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关于考据问题，50年代初曾经有过讨论。近年来，又成为史学界问题。1981年2月23日，熊德基同志在《史林漫拾序》里说：

解放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历史学界顿然出现了新的局面。同时，也不免有些“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学习过程中难免的现象。因而既出现了一些富于理论色彩而科学价值又较高的论著，也确有些“足以惊四筵而不可以对独坐”的文章。以致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认为理论不如考证之可信，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林彪、“四人帮”所豢养的论客践踏得面目全非，更导致一些人轻视理论而向往于乾嘉朴学。其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定考证的作用，也珍视乾嘉学者的遗产。但不能不看到：乾嘉学者只能解答“是什么”、“是怎样”的问题，并不能解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因而决达不到史学在于探索人类社会前进规律的目的。

1982年2月1日，《光明日报》副刊《史学》第246期刊登胡如雷同志《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文章开端就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使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真理，但在部分史学工作者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仍然是一个在认识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搞乱了我们的理论战线，“评法批儒”严重地败坏了历史科学的名声，更易于使一些人在理论上发生动摇。“回到乾嘉时代”的私议的出现，就是这种不健康的倾向的明显表现之一。

一些人所以轻视理论而向往于乾嘉朴学，另一个原因也由于对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明确的认识。1981年3月12日，胡绳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两广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特地对此作了提示说：

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是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

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那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仅仅是个开始，决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看法一样。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1] 。

考据工作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它不可能担负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找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不仅如此，对历史事实的考据，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实的考据，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解决。胡如雷同志在《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里说：

就考证工作而言，恐怕也需要有点理论指导。历来认为单纯搞考证、辨伪工作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无涉，只要伏案读线装书就足够了。应当承认，干这一行，确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能做出成绩，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大多至今仍有价值，并没有因时代变化而被推翻即是一例。但尽管如此，我总觉得，假如搞考订、辨伪工作也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无疑这种工作必将有显著提高，理论这一行中并非无用武之地。譬如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区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力求全面掌握事物而不玩弄个别举例，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前后发展变化观察事物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这些方法运用到考辨史籍、史事方面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古人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确曾自发地、朴素地运用过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自觉地加以运用，岂不是会超过古人？至于根据史料的阶级性、政治派性对它进行考辨，那我们所达到的高度更是古人望尘莫及了。

苏双碧同志为《1983年中国历史年鉴》撰《一年来史学理论的探讨》也把这个主张提了出来，说：

搞考证也应有个指导思想。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总认为单纯搞考证、辨伪工作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涉，只要伏案读线装书就足够了。应当承认，干这一行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能做出成绩，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大多至今仍有价值，并没有因时代变化而被推翻便是一例。但尽管如此，假如搞考订、辨伪工作也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无疑这种工作必将有显著提高，理论在这行中并非无用武之地。譬如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区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力求全面掌握事物而不玩弄个别举例，要从事物的互相联系、前后发展变化观察事物而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这些方法运用到考辨史籍、史事方面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 [2] 。

根据我做考证的经历，完全说明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已经是一个实践证实了的事实，而不是要在史学理论探讨中的问题了。

考据是历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没有这一步工作，就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但是，怎样去做考据呢？乾嘉学派的考据家只偶尔谈到三言两语。论到考据比较多的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也只是概括的论述。我在学校读文史系时，没有考据的课程，但研究历史开端必须先考据，我只得暗中摸索。近年出版单位和刊物要我写自传，目的就是要我把怎样考据的方法写出来，同志们也这样要我做。我十分惭愧，我是一个一无所知的正在探索者，谈不到写工作的经验的，更谈不到写工作经验的总结的。

由于考据问题还是今天史学界问题，怎样去做考据，又是年青史学工作者所需要知道。因此，不揣浅陋，把自己对这问题的认识写出来以供参考，并向同志们请教。

二 历史研究工作为什么要考据？

考据最大一个问题是它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而要认识它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先明白历史研究工作为什么要考据，怎样去做考据，考据的性质如何等等，然后才能够对它的真正地位和作用得到正确的认识。

首先说历史研究工作为什么要考据。就我个人的体会归纳起来约有史料辨伪须要考据、史料和史迹的鉴定须要考据、史料的诠释须要考据、史事须要考据等四项。兹分述于下：

甲 史料辨伪须要考据

史料整理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工作，而史料辨伪又是整理史料的第一步工作。就我个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体验，首先碰到的困难便是作伪者伪造的鱼目混珠的伪史料问题。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具备了形形色色的面目：有的是同时起义的天地会要假托太平天国名义来号召群众而伪造太平天国的文件，如广东天地会张平湖等的伪造洪秀全敕谕；有的是后人为了鼓吹革命而伪造太平天国文件，如清光绪末年南社诗人高旭的伪造石达开诗；有的是自己要写太平天国史事，却不老老实实说是自己作的，而要捏造一个乌有的人，说是太平天国中人的记载，并且捏造了许多假事迹来证明他自己的说法以骗人，其中最著名的一种便是所谓“沈懋良”著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有的是伪托太平天国首脑人物家里人的著作以见重，如罗惇曧撰《太平天国战纪》伪托是从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撰的《天国志》修改而成；有的是因为知道太平天国原有某种文件，或轻信传说某人曾向洪秀全献策，乃伪造此种文件来欺世，前者如李秀成的《十要十误》，后者如所谓钱江的《上天王书》及《兴王策》；有的是为牟利起见，伪造太平天国的钱币、圣钞、墓碑、文件，和伪造太平天国资料等等，这种种作伪，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了。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既如是其多，种类既如是其繁，如果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不首先加以辨伪的工作，就把这些伪史料与真史料混同整理起来，根据来研究历史，那末，得出来的结论，就必然免不了错误，那怎样说得上科学的历史研究呢？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部题名樗园退叟编的《盾鼻随闻录》，自称是从广西就在清军襄办文案，一直从广西追太平军，经过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与太平军作战，“将目击躬亲之事编辑成帙”的。其实，这一部诬书却是一个当时在四川做清朝永宁道官员的汪堃捏造太平天国虚事假事来攻击他的仇人何绍基的。这一部诬书对太平天国极肆诬蔑，所以太平天国政府下令禁止，凡有收藏的都治罪。而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都很重视这一部书，他们虽然也知道是汪堃做的，但完全没有稽考汪堃的历史，就完全相信了他在序言上的欺骗，认为他据亲见亲闻写出此书，可供参考之处极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还把此书收入。我们表扬太平天国革命，却反把太平天国政府严禁的诬书来传布，这当然是一件大错误，而所以会犯这错误，就由于没有考据 [3] 。

所以，我们面对着这一个问题，就必须把那些已经发现了有伪造嫌疑的史料加以考证，予以否定，从而清除出真实的史料之外，这样，我们就必须进行考据，提出证据，并且打破沙锅纹（问）到底，追出它作伪的根据。我们不仅要在以前相信那些伪史料的人们面前揭穿了作伪，如果伪造者还生存，我们还要使作伪者在真凭实据之前低头承认。我在南京就曾经这样向作伪的古董商进行过说服。必须这样，然后才能够扫清伪造的史料，然后伪史料才不致于鱼目混珠混乱了真实的史料。

