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我和一位同志共同看一部政治经济学的书，其中论述太平天国政体事，有“太平天国在国家组织中把君主政体和农民民主主义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说法。他问我：“你看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说：“我对太平天国政体没有研究过。”太平天国政体问题第一次提到我面前来。

转眼过了20多年，到1978年春天，《历史研究》编辑部两位同志带一篇关于杨秀清逼迫洪秀全要称万岁的文章叫我审阅。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太平天国的政体。他们问了我。我说：“我对太平天国政体还不曾研究，记载上说的是君主专制。”过了两个月，《历史研究》要召开太平天国史座谈会，这两位同志把《通知》送给我。《通知》上提出四项研究项目，其中有一项是太平天国政权的研究。我对两位同志说：“政权问题太大，我试对政体探索吧。”

我把有关史料都辑在一起，进行探索，首先，使我发现记载上所说太平天国政体是君主专制有了问题。于是把那些复杂矛盾的问题一一加以分析，看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采取主与军师这一组织形式，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主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权力由军师行使，惟仍承认君位天授，主对君位保持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能这一事实。这种政体，农民民主主义的比重是超过了沿袭君主制的。所以，应该说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回想我当初是把太平天国的政体看作为君主专制的，也不同意那部书上所说的话。而是经过了钻研，才改变了我的认识，作出了今天的结论。

我在1979年5月，写成一篇《太平天国政体考》，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同时在《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我请了几位研究政治、经济和中国古代史的同志指教。承他们在溽暑天气，对一些关键性地方大力帮忙，使我得进一步向前探索，于这一年冬天，写成《太平天国政体考再稿》（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内，三联书店出版）。这篇《再考》写成后，我据来在拙著《太平天国史》内，写了一卷《政体志》。今年3月，欣逢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联合召开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把这一卷志用《太平天国的虚君制》的标题，参加了大会的讨论。

我这篇论文，经过讨论，同志们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不同意的意见都是论太平天国不可能产生虚君制。虽然我说它可以称为“虚君制”原是借用的名词，并且声明了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实质不同。但是，顾名思义，究竟难以免除误会，借用这一名词是欠妥的。谷霁光同志远路来信给我，说这是一个发现，“是从政权组织形式突破了太平天国政权研究中的关键”，他希望研究工作深入下去。他指出：“任何政体都有其微妙关系”，而“政权组织形式千差万别”，“因此，引用‘虚君制’这一名词，值得商榷”。承茅家琦同志对拙著细细地审阅，他给我指示应改为“军师负责制”，使我顿开茅塞。我现在接受谷霁光同志和同志们的意见，照茅家琦同志的指教，把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改为军师负责制，进行了一些修改。谨将问题的提出以及研讨的经过缕陈于上，敬请同志们教正！

1981年8月9日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一 绪言

政体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是通过一定的国家形式来表现其阶级本质的。它与国家的根本性质相适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体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1] 一般地说，国家的政体指的就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特别是最高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通常它说明最高权力机关的结构、组织程序和职权分配等问题。

太平天国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政体必须与其国家政权相适应。金田起义后两个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武宣县东乡建国，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由军师行使，但天王对君位本身却具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我们不妨试用“军师负责制”来称它。

太平天国前期行使这种政体，在革命战争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扩大革命力量，迅速占领广大地区，并施行其革命纲领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天京事变，军师负责制遭到破坏，天王专制独裁，与其国家政权背道而驰，遂导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以至覆亡。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是一个一向掩蔽在错综复杂矛盾的事态当中的问题，曾经使人们发生了错觉。本文所述，只是初步在那些矛盾的陈述中经过考证清理出来的历史事实，还有待于作深入的细致的探索。

二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

太平天国刻颁的《王长 次 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记天王洪秀全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大病死去复苏事，其中有说：

天王有时预诏：“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今日应验东王升天这几年也。

这两句话极重要，说洪秀全在丁酉年大病时就预诏，这固然是故神其说，但它却明确地说明了太平天国的政体，是以“主”和“军师”构成的，并且说明了这是起义前就已预定的，而建国以后，也一直在行使这种政体。

“主”，就是天王，为太平天国的元首。洪秀全在广西永安州时，诏通军大小兵将说：“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军师”，是太平天国“朝纲之首领” [2] ，就是政府的首脑。

金田起义后两个月，辛开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军和革命群众在广西武宣县东乡拥戴洪秀全即天王位，立幼主，同时，立军师，建立了太平天国。

在起义的时候和建国之初，正军师杨秀清的威信还在培植的阶段，所以军令权由奉天命下凡救世威信最高的天王暂时执掌。到辛开元年十月在永安州封立五王，定西、南、北、翼四王都归东王节制之后，始将军令权交归正军师东王杨秀清 [3] 。

