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一太上皇

秦始皇稱皇帝，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亦尊其父曰太上皇，後世遂爲故事。案薄昭予淮南厲王書曰：“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然則“太上”二字，實無更尊於天子之意。《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三國志·王肅傳》：“山陽公薨，肅上疏曰：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别稱帝，無别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則天子之父，稱號與天子之别，在獨稱皇，不在太上二字。秦始皇尊其父曰皇，不曰皇帝者，亦以帝乃盡并六國後之稱，莊襄王固無實也。秦去謚法，不可追尊之爲莊襄皇，一皇字又不成辭，乃以“太上”二字妃之耳。古最高者，率曰太上，如《禮記》言“太上貴德”，《左氏》言“太上有立德”，司馬遷言“太上不辱先”是也。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其説是也。又曰“皇，君也”，則非是。古君爲一國之主，王爲衆所歸往之稱。皇則本無其語，乃帝稱既作之後，欲名更蚤於五帝之君，而無其辭；乃以自字妃王，取始王天下之義，而造此字耳。見《三皇五帝》條。

二六二焚書上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焚書之議曰：“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案《李斯傳》無之，則無之者，是也。“法令”二字，蓋注語，溷入正文。其爲史公原文，抑後人羼入，未敢定；然要無背於李斯本意。論者或謂秦實未嘗廢學，所謂吏者，即博士也，則又誤矣。秦惟惡人以古非今，故欲燔《詩》、《書》；若仍許博士傳授，則其燔之，爲無謂矣。斯之奏，明言“士則學習法律辟禁”，《斯傳》言：“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其許民傳習者，不得出於法令以外可知。

《始皇本紀》載斯議，但言“《詩》、《書》百家語”，而《斯傳》曰：“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文學蓋與《詩》、《書》百家語同爲經籍之通稱。古者文字用少，凡民蓋多不通知。其略知之者，亦僅以供眼前記事達意之用。書之較古，或涵義較深者，即非其所能讀，能從事於此者，則謂之文學之士，其學即謂之文學，其書因亦被文學之稱，孔門四科中文學，即是物也。後世各種學問，皆用文字，故文學不能成爲一種學問之名。古代學問，用文字者少，不用文字者多，則即其用文字者而名之曰文學，亦勢使然也。《易·繫辭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九家易注》曰：“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案此釋書契二字最確；獄吏僅知當世之法律禁辟，則以書治職之類也。項羽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此猶今略識文字之人，僅能記帳、作書函、寫券契，則以契明事之類也；文字通常之用，不過如此。用以載道、記大事、前人以之垂後，後人以之識古，本非人人所能，今日猶然，況古昔乎？《論語》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學者即以供通常之用，非游夏所通之文學也。然則所謂文學士者，即通知古今，而不僅囿於當世法律辟禁之人矣。《紀》又載始皇之語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欲以致太平”上，蓋有奪文，此五字指文學言。焚其書而用其人者，特采取其謀議，用舍之權在我，若聽其私相傳授，則學者多，而非上之所建立者衆，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矣，此始皇、李斯之所深惡也，而惡得聽之？故若有欲學法令之“法令”二字，是否史公原文不可知，而其無背於當日焚書之意，則可斷也。

焚書之議，不外乎欲齊一衆論。夫欲齊一衆論者，不獨始皇、李斯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與李斯議何異？特斯欲一之以當世之法律辟禁，而仲舒則欲一之以孔子之道耳。孔子之道，非吏之所知，欲以此一天下，自不得不用通知古今之博士。始皇令民以吏爲師，而漢武獨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其所以教民者異，其使之必出於一則同矣。

莊子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甚矣，世變之不可達也。世事日新，而人之所知，恒域於古，其所斟酌損益，以爲可措之當世者，皆其鑒於已往而云然者也，而世事則已潛移矣。人之所爲，終不能與時勢盡合以此。李斯論當時之弊，謂“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又謂“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而謂淳于越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善矣。抑此法家之公言，非斯一人之私言也：雖儒家亦惡處士横議。而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則亦惡夫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者矣。然而斯之所爲，則欲復古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之舊者也。雖董仲舒亦曷嘗不願之哉？未能致耳。亦何以異於淳于越乎？卻行而笑人之北，豈不悲哉？

李斯之負謗久矣，仲舒昔人稱之，今亦以其抑黜百家爲罪狀，其實立言各以其時，不必相非也。後人生於專制已久，思想已統一之世，但患在上者之威權過大，在下者之錮蔽過深，不察時勢之異，乃皆奮筆以詆李斯、仲舒，其實思想錮蔽固有弊，思想太披猖亦有弊。今也遇人於路，刺而殺之，則司敗將執而致諸辟，雖途之人，亦莫之哀也，是以莫敢刺人而殺之也。若斯世之風氣，十里五里而不同，有殺人於國門之外者，或訾其暴，或譽其勇，司敗執而戮之，則或聚徒而篡之，而是邦也，不可以一朝居矣。此墨翟所以有尚同之論也，非獨儒法也，一異道與異論，固晚周、秦、漢之世，人人之所同欲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二六三焚書下

李斯議焚書之奏曰：“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斯傳》同。則當時所不焚者，以此爲限。此不及政治，不得藉以是古非今者也。乃《論衡·書解》謂“秦確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趙岐《孟子題辭》亦謂“秦焚書，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王肅《家語後序》又云：“李斯焚書，《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

近人因謂秦之焚書，限於六藝，六藝爲古文，諸子書皆今文，故有秦廢棄古文之説。案此説非也，果如所言，“百家語”三字何指？仲任雖有特見，而於史事甚疏，往往摭拾野言，信爲實在，觀其論羣經傳授，語多誣妄可知。其所謂秦人燔書，不及諸子者，蓋亦流俗相傳之説，而仲任誤采之。流俗所謂諸子，即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而非《漢志·諸子略》之所著也。邠卿、子雍誤皆與仲任同，亦見漢人論事之疏矣。

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温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説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書疏序》。《漢書·儒林傳注》引略同，而作詔定《古文官書序》。《隋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蓋其書一名《古文奇字》也。其説之不經，真堪發笑，乃引之以序詔定之書。劉歆之《讓太常博士》曰：“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坑儒之事，明見《太史公書》，敬仲熟視無睹，乃引此齊東野人之言，其信末世之口説，而背往古之《史記》，抑何其更甚於博士也？衛宏爲古學名家，其言如此，亦何怪王充之本不專精，趙岐之稍爲固陋、語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王肅之有意作僞者乎？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二六四華夏

漢族之稱，起於劉邦有天下之後。近人或謂王朝之號，不宜爲民族之名。吾族正名，當云華夏。案《書》曰：“蠻夷猾夏。”《堯典》，今本分爲《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諸夏親昵。”閔元年。又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十年。又載戎於駒支對晉人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襄十四年。《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説文》亦曰：“夏，中國之人也。”則華夏確係吾族舊名。然二字音近義同，竊疑仍是一語，二字連用，則所謂復語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二語，意同辭異，古書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書疑義舉例》。以《列子》黄帝夢遊華胥，附會爲漢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誣。夏爲禹有天下之號，夏水亦即漢水下流。禹與西羌，《史記·六國表》。漢中或其舊國，則以此爲吾族稱號，亦與借資劉漢相同。且炎劉不祀，已越千年。漢字用爲民族之名，久已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民國肇建，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説是也。此等豈容追改。夏族二字，舊無此辭，而華族嫌與貴族混。或稱中華民族，詞既累重，而與中華國民而稱爲一民族者，仍復相淆。

二六五淮南王

漢人之重復仇，觀淮南王事可以知之。審食其之於厲王母，特未能争於吕后耳，非有意殺之也；而厲王處心積慮，必致之死。王安躬行仁義，通達道術，必非利天下者。史言王入朝，武安侯迎之，爲言上無太子而王喜；此乃武安姦詐，欲以此自結，而非王有利天下之心也。後王欲舉事，諸使道從長安來，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言漢廷治，上有男，即怒，以爲妄言，亦以如此則易爲變，非利天下也。抑此二者或傳言之妄，而史從而書之，不然，王豈輕躁淺露若是？要之王無利天下之心，則可決矣。吴王濞宗室最長，蓄反謀數十年，豈能北面朝安者？安果有利天下之心，濞之舉兵，何爲欲應之乎？《史記》云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欲畔逆；《漢書》云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此蓋安謀反之由，他皆不足信也。安之謀反也，女陵爲中詗長安；太子屏其妃弗愛，王后亦與計謀；其敗也，豪桀誅者數千人；其名臣則有伍被、左吴、趙賢、朱驕如等，君臣上下，同力一心。王聞伍被言反之難，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其決如此。雷被告太子而不發，莊芷《漢書》作嚴正。告之而又不發，太子念事不成，則自殺以爲後圖，其審慎强毅又如此，皆復仇之大義，有以感激其心也。其所以能君臣上下，同力一心者，抑又王之意氣慷慨，孝思出於至誠，有以感激之也。不特此也，衡山之謀叛，史言其與淮南不相能，恐爲所并；又言淮南西發兵，則欲定江淮間有之。且衡山畏淮南兼并，何難發一使，以淮南反謀告漢朝，而招致賓客，求壯士，作輣車鏃矢，自陷於罪戾乎？史又言元朔六年，衡山王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夫二國之隙已數十年，豈有能除之一旦，遽共約束爲反謀者？衡山之志，蓋亦淮南之志也。淮南、衡山之志如此，而敗其謀者，乃以辟陽侯孫，亦以懷復仇之念故也。甚矣漢人之重復仇也！