我们举的是太平天国史的例，其他方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史料必须辨伪，而从发现作伪嫌疑以至于证实，就必须进行严肃的考据。

乙 史料和史迹的鉴定须要考据

史料和史迹必须经过鉴定，然后伪假的或讹传的方能清除，而真实的方得确定，一个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的历史工作者，断不应该对任何一件史料或一个史迹不加鉴定就肯定它的真实性的。而要进行鉴定史料和史迹就必须考据。关于史料的辨伪方面已经在上节说过了，现在专说真实的史料和史迹的鉴定。

我想从太平天国的史料和史迹的鉴定中举出三个例子来说。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摄照了一部分和钞录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回来，请我去做考证。当时有许多人不相信曾家肯把真本借摄借钞，因而对前广西通志馆的照片和钞稿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我也同样发生了怀疑。因此，我就进行考据。经过我把所见的湘乡曾家收藏的《忠王自述原稿》的四张照片来与已经鉴定确为真品的1937年吴中文献展览会展出由受曾国藩派委讯问忠王的庞际云保存下来的《忠王李秀成供辞手卷》里面忠王手书豫王、燕王姓名封爵两款，及故宫博物院在清军机处档案发现出来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忠王《谕李昭寿书》对勘，结果看出这三种来源不同文件的字迹，正是都同出自忠王一人的手笔。除笔迹的鉴定外，还从内容方面进行了鉴定。这样，才把这部太平天国重要文献《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肯定了下来。

又如1952年南京堂子街发现太平天国壁画，去看的人几乎一致的都说：“上面没有半个题字，茫然一片，如何能够断定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呢？”还有人说：“这些壁画，寺庙里多得很咧，那末，寺庙里的壁画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的壁画了！”当然，我初时也同大家一样感到茫然一片，但我认为必须经过考据，提出证据，然后才能够得到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因此，我进行考据，我从这些壁画应绘人物的地方不绘人物为遵照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规定，证明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大家都同意我的鉴定。于是经过考据就确定了这一个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关重要，而且对于人民艺术的传统说来也极其重要的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的发现 [4] 。

再举一个例，如1954年1月浙江绍兴发现了两张太平天国合挥。合挥上登记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姓名、年岁和籍贯，在女的姓名上有“配妻”二字。发现之后，大家交换意见，认为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但是，当时还没有记载为之证明。因此，大家未能断定。于是我进行考据，结果，在一部曾经居住过天京的人陈庆甲《金陵纪事诗》中，叙明太平天国“男女配合须由本队主禀明婚娶官，给龙凤合挥方准”的事实，这就证明了这两张合挥确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由于这两张太平天国结婚证书的发现得到证实，不仅是证明太平天国结婚制度的严肃，彻底地扫除了地主阶级记载对太平天国男女关系的种种诬蔑，而且，从证书上所写的内容与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的“礼书帖”上所写的内容正表现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婚制度，而说明了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是一种反对封建的基于男女自愿结合的婚姻制度 [5] 。

由此可见，史料和史迹的鉴定必须要考据，因为经过考据，对那些被怀疑的、或半信半疑的、或未经过鉴定的真史料和真史迹的真实性提得出证明，从而依靠证据，予以确定。

丙 史料的诠释须要考据

要了解史料的内容，许多地方都须要诠释，不加诠释往往看不出内容，而要进行诠释，就必须考据。这些史料的诠释，看来好像是片段的、枝节的，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它滑过去，把诠释做得好，就常常可以从它里面考得重要的史实出来。

试举两个例子来做说明。例如1953年发现的《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锟北伐报告》，这是今天发现的第一篇有关太平天国北伐的重要报告。我们把它研读起来是遇到困难的，必须把那些困难的地方加以诠释然后才能够明了内容，这就必须进行考据。我只举其中一句话来说便可知道。报告中说克复河南归德府城那一天，“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一〔只〕，有鞑妖对江把守”，这里所说的“黄河四十里之遥”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报告中没有说明，这是必须要考据的。在那里的行军详细情况也应该有进一步的考据。

经过了考据才知道那一个地方叫做刘家口。刘家口是个什么地方呢？不仅现代的地图上找不出来，就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绘的地图上也找不出来，于是又得去考查，经过一番稽考，才考查出刘家口乃是离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面的口岸，是当时山东、河南各省商船云集的所在，属山东曹县辖境，过河就可以向山东省挺进，所以太平军打算在这里过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不料清军采取防守黄河战略，先把船只尽泊北岸，到太平军抵刘家口时，就放火把船只烧光，使太平军无船可渡，而不得不改变计划从河南渡黄河向直隶进军，以后就在怀庆、山西、保定等地处处受阻，到深秋才到天津，又遇大水阻碍进军。如果当时太平军在五月中旬就得从刘家口渡过黄河，从清朝北方防御力薄弱的山东向北京迅速进军，就不致于处处受阻，很可能在六七月间就挺进到北京。那时候，正是粮熟的时候，清朝无法封锁，当不致于如同后来那样在静海、独流因粮尽不得不退兵的事。可知当时太平军不能在山东刘家口渡过黄河是使以后作战发生了重大的困难，阻碍了有利的进军的。这是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中的一件大事，倘使我们研读这篇报告时，匆匆地就把这句话滑过去，而不加以不畏艰辛的考据，我们怎样能够看出这一件大事呢 [6] ？

又如我从前做《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一书工作时，对原稿本忠王李秀成自述被俘说：“因此我而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那一句话没有去做考据，当然就完全不注意到这一句话的重要。到1953年南京举办太平天国克复南京百周年展览的时候，江宁县文教科陈枫林先生根据他的实地调查告知我逮捕忠王李秀成那两个奸民是丁村王小二和涧东村陶大赖（赵烈文日记作陶大兰）。我得了陈枫林先生的调查，再去稽考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赵烈文也说是曾国荃部将提督萧孚泗的冒功。经过了这样的考据才引起我对这一句话的密切注意，于是我就把原稿钞本与曾国藩刻本校勘，才发现出曾国藩把忠王李秀成原来写的“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七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情况完全两样的八个字。曾国藩为什么要偷改这七个字呢。因为清政府对攻下天京第一件大事是要捉忠王李秀成，赵烈文当时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捉不到忠王李秀成就好像考试缴不了卷。捉得忠王李秀成是第一大功劳，而忠王李秀成的被捉是由于奸民获拿送来，功劳便减了，所以曾国藩就不得不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话偷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于是经过这样一改，曾国藩就得封了一个侯爵，曾国荃得封了一个伯爵，萧孚泗也得封了一个男爵。这班反革命的拜爵封侯，就在于这几个字的轻轻一改！由于这一件事的考据清楚，就使我们了解曾国藩所以不得不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的原因，而前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借摄和借钞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也提供了一条强有力的证明 [7] 。

