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一西夜、子合

《後漢書·西域傳》云：“《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案《前書·西域傳》云：“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後書》“西夜國一名漂沙”，“子合國居呼犍谷”。《前書》西夜國户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後書》則户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而子合國户口勝兵之數與《前書》西夜同。然則《後書》之子合是《前書》之西夜；而《後書》之西夜，則新立之國，此所謂稍分者也。

三六二徐福

黄公度《日本國志·國統志注》云：“《梁書》言日本自稱爲吴泰伯後，相傳亦稱爲徐福後，彼國紀載，本以此爲榮。其後學者漸染宋學，喜言國體。寬文中，作《日本通鑑》，源光國駁議曰：謂泰伯後，是以我爲附庸國也。遂削之。賴襄作《政紀》，并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余謂泰伯之後本無所據，殆以日本斷髮文身，俗類句吴，故有此譌傳歟？至徐福之事，見於《三國志》、《後漢書·倭國傳》，意必建武通使時，其使臣所自言。《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宫闕，員嶠方壺，蓋即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説，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禊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至日本稱神武開基，蓋當周末，然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無事足紀，或者神武亦追王之辭乎？”予謂徐福之事，果係彼使臣自言，史家安得不明記之？重器爲秦制，稱謂爲周秦間語，不必方士所傳。敬神之俗，野人皆同，更不必出於方士。謂日本之地早爲中國所知，方士習聞其説，因有渡海之請，説頗近之。

然徐福之漂流，必未能至日本。《三國·吴志》：孫權黄龍二年，“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絶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傳説至能使國家爲發大兵，必非絶無根據。度必略有道里鄉方，及沿途所經島嶼，故能循之求得夷洲；而還時亦但云亶洲所在絶遠，不可得至，而不云無其地也。而其將數千人還，尤有足資尋索者，何則？謂爲誇功示信，或以饜時主好奇之心，偕數人若數十人已足，不必至數千人也。然則此數千人殆本華人，而温等乃拔之以還歟？此説如確，則亶洲之有華人，亦必非虚語矣。然其是否徐福，了無徵驗，而其地尤不能爲日本。日本之通中國，蓋自漢武滅朝鮮以來，距是歲三百三十八年矣。日本情形，中國必知之已稔，其地果有徐福所將童男女之後，中國豈得不知？且日本通使南朝，實始晉末；泰始初尚朝貢北方，三國時未能通南方可知。即謂不然，偶或一至則可，又安能時至會稽貨布邪？

漢之未通西域也，而邛竹杖、蜀布，業已先至其地；即以海道論，《史記·貨殖列傳》謂南海爲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即後世西、南洋物也，則秦漢未并南越時，中國與西、南洋久相往來矣。是知民間之交通，必先於政府。謂日本通使南朝之前，南方人民與日絶無往還，非其實也。然必不能如北方之多。蓋是時航海，皆依傍海岸而行，觀《三國志》所述自帶方入倭之路可知。是時南方至日者，非冒險之估客，則執迷之方士耳，徒侣必不能多。北方則不然。其時族制未頽，奴客尤衆，移徙之際，往往相將；而自後漢末年，每每大亂，至於五胡雲擾，人民之流離轉徙者實多，往往相率而行，自成一部，此細讀後漢至南北朝之史可知。田疇能訓練其民，爲故主報讎，爲中國攘斥夷狄；管寧、邴原輩，所將皆流亡之徒，猶能立綱陳紀，足食之後，繼以教化，職是之故。章太炎亟稱此時之士材力絶人，非唐宋後所有，則欲知人而不論其世矣。知此，則知東史所紀華人入日者，皆稱爲某某部，儼然古者之族有世業，以氏名官，必非虚誣。又是時華人入日者，類多自託華胄：如弓月君，或謂秦始皇五世孫，或謂十三世孫；阿知使主，或謂漢靈帝三世孫，或謂四世孫；《姓氏録》所記，又有吴王夫差、漢高祖、光武、齊王肥、蓋寬饒之裔，亦與是時風氣相合。此等語必非日人所能造作，日人本亦無庸造作也。文化懸殊，則此方中庸之材，入彼即能開物成務，此自古以來，遐方開闢，所以必用中原之士，而亦我華人之大有造於倭者矣。