淮南王曰：“吴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善哉謀乎！吴王蚤歲冠軍，白頭舉事，然有桓將軍、田禄伯、周丘弗能用，兵徒屯聚而西，無他奇道，蓋仍年少椎鋒，徒知積金錢，招亡命耳，非有大略也。王又曰：“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被又教以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其策畫之周又如此。以上均見《漢書·伍被傳》。使其舉兵，其輕剽或不逮吴王，必不如吴王之可以一戰覆也。漢亦危矣哉！然安終於無成者，則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實爲之。否則公孫弘説下之如發蒙，大將軍衛青亦僅和柔自守，伍被譽大將軍之言，乃漢廷獄辭，非其實也。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孝武皇帝好忠諫，説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豪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云武帝時有可緣之間，是矣。云豪賢聚於漢朝，有以折淮南之謀，則福飾辭以悟時主耳，非其實也。不然，淮南之謀，豈久而始泄哉？且伍被之徒爲王謀者，可謂至矣，何勢陵不敢和從之有？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二六六項羽將才

世皆以項羽之善戰，爲曠古所希，其實非也。羽固善戰，亦不過歷代善戰者之一耳，謂其有以大過於人，固不然也。羽之戰功，爲世所艷稱者有三：一巨鹿之戰，一彭城陷後，釋齊還攻漢軍，一垓下之潰圍南出也。垓下潰圍，乃一戰將之事，優爲之者甚多，事極易見。巨鹿之戰固剽鋭，然此戰在二世二年十二月，章邯至三年七月乃降，其間相距尚半年，羽初未能一戰即使邯潰不成軍也。邯之降楚，其真相不可知。《項羽本紀》言：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此説固不必實。高果疑邯，于欣必加禮敬矣。然賈生過秦，言邯以三軍要市於外，巨鹿之戰以前，邯軍看似常勝，然迄不能定東方，閲時久則耗損多，陳餘遺邯書，謂其所亡失以十萬數，説必不虚；加以巨鹿之戰，一敗塗地，秦法嚴，迄不易將，安知其無要市之事？要市者其孰能信之？楚、漢間事，多出傳言，頗類平話，誠不可信。然所傳情節可笑者，未必其事遂不實。如《史記》述沛公至鴻門見項王之事，其恢詭何以異於《三國演義》？然謂是時，沛公與項王不相猜疑，得乎？要之，趙高之不信，章邯之要市，皆爲理所可有，亦即爲勢所必至。然則邯之降楚，乃秦之自潰，而非楚能竟定關東也。兵鋒剽鋭，北不逮南，以南方論，楚又不逮吴越，觀春秋時事可知。楚自頃襄王以降，秦兵日肆蠶食，楚迄不能抗，然猶借東地以立國者久之。其時吴越之地，文明程度太低，故不能終與秦抗。至於項氏用江東之衆，則以文明程度較高之人之訓練節制，用文明程度較低之人之輕悍敢死，忠樸從令矣，其孰能禦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以及羽巨鹿之戰，彭城之役，垓下之潰圍，皆是物也。亦安知項燕之破李信，所用者無江東之衆哉？此豈羽之力乎？羽以漢二年四月，破漢軍於彭城，漢王即退屯滎陽。明年四月，羽乃急攻。漢王使紀信詐降而遁去，其間凡歷一年，楚固未嘗急攻，然漢亦嘗敗楚於滎陽南京、索間，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則初亦未嘗不思深入，不獲，乃改而急攻也。《高祖本紀》云：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説漢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城，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當漢王之去滎陽，爲楚計者，當急破其城，否則亦留兵圍之，而疾行入據洛陽，則關中震動，漢即據之，亦無以定齊、燕，漢王南據宛、葉，復何能爲？吴王濞之反也，桓將軍説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其説是也。洛陽固可衛秦中以制東方，東方强國據之，亦可距塞秦使不得出。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秦猶不能肆志於洛，況於逕以一强國據洛陽之地乎？然則云漢王聽袁生之説而南行，而項羽從之，殆非實録。實則滎陽、成皋間，爲漢兵力所萃，項羽度不能破，又不敢軼之而西，乃變計思避實擊虚，南窺武關，而漢王乃亦南行以禦之耳。以彭城之役，漢高喪敗之烈，而聚兵滎陽、成皋之間，項羽竟爲所塞而不能越，可謂之善戰乎？

二六七漢都關中

世皆以背關懷楚，爲項羽之所以亡，此乃爲漢人成説所誤，在今日，知其非者漸多矣，然猶以漢都關中，爲高祖之遠見長策，亦非也。《史記·劉敬列傳》載：敬説高祖之辭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其説似善矣。然後高祖使敬往匈奴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然則曩所謂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者，將安從而具之乎？漢初諸政皆與秦異，獨其從劉敬説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則與秦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同。然則秦中人少，殆非因其新破？抑秦本地廣人希，故得招來三晉之人任耕，而使秦人任戰，則其患寡，殆自戰國以來，至漢初而未有改也。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秦果何所恃而能兼并六國哉？則自東周以來，六國地日廣，人日多，益富且强，而其荒淫亦益甚，而秦居瘠土，其政事較整飭，《荀子·强國篇》所言，可以復按，夫固人事，而非地與民之資之獨異於其餘諸國也。天下大勢，實在東方，此秦始皇滅六國後，所以頻歲東遊，即二世初立時亦然。楚懷王以空名稱義帝，而項羽爲霸王，正猶周天子以空名稱王，政由五霸，夫安得不居彭城？漢王所以背戏下約與項王争者，亦曰不能鬱鬱久居巴蜀、漢中耳，而安得如史家所言，關中本最善之地，爲諸將所共歆羨，故在出兵之初，懷王已指是立約；而楚之不居關中，亦徒以秦宫室殘破，其本意未嘗不歆羨之，至以此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哉？漢所以都關中者？其在東方，本無根柢，非如項氏之世爲楚將，項氏尚爲齊、趙之叛所苦，而況漢王？於楚尚爾，楚之外，更何地可以即安？獨關中則據之已數年，治理之方麤具，故遂因而用之，所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西都之策，發自劉敬，而成於張良，良之言曰：關中之地，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使其本居東方富庶之地，何待漕挽以自給？如其東方皆叛，徒恃河渭之順流，亦何益哉？漢王既滅項氏，仍歲勞於東方，有叛者必自討之，亦猶秦皇之志也。高祖之滅項氏無足稱，兩雄相争，固必有一勝一負，獨其滅項氏之後，頻歲馳驅東方，并起諸雄，皆爲所翦滅，使封建復歸於郡縣，雖世運爲之，而其乘機亦可謂敏矣。此無他，知天下之大勢在東方，馳驅於東方，猶戰於敵境，安居關中，則待人之來攻矣。東方所以爲大勢所繫，以其富庶也。東方定，高祖亦無禄矣。使其更在位數年，亦安知其不爲東遷之計哉？

二六八楚釋漢擊齊

楚漢相争，漢卒成而楚卒敗，其道或多端，然漢嘗一入彭城，後雖敗退，終據滎陽、成皋，楚迄不能下，而漢之後路安定，且可使韓信下齊、趙，彭越擾梁地，以犄楚後，要其大焉者也。然謂漢王夙有覆楚之計則非也。《項羽本紀》言：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論者皆以此爲楚之失策，爲漢所欺，其實非也。漢之降申陽，使韓太尉信降鄭昌，在其二年十月。十一月，立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至三月，乃復出兵，降魏王豹，虜殷王邛，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其間相距凡三閲月，蓋聞項羽不能定齊地而然？然則張良謂漢王欲得關中即止，殆非虚語。《高祖本紀》云：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當是時，項羽安知漢王之欲東？使其知之，相王時何不置諸東方，地近易制御，乃置之巴蜀、漢中，成鞭長莫及之勢哉？漢王所以敢并三秦者，亦以關中距東方遠，項羽不易再至。韓信故襄王孽孫，王諸韓，距楚爲有辭也。且漢王果欲東，安有燒棧道自絶其路之理？《淮陰侯列傳》載其説漢王之辭，謂秦民怨三秦王，痛入骨髓，無不欲得大王王秦，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此附會之辭，非實録。漢王以其元年四月就國，五月即出襲雍。章邯蓋出不意，故敗走。然猶據廢丘。司馬欣、董翳至八月乃降。章邯則明年六月，漢王自彭城敗歸，引水灌廢丘，乃自殺。然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者安在也？情勢如此，漢王豈能以一身孤居秦民之上？其燒棧道蓋所以防楚諸侯人附從者之逃亡？抑或以詐三秦王而還襲之也。漢王之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豈入咸陽，封府庫，還軍霸上者之所爲？而爲之者，所謂思東歸之士，所願固不過如此，既至其地，則不可抑止矣。此等兵，可以千里而襲人乎？漢王亦豈不知之？而猶冒險爲之，而亦足以害楚，況乎齊、趙之怨深而地近者哉？安得不釋漢而先以齊爲事也？