由此可见，史料的铨释必须进行考据；如果不进行考据，就会不明了内容，就会把重大的史事轻轻地滑过去。

丁 史事须要考据

历史事实常常有隐蔽不明的或异说纷歧的，还有虚捏的或歪曲的，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对革命的诬蔑更是连篇累牍地充满在封建统治者编著的记载上，这些都必须加以考据，然后才能够看见历史的真象。

试举几个例子来说。例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不仅是始终没有拒绝过天地会的参加，反之，主动地去争取天地会的参加，太平天国从广西北出湖南，是由于得到湖南天地会的参加，增加了宏厚的势力，才能够席卷湖湘，东下江南；太平天国把曾国藩紧困在南昌，同时并调动得兵力回天京打垮清朝江南大营，是由于得广东天地会到江西来参加；太平天国在浙江慈谿打死美国侵略者华尔（f.t.ward）之役，是由于广东天地会在慈谿起义加入；太平天国曾在仪征码头制造皮篷小船预备冲过清军水营去上海接应刘丽川起义军队；天地会加入太平天国的群众一般的都成为太平天国基本队伍，就是那一支在江西加入石达开部下还保存原来旗帜被清统治者叫做“花旗”的天地会队伍，也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后转战闽、粤时为止。但是，二十多年来，却有些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本着他们的主观臆断就肯定说：太平天国在壬子二年广西永安州破围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之后，就拒绝天地会的参加，上海刘丽川起义请援也遭拒绝。他们的臆说就成为近今批判太平天国不知讲求统一战线的事实根据，指为太平天国失败原因之一。这一个臆说，就是由于那些人们没有认真做过钩沉索隐的考据工夫，所以真实的历史便看不出来 [8] 。

又如天京事变，是由于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里面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农民领袖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类是农民领袖和隐藏在农民队伍里面的阶级异己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是属于农民的内部矛盾。而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矛盾，则是农民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就是当时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革命内部的反映。天京事变，就是这两类矛盾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面发展的结果。而从事变的整体来论，阶级矛盾却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却有人认为是萌芽的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洪秀全、杨秀清代表萌芽的无产阶级，而韦昌辉、石达开代表地主阶级，也有人以为是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人根据无根的野史以为是由于杨秀清和洪宣娇、傅善祥三角恋爱所引起。我们要忠实于历史，就必须进行考据，深入去发掘史料，去否定荒谬的史料，考得出真确可信的史事，然后才能够得出真确可信的结论 [9] 。

又如1951年1月《人民画报》第二卷第一期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年而刊载了清光绪十九年癸巳永安刘福姚编的《永安苏公仁轩褒忠崇祀图》中《州城御寇》和《巷战成仁》两幅插图。第一幅图，城上旌旗林立，高扬着一面代表清统治的“永安州正堂吴”大旗，守城的清军在永安州知州吴江的领导下，面对着太平军大炮轰击，英勇无畏地守卫着城垣。城下是太平军在仰攻，只有大炮的火焰向城上频频地发射，而作战的太平军却没有英勇的表现。第二幅图，太平军从城门大队打进了城，城内高扬着一面代表地主阶级的“苏”字大旗，由统率团练的苏保德带领人马当先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表现出了清军人马顽强的战斗。这两幅插图强烈地表现出地主阶级对抗革命的凶顽的思想意识，但是却完全不是事实。当时真实的事实是这样的：太平天国进攻广西永安州，清军是没有什么抵抗的，太平军第一天到了城外，第二天连枪炮都没有放，只放了爆竹就把永安州攻下。在打进城后，清军也没有什么巷战，当时清朝守卫永安州的武将是统领平乐协军队的副将阿尔精阿，文官是永安州知州吴江，就跑到关帝庙上吊而亡，至于那些带民团辅助正规军守城的地主阶级分子苏保德、汤慎德、陈德辀等逃跑不了，都在城内被杀了。当时的事实如此，而地主阶级编纂的《褒忠崇祀图》为了要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就歪曲历史，颠倒事实。然而这一件真实史事必须经过考据才能够指得出地主阶级编纂历史颠倒事实的虚诬，而《人民画报》没有进行考据就把这两幅插图误刊出来，于是本来是为着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的，反恰恰是替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对抗太平天国作了宣传 [10] 。

由此可见那些隐晦不明的或异说纷歧的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歪曲事实的史事必须进行考据，否则看不到历史的真象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和上了封建统治阶级反动记载的当。

三 怎样去做考据？

对于怎样去做考据，我的体会很肤浅，我想提出怎样去发现问题，怎样去考证问题和怎样去检验假设三方面来讨论。

甲 怎样去发现问题

考据的目的是要解决有问题的史料、史迹和史事。因此谈怎样做考据，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发现问题。

就我个人做考据的经验，要发现问题，必须细心的观察，大胆的怀疑。不细心观察，就容易被蒙蔽，把问题滑过，无从看出有罅隙，抓着破绽，不大胆怀疑，就不敢揭发问题。

疑而后考，经过考明才能相信，这时考据的原则。从事考据工作而不具有怀疑精神，就会给虚伪骗过，无从发现问题。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他就是我们知道最早的一个中国辨伪家。清代的崔述的《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务”，更是一个著名的辨伪学者。到五四时代，钱玄同改姓为疑古玄同，不过是把这种风气再度提出而已。当然，这一种精神必须正确掌握，就是说怀疑必须从细心观察得来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出自主观唯心论，那只有陷到错误的泥坑去。

我想举我考据太平天国史为例，太平天国史里面，有许多伪造的文件，有许多虚谬的记载，还有许多异说纷歧的史事，这些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关于这些问题却还不曾有人提出过。

1931年秋，我从发现一个很小的有关太平天国记载的订谬问题，引起我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以后二十多年，所做的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就一直朝着订伪、辨谬和考信的方向走，做了一些清道夫和铺路工的工作。有过同志问我：“为什么在你以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呢？而你却能揭发出来呢？”我的回答就是：“细心的观察，大胆的怀疑。”例如自清末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出版后，《石达开诗钞》、《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说元室述闻》、《太平天国诗文钞》、《太平天国野史》等书都竞相转载，石达开诗名喧腾一时。其实，根据石达开的出身和历史来考据今所见石达开诗，从刊载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上《答曾国藩五首》起，除了庆远（今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一首外，全部都是后人伪造的。1934年，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我的考据，没有多少人相信，还有人说我不应该否认革命英雄的诗歌。我大胆的怀疑，大胆提了出来，并且坚持我的考据。直到1939年，柳亚子在《大风旬刊》上看见简又文引据我的考据之后，他写了《题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后》和《题卢冀野辑石达开诗钞后》两篇跋文寄给《大风旬刊》，他告诉我们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这一部诗集，除《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都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的，当时集钱印千册，流布四方，柳亚子便是参加刊布的一人 [11] 。自从柳亚子题跋发表后，人们才相信我的考据。