作为太平天国元首的天王，是具有无上的尊严的。太平天国所行的朝仪，正是汉高祖刘邦所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4] ，完全是承袭封建皇朝那一套朝仪，也正是太平天国政体中封建主义的组成部分。但是，天王却没有执掌实权。第一，太平天国起义伐暴救民的檄文没有用天王名义颁布的。第二，中国封建皇朝，由皇帝降诏处理国家政务，称为上谕，太平天国天王没有上谕的颁布 [5] 。第三，太平天国朝内官，属于供职天朝宫殿以及左史、右史、掌朝仪、通赞、引赞等1621员，都是天王侍从仪卫的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 [6] 。第四，太平天国参仿《周礼》，虽设有六官丞相，却是作为“位居极品” [7] 的最高一级官阶，而不是掌管全国政务的官职。所以，天王只是一位临朝而不理政的国家元首，并没有执掌国家的实权。

太平天国的权力在于军师。作为革命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国家政务，由下级层层核议，经军师决定，然后由军师启天王取旨。天王这种“旨准”，实质是“画诺”，实际已由军师执行。

因此，常有“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 [8]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凡经军师奏请取旨的政事，“天王降旨，军师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体遵行”，军师总理国务，具有领导列王的权力。所以李秀成论军师为“朝纲之首领”，洪仁玕也自述“身任军师之重” [9] 。太平天国军师权位的崇高可见了。

就由于太平天国的权力由军师执掌，所以才有这样崇高的权位。太平天国的起义檄文是由军师颁布天下的，那三篇后来编为《颁行诏书》的伐暴救民的著名起义檄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和《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就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颁布的。到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从武昌下江南，颁布的《四民各安常业诰谕》，也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颁布的。杨秀清、萧朝贵在这些布告中，开口就自称“本军师”，俨然以代表国家的身份向天下宣告。太平天国给进贡的人民收执，以为“异日合符之凭”的贡单，也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代表政府发给的 [10] 。太平天国致外国的照会也同样是以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的名义致送的 [11] 。可见太平天国是以军师代表政府的。

再看太平天国国家权力的行使。太平天国“一切号令” [12] ，自军国大事，以至刑赏生杀，职官升迁降调，都由正军师杨秀清裁决 [13] 。杨秀清的东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12员，共72员，主分掌国务，承宣24员，主发号施令 [14] 。全国国务，各方向正军师杨秀清禀奏 [15] ，又从东殿发出诰谕指挥，每天川流不息地好似机器一样运转。曾于一天里面颁发诰谕至三百件之多，使敌人感到惊奇 [16] 。凡镇守各地的官员和出征的大将，当封授遣派时，必颁给正军师杨秀清将凭一张，准在外先斩后奏 [17] 。正军师杨秀清的将凭，代表了太平天国国家的权力，与中国历史上所传皇帝赐尚方剑授权诛奸具有同样的意义。

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国侵略者都是不能理解太平天国这种军师负责制的。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分子见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就指为“尸位而已” [18] ，甚至说“洪秀全实无其人” [19] ，“或云系刻木偶伪之，实无其人” [20] 。来天京探访太平天国的外国侵略分子见天王没有上谕，也向太平天国提出询问 [21] ，回去又作了“以东王名义对我们的询问所作的答复，根本不能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对南京太平王这个人的存在和他是否在南京这样疑问”的汇报 [22] 。至于对正军师杨秀清行使权力，以《贼情汇纂》作者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指为“一切专擅”，“自揽大权” [23] 。英国侵略分子麦华陀（w.h.medwrist）和鲍林（lewis bowing）也指为“东王极其狡猾地僭取这个位置，使他的主公成了一个纯粹傀儡国王” [24]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把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指为杨秀清的篡夺行为。

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政体的歪曲，好似乌云般一直遮蔽着后人的观察，使人们发生了错觉。今天必须予以扫除，然后方能显示出真实的历史事实。我已在《太平天国政体考再稿》中，专章详加考谬释惑，请读者参看该文。

三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历史渊源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有它的源远流长的渊源的。

在中国古代，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丞相是秦代后为封建官僚组织中最高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其执掌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应劭注说：“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就是说秉承皇帝命，管理全国政务。汉初丞相位尊权重，所以近人有称为责任丞相制度的说法。自汉以后，丞相一职，废置不常。明朝初本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诛左丞相胡惟庸，遂废丞相不设，析中书政务归六部，以六部分掌全国政务，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总揽权柄于皇帝一人之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复下敕谕，后世子孙不得议设丞相，臣下有请设立丞相的，处以极刑 [25] 。明代暴君迭出，残虐人民。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总结明朝历史，他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在《明夷待访录》里，既痛斥“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大倡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的民主道理，复极力主张宰相制，以分君主权力；并主张皇帝没有执行的事，宰相可代皇帝执行。黄宗羲的主张，曾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实行虚君共和制所取法。暴君嫉恨丞相制，哲人则主张用丞相制以分君主的权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来已久了。

在农民阶级方面说，自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农民为要求平等、平均，反对压迫，打倒暴君，推翻虐政，进行过大小数百次的革命战争，更是史不绝书的。