二六九楚將龍且

酈食其説齊王，言項羽非項氏莫得用事；陳平亦言：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此項羽之所以敗也。《史記·項羽本紀》言：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漢書·高帝紀》略同。《項籍傳》則云：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漢書·曹參傳》作亞將周蘭。《史記·灌嬰列傳》亦以周蘭爲亞將，《漢書》同。師古曰：亞將，次將也。然則龍且乃末將耳。諸文所以多言龍且者，蓋以其爲名將，當時人争指目之，而不數項它及周蘭也。龍且乃破淮南之人，其勁悍可知。陳平又稱爲骨骾之臣，使項王專任之，韓信或不易得志於齊邪？

二七〇以賈人爲將

《史記·高祖本紀》：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説秦將，啖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留侯世家》言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説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竪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啖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高祖本紀》又言其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啖豨將，豨將多降者。夫秦、漢時之輕賈人亦甚矣，安得以之爲將？以之爲將，人心安能服之？蓋當時習以賈人爲好利之徒，人有好利者則稱之曰賈竪云耳，非真賈人也。

二七一漢世食客之多

《後漢書·吴漢傳》：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亡命。一亭長而猶有賓客，可見漢時寄食者之多。

所謂賓客者，不能自食，常從人寄食之謂也。韓信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使亭長妻而不晨炊蓐食，信不怒而絶去，南昌亭長，亦一吴漢也。樓護有故人吕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吕公、妻與吕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吕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吕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吕公終身。使樓護而聽其妻子，則亦一南昌亭長也。灌夫食客日數十百人。鄭太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戴良曾祖父遵，食客常三四百人。知寄食於人之事，漢世甚多。其時去古近，貨力爲己之風猶未如後世之甚也。

《白虎通義》曰：友飢爲之減飡，友寒爲之不重裘。盡人而以朋友之道待之，勢弗能給也。然《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蘋。説者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淮南·泰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杜甫之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飱。《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豈爲飲食哉？中以好之欲飲食之朋友之道也。得食而不相呼，朋友之道盡矣。君臣猶朋友也，得食而不相呼，君臣之道薄矣。是以詩人刺之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夫君子者，豈徒能飲食之而已矣。然較之使饑餓於我土地者，何如夫延陵、孟嘗、春申、信陵之徒，亦徒能飲食人而已矣。而士猶歸之，以其猶有君人之一德也。

二七二兒寬阿世

《史記·封禪書》言：齊桓公欲封禪，管仲以爲不可，而不可窮以辭，乃設之以事。其事固不必實，然可見古之言封禪者，皆以爲非真天下太平，則不可妄舉其事也。秦漢之世，儒者已不能諍其君以封禪之不可，然議禮恒不能決，可見其於事仍不肯苟焉而已。秦始皇以儒生議各乖異，難施用而絀之，此始皇之侈也。乃司馬相如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漢武以問兒寬，而寬對曰：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然則封禪之議，啓之者相如，成之者寬也。相如逢君之惡，寬則長君之惡者也。抑寬之言，何其與始皇專己欲速之心，若合符節也？得不謂之曲學阿世邪？

二七三遊俠郭解

郭解之得也，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絶，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弘之議，乃謂弗知罪甚於知，則其果知與否，可以勿問，非謂解真不知也。史言解少時陰賊，概不快意，身所殺甚衆。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然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則其多所賊殺，時人固皆知之，特莫能舉發之耳。窮治所犯，所殺皆在赦前；殺軹儒生者，解實不知；殺者亦竟絶，未必非吏爲之道地也。武夫雖獷悍，然能磊磊落落，則雖報怨過當，猶有可取。以直報怨，固非所望於此曹也。賊而曰陰，風斯下矣。然非陰險有心計者，固不能爲豪傑魁首。彼殺軹儒生者，豈中心説而誠服解哉？亦以是納交於解，而要譽於其徒黨耳。自與季路、仇牧，而心計之工，雖商賈有所不若，清夜自思，不亦有靦面目乎？此所謂遊俠者，所以終爲盜跖之居民間者邪？史公曰：“朋黨宗强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以吾觀之，則朱家、郭解，亦暴豪之工於術者耳。語曰：不知來，視諸往。余則曰：不知古，鑒諸今。豈不見今之所謂朱家、郭解者？其立心與暴徒，何以别乎？古以儒、墨并稱，亦以儒俠并稱，明墨子之徒，原即世所謂遊俠。然閭巷之俠，儒、墨皆排擯不載；則俠之於墨，猶鄉原之於儒也。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仇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當時輕俠之徒，有所賊殺，非爲仇讎可知。此其所以爲盜跖之居民間者邪？觀客之所言，而世人之視遊俠者可知矣。史言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讓，而内隱好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豈有誠於心而不形於外，真可以欺世者哉？

劇孟過袁盎，盎喜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徙豪富茂陵也，郭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彼有緩急，豈待叩人之門户哉？鄭莊行千里不賫糧，斂客之財以養客，徒取諸彼以與此，雖鄙夫豈有愛焉？此足方季次、原憲乎？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漢之所謂遊俠者，欲姦公法，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死而不忘埋葬，可謂勇乎？然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爲郭解報仇者之所以多與？公孫弘則可謂知治矣。

二七四巧吏

漢宣帝號留意吏治，然所奬進者，王成、黄霸，皆作僞之徒也。《晉書·良吏傳》：王宏，“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武帝下詔，稱其“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則合王成、黄霸爲一人矣。然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而暮年且以謬妄獲譏於世。今跡其所爲，“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此亦黄霸之所爲耳。且使黄霸之事，而使張敞記之，其可發笑，必尤甚於今之《漢書》也。然而此等人之獲浮名者，至今猶不乏矣。

二七五漢吏治之弊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悦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案貢禹言漢世吏治之弊曰：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爲右職，勇猛操切苛暴者居大位。《漢書》本傳。左雄曰：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後漢書》本傳。李固論吏治之弊曰：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後漢書》本傳。皆即章帝詔之所云也。蓋欲考績而不知其方，“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亦左雄語。則求進者不得不苟飾外表急圖見功矣。當時所謂循吏若黄霸等，其所行亦未嘗非塗飾表面，特其所以塗飾之者異耳。然此等人卒少，而以殺戮立威者多，則又秦世吏治之餘敝也。

秦世吏治何以嚴酷邪？蓋吏之所行者有二：一民間固有之綱紀，後以國家之力維持之，雖已不如人民自治時之善，然其利害與人民之利害猶不甚相違，人民亦自能維持之，不待官以强力行之守之也，故其施政可寬。一則在上者有求人，其利害與人民適相反，如是則非以强力行之守之不可矣，如糜爛其民以戰之，刻剥其民以自奉皆是也。戰争愈烈，奢侈愈甚，則此等事愈多。吏治嚴急，殆六國之通弊，秦特其尤甚者耳。

蔣琬爲廣都長，先主因遊觀奄至，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三國·蜀志》本傳。駱統上疏孫權曰：“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三國·吴志》本傳。事荒廢而見稱，辨具而見斥者，辨具者徒脩飾，荒廢者乃實仁惠也。所以荒廢得爲仁惠者，以所謂辨具者不過以國之所求民所不利者，强力而推行之耳，此繭絲保障之異也。夫欲保障其民，則有時不得不距國家之政令，若隄防之於洪水矣。

馬貴與言：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所議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又謂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也亦然。《文獻通考·選舉考》。今案淮南王安受詔作《離騷傳》；河間獻王亦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安帝永初二年詔謂：“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順帝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亦以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後漢書·周舉傳》。可見策問之始，實非疑其人之冒濫而思有以考試之，乃誠以其人爲賢能而咨詢之也。然章帝建初五年詔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則時之重言語筆札也久矣。人人面問，事煩而難行，故終必又偏重筆札。《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召翁歸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師古注：“爲文辭而問之。”此亦策之類也。然則即守相之試其下，亦有不能盡用語言者矣。葛洪言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此自今日文辭冒濫之世觀之，或疑其不實，然亦由衡鑒者之無識。言爲心聲，誠不可掩。苟司衡文之責者，誠爲學識超羣之士，亦未嘗不可衡其文而知其人也。特以觀其人之志識趣向則有餘，欲知應變之才，則終須試之以事耳。

二七六官南方者之貪

古稱不寶遠物，斯言似易而實難；蓋見紛華靡麗而不説者，惟味道之腴者能然，固非所語於人人也。儒家之貴恭儉至矣，然其稱孝，曰“以天下養”。《孟子·萬章》上。所謂以天下養者，則三牲魚臘，極四海九州之美味而已，非寶遠物而何？