又如太平天国史料里有一部最眩眯人们的大伪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署名“武昌沈懋良撰”。这部大伪书首先虚构说著者“沈懋良”是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在武昌被编在赞王蒙得恩部下，后来做蒙得恩的亲近侍从，直到天京失陷前一天还在天京。书中用了种种障眼法来欺骗读者，使读者深信它的真实性。接着就肆意虚构了许多太平天国事迹，从而诬蔑了太平天国革命，混乱了太平天国史实。从20年代至50年代初，三十多年来，凡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或评论介绍太平天国史料的人没有一人不深信这部大伪书。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太平天国的律法与印行的书籍，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和省制等等，有人根据它来证明太平天国曾追封洪大全为愍王，证明确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人们在考据太平天国史的工作上，几乎没有例外都把它的记载作为断定太平天国史事的最重要的根据，即使遇到文献具在，记载分明，千真万确的史事，而因为他独有不同的异说也竟引以为疑。因此，这部大伪书由于大家受了它的欺骗，才致于以伪乱真，紊乱了太平天国的真实历史，发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其实，这部大伪书虽然用尽了欺骗的伎俩，但是，如果读者小心的去观察它，任何障眼法都遮掩不了它的欺骗，就一定能够拿得住它的破绽。关于这部大伪书，我已经写了一篇考据，不仅证实了它的种种虚伪，而且直追出了它作伪的娘家 [12] 。在这里不能把那些考证列举出来，只说我是从什么地方发现它的作伪呢？我发现作伪者作伪首先是在书中所述叙赞王蒙得恩的事迹上，据著者自述说他是蒙得恩最亲近的侍从，连蒙得恩“内室”情况都知道的那样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可是，他记载蒙得恩金田起义时的年岁“仅十九岁”，而我们根据蒙得恩的儿子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信等家书》说，金田起义时蒙得恩在金田入营，蒙时雍在平南县花洲入营。如果金田起义时蒙得恩确如所说仅十九岁，他那里会生得一个少年儿子蒙时雍出来分路参加革命呢！又如书中记蒙得恩家庭说：“无子，生三女”，而实在蒙得恩不但生了这一个曾经在太平天国晚期与干王洪仁玕共同执掌朝政的蒙时雍，据蒙时雍家书，他还生了蒙时安、蒙时发、蒙时和、蒙时泰四个儿子。蒙得恩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病死的，而此书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前，在他妄逞污辱太平天国的叙事里面，还叙述了蒙得恩的种种行动，蒙得恩已经死去三年了，他还不知道。如果确如著者所说与蒙得恩那样亲密的关系，他会连蒙得恩的年岁、家庭都完全弄错，连蒙得恩那个在天朝执政的儿子蒙时雍都不知道，甚至连蒙得恩死了三年还说亲在蒙得恩的家中看见蒙得恩的种种行动那样荒唐的话吗？这就使我看出了作伪者的欺骗，追寻出作伪的破绽，我从作伪者在自叙中所记的年月日上拿住了他作伪的马脚。原来作伪者是特地设计要在这几条年月日上来欺骗读者的，他先写了一句“懋良于咸丰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尚羁白下”的年月，在最后两条记事，又写“十四日记”，“十五日记”两个日子。这个作伪者伪装不知清咸丰已死，同治改元已经三年的事，他还大书特书“咸丰十四年”，以表示他是久居天京与外面消息隔绝，使读者相信他自述的种种身份。他又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所以他自序的日子是六月初七日，而最后两条记事又注明是“十四日记”、“十五日记”以表示他这部书是在天京破城前几天做的，而在破城前一天还在写他的记事。果然读者就在这个地方都给他骗住了。北京大学教授史学家朱希祖在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序》中引证这部大伪书说：“懋良湖北武昌人，被掠留于太平军中赞王蒙得恩部下十三年，天京将破，在危城中成此笔记，其书称太平当局为贼者，盖以预为出城逃死计，然其所载事迹，则多真确。”我们从朱希祖的话中，可以知道作伪者这一条设计是怎样地欺骗了读者。但是，也正在这一处地方，被我拿住了作伪者的马脚！因为这个骗子只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夏历日子；他却不知道太平天国天历的日序与夏历不同，天京失陷之日，太平天国的天历却是六月初六日。如果确有沈懋良其人其事，他在天京危城之中，既不知有清同治三年，又何从而知夏历的日序？倘系获得夏历通书以为纪日，那么，就应该知有清同治三年，而不应该写“咸丰十四年”。如果说所写的年为清元，而日子是天历日序，则天京已在六月初六日失陷了，自序不应该有六月初七日，更不会有十四、十五两日记事。可知这个骗子是不知道太平天国天历与夏历日序不同这一回事的，他所写的日子都是夏历，所以才露出作伪的马脚来。我之所以拿得住作伪者的马脚，是由于我在细心的观察看见了他的欺骗之后，就追寻出他的破绽，拿得到他的马脚，从而进一步去证实他的种种虚构，揭穿了他的欺骗，而给太平天国史料清除了这一部大伪书。

又如天京因缺粮，守城军队只留一万多人，能作战的仅三四千人，城陷后，大部分都得冲出，战死的没有多少，在城陷以前，全城人口，连居居在内也不过三万人，而曾国藩向清廷报告，却虚报说攻破天京，杀了太平军“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当时纷传天京金银如海，清廷正贪婪地垂涎着，而曾国藩军队却把天京抢光了，就放火烧了天京灭迹。曾国藩反向清廷报告，把放火烧天京的罪行推归太平天国。关于曾国藩这一篇奏报，从来写太平天国史的人都根据了它。我是怎样发现问题呢？我是从地主阶级的欺骗性、贪婪性发现了问题。因为曾国藩围攻天京的军队只五万多人 [13] ，而太平天国陆军的战斗力又远胜于曾国藩的军队，连曾国藩自己也低头承认 [14] ，若果天京守城军队还有十多万人，就不会被敌人攻破，即被攻陷也一定会同杭州守军那样可以全军撤退，断不会有十余万人束手被杀的事。曾国藩之所以要虚报，目的是要向他的主子虚冒战功，这是地主阶级一贯的欺骗性。至于曾国藩把放火烧天京的罪行推归太平天国一事，我首先是看见曾国藩复他朋友郭嵩焘的信说他搪塞清廷所要追问的天京库藏的话说得不好 [15] ，也就是说这一件放火灭迹的蠢事瞒不了他的主子。清廷垂涎天京的金银，曾国藩军队又先下手为强抢光了天京的金银，放火企图灭迹，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欺骗的行动。我不相信曾国藩的虚报，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考据，种种证据证实了曾国藩的虚报，拆穿了曾国藩的欺骗 [16] 。

以上所举三例，前两例是从一事一物看出破绽，发现问题；后一例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性、贪婪性看出破绽，发现问题。

乙 怎样去考证问题？

问题发现之后，怎样去考证问题呢？考证问题通常是建立假设，寻求证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假设看做是一般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种形式。科学知识是借助于假设而发展和充实起来的。