编著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便反映了一种防止暴君出现，限制君权的政治理想。这两部书的著者罗贯中，是个“有志图王者”。据传他曾参加元末张士诚起义 [26] 。他抱负未能实现，只得见之空言，寄托在这两部说书讲史的小说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五记刘备进位汉中王，封“诸葛亮为军师，总督军马一应事务”。《水浒传》第二十回记梁山泊英雄立晁盖“为山寨之主”，扶他“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后，推吴用为军师说：“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坐第二位。”

《三国志通俗演义》把历史上刘备的谋臣诸葛亮，改造为小说上总督军马一应事务的汉军师诸葛亮，并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预见未来的象征，作者显有寄托。在《水浒传》里，不把梁山泊的权力交给那四海驰名，“智勇足备”，为“山寨之主”的“托塔天王”晁盖，而交给这个“村中学究”的“智多星吴用”执掌，其用意更为明显。汉军师诸葛亮和梁山泊军师吴用都可说是著者的化身，也可说是著者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正是远承《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种政治理想而来的。两相对勘：《三国志通俗演义》汉军师诸葛亮“总督军马一应事务”，太平天国的军师也“总理国务”。《水浒传》立晁盖“为山寨之主”，推吴用为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太平天国也以主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水浒传》梁山泊英雄聚义，在聚义厅上同时推立“山寨之主”和军师，太平天国也于建国时同时建立天王（主）和军师。两者完全是一模一样。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成书后约三百年，于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创始的天地会 [27] ，在它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里，就有在高溪庙起义时，拜朱洪英（一作朱洪竹）为盟主，拜陈近南先生为军师的传说 [28]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有一卷天地会人物绘像 [29] ，把这个传说形象地绘了出来。这一卷绘像，绘的都是天地会传说人物。第一幅是《朱洪竹小主绘像》。第二幅便是《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先生绘像》。其他人物都是单人分幅绘于后（陈近南也有一幅在白鹤洞修道绘像列于后），这表明“主”为最高领袖。而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合绘列第二幅，则意味着“主”和“军师”为一体，也意味着天地会打算建立的政权是要采用以“主”和“军师”构成的政体。再从第二幅看，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并站在一起，明主站在右，军师站在左，右高左下 [30] ，明主表现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尊严，军师面向明主，表现出承命的表情，而令旗则执在他的手中，这表明了“主”为元首，是第一位，“军师”是第二位，但实权却由“军师”执掌。天地会这一幅绘像，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通过汉军师诸葛亮和梁山泊军师吴用而表现出来的以“主”和“军师”所构成的政体的政治理想活现在纸上。我们看了这幅绘像，对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实质和精神面貌都会得到深切的体会。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是两部著名的具有人民性的说书讲史的小说，《水浒传》写的是宋代梁山泊农民起义，著者更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其中。这两部书，都为人民所喜爱，都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以农民起义者在组织他们的会社和建立他们的政体时，往往向这两部书吸取养料。上面已经说到天地会在传说上就据《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有军师陈近南这个人物。现在再来看它的组织和制度。考天地会便是取《水浒传》“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以泯除家族的畛域，而合异姓为一家的意义作为会名的 [31] 。天地会力求平等主义，会员间彼此都以兄弟称呼，入会的一体看待，便是从《水浒传》不分贵贱，无问亲疏，并且打破天赋的不均与教养的不齐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的梁山泊大聚义的理想而来的 [32] 。清末哥老会（即天地会后来的名称）重要首领陶成章述天地会“力求平等主义”，“政体主共和”，也指出是取《三国志通俗演义》（桃园义气）、《水浒传》（梁山泊聚义）、《说唐》（瓦岗寨威风）三书贯通而来 [33] 。天地会的组织及其共和政体，取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也取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在14世纪后半期撰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中还是一种政治理想，到17世纪70年代创始的天地会就以这种理想来组织会社，并且预期以“主”和“军师”为构成的体制作为将来建立政权的政体。到了19世纪50年代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国，就把军师定为制度，创立了军师负责制，见之实行。从理想到预期，从预期到实现，其历史源流，是明如观火，昭然若揭的。

四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产生与性质

太平天国按它的阶级本质来说是农民的国家，其使命首先是为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的农民和贫苦的阶层谋利益，镇压敌对阶级的力量。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已开始由封建社会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宗法关系已趋向松弛化，历史条件已起变化，另有其特殊内容。它不但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平等、平均的农民民主，大大地向前推进，发展到农民起义的顶峰，并且，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属性，开始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然而素朴的宗法制君主主义，对君主政体的观念，还存在于当时的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起义建国，一面极力要求贯彻他们所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一面又沿袭了他们阶级敌人那一种封建旧体制，这样，在他们国家组织中就出现了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政体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带上特殊内容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它的政权建设上，产生了军师负责制，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总理国务，君主临朝不理政，不能随他的意志去处理国家大事的政体，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政体，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包涵有丰富的农民民主性质的内容，从下面几方面考察，可以具体地看出来。