西域、南海，皆異物之所自來也，而貿遷往來，水便於陸，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爲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此語必非指漢時，可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來至交、廣者矣。趙佗以翠鳥、紫貝、生翠、孔雀遺漢朝，越繇王閩侯亦以荃、葛、珠璣、犀角、羽翠遺江都王建，其寶愛之情可想。職是故，宦於南方者，遂多貪墨之徒。湘成侯益昌，坐爲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賣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張恢爲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後漢書·鍾離意傳》。皆是物矣。《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糶糧食。先時宰守并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賈琮傳》云：“舊交阯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輙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其闇無天日，可見一斑。珠崖、儋耳二郡，率數歲一反，《後漢書·南蠻傳》。蓋有由也。《馬援傳》云：“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吴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觀此二事，可見權貴之涎於南産。《三國·吴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注》引《江表傳》云：“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甯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蓋其求之之切如此。晉武帝幸王濟宅，供饌悉貯琉璃器中。《晉書·王濟傳》。時石崇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榦絶俗，光采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晉書·石崇傳》。琉璃、珊瑚，非來自西域，則必出於南海。合魏文帝之事觀之，知當時勳戚之家，能致南琛者，亦必不少也。

交、廣而外，益州亦爲異物所自來。張騫在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其後武帝使騫發間使以求大夏，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漢書·張騫傳》。此自今緬甸通雲南之道，邛竹杖、蜀布，蓋即由是而入身毒。哀牢至荒陋，而《傳》述其物産，乃有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又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皆海外之珍也。葛亮南征，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其所取資，蓋不僅蠻中土物矣。《後漢書·朱暉傳》載張林上言，欲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其視之，一如宋人之視香藥寶貨矣。

安南爲中國郡縣踰千載，至宋而失之，明又復之，然其隸版圖，不及二十載也。五口通商之役，爲近世四夷交侵之始，其事固爲曠古之變局，非昔日馭夷之策所能弭，然其致變之由，官吏之貪求，不得謂非其一，古事之傳於後者希，觀於近世之事，而其情形可以想見也。知今古之同符，又知禍患之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原刊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東南日報》

二七七資格用人之始

資格用人，始於北魏崔亮，乃爲應付武夫起見，人皆知之矣；然其事，實不始於此。《後漢書·董卓傳》言李傕、郭汜、樊稠皆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此雖與崔亮“以停解日月爲斷”異，然其用意則一也。

二七八漢不守秦制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案縣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十，當有十鄉，鄉有十亭，則千五百八十七縣，當得萬五千八百七十鄉，十五萬八千七百亭。表所載鄉亭之數，去此甚遠，豈皆以民稀故乎？案《續漢志》注引應劭《漢官》云：三邊始發，武皇帝所開，縣户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吴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户而爲長。蓋漢之不能守秦制久矣，官以治事，事生於有人，隨人户多少而置官，於理最得，而漢之不能守舊制如此知。

二七九漢世選舉之弊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爲揚州刺史。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强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夫終得武之力助，則不可謂之大公也。《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然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倫之峻峭，蓋無可疑。既不受其馬，而猶不能忘者，則其時習以選舉爲報，已成習俗也。亦可見積弊之深矣。

二八〇漢末名士

東漢之末，士之矯僞極矣。何武爲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虚僞，武坐左遷。《漢書·何武傳》。而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强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舉聲哭。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後漢書·文苑傳》。其詭衆虚僞，視何武所舉者何如？使有紀綱，必蒙大戮。郡守且當坐選舉不實之罪，而逢等方共奬借之，爲之延譽，其時所謂名士者，尚可問哉！

《後漢書·符融傳》云：“漢中晉文經、梁國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輙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夫趙壹逃去，而皇甫規追書以謝，已異矣；乃至三公辟召，訪諸晉、黄，豈不甚哉！徐幹言：“桓靈之世，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皇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中論·譴交》。蓋既結黨連羣，則或能有所輕重，於是或倚之求進取，或則懼其謗毁，故其勢至於如此也。卒之求食者多，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身没他邦，長幼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絶，閨門分離，無罪無辜，亡命是效，亦《譴交》篇語。亦何爲哉！此九品中正之制，所以不得不繼之而起也。

黄允以儁才知名，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郭太傳》。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别居，當醖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獨行傳》。此兩事可以參觀。夫不聽其婦可也，僞酬之而顯逐之，又何爲乎？《記》曰：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充後爲博士，所行如此，豈無隱慝哉？其婦不起而數之，何也？人固有强弱乎？夫好名之士之得名，非必人人皆心服之也，固有劫於勢，不得發口言者。使其人而其時而未合敗，雖數其罪百五十事，猶無傷也。何者？衆人固戢戢如羊，雖心知善惡，口不能言也。然則若黄允者，沽名之才，則有之矣，劫衆之術，猶未工也，能不爲李充所笑乎？

李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此大辟之罪也，而太守魯平請署功曹。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知當時之所謂高節者，如此而已。豈特以薄屋爲高，藿食爲清邪？仲長統語，見本傳。

魯平之請充署功曹也，充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似過矣。不特此也，公孫述之於譙玄、李業，皆以死脅之，於王皓、王嘉，則繫其妻子；業、皓、嘉竟以是死，皎并累及家屬，亦見《獨行傳》。似尤過矣。然橋玄賢者，召姜岐爲吏不就，勅吏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則亦有激而然也。觀迫之者之激，而知爲之者之僞也。

蜀漢先主薄許靖不用，法正説曰：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人不可户説，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人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先主乃厚待靖。《三國志·法正傳》。此虚名之士所以獲處也。大抵欲養望者，不宜身任事，當多以虚譽奬進人；必審其人實不能自立，乃從而貶議之，亦所謂推亡固存之道也。如是，則黨與多，而仇怨我者，皆焉能爲有無之人也，則名譽可以長保，而權利可以獲處矣。權豪穢惡，當與之疏，以免譏議。至其人懷忿，實欲相讎，則又宜下之，所謂勿以虚名受實禍也。苟其虚譽隆洽，私黨衆多，人自莫我訾議，我固不難設辭以自解也。故陳寔、郭泰、徐穉、申屠蟠，皆術之最工者也。若黄允、晉文經、黄子艾者則下矣。允何以敗？以耆利冒進太甚也。文經、子艾何以敗？以矯激太甚，據非所據也。大抵好立名者當遠利；於聲勢貨財，必能勿亟取，然後名高而不危。故雖矯僞之士，亦不能令廢自克之功也。

孔融之稱盛憲也，曰：“天下譚士，依以揚聲。”又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三國·吴志·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録》。亦何慙於許靖哉？然終已不免，則所遇者之異也。少年喜謗前輩，何也？曰：不謗人，不足以立名。故立虚譽者多危，欲圖保之，亦非易也。亦勞日矣，拙也。

名高易招嫉忌，故多危。荀爽就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郭泰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泰名顯，士争歸之，載刺常盈車。其爲衆所歸附，指目同而禍福異者，膺持風裁，而泰不爲危言覈論也。故真能免患者必鄉原。袁閬不脩異操，致名當時；見《王龔傳》。法真逃名而名隨，避名而名追；見《逸民傳》。皆術之最工者也。

史叔賓少有盛名，後以論議阿枉敗。《郭太傳》。所謂論議阿枉者，扶翼所不當扶翼之人，未知推亡固存之道者也。然此等人必猶顧念私交，未肯落阱下石，故其人實未必大惡。若乃見私黨之將敗，從而攻之，以冀自免，或且徼利焉，則又叔賓之徒所不忍爲矣。或曰：凡人説話不可太切實；平時説話太落邊際，至緩急時，更欲改變則難矣。故處世之道，莫如模棱兩可，貌似慷慨激昂，而實不著邊際，以狂狷之行，飾鄉原之心，此處世之術之最工者也。叔賓之不克自拔於阿枉，亦其平時議論，太落邊際故與？

何以誣人？曰：莫如闇昧不明之事。非必謂帷薄之不脩也。門以内事，世之所重，而其真僞，則非門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謗，術至工矣。許武舉爲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并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循吏·許荆傳》。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逸民傳》。駱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賴有謝淵，乃得證明。《三國·吴志·陸遜傳注》引《會稽典禄》。則其事也。許靖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三國志·許靖傳》。靖豈默然受謗之士？所以難於自明者，蓋亦以謗之者爲門内人也。張劭之喪，至壙將窆，柩不肯進，范式執引，於是乃前。《後漢書·獨行傳》。有是理乎？會葬千人，縱爲所蔽，執紼者豈不知其情，猶莫能發其覆也，況於門以内事哉！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陳蕃傳》并《注》。此猶白日出而鬼魅匿形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結黨造作聲譽之人，必畏嚴氣正性之士。

謝甄、邊讓，并善談論，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符融每見李膺，幅巾奮褏，談辭如雲。《郭太傳》。此《易》所謂躁人之辭多也。仇覽與融同郡，入太學，又與融比宇；融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謂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循吏傳》。覽其陳仲舉之儔乎？符融雖爲所拒，猶能屈己下之，林宗亦爲下拜，此又二人之所以能獲盛名也。何者？嚴氣正性之人，容或持正論不阿，造次之間，爲所敗也；先爲之下，則敵寡矣。故盛名之下，必無骨鯁之士。