考据建立假设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第一、积累材料；第二、根据研究过的事实提出假定；最后进一步证实和检验所提出的假定。所以考据所提出的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归纳出来的。它只作为一种特征的假定，必须积累更多的证据和经得起反证，才得成为定论。考据提出假设，必须从实际材料出发，而不允许凭空提出的；假设的证实，必须依靠更多的证据，并且尊重反证来作检验，而不允许主观臆断的。

例如我做的《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考》，是从我把所见太平天国的天历与夏阳历对照的记载来与日本人田中萃一郎以天历干支与夏历干支、天历礼拜与阳历礼拜对合编成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简表》对勘发现了问题，经过收集到二十多条证据归纳出了初步的意见，我才提出一个假设：天历的干支、礼拜并不是如同田中萃一郎所编排那样与夏阳历相合的，而实际是比夏阳历早了一天。

我这个假设，经得起七条反证的检验，说明了那七条反证为什么会致于错误，后来并且积累了一共五十多条的证据，就证实了这一个假设 [17] 。

又如我鉴定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我在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向老屋主李奉先访问，得了他家传下来的口碑，再经过仔细观察壁画，看出两个最显著的可以代表全部壁画的特点：一个是壁画上必须有人物或应该有人物的画面都不绘人物，另一个是与清代的和古代的形式不同的望楼建筑。我就根据这两个有代表性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假设：壁画不绘人物可能是太平天国壁画的特色，这一个望楼也可能是太平天国望楼的特殊建筑。后来我从那一个在天京住过几年的涤浮道人（又署名知非子）著的《金陵杂记》考出太平天国壁画制度正是专绘山水花鸟、不准绘人物的；又从另一个也在天京住过几年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和《金陵杂记》考出这一壁五层高、其上平顶、周围有红栏杆的望楼壁画，又正是太平天国军事上重要防御工事，正反映出当时伟大的尖锐的军事斗争现实。因此，我才证实了这些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 [18] 。

又如1954年在浙江绍兴发现两张太平天国结婚证书——李大明柴大妹合挥、翟合义祝大妹合挥，我根据陈庆甲《金陵纪事诗》证实了确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但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为什么不叫做“合婚”而叫做“合挥”呢？“挥”字作怎样解释呢？我没有得到材料进行解释。有一天，王淑慎同志告诉我说：“在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发现的一封吴寿春致抚天预徐少蘧的信里面有‘是以特备粮挥一纸’的话，太平天国的粮凭叫做粮挥，研究合挥的意义，这一条材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我就根据这一条材料提出合挥的“挥”字可能是作“凭证”解的这一个假设。于是我再去求证，又在安徽博物馆筹备处藏的《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朱玉桂朱物吝榨坊照凭》中有“领取印挥，以备查核”的话，丁葆和《归里杂诗》 [19] 有“挥纸随身出复归”句，自注说：“贼出入皆用伪凭，名曰挥纸”的话。我们根据了这两条材料，看出太平天国的榨坊照凭叫做“印挥”，通行证叫做“挥纸”，丁葆和并且特别注明太平天国的凭证叫做“挥纸”，与粮凭叫做“粮挥”完全相合，所以“合挥”的“挥”字确是作“凭证”解，“合挥”就是“结婚证书”。这样就初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后来周定一提出“挥”字作为凭证解是客家方言里常 用的词，刘日波也指出现在广州方言也把“挥”字作为凭证或票证解 [20] 。这样，又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丙 怎样去检验假设

在考证的过程中，要对最后一步过程：怎样去检验假设提出来说说。

怎样去检验假设？就是把新发现的证据来检验原来的假设，看看是否相合，如不相合，就要看原来的假设经得起还是经不起新证据的反证；如经不起反证，就必须服从新证据放弃旧假设而另从新证据提出新假设。这样做考证才不致于陷到主观的武断。

例如关于金田起义日期的考证，最初我看见八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清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之说最可信，因此我就假定这一天为金田起义的日子。到1937年，《天情道理书》、《干王洪仁玕自述》都发现了，由于新史料提出了新证据，使我对各种不同说法得到一种融会贯通的解释，我拿新证据来检验从前的假设，它经不起反证，于是便把它放弃了，而根据《洪仁玕自述》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起义之说另提出了新假设。这一个新假设，到1944年我得看见《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钞本之后初步得到证实。到1954年我修改这篇考据时，又发现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洪秀全做的一首明白说出他生日那天就是“天父天兄开基日”，也就是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日子的诗，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个假设 [21] 。

又如我考证天历干支、礼拜较夏历的干支、阳历的礼拜早一日始于何时的问题，1947年我根据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之日，正在广西永安州被困紧急，并且由于制度的新旧交替，特别是夏历大建小建的不易记忆等等情况，提出了太平天国大约是在颁行天历之日，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而无意错前一日的假设。到1954年，我在重写的一部《太平天国史稿》里面提到这个问题，曾次亮先生对我的假设提了意见。他说我的假设不十分合理，他指出《旧约》的安息日本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否原于《旧约》的安息日，值得考虑。我也觉得我的假设站不住，于是我放弃了这一个旧假设，而接受了曾次亮先生的意见另提出新假设去搜寻证据。果然在太平天国自己颁行的文献里得到天历礼拜是守《旧约》以一周的第七日做礼拜的制度的证明，而与阳历以一周的第一日做礼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历的礼拜就比阳历的礼拜早一天，天历的礼拜、干支也比夏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从而也就可知天历礼拜、干支比阴历、阳历早一天是在开始颁行天历之日就如此的 [22] 。关于这一个问题，虽然还有其他的可能，今天还未能作为最后的定论，但却是可以说明检查假设的例子。

有时根据一种材料，可能提出两个假设的，但是，那一个假设是真实的事实，则取决于历史事实的证明。例如苏州忠王府的大门经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教授的调查研究，断定现在的大门为太平天国前建筑物，其大门柱与柱础形制不符，系在旧基础上重建。我们根据陈从周教授的鉴定，可以提出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太平天国利用旧建筑作为忠王府大门建筑；第二个假设，是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占据忠王府为江苏巡抚衙门，故拆毁了忠王府大门原建筑改建为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建筑，而从别处移来旧大门嵌上。于是我们进行求证，先从现存的忠王府大门与忠王府内部建筑作比较研究，忠王府的正殿、后殿是建筑得十分壮丽的，巍然宫殿的气象，而忠王府现存的大门却是一座卑隘的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在建筑的规模上是绝不相配的。从历史事实来考证，苏州忠王府外部规模是完全照天京王府的规制的，在宏伟的大门外建有两座鼓吹亭，东西两旁又建有两辕门，其上各建有凌空飞展的角楼。所以这一座大建筑，曾经被地主阶级分子一方面不得不赞叹它“极其壮丽”，同时却又要咒诅它“规模僭越”。这又可知现在忠王府大门并不是原来的大门。经过这样地检验之后，第一个假设是被否定了的。我们放弃了第一个假设，根据忠王府现在的大门与忠王府内部建筑的对比，并与历史事实的考据对证，证实了第二个假设是真实的事实，得出苏州忠王府今天这一座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建筑是李鸿章把忠王府原来具有王府规模的宏伟建筑拆毁改建，而从别处移来一副旧大门嵌上去的结论 [23] 。