三六三交阯嫁娶之俗

《後漢書·循吏傳》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禄，以振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三國·吴志·薛綜傳》載綜上疏言：“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麤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云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則非無適對匹，安得産子不知種姓？種姓依母，本不依父也。云除州縣外嫁娶皆如此，則延之教，僅行於州縣之間。蓋中國人之徙居其地者，初同其俗，後乃因教導而獲改也。貧無禮聘，須長吏以下省奉振助，則非不知嫁娶禮法，乃貧無以行禮，不得不自同於蠻俗耳。故知往史傳言，多失其實。

三六四高離

《後漢書·東夷列傳》夫餘云：“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此文本於《魏略》，見《三國志·烏桓鮮卑東夷傳注》引，索離作高離，《梁書》作櫜離。掩㴲水作施掩水。《後漢書注》云：“索或作橐。”《通典》作橐。案此與《魏書》所述高句麗始祖朱蒙緣起，明係一事。《魏書》謂高句麗出於夫餘，乃因夫餘受封中國較高句麗爲早云然，其實高句麗緣起，不必後於夫餘也。《永樂大王碑記》：“乙未歲，王以䂺麗不貢，整旅往討。”䂺麗疑即《魏略》之高離；《後漢書》索離，實高離之誤。《注》云“索或作橐”，則又櫜之誤也。《永樂大王碑》述鄒牟緣起，亦與此略同，鄒牟即朱蒙也。所臨水作掩刊，則《志注》引《魏略》誤，當從《後漢書》。

三六五卑彌呼

魏時通中國之倭女王卑彌呼，昔人謂即神功皇后，今人則謂不然。此説也，日人頗樂聞之，因日人甚諱其曾臣事中國也。然無論卑彌呼爲神功皇后與否，漢魏時自達於中朝者，必日本之共主，而非其小侯，則無足疑，亦不能諱也。

日本之通中國始於漢。《漢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後漢書·東夷傳》云：“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當作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三國·魏志·東夷傳》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帶方即樂浪，公孫康所分。可見自漢至魏，倭人之隸屬不變。此其僅通於郡縣者也。《魏志》云：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東南至奴國百里。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自女王國以北，其户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維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所述國名，適得三十，當即使譯所通。其初朝見之國，蓋尚不逮此數。故《國志·魏書》以今字别之。《漢志》云“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一似百餘國皆來獻；《後漢書》云“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一似三十許國一時俱通者；其措詞，皆不如《國志》之審矣。三十國使譯所通，故《魏志》能舉其名，其餘則自漢至魏，皆但能知其共有若干國而已，不能道其詳也。

倭人之自達中國，始於後漢。《後漢書》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三國志》云：“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建武中元二年，下距桓帝建和元年九十年，靈帝建寧元年一百十一年，與所謂住七八十年，更相攻伐歷年者，數略相合。然則《國志》所謂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者，乃即自其奉貢之年計之，而非謂倭之有王，始於是時也。此所謂王者，豈即倭奴國之君與？《國志》述諸國之名，當自北而南，而《後漢書》云倭奴爲倭國之極南界；又以彌奴、姐奴、蘇奴、華奴蘇奴、鬼奴、烏奴例之，奴國之名，亦甚似倭奴國之奪。然建武時倭國南界，與女王南界，是否相符，殊難質言；而《後漢書》於帥升稱爲倭國王，於倭奴則無王稱，又似本無王號者，故倭奴是否日本共主，究難斷定也。至帥升則不然矣。日本木宫泰彦作《中日交通史》，引其國博士内籐氏之説云：“北宋本《通典》有倭面土國王師升；日本古本《後漢書》有倭面土國王師升、倭面國王師升；異稱《日本傳》引《通典》，有倭面土地王師升；蓋本作倭面土國王，後省稱倭面國王，又省爲倭國王，或誤爲倭面土地王。倭面土當讀爲ヤマト，即大和國。”其説頗允。《後漢書》稱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似亦ヤマト譯音。《國志》云：“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伊都與倭奴，似亦同音異譯。竊疑邪馬臺，倭奴，乃諸國中之强者，而邪馬臺之勢尤張，故早有王稱。大亂之後，更晉爲大倭王，而伊都則爲大率治所也。四夷之或通於中朝，或僅達郡縣，實因緣事勢，非出偶然。蓋通中朝者，路遠而費多，僻陋之邦，或力不能勝，或亦本無此願，而中朝於外國之使，送迎亦頗勞費，非好大喜功之主，未有務於招致者。古附庸之不達於天子，蓋亦以此也。邪馬臺倭奴之能自達，豈偶然哉？《三國志》又言：“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則倭人之通中華，實頗利其賞賜，安有藩屬小國，敢冒大倭王之名而自通者乎？