《三國·魏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杜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遊説。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知其名過其實，而仍畀之膴仕者，毛羽既豐矣，爲之遊説者既衆矣，孰肯逆輿情爲國家正選拔哉？即爲遊説者，寧不知其非實，然拔茅茹以其彙征，所謂以同利爲朋也。《潛夫論·實貢篇》曰：“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儔，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虚造聲譽，妄生羽毛。”《後漢書·王符傳》。聲譽可以虚造，況其人本能矯情僞飾者乎？

《實貢篇》又曰：“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顔、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今使貢士必覈其實，其有小疵，勿强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吴、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諸葛恪與陸遜書曰：“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三國·吴志·諸葛恪傳》。觀此，知當時選舉之弊，全在才不覈其所長，德則務於求備。才不覈其所長，故無能者得以濫竽；德則務於求備，則真率者寡得自全，此選政之所以大壞，風俗之所以日偷也。恪又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户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然則當時以行取人，而行之所以難全，又正因造謗者多故也。杜恕、李豐，總角之交，後更不善，其去張、陳、蕭、朱亦無幾矣，危哉！即許劭，亦幸其終處廣陵、豫章，而未嘗與許靖同客蜀也。法正入蜀，爲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及爲蜀郡太守，擅殺毁傷己者數人。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史記·伍子胥列傳》。其本皆以求名而已。凡求名者，未有不實爲利者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後漢書·荀彧傳》：“父緄，畏憚宦官，爲彧取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三國志·彧傳注》引《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譏。”裴氏辯之曰：“案《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於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没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魏文帝非苟作者，而其言舛誤如此，悠悠之説，尚可信哉？《後漢書·郭太傳》曰：太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觀其所録，亦無以徵其必信也。夫史之不可信久矣，亦曷嘗不多載虚譽？觀其多載虚譽，又知名聞天下之徒，事之醜惡不傳者衆也。

《太傳》所録，太之所拔擢者，非賤人，則惡人也。人倫之鑒，未必全無，然亦以太聲勢既盛，故所拔擢，易於成名也。丁諝出於役伍，張秉生於庶民，吴粲、殷禮起乎微賤，顧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事亦由此。《三國·吴志·顧雍傳》。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列傳》。豈獨施於後世爲然，此植黨要名之事，所以不絶於世與！

顧亭林訾魏武帝崇奬跅弛之士，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毁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録·兩漢風俗》。亭林欲敬教善俗，其心良苦。然所論史事，則全非其真。漢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漢書》《本紀》。魏武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意與此全同，所求者皆非常之才也。古之用人，必由鄉舉，鄉里之評，率本行實，此固《周官》六德六行之舊，然徒能得束身自好之士，不能得才足濟變之人也，且亦不能無矯飾。故揚雄自序云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虞延不拘小節，則無鄉曲之譽；杜篤不脩小節，亦不爲鄉人所禮。《史記·淮陰侯列傳》云：“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所謂無行，亦不過不能脩飾，以要世譽，非必有惡行爲鄉里所患苦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言長無鄉曲之譽。若太史公者，豈猶不足任使與？郡國廉孝，歲以百計，若漢武帝、魏太祖所求非常之才，不知天下能得一二人否？安能變及風俗？亭林言：“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知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昭之所言，乃漢末奔競之俗，黨禍起時，太學中久如此矣，於魏武之令乎何與？而習老、莊而蔑周、孔，亦與奔競之俗何涉哉？

鄉舉里選所以不可行於後世者，非徒曰俗夸詐，而誠俗不可究詰也。乃其所舉之人，本不足以治當世之事□者。

二八一附庸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陸量侯須無，詔以爲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案此以其地遠，爲天子號令所不及故也。古之附庸亦必有如此情形者。

二八二計相主計

《史記·張丞相列傳》：“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漢書》同。略有删字，乃鈔胥所節，不足爲異同也。凡《史》《漢》辭句異同皆如此。《高祖功臣年表》云“爲計相四歲”，《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同，不云更爲主計，則蒼居相府時，仍居計相之職也。計相即御史，《漢書·宣帝紀》：黄龍元年，詔御史察計簿，其證。《表注》引如淳曰：“計相，官名，但知計會。”《傳注》引如淳釋主計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皆以爲特設之官，非也。

二八三入財者得補郎

《史記·平準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漢書·食貨志》同。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皆以入財者得補郎，即指株送徒言之。然或别爲句，與上文不相蒙也。

二八四漢時珠玉之價

昔人説經，每以當時之事爲況。此無以見經義之必然，特頗可考作注者之時之情形耳。如《周官》司市思次介次，鄭《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别小者也。司農則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趙注孟子之滕館於上宫，曰：上宫，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作《周官》時市中是否有候樓，孟子時樓上是否可舍止，皆有可疑。然漢時市中有候樓，樓上可舍止，則於此可見矣。肆長職云：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别異，令相遠。價值百萬或數萬之物，安得爲農夫愚民所求，擬不於倫，真堪發噱。然漢時珠玉之價，則於此可見也。又案《史記·平準書》顔異言：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則漢世之璧，固有直僅數千者。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二八五漢人不重黄金

《後漢書·西羌傳》：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世黄金一斤值錢萬，則金百斤恰與錢百萬相當，羌、胡無封侯之賞，故嬴銀二百斤也。夫使漢人果重黄金，詔書何難亦以金百斤爲購。案漢世賜外夷，罕用錢者。《漢書·韓安國傳》：安國言漢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匈奴傳》：昭帝時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賜黄金二百斤。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漢初弗許，以揚雄諫，召還使者，更報單于書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黄金十斤。王莽拜右犁汙王咸爲孝單于，賜黄金千斤，雜繒千匹。《莽傳》同。咸子助爲順單于，賜黄金五百斤。《烏孫傳》：楚主與漢使謀，擊傷狂王，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討焉。安日使姑墨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褒賜姑墨匿等金人二十斤。《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比遣子入侍，賜黄金錦綉，繒布萬匹，絮萬斤。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采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建武二十七年，北單于使詣武威求和親，漢遺以雜繒五百匹，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倭傳》：漢賜卑彌呼白絹五十匹，金八兩。《西南夷傳》：哀牢王類牢反，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破斬之，賜鹵承帛萬匹。除前漢時呼韓邪來朝，賜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後書·鮮卑傳》言：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外，無以錢賜外夷者。蓋呼韓邪身入漢地，有所貿易，可以用錢；《鮮卑傳》所云，則以錢供經費，非以之賜蠻夷也。《袁安傳》：安奏封事，言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亦以是計經費，非逕以之畀蠻夷。蓋錢在胡地無所用，即與漢人互市有用，以爲賜亦慮重賫。而在漢地，則金又無所用之也。知此，則知黄金本非平民所好矣。

或言《漢書·趙充國傳》：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其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明賜羌人亦以錢，而購杜琦以金銀，足見其以金爲貴重也。然羌人在塞内久，或在塞上，可以用錢。後漢則兼募羌、胡，胡者，西域胡人，其地固行金銀之錢，故以金銀爲購耳。此又見在漢地者之不重金銀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二八六漢聘皇后金

《漢書·王莽傳》：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而《後漢書·杜喬傳》，謂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注云：於是悉依惠帝故事，聘黄金一萬斤。則漢初皇后聘金止萬斤，后乃增至二萬也。莽以杜陵女史氏爲皇后，聘黄金三萬斤。莽之作事，固恒較前人爲侈。

《後漢書·獻穆曹皇后紀》：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云：使賫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則未嘗用金。蓋後漢時金已少於前漢，獻帝當喪亂之時，多金尤不易致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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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七漢武以酷法行幣

歷代泉幣之值，與其物不相稱者，莫如漢武帝之皮幣。紙幣又當别論。觀顔異譏其王侯朝賀以蒼璧值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可知。職是故，不得不以酷法行之。《漢書·王子侯表》：建成侯拾，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是也。不獨皮幣，他泉幣亦然。《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曲成侯皇柔，元鼎二年，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鄲侯仲居，元鼎二年，坐爲大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百官公卿表》：元鼎三年，鄲侯周仲居爲大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師古曰：赤側當收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慎陽侯買，元狩五年，坐鑄白金棄市是也。《酷吏義縱傳》曰：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鷙爲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武帝之於行錢，則可謂盡其法矣，其如終不可行何？故曰：下令於流水之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二八八皮幣

《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内。鄭《注》：皮，虎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禮》又云：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注》曰：皮，麋鹿皮也。《禮》又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云：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爲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諸侯歸己，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臣聘君，降於享天子，法用麋鹿皮。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案聘使用幣，詳見《管子書》；《疏》徒引《國語》，殊未盡。《管子·大匡》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小匡》曰：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霸形》曰：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揆度》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然則皮以虎爲貴，豹次之，鹿爲下；畜以馬爲貴，犬、羊爲賤。又《郊特牲》曰：羅氏致鹿與女。《樂記》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則鹿亦可以生者爲贈；而犬、羊之外，并可用牛。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二八九商賈以幣變易積貨逐利

錢所以易物也，挾錢則百物可得，故人争求之。然遇變亂時，物不可必得，則復賤錢而貴物，以錢實無用也。每逢世亂或幣制變易時，物價必貴；人第知爲物之貴，而不知實錢之賤也。《漢書·食貨志》言：漢鑄莢錢，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稽市物”，即今所謂屯積也。漢武時，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亦由於此。