首先从议政制度看。太平天国议政有三项原则：第一，民主，所有政务，“皆由下拟定” [34] 。这就使下级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拟议，发挥民主作用，而避免上级官僚主义，也就避免专制独裁。第二，集中，下级必须层层转达，不得越级白事，到了侯、相这一级，经过他们“商议停妥”，再由他们向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禀报，最后，由杨秀清审核，韦昌辉、石达开参议，作出了决定，把全部权力集中到正军师 [35] 。第三，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所有政务，都由正军师杨秀清决定。然后由杨秀清率领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取旨。凡“议定奏上”，天王“无不准者，每批准旨二字”，“从无驳者”，就是从来没有否决过。群臣“概不准奏事”，只有与政事无关的请安，贺喜谢恩得向天王上本章，就是这些，也必须杨秀清盖印，经杨秀清审查过，否则天王不阅。君权限制到了这种地步 [36] 。这一种议政制度，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既民主，又集中，是具有民主性质的。

从选任人才来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全国每年选举一次。从最低一级两司马管辖的二十五家选举起，经过上一级层层考核，一直到军师，然后启奏天王任用。凡“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行，这个每年一举的制度也未能实行。但所行的乡官制度，却正是这种制度。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分兵克复各地，建立地方政权，设立乡官治理。凡乡官，由“乡里公举”，“为众姓所共推”，施行民主选举，深得人心 [37] 。江西、安徽人民之所以热烈拥护太平天国在于此，太平天国政权之所以得打下基础也在于此。基层行政人员，直接民选，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创。太平天国这一大改革，的确改变了封建体制，实现了农民民主。太平天国前期保举官员也同样是采取民主的措施。凡保举官员，由丞相、检点、指挥等各级保举所属，列名具禀，呈于韦昌辉、石达开，转申于正军师杨秀清，杨秀清可其议，始会名同奏于天王以取旨，榜示朝堂，使众周知，乃颁给印凭而授职。其有战功，也由本管官保奏。这正与《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相同，也具有民主性质，所以人才辈出，深得人心 [38] 。太平天国这种民主保举，《李秀成自述》曾记石达开出走后，国中无人，朝臣把他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选举出来助国。不仅陈玉成、李秀成这班人物是“经朝臣查选”，“朝中议举”，就是提理全国政务的石达开，也是“全朝同举”的 [39] ，众人不但举石达开执政，还因“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 [40] ，连王号也由群众封给了！从这种种情况，特别是后两件大事来看，可知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究竟达到何种境地。

又从太平天国的臣民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来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前后（1861年12月20日左右），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ameshope）、参赞巴夏礼（harry s.parkes）乘着这年秋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愿帮助打倒清朝的谈判。据《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是经过与朝臣会议，然后召见他们予以拒绝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粉碎英国侵略者平分中国的阴谋，是一件特大的事，而决定在于朝臣会议。这可见太平天国的臣民是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民主权力的。英国侵略者由于这件阴谋见不得天日，所以他们在秘密谈判被太平天国断然拒绝而决裂后，就进行公开的挑衅。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27日），何伯命令停泊天京的狐狸号舰长宾汉（henry m.bingham）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太平天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1862年1月1日），答复宾汉照会，逐项驳斥，全部拒绝，其中有说：“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 [41] 太平天国的军民有不准违反国家利益的条约继续施行的权力，也可见他们具有对国家大事决定的民主权力。

再从太平天国臣民有一定反抗权力来看。天京事变后，全朝同举石达开执政，众心欢悦。天王洪秀全却不欢悦，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专任两人来挟制石达开，人心已经不服了。到石达开被迫出走，人心愤激，洪秀全竟不得不撤了两兄的王爵，并顺从群众的推戴，镌刻义王印，派专使去安庆送给石达开 [42] 。其后癸开十三年夏，雨花台要塞失守，天京危急，洪秀全受了臣民的压力，又不得不封李秀成为军师，并宣称“禅位幼王，尽黜洪氏之党”，以缓和臣民的激愤 [43] 。太平天国就是到了洪秀全已厉行君王专制的时候，臣民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权力，迫使洪秀全不能不向臣民让步，控制了洪秀全的专制独裁的。

还可以从太平天国的登闻鼓制度来看。太平天国设有登闻鼓，从天朝宫殿和东王府以至各地首长衙门都设置大鼓，凡有冤抑不伸的人都可前来击鼓，要求审断曲直，平反冤狱。这种登闻鼓制度，不仅行使于法制方面，保护人民的利益，使民气得伸，就是对国家大事也同样可以击鼓要求复议。戊午八年夏，天京被围急，李秀成请求出京调兵解救，天王不准。过了几天，李秀成见势急，就到朝门击鼓，请求天王登殿重议。李秀成击鼓，侍臣鸣钟之后，天王登殿传奏。结果，李秀成取得旨准，出京调兵，解救了天京 [44] 。李秀成就是行使太平天国的登闻鼓制度，可见这种制度也是具有农民民主的性质的。

从以上种种方面考察，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确实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以说它是初步体现了我国农民阶级所世世代代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的。