《三國志》又云：“卑彌呼以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案《漢書·地理志》言：“齊地，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以此俗之成，歸諸齊君，其不足信，自不待論。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事鬼神，正巫兒之俗也。亦足證倭人即嵎夷，嵎夷本在山東之説矣。見《嵎夷》條。《國志》又謂卑彌呼“有男弟共治國”，此又今社會學家所謂舅權也。足見日本之有女主，乃其社會使然，而非偶然之事矣。如是，則日本女主，必不止卑彌呼、壹與二人。木宫泰彦云《記紀》有神功皇后征新羅事，酷類小説，原不能視爲信史。然西曆四稘後半，日人兵陵新羅，則事確有之。案《廣開土王陵碑》云：“辛卯，倭渡海，破百殘、新羅，己亥，百殘違誓，與倭通。新羅使白倭人滿國境。庚子，遣救新羅，倭退。甲辰，倭入帶方界。”百殘即百濟。辛卯爲晉武帝太元十六年，己亥爲安帝隆安三年，庚子四年，甲辰爲元興三年，上距魏明帝景初二年卑彌呼遣使之歲，百五十餘年矣。以卑彌呼爲神功皇后，年歲相距，誠未免太遥。然日本，高麗，皆本無史籍，其古史皆依傍我國之史爲之，年代安足徵信？碑文年月，雖若可信，然日本是時與新羅有兵争，不能謂其兵争之僅在是時也。故卑彌呼究爲神功皇后與否，誠祇能置諸存疑之列，然謂其非倭人之大長，則必不可矣。

木宫泰彦釋帶方郡至邪馬臺之路云：“狗邪韓國即迦羅。對馬國即對馬。一大國，宜據《北史·倭國傳》改一支，即壹岐。末盧國即肥前之松浦。伊都國即筑前之怡土。奴國即筑前之儺。不彌國即筑前之宇瀰，投馬國即筑後之三瀦。”黄公度《日本國志·鄰交志注》云：“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爲柱。中有金印一，蛇紐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予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日本學者皆曰：那珂郡古爲怡土縣。《日本仲哀紀》所謂伊都縣主，即《魏志》所謂伊都國也。上古國造百三十餘國，在九州者分十九國，在四海者分爲十國。《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爲百餘國。《三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二書所謂百餘國，與《國造本紀》相符，所謂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地在日本西南海濱，距朝鮮最近。此委奴國意必古伊都縣主，或國造之所爲，并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譯音無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國，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後漢書》云：委奴國，倭國之極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即大和之譯音，崇神時蓋已都於大和矣。謂委奴國非其王室，此語不誣。”予案日史所言，恐正依傍中史，以此證中史之不誤，恐不足信。黄氏之説，與余説頗相合，正足證并卑彌呼而指爲小侯非王室者，祇是日人褊淺之見也。

三六六儒術之興上

自梁任公以周、秦之際，爲中國學術最盛之時；謂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爲衰機所由肇；又謂歷代帝王尊崇儒術，乃以儒家有尊君之義，用以便其專制之私。而世之論者，多襲其説，實則不衷情實之談也。儒術之興，乃事勢所必至，漢武特適逢其會耳。

當秦、漢之世，欲求致治，勢不能不圖更化。秦人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内峻威刑，外勤戰鬥。□□□□世，不得不然，而非謂可以此致治也。《紀》載始皇之語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欲以興太平”上，蓋有奪文。此五字指文學言。致太平責文學，練奇藥資方士，皆始皇所謂在不中用之外者也。文學者，通知古今而不囿於當世法律辟禁之士。見《焚書上》條。叔孫通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而通之對諛，賜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則當時博士，蓋即文學之士爲之。秦博士多儒生，見下條。則所謂文學者，其學術亦可知矣。然則始皇非不欲用儒也，未及用而誹謗之事遽起，案問御史既希旨，諸生又傳相告引，遂至所阬者幾五百人耳。然原其初意，固與漢武無以異也。使天假之年，獲見海内平治，如漢文、景之時者，亦未必不終用儒生，成武帝之業也。

