克于此，特别注意说：“你要知道，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虽则现在全变了，但是他还留下一件真正法宝，为德国复兴的基础，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与组织）的遗传。有了这个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
当时君民较亲，官吏中饱之弊，肃清较易。不过他能将此精神，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所以不至于人亡政息，而能遗传下来。
英雄的遗产，是不容易继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法国革命了，拿破仑出来了，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到处打胜仗，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因为拿破仑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叫做“内心发展”。只须有爱国心、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个个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戴，军礼不必整齐。他的精神，恰恰同普军相反，不是“外打进”，却是“里向外”。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既然要多，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所以在也纳吃了大败仗以后，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仑看不起轮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彻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有误，应为一九零六）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此文我于民国五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碰壁，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后来又有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罚的（赔钱），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哪里知道封锁政策成功，有了现金，还是买不了东西。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是如何谬误。
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义务兵役制实行了百年，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场商业经济之下，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钱，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军事范围扩充到民生问题，而内政上就发生了许多扦格。战事进行中防市侩之居奇，于国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价格，不准涨价，这是正当的；但是军需工艺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军部却不惜重价地购买，其结果则工厂发财，农民倒运。多数的农民，投身到工厂去，轻轻地暗暗地把土地放弃了。经济生活根本地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似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
事实转变太快了，人的脑筋跟不上。可是佛兰克教授，还是拍膝嗟叹地说，“咳，不患寡而患不均！”
经过了这场创巨痛深的经验，才渐渐地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此种思想，如何而能按照实际发生有效的能率，是为国防经济学第一篇所发的两个问题，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成立之基础。
（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
（二）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
不过这种学问，在德国来说，又另有一种意义，因为大战以后，德国国力，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德国民族要想自强，正要从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德国“无米”已成了不动的前提，而生存的火，如果不炊，就是灭亡。所以有米要炊，无米也要炊。说也奇怪，绝处自有生路。他们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用人力来补充物力。没有地，用义务劳动来垦荒，没有油，用化学方法来烧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第二，用节俭来调剂企业。没有牛油，少吃半磅，没有鸡子，少吃一个。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七万万造国道，却放胆地做去。照普通经济学说来，有些违背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国没收农产物，到外国来减价出售，以换取现金，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还算和平得多啊！
导言第三种
由导言一可见，国防经济学的原则是最旧的，而世界上最先发明这个原则的还是我们的祖宗。可是这个发明，也是经过了一场惨痛的经验，几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横虑，而后增益其所“不能”的。这就是孟子说的
“大王事獯鬻”，讲尽了外交手段，竭尽所能的珠玉皮币，结果还是“不得免焉”。所谓“穷则通”，因此想出一个又能吃饭、又能打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后来，周公又把这方法扩大了，一组一组地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华族统一中夏的基础。一线相传，经过管仲、商鞅、汉高、魏武，一直到曾国藩、胡林翼，还能懂得强兵必先理财的原则。（《读史兵略》第一卷卫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语）
从导言二可见，这个原则又是最新的，欧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国也不知道，研究经济学的也不明白。到了战胜之后，凡尔赛会议的世界大政治家还是不知道，所以国联盟约里要想用经济绝交的手腕来维持和平。乔治•克里孟梭在一九一九年还要抄一八○九年拿破仑失败的老文章，殊不知经济绝交，只能用之于战时，不能用之于平时。因为人们可以禁止他斗争，而不能禁止他生活。但是能够生活，就能战斗，战斗与生活是一件东西。德国之复兴、意大利发展之可能性，都是根据这原理，而同时却是受国联盟约刺激而来。
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国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钢铁（就指现在的军实）一起送到前线去，让他去毁坏，只教能够对付三个月，我们就打胜仗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国内物力（包含制造方与原料）的充足。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政府无法统制，不能照新发明改进，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他的地势，并制造方之伟大、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补救得过来。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forcepotentielle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菲列德、拿破仑军事行动的天才，不过为今日战略者参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统之创造保持，则迄今百年，而两国国民实受其赐。德国之外患经两度，法国之内乱经四度，皆几几可以亡国，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复兴者，此行政系统之存在故也。故中国不患无新法，而患无用此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于此，欲挑重而无担，欲挽物而无车，试问虽有负重之力，又何用之？
今日中国行政范围内未始无系统之可言，如海关，如邮政，确已成为一种制度；虽不敢谓其全善，但较之别种机关，已有脉络可寻。故今日欲谈新建设，则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皆当使一切公务人员有一定不移之秩序与保障，此为入手第一义。
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人亡政息”。（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孔子不会说，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何至于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决不是真正好政，像一大群有知识的人，内则啼饥号寒，外则钻营奔走，而负相当职务的，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
官吏有了组织，在国家说来，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个人说来，实在是官吏被质于政府，他的生命财产名誉一辈子离开不了他的职务，然后政府可以委任以相当责任。德人有一个专门名词，名曰“勤务乐”，这个勤务乐是与责任连带而来。若如现在的一个衙门的公事只有部长一人画稿负责，这勤务乐就永久不会发生，而且一定弄到事务丛脞。拿了这样朽索，来谈今日世界的物质建设，可以断定三百年不会成功。
官吏组织不过是最小条件，现在要谈全国的社会的组织问题，则范围更大而深刻了，原来中国现在还脱离不了农业生活，而农业生活单位组织的家庭制度，已经破坏无余。周代的宗法，财产传长子，是农业的标本精神（日本现在民法还是如此，所以新兴的知识阶级都是次男），不知几时发生了平分财产的习惯，一个较好的中农阶级经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样的零碎。不仅如此，一个家如有两个兄弟，不是互相推诿，就是互相倾轧。（德国从前有限制分地法，因为德国民法也是平均分配于子女，所谓两马劳作单位，是农田以两个马一天所能劳作的范围为最小单位，此单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们有的还在那里攻击礼教，有的还在那里想维持礼教。其实一只死老虎，骨头已经烂了几百年，一个还要寻棒来打它，一个还要请医生来打针，岂非笑话？
不过人类总是有群性的，而经济生活总是由彼此互助而发展，这里面本有天然的组织性。如果仔细考察，就可发现新组织的办法。这种办法不外乎两条路，而应当同时并举。一条是地域的组织，一条是职业的组织。
农民之爱土地，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势，自有其一定之区划，顺其自然之势，而国家所注重者，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国家，这几个神经结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而中央为之指导。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
职业的组织应以固有的同业公会为基础：（1）凡业必有加入公会的义务；（2）业必须由国家分类，其数不可过多；（3）公会办事员应由同业选举，而秘书长应由中央选任；（4）各地秘书长应隶属于国家最高经济会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这个“器”还不曾完备，而即刻
想直抄外国的蓝本，必至有其名无其实，而地方会发生种种危险。但是经济与国防两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国方法做。又要适于国情，又要适于应付世界，这中间有俟乎所谓“组织天才”，中国的管子、商鞅，外国的菲列德、拿破仑就是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