但是，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因而具有它的特殊的性质。太平天国君主临朝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总理国务，这是农民民主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宣布洪秀全是奉天命下凡救世，大讲“君道”和“臣道” [45] ，承认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46] ，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太平天国的君与臣，依然同封建君主制一样严划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封建社会，自东汉以后，“万岁”为君主至尊的专称 [47] 。太平天国定制，天王洪秀全称万岁，正军师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杨秀清为臣 [48] ，逼迫洪秀全答应他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所以李秀成论为“君臣不别，东欲专尊” [49] 。这正是太平天国全体臣民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不能混淆，正是他们共同的伦常道德。洪秀全之所以得有权力以篡位大逆下诏诛杨秀清，而诛杨秀清后，万众无声，这都由于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所决定。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洪秀全不可能认为“朕即国家”，不可能随他的意志处理任何国事。这是与君主专制最不同的所在。但天王洪秀全却能够把“君位”作为私有，有谁要夺取时，他就得有绝对的权力而诛之，保留了君主制君权天授的权能。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者形式上是很相像的，而实质却是不同的。西方内阁制，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产物，其君主是封建阶级的象征，首相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象征性，表示封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也象征着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妥协。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创制，它的主（天王）和军师是相辅相成的制度，他们都是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为国家元首，一个总理国务，只是革命内部的分工，而不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利益。

总之，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既包含有农民民主的内容，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旧体制。它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我国自秦迄清所行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而是具有它的独特的性质。这种政体，是和太平天国的国体，即政权的阶级性质相适应的。

五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破坏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破坏，先起于军师杨秀清，而毁于天王洪秀全。

杨秀清虽然身任军师，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实权，但他朝见天王时，还要站在陛下，他所决定的政事，还要在形式上奏请天王取旨。天王是国家元首，他究竟还是臣。对于这个正在日益滋长着农民消极方面的狭隘性和自私性的缺点，而又受着封建思想严重侵蚀的杨秀清说来，是不甘心的。因此，他就要把太平天国君主的宝座夺而取之。丙辰六年（1856年）五月，他就假托天父下凡逼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企图把太平天国的主（天王）和军师的权位都归于他一人之身。杨秀清必须担负首先破坏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罪责。但是，杨秀清逼称万岁事件，以他本人被杀而告终，他还不曾把军师负责制破坏。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破坏，毁于天王洪秀全之手。洪秀全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但他中封建思想的毒很深，他不但要父子公孙江山万年，他还要做一个专制的君王。他在辛开元年即天王位那一年，就颁布《幼学诗》 [50] 。其《朝廷》一章道：“天朝严肃地，咫尺凜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逞。”其《君道》一章道：“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在后来另一部《天父诗》里，他又有一首说教的诗道：“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51] 在这部《天父诗》中，还有“一句半字都是旨，认真遵旨万万年” [52] ，“遵旨得救逆旨刀” [53] 等句，充分流露了他的君主专制的思想。

以抱有这种君主专制思想的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前期行军师负责制的时候，他不得不受着政体的限制，做一个临朝而不理政，只拥有君主的尊严，而没有实权的元首。但到经过天京事变，他杀了杨秀清，诛了韦昌辉后，便不同了。那时候，合朝同举石达开执政，要石达开继任杨秀清军师的地位，继续军师负责制。“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洪秀全没有把军师的权位给石达开，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专任两兄，挟制石达开 [54] 。洪秀全除用两兄来挟制石达开外，他还“诏旨频降仍，重重生疑忌” [55] ，亲自来控制石达开。结果，石达开被迫出走了。洪秀全就把军师职权抓归手中。于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作为一个专制的君主，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以前，我们对这件大事，都认为群众拥护石达开，洪秀全则猜忌石达开，是人事问题。今天，考明了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才知道人事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实是群众拥护军师负责制，洪秀全则要破坏军师负责制，是太平天国一场对政体的带有根本性的大斗争。

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洪仁玕从香港到天京，封为干王，“晋位军师”。洪秀全是把军师的“名”交出来了，但军师的“实”，他却是紧紧地抓住不放。洪仁玕这个作为“朝纲之首领”，外国人也称为“总理国务” [56] 的军师，只是一个空架子，已经没有权力了。有一个英国翻译官富礼赐（r.j.forrest）和洪仁玕很熟，常在干王府吃饭闲谈，还在府住过。他记洪仁玕和他闲谈说：“席间，他便告诉你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 [57] 在太平天国前期行军师负责制时，权力在军师，天王只有“旨准”，“从无驳者”，能不听从军师吗？各王能不听军师的命令吗？这寥寥两句话，道尽了太平天国后期军师有名无实的真情。富礼赐又记干王府六部处理政务事，说办理国务的只有三个书手，常在那里写字于黄纸上，大约这几个人即是该六部的全部人员。户部作了堆煤炭之用。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六部在楼下，而一个外国牧师罗孝全（i.j.roberts）却高居整个六部的楼上作为寓所 [58] 。这种种情况，只能说是笑话，哪里还是堂堂国家的政府！当年正军师杨秀清东王府好似川流不息地处理国务，而今作为军师的洪仁玕干王府却荒凉秽芜到了这种境地，其权力已不在军师，是不言而喻的了。