“痛騰躍”三字殊不辭。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今書本痛字或作踴者，誤耳。踴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然則騰躍獨不重累乎？《史記·平準書》此數語作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集解》曰：晉灼曰：踴，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稸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曰：如淳曰：踴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踴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案《集解》引晉灼語無躍字，而如淳逕釋踴騰，則《漢書》引晉灼語有躍字者，其爲原文與否，殊未可知。痛，甚也。訓詁既不精確，“痛騰躍”三字之不辭，亦豈師古所不知？則今之《漢書》注，難保非後人改易也。竊疑：《漢書》原文當作：物踴騰，糶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今本奪物字，衍米字，又妄改糶爲躍；即《史記》亦衍米字也。《索隱》云：糶者出賣之名。意謂該米及馬言。然穀物之外，古人罕稱出賣爲糶，其説亦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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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〇居邊而富

《漢書·貨殖傳》言：塞之斥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後漢書·馬援傳》：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此固由其人材力殊絶，亦以邊地遺利多，資本少，法禁寬故也。烏氏倮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價予畜，此豈以力致之邪？卓氏求致臨邛，程鄭山東遷虜，皆以財雄於蜀，亦其類也。《漢書·叙傳》言：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然則卓氏射獵之樂，擬於人君，亦以蜀與民無禁故與？周漢之間，故賤商也，然子貢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客巴寡婦，爲築女懷清臺。孔氏連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閑公子之名，亦得謂之賤商與？或曰：此特以商爲業耳，其人固士君子之流也。然刁閑之奴，有連車騎交守相者，亦得謂其人固士君子之流邪？大同之治雲遥，小康之世武力把持之局亦去，人之地位實由財力爲之。雖奴虜，苟饒於財，吾未見人不願與交接者也。巴寡婦能以財自衛，則亦可以財陵轢人。班壹富而民慕之，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則民惟知豪富之慕矣，此政教之所由廢與！

廉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振宗族朋友。史稱其以氣俠立名，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然依倚竇憲，以此爲世所譏，蓋習於雄豪，未知禮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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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一牢盆

《史記·平準書》：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史記·索隱》引下多盆字。衍。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爲牢；盆，煮鹽盆也。《索隱》引樂彦云：牢乃盆名。案牢者養牲之室，蓋引申爲凡室之稱。咸陽之法，蓋猶宋趙開之“隔釀”，官給房屋器具，令民就其所煮鹽，外此則皆爲私煮矣。

《鹽鐵論·復古篇》：大夫言：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刺權篇》言：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此亦令就官場之一因。用即庸，當時庸有官給庸資之事。然顧手牢之語，恐未必可以釋《史記》也；樂彦説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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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二疇官

《漢書·高帝紀》：二年五月，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案《國語·齊語》述管子作内政寄軍令曰：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内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强。然則所謂疇官者，即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軍帥也。《國語》又曰：政既成，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無伍，即莫與相疇之謂也。不滿六尺二寸，乃體格不及，律免其從軍者。

如淳此注，專以軍制言。其注《律曆志》“疇人子孫分散”，則云：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則各從其父疇學之者，初不限於軍事，而疇之義亦遂不限於并世。蓋疇之義本爲匹爲類，然古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業既世而不遷，則子孫所與爲匹類者，自與父祖無異，故疇又引申爲世業之稱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二九三盜摩錢質取鋊

《史記·平準書》：姦或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食貨志》作盜摩錢質而取鋊。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黄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然則質即裏，亦即幕也。漫幕一語，以其無文，故謂之幕。幕可摩取，此後世之錢，所以兩面有文也。鎔冶器法，非其義。《史記》原文亦當作鋊，傳寫誤。《集解》引徐廣曰音容，非也。

《平準書》又云：有司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摩取鎔。《漢書》作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鎔字亦《史記》誤，質字疑當依《史記》作下，謂錢之四邊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二九四處亂之道

《後漢書·淳于恭傳》：“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此不分人我，故無利害之見；無利害之見，則償利矣。《劉般傳》：“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論不怠；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絶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此則性之所好，以此爲樂，正可忘尤，焉知其苦？知此者，可以處亂離矣。

二九五商者不農

《後漢書·文苑傳》：黄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與百姓争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案漢武帝時公卿上算緡之法，曰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名田。哀帝時師丹之法，賈人亦不得名田爲吏。則禁止兼并之法，漢世自有存者，特不能行耳。

二九六漢世振貸

時愈近古，則振濟之出於官者愈多，以距公産之世較近，公家之財産較多也。漢時之振貸即然。《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注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給與者不須還；假則須償還者也，然時亦豁免之，如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是也。昭帝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則豁免又有等差。又有與逋租賦并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詔，謂民田租逋賦貸已除；成帝建始三年詔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是也。其貸與舍，皆以財産多寡爲差。初元元年賦貸，以貲不滿千錢爲率；鴻嘉四年，詔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是也。河平四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毁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所謂量其等差者，蓋不徒計所毁傷，亦并計其貲産矣。永光元年，詔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所謂貧民，亦當按貲産定之也。

所振貸者多實物，故神爵元年詔謂所振貸物勿收也。文帝二年，開藉田，詔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始元二年，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地節三年，三月，詔云：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十月，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食蓋所貸之兩大端。《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兖、豫、徐州田租芻稾，其以見穀振給貧人。謂既勿收，又有以振給之，非謂當時之振給，不以穀而以財貨也。武帝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産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漢書·食貨志》。所賦貸者必甚廣，然非常典。

章帝建初元年，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廪，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此亦賦與貸有别之證。貸蓋皆并與，賦則稍受者也。和帝永元五年詔：“去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户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徵召會聚，弊更甚於往來稍受。計貲而及於衣履釜鬵，其弊亦與後世之推排、通檢等矣。

順帝永和六年，詔假民有貲者户錢一千。此蓋特異之事。假民以錢者，兩《漢書》僅此一見。所假轉以有貲爲限，失振貸之意矣。豈計其能償邪？《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上初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或貸之。有司以貸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户籍者。上至長春宫聞之，更遣人閲實振貸。以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達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閏月，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劉居漸以被命振貸，止給富户，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傑總其事，奪俸三月。蓋無貲者本有振貸之法，著爲常典，故此不之及也。

假貸本意，必非所以取息也，然其後則有因以爲利者。武帝時，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後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十一，《漢書·食貨志》。是矣。畜牧簡易，苟使官吏無他誅求，雖取其息，或猶未爲大害，若以農業之耕耘收穫，手胼足胝，而其貸之也，亦振救之意少而取息之意多，則其弊之所及，有不忍言者矣。

漢世富人，亦有能助官假貸者。《武帝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食貨志》云：募豪富人相假貸。蓋特奏名以歆動之也。《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者，得毋用傳。此猶後世之義振。《後漢書·桓帝紀》：永壽元年，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振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貣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此則官貸之於豪富，以濟貧民，頗有後世公債之意矣。延熹四年，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五年，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事亦相類。

二九七漢士大夫散財振施

讓爵、讓産、散財、振施之事，以漢世爲最多。讓爵、讓産，事僅在一家之中，無足深論，今略論其散財、振施之事。

《後漢書·朱暉傳》：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振贍之。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三國·蜀志·張裔傳》：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産業，使立門户。《張嶷傳》：得疾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夙與疏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吴志·陸瑁傳》：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此皆施諸知故者也。《後漢書·伏湛傳》：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禄，以振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黨錮傳》：張儉，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産，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三國·魏志·常林傳》：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吴志·陳武傳》：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姊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此則及於衆庶矣。而同遭喪亂者，其情爲尤切。《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傅子》，言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儋石，必分以贍救之。《王朗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楊俊傳》：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别。《趙儼傳》：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蜀志·許靖傳》：奔揚州。許貢、王朗與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袁徽寄寓交州，與荀彧書，言許文休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吴志·全琮傳》：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凡此，皆在流離轉徙之中，益敦睦婣任卹之行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劉翊，“黄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絶，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脱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固不必逆知其死，然其易至於不濟，則亦至易見矣。而曾不爲身豪髮計留，不亦造次顛沛必於是乎？《劉虞傳》：虞爲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難歸之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温恤，爲立産業，流民皆忘其遷徙。此非居高位有大權者不能。若平民，則如魚之相煦以沫耳。然流離轉徙之中，藉是而獲濟者多矣。

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郇越，附《王貢兩龔鮑傳》。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馬援亡命北地，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産，貴其能施振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樊梵，宏孫。悉推財物二千萬與孤兄子。荀恁，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見周燮等傳首。种暠，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悉以振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折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周施親疏。至終，家無餘貲。《方術傳》。此等能施，似以其富。然如范遷，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而推與兄子，四子無立錐之地，見《郭丹傳》。則仁義之附，亦匪以其富矣。要不可謂非一時風氣所鼓蕩也。