孔子論政，先富後教。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王制》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古之言教化，無不如此者。叔孫通之使徵魯儒生也，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公所爲不合古。”猶守舊説也。《漢書·禮樂志》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又曰：“今海内更始，民人歸本，户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仍是此等議論。漢代改正朔易服色之論，必起於文帝之時，以此。秦皇初并天下，日不暇給，其廣徵文學，而未能遽就其事，其無足怪。然以視漢之高帝，則規模弘遠矣。

漢興文治，蓋有三時：酈生謁高祖，高祖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高祖即不肯見。酈生更其辭，然後得入。陸賈前説稱《詩》、《書》，高祖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客冠儒冠來者，高祖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叔孫通乃從所好，服短衣楚製。通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及高祖苦羣臣拔劍擊柱，通乃説之以起朝儀；高祖猶曰：“得毋難乎？”又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通爲之月餘，請上試觀。上即觀，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其所謂禮者可知矣。陸生之折高祖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蓋以利害動之，高祖乃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自來能應事機者，不必其明於理。高祖之麤野，豈足以語興亡之故？其所著者亦可知矣。今《新語》係僞書，然真者即存，亦必甚淺俗。《絳侯世家》云：“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説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陸賈傳》：賈謂陳平曰：“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張良遊俠，蕭、曹刀筆吏，韓信徒能校兵書，張蒼稱於書無所不讀，亦府史之材耳，安足以知文學？蓋漢初之將相大臣又如此。而其時亦正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其無意於言教化也固宜。孝惠、高后之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及文帝之立，而情勢稍變矣。《史記·禮書》曰：“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與《賈生傳》所云“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者合。然《傳》又曰：“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觀公孫臣之進用，則賈生危見任爲公卿不誣。蓋道家之義，特不容妄事紛更，原不謂當束手一事不爲也。《漢書·禮樂志》亦云：“天子説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鼂錯傳》曰：“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又云：“景帝即位，以錯爲内史。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争之，由此與錯有隙。”錯之死，論者皆謂袁盎爲之。其實盎疏逖，非竇嬰不得見；而錯之誅，距盎之説已十餘日矣，度其間必更有進讒於景帝者，特史弗傳耳。然則殺錯者非盎，實漢朝之大臣也。故錯之被陷，誼之見排，一也。特所遭之時不同，故一止於遷謫；一遂至於殺身耳。然則高、惠之世，本無意於更化者也；文、景則有意焉，而爲武力功臣所沮者也；丁斯時也，必此等沮撓之人盡去，而又得一好大喜功之主，舉前世謙讓未遑者，悉不讓而爲之，而後更化之事可成，武帝則其人也。武帝之世，則其時也。其能就前人所未就之業，宜哉。然其事，則固始皇以來之所共願也，未之逮耳。

三六七儒術之興中

博士，《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秦官”，而沈約《宋書志》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案《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龜策列傳》：宋元王時，神龜爲豫且所得，見夢，召博士衛平而問焉。《漢書·賈山傳》：“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則約之言是也。草昧之世，無所興作，服官但循成法，固無取通知古今；稍進文明，即不容爾。博聞强識之士，遂爲世之所貴。子産以博物君子，見稱於晉；而楚靈王亦誇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是物也。春秋時，猶僅就博聞者而問焉，徵故實於史氏；至戰國，遂廣羅道術之士，以備諮詢，亦理勢然矣。班《表》之説，蓋謂漢之博士，沿襲嬴秦，原不謂博士之官，爲秦人所創置也。孔鮒爲陳涉博士，漢高亦以叔孫通爲博士。當戎馬倥偬之際，不廢是官，則亦頗重之矣。

博士雖無重權，然議禮制度考文，由之而定；其於顯庸創制之朝，所係實重。觀其治何家之學，而其時之所尚可知矣。叔孫通、伏生皆儒者，衆所共知。博士之議帝號也，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天皇、地皇、泰皇者，《尚書大傳》曰：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宓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泰即大，大與人古字相通。泰皇，蓋人皇傳寫之譌。參看拙撰《三皇五帝考》。淳于越之諫始皇也，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陳勝之起也，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觀其所言，而其所學可知矣。《漢書·京房傳》，房弟子姚平曰：“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成。”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之學近法家，當時儒法二家，相譏頗甚，得毋先亦儒家者流與？《梅福傳》：“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先生也。”則正先未必名先。始皇之阬儒生也，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則嬴秦之廷，齊、魯之士爲不少矣。