到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天京危急，天王受了臣民的压力，不得不封李秀成为军师。但李秀成有没有得到军师的权力呢？据《李秀成自述》说，当时敌人兵临苏、杭，李秀成请前往指挥。那时候，要守天京，必须依靠苏、杭物资的支持，没有苏、杭，天京就不能守。李秀成要去苏、杭，是从全局出发的。乃再三奏请，洪秀全都不准。苏、杭守将日日飞文告急，李秀成再力奏，洪秀全才准他前去。限40日回京，如过期不回，以国法从事。这哪里还有军师的权力。

洪秀全剥夺了军师的权力，他就设立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六部，把国务分归六部掌管，而由六部向他和他的儿子幼主直接负责。这与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的用意、作法和目的完全相同，都是为要把大权收归己手，以厉行君主专制。所以，庚申十年（1860年）十月，英国教士杨笃信到天京访问，他记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 [59] 辛酉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英国水师提督何伯自吴淞率舰西上，调查长江开埠事宜，他特派步兵中校吴士礼（g.l.wolseley）入天京，调查太平天国实情。吴士礼在《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里，记太平天国的政制也说：“各王分管各部政事。他们分设各‘部’衙门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权柄集中于天王。如不经其裁可，一切要务俱不得执行。”杨笃信所说“六个部”和吴士礼所说“分设各‘部’衙门”，就是本文上面说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据杨笃信说太平天国的六部衙门的职掌，“相当”于清朝的六部，吴士礼说“一如清廷”。清承明制。太平天国政权既分归六部掌管，那势必“权柄集中于天王”了。

在太平天国前期，天王不理政务，不发上谕，到了后期，却完全相反。调遣军队作战由天王下诏命令了 [60] 。派官镇守要地由天王降诏任命了 [61] 。安民由天王派官前来了 [62] 。减征钱粮由天王颁诏宣布了 [63] 。给外国专使的文书也由天王颁给了 [64] 。总之，在太平天国后期，不论军事、民政、外交等等，无不由天王诏旨施行。因此，在太平天国前期，清朝钦差大臣向荣从金田起义就与太平军作战，一直跟追到天京，驻军在天京东门外孝陵卫两年半之久，并且对从天京逃出来的人“详加访问”，竟以“洪秀全实无其人”复奏皇帝的询问 [65] 。再经过一年多，却得杨秀清等本章稿本，见有“旨准”二字后，还以“似有其人”向皇帝奏报 [66] 。而到了后期，上面说的那个英国军官吴士礼，到天京只住了一个星期，根据他亲眼所见，对洪秀全就作出了“专制的天王”的论述 [67] 。天王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前后两期两种绝然不同的形象，正是深刻地反映了前期行使军师负责制与后期军师负责制遭到破坏后的截然不同。

洪秀全破坏了军师负责制，大权独揽，从他个人说来确是做到了“如不经其裁可，一切要务俱木得执行”，把所有权柄都集中在他一人之手。举一事来说，辛酉十一年正月，洪秀全准许了英国海军提督何伯要求在天京停泊一军舰照料商务。这是一件大事，当然必须要经过洪秀全的决定的。但到三月，英舰请求在江边借地三丈，盖屋贮煤，以供燃烧，既准其停泊，这便是连带而起的事了。而负责处理国务的赞嗣君蒙时雍、忠诚二天将李春发却无权处理，必须“登朝面奏”，取得“旨准”，然后遵旨执行 [68] 。从这一事件看来，可知吴士礼所说的话，确是不错的。但是，对太平天国却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洪秀全既成了一个“专制的天王”，全权在手，他就任人唯亲。他第一重用的是他的外甥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的是他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的是族弟干王洪仁矸。第四重用的是女婿金王钟万信、凯王黄栋梁、捷王黄文胜 [69] 。这班人都是他的亲属。庚申十年，萧有和还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兼任赍奏官的重职。三年后，权力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70] 的地步。黄栋梁、黄文胜也都是小孩子 [71] 。其中除洪仁玕通晓西洋政治、尽忠太平天国当别论外，这班亲贵们，都各擅权利，洪仁发、洪仁达尤其凶横残暴，祸国殃民，把太平天国搅得乌烟瘴气，无法无天，人人切齿。