四 论考据方法的局限性

考据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形式逻辑是人类共同的低级思想方法，它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一种科学。在狭隘的范围里，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还可以应付的；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一段话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道：

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的互相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到它们的产生与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4]

这段话正好用来说明旧考据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旧考据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用“人的常识”可以处理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运用的范围中，再加上研究者的详细占有材料和谨慎的工作，那是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的。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某一历史现象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形成的相对地分离的、稳固的和确定的史实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这里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是可以合用的。但这种方法“迟早的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一超过那一个界限，那时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中”。所以考据方法所能担负的只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要去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发现事物的规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考据方法通常用的都是举例为证的列举式的归纳法，不仅这种列举式的归纳法如此，即使是有原则地选取归纳材料的科学的严格的归纳法，它所能达到的成就和辩证法相比较，也还是不完备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经指出：“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 [25] 。可见要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复杂的科学知识，考据所用的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是无能为力的，而必须进一步应用高级的逻辑——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

对于考据方法这一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检查我过去所做的考据太平天国史的工作中，我得到了深切的体会。1944年我用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个专题的研究，目的是探求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可是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的互相联系；我所看见的只是一大串纷乱的因素，而抓不住那一个作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来做研究的中心环节，从而舍本逐末，迷失方向，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罗列为：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与会党六个因素，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种支离破碎的孤立的问题。结果，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却一直向着各种支离破碎的问题去钻牛角尖：从人口压迫追溯到明代蕃薯、玉蜀黍的输入及清代乾隆后的传播；从长江水灾追溯到长江水患的起源；从鸦片战争追溯到鸦片的输入与对资本主义国家诬蔑吸食鸦片始自中国人的订谬。这样，就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原因的目的离题十万八千里！当时我在前社会研究所工作，写成这本稿子，送给所长陶孟和先生看。他看了说：“可惜花费了这样大力，得来的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自己也十分迷惘，自叹无能。一直到50年代，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原来是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我的局限，给我的束缚。

虽然我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我那时候错误的观点和客观主义的立场所决定，但是，同时也由于这种考据方法的局限性给我以局限。我这一个陷到困境的往事，充分说明了考据方法的局限性。

五 论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给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一个结论。

决定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是由于它所用方法。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如上所论，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因此，考据只能做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初步工作，它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考证史料的真伪，铨释史料的内容，和考证史事等工作，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示史事的真实现象。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学工作中的第一步。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的问题，从考据现象，到根据现象去探求本质和规律，那不是它所能担负的。

在考据所能为力的范围内，运用严谨的考据方法，是会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的，如乾嘉学派的王念孙、王引之所著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等书，不出名物训诂校勘等的范围，大都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们严谨地运用这一个方法，因此就能够做得比较严谨，比较正确的结果。即在今天说来，他们的成绩有许多也还是有用的，值得吸收的。在乾嘉时代的考据家们，他们还知道把考据和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分开，他们还比较知道考据真实作用。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些校勘古书本子、训诂古书文义、考据古书时代等工作，较高级的也只做到考据古代史事和制度，把史事的现象和制度的内容弄清楚。他们把所谓“义理”、“考据”、“词章”分为做学问的三种途径。这说明当时的考据家还比较能知道考据的作用和限度。所以清代考据家的考据著作，虽然基本上还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也就是为经学服务的），可是由于他们在考据中不乱谈义理和词章，他们的考据只是相当单纯的考据，因此，他们的考据成绩，到今天也还有值得采用的地方。

破坏了考据的严谨方法和以考据代替史学，那是资产阶级里面的一种所谓“史料学就是史学”的学派所给中国古代考据的毒害。这一派强调演绎法的作用，把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应用到它所不能解决的范围去，这就破坏了中国古代考据老老实实的用归纳法的严谨。这一派又以考据代替史学，认为史料学就是史学，把限于整理资料的考据当作史学，因而掩盖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的使命，使得许多历史工作者只知有考据，而不知道考据在全部历史科学中应该占的地位。这么的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派，必须狠狠地批判的。它的流毒，必须彻底地肃清的。

我们只有明确地认识了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

六 我的经验说明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条每一个考据工作者都应该具有的认识。

考据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这一种方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够正确地发挥它应有效能。因为“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虚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26] 。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于任何科学研究，必须从具体资料入手。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对于资料首先要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夫，这正是考据的任务。这样，考据才得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为历史科学研究而服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的考据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效能。

在1954年春至1956年秋这两年半里，我有一件工作是把解放前写的和解放后已写及打算要写的考据编为七集。在这件工作当中，我以检查解放前所做考据的缺点、和解放后所做的考据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改写旧作和撰写当前新问题的考据为主要任务。我经过这一次全面的检查，并通过自己工作的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7] 。兹分述于下：

甲 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

对历史事实进行考据，如果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之下去做，势必陷于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

例如我于40年代就曾经对《天朝田亩制度》进行考证。《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反封建纲领，包括有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废除私有财产的圣库制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工业归国营的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还有人民选举乡官的民主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而其中则贯串着一个反封建的纲领。那时候，我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指导下，把其中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结果只能考出一个个孤立的史事，而不可能看出它内部的联系，也就看不出正是从一个纲领出发的一系列的政纲。到解放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初步懂得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才看得出这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从而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作得出是一个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科学说明出来。

不仅是考证《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大的问题，就是以考证一个人物的问题来说吧，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有没有天德王洪大全这个人物的考据，必须从天地会的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大领袖，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时领导班子内并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势力的领袖参加，在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之后，太平天国也完全没有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的事等等方面去考察问题，才能够给相信实有“天德王洪大全”的人的论断予以根本的推翻。而我在1935年第一次写《洪大全考》时和1946年第二次写《天德王洪大全考》时，都仅仅是从《洪大全供》的真假上去稽考，直到1954年第三次写《洪大全考》时，我初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才使我懂得这样全面地去考察洪大全问题。

由此可见，对那些牵涉范围较广的史事，尤其是对那些内容复杂、错综的历史事实进行考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可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

乙 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

从现象看问题，只能够考出浮在表面的事物现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从本质去看问题，探求出史事的真象。

试举关于太平天国壁画看法的争论为例作说明。在50年代的中期，艺术界曾发生过一次对太平天国壁画问题的争论。著名画家傅抱石、陈之佛和我们对太平天国壁画进行过多次的探讨，我们根据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望楼壁画，望楼高耸，江上战船旌旗飘扬，反映了尖锐的军事斗争现象的一面，同时，大江上民用船只扬帆下驶，又反映了物资交流的一面。这一壁画面，把当时革命首都——天京军事斗争的时代特点和繁荣经济的景象，安排在一块儿，真实地反映出来，作出了是一壁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壁画的看法。我们又从太平天国壁画起宋、元、明、清四代之衰的情况，作出它是由于农民对壁画“喜闻乐见”，所以太平天国才大力提倡，是有群众基础这一看法。我们的论文发表后，艺术界有同志著专文反对：否认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望楼壁画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认为是“一壁山水画”。否认太平天国提倡壁画有群众基础，而认为是壁画发展的结果，只因为壁画比较适宜于宫室装饰，所以壁画才得应运而生。这一次争论，今天回想起来，实是从现象看问题呢还是从本质看问题的问题。