此其故何哉？曰：去封建之世近，士之好名，甚於其好利，故能施者較多，而其事亦易傳於後耳。王符嘗譏當時之人，“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貫朽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潛夫論·貴忠》。與史所言之風氣適相反，何哉？王朗“嘗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三國志》本傳《注》引《魏略》。一人之所爲，固可自其兩面觀之也。要之封建之世養士之習未盡亡耳。然則受之者當何如？曰：以所識窮乏得我之情爲之，是嗟來之食也。然其謝也可食，雖曾子亦言之矣。要之當以免死爲限耳。蔡茂素與竇融善，避難歸之，每所餉給，計口取足，是其道也。

散施蓋亦有爲免禍之計者。《晉書·氾騰傳》言其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吴明徹，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皆其事也。此亦不必亂世。《後漢書·周黨傳》言其家産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蓋訟雖勝，其地仍不可居也。

二九八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觀於後世，有可以知古者。許行曰：“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論者或以爲誕而不可信，然烏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産，不相徭役，《三國志·烏丸傳注》引《魏書》，《後漢書》襲之。即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也。不特此也，田疇之隱徐無山也，百姓歸之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者便之。”《三國魏志》本傳。可謂能爲君矣。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耕而後食。”《先賢行狀》又言：“王烈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而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此亦所謂“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者也。太祖表又言“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則後或不復躬耕。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之漸。

二九九古者官爲民造屋之事甚多

古者官爲民造屋之事甚多。晁錯之論移民也，曰：“古之徙遠方以實曠虚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户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一堂二内，即今三開間之屋，中爲堂，左右爲室者也。《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沲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安民縣之所營者新邑，長安中之所起者，則所以改良舊都市者也。又有不由官營，官特唱率人民爲之者。《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東觀漢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率人作屋。人賫茅竹，或持林木，争赴趨作，浹日而成。所營雖陋，其程功則可謂速矣。房屋之適於居住與否，實視所處之地，及其占地充足與否，不在其材料之貴重也。此猶行古之道也。魏晉而後，政事日以苟簡，并此等事而亦罕聞矣。

古人之所以易於營建也有故。古者建屋之地曰廛。記言市廛而不税，謂徒收其地租；許行之滕也，踵其君門，乞受一廛；可見地之皆在官。《漢書·高帝紀》：十二年，賜列侯第，《注》引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云第”，可見室屋之在官者亦不少。

三〇〇王莽六筦

王莽設六筦之令。《後漢書·隗囂傳注》云：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案《漢書·食貨志》，莽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邛以給澹；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户齊民所能家作，必邛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則《後書·注》奪五均賒貸。錢布銅冶，他本錢皆訛鐵；惟閩本作錢，據《後書·注》，則閩本是也。

三〇一甘棠

古今人不必不相及也，所處之境相類，則其所行者自亦相類矣。詩言：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之喜。與金昭肅皇后所爲極相類。《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孟康爲弘農太守，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此雖甘棠之美不逮也。

三〇二斛制之本

凡量皆口大而下小，惟斛不然。以量之多少，繫乎其表面之平與不平。而表面平否，幾微之差，極難辨别。口小，則因表面之不平以致羨不足者小也。此制定於宣和時，足見趙宋國勢雖弱，厘定制度，自有其度越前人之處。然《齊書·陸澄傳》言：“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澄所言。”南北朝人説古物多不確，陸澄之言，未必可信。然小口之器，世固有之，則由此可見。惟其器不甚通行，齊時幾已絶跡，故子良稱爲古器也。豈以其不可出入，不爲豪强駔賈所利，故稍微以至於絶歟。

三〇三漢世亭傳之制

交通猶人身之血脈；血脈當無所不通，交通之道亦當無所不達。近世交通利器雖多，然欲其徧於山陬海澨，則必非旦夕之功，端賴有舊式之道路及交通之具，與之互相銜接。吾國今日方事重脩驛運，非徒曰緣江緣海交通便利之地多受封鎖，而姑以是救急云耳；即使海疆安謐，江河百川互相灌溉，而欲深入乎山陬海澨，舊式之通路及交通工具仍不可以不脩。必如是，乃能與用新式器具之大道相銜接，而成完密之交通網，如血脈之無所不通也。此篇詳考漢代亭傳之制，知國小而爲治纖悉之世，交通制度之完備，絶非政事疏闊之世所能想像。然則，《周官》等書所述之制，必非盡誣矣。人力所脩之事雖廢墜，必可以人力恢復之，讀之可使從事於驛運者自壯；而其所言館驛廢墜之由，及其與邊陲關係之重，尤足資今日之藉鑒而發人深省也。

古代人民往來少，而其爲治纖悉，故凡行旅之所資，如宿息、井樹等，無不由公家爲之措置。兩漢去古近，其遺制猶有存焉者。漢高祖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及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其軍。《史記·淮陰侯列傳》。王郎兵起，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及至信都，亦入傳舍，與任光定謀。更始之敗，劉恭步從至高陵，入傳舍。當造次顛沛之際，行旅惟傳舍是依如此，承平時更不必論矣。霍光至平陽傳舍，遣使迎霍仲孺。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韓延壽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昆弟訟田者，延壽即移病入卧傳舍，閉閣思過。《後漢書·陳寔傳》：“大守高倫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史弼傳》：“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惟弼獨無所舉，從事坐傳責問。”《方術傳》：“任文公，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嶲大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虚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黨錮傳》：“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吴道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可見官吏行止，無不惟傳舍是依，即其家屬亦然。《桓榮傳》：“榮曾孫鸞子曄，尤脩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是也。又有意圖構亂，詐稱官吏，止於傳舍者。周丘以漢節馳入下邳，至傳舍，召斬令。《史記·吴王濞列傳》。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漢書·魏相傳》。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禄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漢書·酷吏田廣明傳》。鮑永，太守趙興署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拔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皆其事。光武遣陳副、鄧隆征劉揚，揚閉門不内，乃復遣耿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并使勞慰王侯。密敕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因揚至，閉閤誅之。亦其類也。傳舍與驛相依附，驛路所不經，即不能有傳舍，若鄉亭則更爲普徧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言：“漢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儀》則云：“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郵亦有亭。”《漢書·循吏傳》言黄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澹鰥寡貧窮，又言吏出不敢舍郵亭是也。《續志注》又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宿舍之所館。”然則，十里之間，凡得宿息之所四矣。《志》引蔡質《漢儀》曰：“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此皆在都邑之中。《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往臨邛，舍都亭。”《漢書·酷吏傳》：“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此則在近郭之地。若十里一亭之亭及郵亭，則皆在郊外，故亦謂之鄉亭。鮑宣遷豫州牧，丞相司直郭欽奏其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召信臣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漢書·循吏傳》。後漢劉寬，歷典三郡，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此與何武所爲絶相似。足見鄉亭與傳舍，同爲行旅所依。《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第五倫傳》：“拜會稽太守，坐法征，老小攀車叩馬，啼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三國志·劉繇傳注》引《續漢書》云：“繇伯父寵，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行，乃止亭輕服潛遁。”此二事亦絶相類。《後漢書·楊震傳》：“有詔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張晧傳》：“子綱，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黄瓊傳》：“永建中，公車征，至綸氏，稱疾不進。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李固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循吏衛颯傳注》引《東觀記》：“茨充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侣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此皆以亭爲止頓之所。《獨行傳》：“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不聽，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此事誠涉荒怪，然或忳知其事而借此發之，亭長殺人越貨，事必不誣。《獨行傳》又言張武父業，爲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内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可見當時鄉亭自有此等殺人越貨之事也。傳又言范冉與王奂親善，奂爲考城令，境接外黄，冉，外黄人。屢遺書請冉，冉不至。及奂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賫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奂車徒絡繹，遂不自聞，但與弟辯論於路。奂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奂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皆可見往來者以亭爲宿息之所也。《續書·郡國志注》引《東觀記》：“永興元年，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郵之數倍之，當二萬四千八百八十六，合之凡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固不必其皆輪奂，亦豈能盡爲丘墟？則當時行李之便安爲何如也！不特此也，史言黄霸使郵亭鄉官畜雞豚，師古曰：“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此未必然，蓋凡鄉間官舍皆屬之。《史記·盧綰列傳》言陳豨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千餘乘必非傳舍所能容，故凡官舍均爲其所占居矣。然則亭傳之外，又有官舍可以借居也。行李之便安又何如乎！古代爲治之纖悉如此，無怪後世之論者有所激而欲以封建代郡縣也。

漢世亭傳之制美備如此，然後來卒以廢墜者，何也？則以民間之往來者日多，而公家之所守猶是三代以前之成規，未能隨時擴充，與行旅之殷繁相副也。又當時之亭傳，似徒供士大夫之用，而平民之能蒙其惠者甚鮮。《漢書·兩龔傳》云：“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征，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王莽依故事白遣龔勝、邴漢。”《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三州兖、豫、徐。郡國流人欲歸本者，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舍傳舍而有煩特詔，止官亭而須雇舍宿，當時亭傳不供平民之用可知。《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儋。嘗從長安還，欲止陲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還，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三國志·劉繇傳注》引《續漢書》，言劉寵弊車羸馬，號爲窶陋。往來京師，嘗下道脱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後漢書·循吏寵傳》所載略同。《後漢書·逸民傳》：“桓帝以安車聘韓康，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征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此三事絶相類，原不能保其無附會；然當時必多有此等事，然後有此等附會之語。此征君之舍傳舍，流民之止官亭，所以有煩特詔歟？事非衆人之所需，而特以虚文應故事，其不能持久而日即於陵夷，夫固無足怪矣。