洪秀全掌握大权，又“立政无章” [72] ，就是说制度紊乱。洪秀全既采取政归六部直接向他负责的制度，那就应该所掌各有专责，不是任何人所得干预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如此。以掌铨选的吏部来说，今所见庚申、辛酉两年保官的本章共十五封，计由幼西王萧有和、勇王洪仁达、侍王李世贤、赖冠英奏请的各一封，由干王洪仁玕、赞王蒙得恩、章王林绍璋会奏的一封，由干王洪仁玕奏请的五封，由英王陈玉成奏请的三封，而由吏部奏请的只有两封 [73] 。这样，吏部的职权便给他人所夺了。《李秀成自述》记有天京各王府各衙门打算买米粮存储以防敌人围困，洪仁发、洪仁达等出令：“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如果说买粮要发票的话，那是户部的职权，而不是任何人所得发给。这样，洪仁发、洪仁达等又把户部的职权攫夺去了。因此，六部的地位就被压得很低。据天王和幼主诏旨所列，在六部之上，王亲国戚和诸王不算了，只算官职，就有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神使七级。六部地位只比主佐将一级高 [74] ，以掌全国政务直接向天王负责的六部竟压在如此低级，如何能行使职权，其权力怎能不被攫夺！不仅如此，洪秀全既设六部分掌全国政务，又以洪仁玕、蒙得恩（得恩死后，由其子蒙时雍继任）、林绍璋总理国务。这就必须把六部隶属于其下，行政方能统一。今竟不然，吏部依然直接向幼主保官，而总理国务的洪仁玕、蒙得恩、林绍璋也向幼主保官，这就乱了，还成什么政体！再看赖冠英既有权力攫夺吏部的职权来向幼主奏请封李秀成子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而到三个月后，他本人却要由吏部奏保为忠靖朝将 [75] ，这简直是笑话。不但是李秀成所说“政事不一” [76] ，实如反革命头子曾国藩所说“大纲紊乱” [77] 了。

任人唯亲，则“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 [78] 。立政无章，则政事不一，大纲紊乱。这都是必亡之道。

由于任人唯亲和立政无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有乱封王爵一事。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打算不再封异姓为王了。到己未九年，族弟洪仁玕来天京，封为干王。洪秀全自知对不住功臣，他要倚靠陈玉成、李秀成保国，不得不封他们为王。自此之后，日封日多。洪秀全把王亲国戚和从广东跟出来的同乡都封了王，而汗马功劳的人却不得封，人心不服。后来封多了，不给名号，一律叫做列王。到列王又封多了，把封的王都写作“ ”。这个 字，作小王解，是太平天国因避王字讳而改的避讳字。今用来封人，人心更不服了。于是未得封王的功臣感到愤愤不平，而受封为列王的人则感到不光彩，尤其是受到坐字所封的人则认为被侮辱，于是便把人心丧尽了。李秀成把这件大错误列为天朝十误里的一件大错误。他在《自述》里痛论其事道：“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具（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 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

六 结论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采取那两部为人民所喜爱的说书讲史的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政治理想，注入了一些19世纪40年代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内容，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而创制成的政体。

这种政体，具有它的独特的性质，既包涵有农民民主的一面，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另一面。因此，它不同于我国自秦迄清2100多年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它是太平天国的光辉创造。

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它的军师负责制是与它的政权的阶级性质相适应的。在太平天国前期行使这种政体，发扬了农民民主，取得了革命飞跃发展，国势兴隆昌盛。《李秀成自述》记这时期的盛事，有两句很扼要的话说“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又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到天京事变后，军师负责制遭破坏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人心离散的严重后果，卒至覆亡。

在太平天国行使军师负责制的时候，越民主，就越集中，越“严严整整”。到军师负责制遭破坏后，越专制，就越紊乱，越离散。历史确是这样吗？千真万确的太平天国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虽然遭洪秀全破坏了，但臣民仍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权力，国家大事洪秀全要听取臣民的意见来作处理，他违反民意的措施，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臣民作了让步，历史事实，还是昭然共见的。可是，由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与国家的根本性质背道而驰，内部矛盾重重，离心离德，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败亡了。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产生、行使与破坏，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兴亡，也留给后人以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 *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北京第二版，第670页。

[2] 李秀成：《复英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论军师地位的话。

[3] 考证见我写的《太平天国政体考再稿》。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

[4] 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5] 据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军师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条诰谕》，《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诰谕》，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伪示》。

[6] 据《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朝内官》。

[7]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谕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的话，见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命林凤祥等速急统兵起行诰谕》。

[8] 据《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诰谕》。

[9] 洪仁玕：《致英 译官富礼赐书》。

[10] 《贼情汇纂》卷八《伪文告下·伪贡单式》。

[11] 据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给英国公使文翰诰谕》。

[12] 据《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

[13] 据《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卷三《伪官制·伪朝内官》。

[14] 据《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朝内官》。

[15] “禀奏”，是太平天国规定凡官员具禀正军师杨秀清的称谓，见《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本章》。

[16] 据《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诰谕》。

[17] 据《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诰谕》及所附《伪将凭式》。

[18]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杨秀清传》。

[19] 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钦差大臣向荣《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见《向荣奏稿》卷四。

[20] 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钦差大臣向荣《封呈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会奏稿本片》，见《向荣奏稿》卷七。

[21] 据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军师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条诰谕》。

[22] 见黄光域、梁昆元译1854年6月《麦华陀和鲍林对南京的访问》（近代研究所翻译组未刊稿）。

[23] 《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

[24] 见黄光域、梁昆元译1854年6月《麦华陀和鲍林对南京的访问》。

[25] 据《明史》卷二《太祖本纪》及卷七十二《职官志》。

[26] 考证详拙著《水浒真义考》。

[27] 天地会创始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甲寅，见《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收在我编的《天地会文献录》内。