可见从现象看问题，只能考得出浮在表面的现象形态。考据一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探求得出掩蔽在现象后面的历史真象。

丙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才能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

历史事实往往是复杂错综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矛盾存在的。用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去看问题，是不可能解决此种问题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探寻得出史事的真象。试举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考据为例。

绍兴市内现在相传有二十多处太平天国绘的壁画。这些壁画，绘有龙、凤、狮、象、虎，绘有战争故事，还绘有神怪故事。龙、凤等壁画，十分残破，但战争故事和神怪故事壁画却保存得完整。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许多方面已经肯定的事实，肯定了龙、凤、狮、象、虎等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对那些存在着种种疑问的人物神怪壁画，则提出了是由于绍兴地主阶级诬蔑太平天国用人血绘壁画，诬蔑太平天国在房子里杀人埋死尸，所以在太平天国退出绍兴后，有些地主阶级的家，便在太平天国绘过壁画的墙壁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东西为他们所崇奉并且认为可以“辟邪”的神佛人物故事来加以“厌胜”。因为这些壁画，是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就在太平天国绘过的壁上绘的，所以一代代传下来便误传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这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我们处理这个复杂、矛盾的问题，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提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于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绘的，所以才把假的误传为真的。这是必须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看得出的。可是，我在1953年初研究这问题的时候，还受着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束缚，我那时候看来，认为这些壁画应该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还是从真的遗迹上重绘误传下来的这一个事实。后来经过一年多长的时间，极力挣破旧思想方法的束缚，不断地苦思，才在复杂矛盾的问题之中，逐渐地看得出来。在这里，我应该奉告读者，当我提出这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时，还不曾得到地主阶级这类勾当的例证。后来我读到《水浒全传》，在第一百十九回记平方腊事后，宋朝统治者的措施道：

御笔改睦州为嚴州，歙州为徽州，因是方腊造反之地，各带反文字体。

这是真的历史事实，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宋纪》九十四、徽宗宣和三年平方腊后记道：

改睦州建德军为嚴州遂安军，歙州为徽州。

绍兴地主阶级于太平天国失败后，在太平天国壁画的旧迹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神佛故事来加以“厌胜”，正是与宋朝统治者于方腊起义失败后，取“反文字体”改睦州为嚴州，歙州为徽州同一勾当。

我考证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经验，说明了形而上学“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的无能为力，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够在矛盾对立之中探寻得出历史的真象。

丁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静止地看问题，不可能了解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探求得出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真象。

例如研究太平天国思想有两部主要文献，一部是《太平诏书》，另一部是《天条书》。这两部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话；另一种版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萧一山在1933年做《太平诏书》和《天条书》跋，凭他的主观臆断硬说太平天国原来是宗教性很浓厚的，“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后来曾国藩起湘军以名教奇变为号召对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就在这两部作为教育宣传的主要的文件上，多“增入中国典训名言”，“故为佐证”，付之重刻，以迁就人心 [28] 。萧一山这一种说法完全是主观臆断。我于40年代从《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两种版本的校勘，从太平天国所行的旧丧礼和新丧礼的制度，再参以太平天国刊刻的《旧遗诏圣书》的初刻本和改正重刊本的校勘，考出萧一山说法的谬误，证实了《太平诏书》和《天条书》授引儒家经典的是初刻本，不引儒家经典的为改正重刻本。但是，当时的考据到此为止，而未能解释其原因。到50年代重写这篇考据时，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懂得了从发展看问题，才能够提得出：“洪秀全虽利用基督教发动革命，但他本是儒生，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因此，那时候他写的翁育宣传文件就多援引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到癸好三年建都天京后，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以谋思想上的统一”这一个解释出来。从这一个例子，可见做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发生的底蕴。

戊 资产阶级标榜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标榜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象。

例如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天京之所以不能保守，是由于生产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当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几乎到处都是“村市平毁，农田全荒，白骨荆榛，绝无居人” [29] 的可怖现象。这三省是给谁破坏了呢？地主阶级口口声声说是太平天国破坏。我在1944年写了一篇《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谬》 [30] ，虽然极力在替太平天国辨诬，但是，我那时候由于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大毒，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理解问题。到1954年重写这篇考证的时候，我再看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31] ，才恍然大悟，大杀、大烧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反革命军队进攻太平天国的一个极毒辣的手段。据曾国藩说，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反革命发动进攻以前，太平天国的情况是“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安之若素”。但是，为什么一到反革命进攻之后，就会造成“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呢？不管曾国藩如何地歪曲事实，如何地诬蔑太平天国，而这一种烧杀的罪行都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干的，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要使太平天国军队“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 [32] ，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 [33] ，所以就用杀光、抢光、烧光的毒辣手段把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生产彻底破坏了。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粉碎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的诬蔑，而且可以明确地断定这一件残民以逞的大罪恶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干的。但是，如果不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可能剥开曾国藩的诬蔑，而从诬蔑的言辞里面看出事实的真象。

又如王韬，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同情太平天国的人，所以他才向太平天国上书论攻上海事。我在1934年写《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的时候，只考得出“黄畹”就是后来办《申报》的“王韬”为止，至于王韬为什么要向太平天国献策却无法考得出来。到1954年重写《黄畹考》便不同了，我能够初步从阶级斗争观点去看问题，把那些隐蔽的事实看出来了。首先是从王韬向太平天国献策前就在上海吃了英国侵略者的先锋队传教士的饭共十二年之久，他跟英国侵略者有过长期的关系。就在献策那一年，他又跟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参赞巴夏礼（h.s.parkes）做随员到天京去窥探太平天国，又到汉口去与清朝统治者勾结。据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说，美国侵略分子华尔（f.t.ward）统率的洋枪队便是清朝的苏松太道吴煦采纳王韬的建议来建立的。根据王韬这样的历史与行动来分析，他断不会替太平天国打算而向太平天国献策的。又据英国公使卜鲁斯（bruce）所说，知道王韬所以向太平天国献策是因为当时王韬全家从外国侵略者霸占的上海搬回他的家乡——太平天国治下的苏州去，为了避免太平天国对他的怀疑，故献此策假作与太平天国“同心之论”。而王韬之所以全家从上海搬回苏州，是由于太平天国大军进攻上海，英国侵略军的增援军队还没有赶到，上海情况慌乱，故搬回苏州来。再根据英国增援军到沪后，王韬就返上海，与后来清政府因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要逮捕他时，英国公使对王韬极力保护等事看来，王韬向太平天国献这一个主张用兵上游不攻上海的策略，很可能是受英国侵略者的指使，企图太平天国延缓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争取时间，等候增援的。这一件事，对太平天国反侵略战争是有关系的，应该作为这一篇考证的主要问题。可是，我在1934年考证这一个问题，却不可能接触得到这一个问题的核心，只有懂得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时才能够把事实发掘出来。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得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象。