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則知館驛之病民，由來舊矣。《後漢書·陳寵傳》：“安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寵子忠上疏言：‘長吏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征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則其厲民尤甚矣。《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孟康出爲弘農，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嘗豫敕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能如是者，有幾人哉？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永元十年大匠應順上言：“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後漢書·張霸傳》：“子楷，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楊震傳》：“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震子秉劾奏參，檻車征詣廷尉。參皇恐，道自殺。”《注》引謝承書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紀。”《後漢書·宦者傳》與此略同。《獨行傳》：“陸續詣洛陽詔獄就考。續母遠至京師，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皆當時京師逆旅衆多之證。《續漢書·五行志》言：“靈帝數遊戲西園中，令後宫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亦習俗之移人也。《後漢書·黄憲傳》：“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竦然異之。”《黨錮傳》：“夏馥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毁瘁。後馥弟静，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静追隨至客舍共宿。”此又僻左之處亦有逆旅之證也。逆旅之盛如此，晉初之人，猶欲廢之而設官㰚，見《晉書·潘岳傳》。豈可得哉？

風氣淳樸之世，無逆旅之地，行人往往就人家借宿。此等風氣，近世猶有之，古代更不必論矣。《後漢書·儒林傳》：“周防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以共過客，而不受其報。”猶此風氣之遺也。《三國志·王脩傳》：“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此亦就人家止宿者，雖不必其不報，然其人當亦非以舍客爲業者也。自逆旅盛而此等風氣日微矣。

鄉亭爲行旅所依止，亦氓庶所聚集，故凡欲示衆之事，皆於是乎著之。王景守廬江，訓民蠶織，爲作法制，著於鄉亭。王涣爲洛陽令，病卒，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皆見《後漢書·循吏傳》。以此也。竇武死，宦者梟其首於洛陽都亭，亦以此。

内地逆旅盛而亭傳微；邊徼之地，則猶不如是。蓋其地人民寡少，行旅亦希，道出其間者，非亭傳無所依止，則非善治亭傳，不能保其交通之不絶也。《漢書·武帝本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可見郵亭與道路相依之切。趙充國策西羌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其間郵亭多壞敗者，欲以閑時下所伐材，加以繕治。”永光羌亂，詔書言其燔燒置亭；見《漢書·馮奉世傳》。和帝永元四年，溇中、灃中蠻之叛，《後漢書·南蠻傳》亦言其燔燒郵亭；可見亭傳所繫之重。《三國志·陳羣傳》：“青龍中，羣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吴、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案《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先主自漢中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注》引《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羣之所言，即是事也。先主豈不知其疲民？蓋有所不得已也。《張嶷傳》：“漢嘉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可見控馭邊方，必以亭驛爲首務矣。

《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曰：“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史記集解》引同。而《續·志注》引《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後爲長，或謂亭父。”《史記索隱》引應劭亦曰：“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南謂之求盜也。”二説乖違，未知孰是。要之其初必重於禦暴，則可知也。漢世亦間有能舉其職者。《後漢書·酷吏周紆傳》：“皇后弟黄門郎竇篤從宫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争，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不畏强御，足與止李廣之霸陵尉并傳矣。

三〇四除關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税也。”

案《索隱》之言非也。漢世關門，不聞有税，惟以稽察出入耳。《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使弘農都尉治武關，税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自此以前，未聞有税出入者之事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毋用傳。至景帝四年乃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文帝之舉，當時頌爲仁政。晁錯對策，美其通關去塞。路温舒亦稱其通關梁，一遠近。魏其、武安之舉蓋亦欲如是。孟子稱關譏而不征，而漢人乃以不譏爲仁政。一統之規模固非分立時所能想見也。

三〇五橋梁邊版

《漢書·文帝紀》：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説是也。”師古蓋目擊其制，故以應説爲是。此蓋所以爲障，防墮落，交午柱頭，意亦如此，本非所以書政治愆失也，後乃因而書之耳。

三〇六飛行術

飛行，人之所願也。雖不能遂，然不能禁人不試之。《漢書·王莽傳》：莽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大鳥翮非倉卒可得，能飛數百步墮，亦不易。可見其人必習之有素。

《隋書·刑法志》：北齊文宣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爲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爲歡笑。”文宣雖殘虐，當時亦必有獲免者，故以放生爲名，而於受佛戒時行之。《北史》云：元世哲從弟黄頭，文宣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獨能飛至紫陌，仍付御史獄，乃餓殺之。即飛行者不死之證。

自金鳳臺至紫陌，蓋不翅數百步矣，足見人非必不可飛，此其所以有試爲之者歟。“一日千里”，蓋傳者夸侈之辭，其人自詭，或亦曰數百千步耳。此原不能如今日之空軍，擲炸彈以擊敵，然當時亦無今之高射炮等，能攻空中之人，以此窺敵，固有餘矣。知一日千里之爲語增，則其人初非誕謾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三〇七漢人多從母姓

《廿二史劄記》言“漢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舉衛太子、史皇孫爲例。實則其以母姓爲稱，與其封不封無涉。館陶公主以爲竇太后女，號竇太主。見《漢書·東方朔傳》。豈其身無封號邪？元帝稱許太子，見《外戚·孝宣王皇后傳》。淮南太子亦稱蓼太子，見《伍被傳》。蓋時俗語言如此。景帝子王者十三人，其母五人，《史記》謂之《五宗世家》。《索隱》説，《後漢書·竇融傳注》同。此猶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顯係子從母姓餘習。《漢書·外戚侯表》，有扶柳侯吕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當姓吕。蓋史家惟記母族。”《史表》作昌平，昌蓋誤字。趙氏所舉，有滕公曾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此非從母姓，乃改氏以示其爲皇室之所自出耳，氏固可隨意改易也。

獻帝，靈帝母自養之，號曰董侯。此以祖母姓爲姓也。然少帝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則獻帝亦非以祖母姓爲姓，而以所養之家之姓爲號爾。漢人視姓無甚不可改易，以姓所以本其所自生，是時已無可知，氏則本可隨意自立也。必欲求其姓者，則有如京房推律定姓之法，轉非依父祖以來之稱號所可得也。

《景十三王傳》言：膠東康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五宗世家》之名，已足顯母弟親於異母，此更推廣之而及於從母。知禮家雖以父母何算譏野人，而言情亦卒莫能外矣，此尚文之所以不如反質也。

《三國·蜀志·簡雍傳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吴志·是儀傳》：“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是姓亦可隨音易字。以其本非姓，無關係也。徐衆議之。見《是儀傳注》。《魏志·管寧傳注》引《傅子》，言寧以衰亂之時多妄變氏族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其説未知如何，度亦不過如《潛夫志》之所論耳。

三〇八漢世昏姻多出自願

《左氏》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此固一時免患之計，然亦可見古昏姻固許男女自擇。《公羊》之非鄫季姬，乃謂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逕使鄫子來請己，有背男不親求女不親許之義耳，僖十四年。非謂嫁娶可全由父母主之也。漢世猶知此義。《後漢書·宋弘傳》：“帝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是雖以帝王之尊，至於昏姻，亦曲從本人之意也。《三國·魏志·陳思王傳注》引《魏略》言：太祖欲以愛女妻丁儀，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悦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此雖未嘗問諸本人，然亦可謂曲體本人之意矣。

三〇九漢時嫁娶之年

古之欲蕃育其民者，大抵冀嫁娶之早。漢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書》本紀。是也。王吉言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漢書·王吉傳》。其言固是一理。然知爲父母之道與否，由於教化之廢興；民之夭壽，繫乎生計之舒蹙，不盡由於嫁娶之遲早也。漢時嫁娶之年可考者：班昭十四而適曹氏，見其所作《女誡》；陸績女鬱生，十三而適張白，見《三國·吴志·績傳注》；皆較惠帝之令爲早。蓋時俗固尚早婚，惟貧人不及者，乃有待於法令之迫促耳。然則欲蕃育人民，而徒立法以迫之，亦非計之善者也。

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此説頗近馮億。攽蓋疑自十五至三十，罪謫之不當相同耳。予謂自十五至三十，爲生育之年，故不嫁者罪謫之。三十以上，生育之力稍減，故不嫁者又不罪也。

三一〇漢時男女交際之廢

《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然則男女交際，古本自由，至後世乃稍因争色而致廢墜也。漢高祖十二年，還過沛，置酒沛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光武建武十七年，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悦，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此古大聚會時男女皆與之證。《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言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又引《吴質别傳》，言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衛臻傳》言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吴志·孫策傳注》引《吴録》：策母謂策：王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然則司馬德操造龐德公，逕入其室，呼其妻子作黍，《蜀志·龐統傳注》引《襄陽記》。亦不足怪矣。《蜀志·劉琰傳》：“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令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此亦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之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