[28] 据《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

[29] 编号为oriental 8207d。

[30]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右贤左戚”句，韦昭注说：“右犹高，左犹下也。”

[31] 案《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在《诗篇及拜会互答》第三里，《拜天地会诗》道：“拜请五祖奉我君，天降真龙我主人，地产洪儿兄弟众，会聚洪英去灭清。”《祭五祖诗》首两句又道：“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这两首拜会的诗，都说明了天地会取名的意义，而其来源则出自《水浒传》金圣叹批改本第七十回“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兄弟，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来的。

[32] 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

[33]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案日本人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记陶成章在清末与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哥老会首领开一大会，打作一团，名龙华会。可见陶成章在哥老会地位的重要。他以天地会中重要人物，而记述天地会的制度，与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34] 据《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本章》。

[35] 据《贼情汇寨》卷七《伪文告上·伪本章》同卷《伪诰谕》，及同书卷一《杨秀清传》、《韦昌辉传》。

[36] 据《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同书卷七《伪文告上·伪本章》。

[37] 据《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守土乡官》。

[38] 据《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品级铨选》。

[39] 据《李秀成自述》。

[40]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41] 见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复英国海军舰长宾汉照会》。案这封照会原件今尚未发现，此处系据王维周译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回译文。

[42] 据清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筹各路军情片》，并参考同年闰五月十五日安徽巡抚福济片（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初四日到《常州坐探委员曹飞鸿禀》（吴煦档案）。

[43] 据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李鸿章《致曾沅师》，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

[44] 据《李秀成自述》。

[45] 太平天国明确地划分“君道”和“臣道”，见《幼学诗》。以杨秀清名义颁布的《太平救世歌》也同样以“出仕事君，臣道须存”教人。在那本为宣扬杨秀清而颁布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里，还特地记有杨秀清向天王启奏“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的话。

[46] 《礼记》卷四《曾子问》。

[47] 中国古代，万岁本是上下通用的庆贺词，到了东汉，认为“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此后始为君主至尊的专称，详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一《万岁》条考证。太平天国定制，天王称万岁，便是沿袭东汉以后封建君主的称呼礼制。

[48] 案《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本章》所录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上天王本章的题名称弟不称臣。这是由于他们假托为天父子而来，而不是属于政体的体制。杨秀清对洪秀全说“我二兄为君，我们小弟为臣”（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可以为证。

[49] 《李秀成自述》。

[50] 据1955年3月，在山西省临汾县北刘村发现的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幼学诗》封面刻板，知此书为辛开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即天王位那一年所刻。

[51] 《天父诗》第378首。

[52] 《天父诗》第417首。

[53] 《天父诗》第418首。

[54] 据《李秀成自述》。

[55] 见太平天国丁已七年五月《翼王石达开出走布告》。

[56] 据简又文译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见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

[57] 据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见卜拉克斯同（thomas w.blakiston）著《五月扬子》（five mouths on the yang-jsze）第三章。

[58] 据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见卜拉克斯同（thomas w.blakiston）著《五月扬子》（five mouths on the yang-jsze）第三章。

[59] 据塞克斯（sykes wiliam harry）编著、梁从诫译《太平天国问题通讯》塞克斯致《亚伯丁自由报》编辑第五封信引文。

[60] 例如《李秀成自述》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天王诏命他领兵取常州、苏州，壬戌十二年四月天王一日三诏追他救天京。清咸丰十年正月甲申，清朝钦差大臣和春也有天王诏调上游军队的奏报（见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九十）。

[61] 据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天王《命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

[62] 据《襄天军主将黄里天安张陈天安□布告》说：“指日安民官到，谕诏减征钱粮”，知安民官是奉天王诏旨前来的。这道布告，年代已破损，但从布告者的官衔爵位看，知是太平天国后期布告，约在辛酉十一年间。

[63] 据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天王《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

[64] 例如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天王《赐英国特使额尔金诏》。

[65] 据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

[66] 据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向荣《封呈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会奏稿本片》。

[67] 据简又文译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68] 据赞嗣君蒙时雍、忠诚二天将李春发《复敛天安梁溉天安萧书》。

[69] 据《李秀成自述》。

[70] 同上。

[71]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72] 李秀成天朝十误第十误，见《李秀成自述》。

[73] 英国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藏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原编号为7420。

[74] 据天王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诏旨，幼主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诏旨。案其后一份《天朝爵职称谓》所载，在神使之下，六部之上，还有护京中军、京都水司（师）三主将两级，六部之上竟有九级，六部越压越低了。

[75] 据三十一日幼主《建造九重天廷并封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及正月二十六日幼主《升授赖冠英职并追封刘长发诏》。据内容及编排次第考，前者为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诏，后者为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诏，故知赖冠英保奏李容发为忠二殿下在前，而他本人由吏部保升忠靖朝将则在其后三个月。

[76] 据《李秀成自述》。

[77] 曾国藩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五日《致沅浦九弟》说：“自洪、杨内乱以来，贼中大纲紊乱。”（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五）

[78] 据《李秀成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