己 唯心史观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

唯心史观无视或蔑视群众，看不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难免导引到错误的结论，更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人民群众的观点，才知道依靠群众。

例如人们研究太平天国采用明白易晓的语文的问题，得出来的是洪秀全个人提倡的结论。而我们用群众观点看问题，才看出洪秀全原来是一个深受古典文体束缚的知识分子，他在最初图谋革命的时候写的几篇文章还不曾打破封建古典文体的束缚，特别是《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故连篇。这些文章，当然不是人民群众所能领会的，但当时洪秀全是关门写作，他没有认识到群众的要求。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他到广西桂平县平在山设立拜上帝会机关，分送他所撰的文件到附近各县农村进行宣传之后，他接触到群众的面一天比一天广，一天比一天深了，才深切地认识到他的作品中所用的那些文体不是群众所能领会的，群众所要求的是听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话的文体。因此，他就打破封建古典文体，写作明白如话的文章以符合群众的要求。洪秀全通过他的革命实践，明确了群众的要求，到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建都天京后，就提出反对封建文学提倡白话体文学的革命政策。这就可知太平天国反对封建文学的主张，并不是洪秀全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34] 。又如中国古代盛行壁画，宋代以后，由于地主阶级提倡卷轴画，只绘于庙宇寺院的壁上，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在宋、元、明、清四代衰落了的壁画所以还能保存不坠，实由于为劳动人民所爱好。因此，太平天国到建都天京后，就在一些新建筑和广大的旧建筑上普遍地绘制壁画起来，它剔除了与革命斗争抵触的佛道人物画和封建人物画的旧内容，而发扬了有利于革命斗争和美化生活的山水花鸟画和富于斗争性的飞禽走兽画的新内容，从墙壁栋梁以至门扇，无一不绘。天京以外，各地也普遍地绘制壁画，只以天京一地而论，在失陷之后，经过清军的焚烧毁坏，还有一千多处，真可以称为壁画城。当时壁画的盛况可以想见。这就可知，太平天国的提倡壁画，不是主观盲目的，而是反映人民的爱好，站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的，太平天国壁画所以得到蓬勃的发展，就是建筑在这一个群众的基础上。可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群众观点去看问题，才能得出这个正确的结论。

唯心史观更不知走群众路线，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我们所做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调查，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国壁画的调查等，都是依靠群众解决了问题。而最突出的一件事例，是南京普渡庵的调查。原来南京市民魏伯和在1950年提出一个所谓“天王元妃”——兴义尼出家普渡庵的事件，他自己以兴义尼归依弟子的身份向政府报告，他纠约了几个生存的人作证，他举出了几个过去的实有其人的人或虚捏的人作证，他还举出了一些无可追寻的文件和捏造了一些文件作证。他建议政府在普渡庵建碑纪念，保护革命遗迹，并申请政府照顾他个人的生活和他两个堂妹的就业问题。政府把他的意见交我们研究，我们从历史考证指出他所说的事件的虚假。他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上书，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根据历史事实指出他的虚假。他仍不服，最后一直上书到毛主席。政府为慎重对待革命传说及人民意见起见，交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大家研究这问题，认为魏伯和所提出的事件，是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历史的考据完全证实他的虚假的了。但是，魏伯和是生存的人，他捏造这一样事迹被揭穿了，他还可以再捏造另一样事迹；他可以纠约活人作证，他也可以捏造死人作证，他还可以捏造假文件来作证，总之，历史考据可以否定他的种种虚假，但历史考证却遏止不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作伪。要遏止他再也不敢作伪，必须把他作伪的根由揭穿出来。在这一事件来说，要把他作伪的根由追寻到水落石出，只有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因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决定组织人力，深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详细地访问了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人物，结果，揭穿了魏伯和捏造所谓“天王元妃”的动机的秘密，就是曾经一度给魏伯和作证的果修也不敢再在群众面前再作“假见证”。这一件事，终于依靠群众彻底地解决了问题。

由此可见，唯心史观无视群众，看不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难免导引到错误的结论，更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人民群众的观点，探求得出历史的真象，才知道依靠群众，去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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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六项，只是就我个人实践中的体会举出来说的，当然不只这些。但是，只就这六项看来，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是从现象看问题，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是静止地看问题，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它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它具有极大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我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前与解放后两相对比，使我深切认识到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考据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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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2] 据1983年1月5日《光明日报》副刊《史学》第276期苏双碧《一年来史学理论的探讨》一文。

[3] 详见拙著《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

[4] 详见拙著《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文的考证。

[5] 详见拙著《李大明柴大妹合挥翟合义祝大妹合挥跋》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文物图录》一书内。

[6] 详见拙著《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锟北伐报告跋》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

[7] 详见拙著《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一书内。

[8] 详见拙著《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9]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前写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观点错误，已在拙著《太平天国史·序论》内予以更正，那篇考证，也预备重写。

[10] 详见拙著《〈褒忠崇祀图〉无耻地歪曲历史》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

[11] 请参看拙著《石达开假诗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

[12] 详见拙著《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内。

[13] 据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14] 案同治二年曾国藩《致彭杏南》述忠王李秀成说他的军队“全不能战”，他自己也低头承认说：“昨夜接庐江吴长庆禀，并钞寄伪忠王文书，……称曾某之兵，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此实忠酋确有所见之言。”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

[15] 案同治三年曾国藩复他的朋友郭嵩焘信说：“金陵储蓄之奏，措辞诚多未善”（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复郭筠仙中丞》），这就是说他捏报的话不能欺骗清廷。

[16] 请参看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一书内。

[17] 详细考证见拙著《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一书。案此处说的积累五十多条证据，是截至1954年8月写这部书时为止，其后陆续发现新史料，到今天已远远不止此数了。

[18] 详见《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文的考证。

[19] 《庚辛泣杭录》。

[20] 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七期《关于太平天国文献中“挥”字意义的解释》。

[21] 详细考证见拙著《金田起义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22] 详见拙著《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一书内。

[23] 请参看《苏州忠王府小考》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

[24] 恩格斯：《反杜林论》，吴黎平译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页。

[25]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页。

[26]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页。

[27] 关于这一次工作，我写了一篇长《跋》，刊于《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七集》）后。在那篇跋文中，我把我从工作实践中得到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强调地告诉读者那是必要的。但对考据作出旧考据方法和新考据方法的提法却不对了。固然，近人利用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来做考据是比乾嘉学派有所发展的，而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进行考据又是与50年代以前的考据大大不同的。但是，考据本身都同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所不同者只是指导思想而已。所以对考据作出新旧两种考据的提法是不对的。特在此对旧作更正。

[28] 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第一册《太平诏书跋》。

[29] 见《平定粤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李鸿章奏。

[30] 此文收在1948年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内。

[31]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32] 都见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33] 同上。

[34] 请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编《太平天国文选》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