《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問占夢博士。或有以此二事，疑當時博士，雜有方士巫祝之流者。然《紀》又言二世三年，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召問占夢；則三十七年之“占夢博士”四字不連讀，乃始皇并問此兩官，而非博士以占夢爲職也。至使爲仙真人詩，則以其閑於文學耳。漢世郊廟之歌，有定自匡衡者矣；亦雜有神仙家言，豈得謂稚圭爲方士之流與？

侯生、盧生謂始皇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然帝號之定，實采博士之議；淳于越之言雖不見用，且引起焚書之禍，當時亦曾下其議；而所焚之書，以非博士官所職爲限，則其責博士以通古今如故也。始皇之封禪也，《史記·封禪書》記其事曰：“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頗采者，不盡采之辭；絀即不與於封事之謂；雖不從其人，實未嘗盡廢其議，故《本紀》紀此事，仍云“與魯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且齊、魯之儒生雖絀，博士七十人，未必不從上山也。漢武之封禪也，《封禪書》記其事曰：“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封禪自後世觀之，誠爲秕政，然秦、漢之世，則視之甚重；秦皇、漢武，其不專任儒亦等耳。

《漢書·藝文志》：《高祖》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今觀《史》、《漢》，兩帝詔策，多粹然儒者之言。文帝除肉刑一詔，原本《書傳》，尤能行經義以除秕政；詔策如此，他所稱述可知，知儒術之興，實不自武帝始矣。

三六八儒術之興下

然則漢人議論，無事不引秦爲鑑戒；而夷考其實，其所行者，實乃異世而同揆，是何也？曰：此事勢之不得不然，而生其時者，亦遂莫知其然而然也。世之治也，必有待於民之自善，而不容專恃夫刑驅勢迫。此本非難解之義，夫豈始皇、李斯所不知。董仲舒之言曰：“周之末世，大爲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豈仲舒一人之言哉？趣過目前，而不暇爲久遠之圖者，庸或慮不及此。始皇固非其人，苟一念夫致治清濁之原，而苟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更化之圖，有必不容緩者矣。更化之事，固非儒家莫能爲。此則始皇之所志，所以與漢儒之所唱導者，异世而同揆也。

漢儒之言更化，其道有二：曰立大學以教於國；曰設庠序以化於邑。古大學與明堂合一，制禮作樂之事皆出焉，漢人固頗行之矣。然與人民實無涉也，故訖無成效可見。至於庠序之化，則終漢世未之能行，故雖以東京大學之盛，而班固之徒，猶蹙然於教化之未興也。《漢書·禮樂志》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説，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然則庠序而果徧設，漢儒所謂教化之具者而果畢張，風俗遂可以美善矣乎？曰：難言之矣。《漢書·地理志》曰：“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唱其教，相如爲之師。”庠序學校之教，其效可睹矣。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迴圈，終而複始。”周秦之際，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以酷刑法爲反於忠者，董仲舒曰：“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虚辭而不顧實，是其義也，好文刺譏，習爲雕蟲，飾其鞶帨，其不顧實，無乃愈甚。”然則漢儒之所爲，自謂能救僿以忠，實乃以水濟水也。

漢儒所謂教化者，不足以治天下，讀張敞奏黄霸之語，最可見之。霸之治郡，先爲人民籌生計，繼乃教以孝弟貞廉之行；徒觀其跡，真所謂先富後教者。而敞之奏曰：“澆淳散樸，有名無實，甚者爲妖。”又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深惡痛絶之，至於如此。觀於王莽之以僞率天下，而卒至於大亂，然後歎敞之見之卓矣。莽之所爲，即所謂以僞先天下，甚者爲妖者耳。

然則如敞之所言，謂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者，其説果是矣乎？曰：又非也。王吉之言曰：“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觀漢世法令之支離滅裂，蓋不能不以其言爲然。而敞謂足勸善禁姦，誣矣。賈誼之言曰：“今漢承秦之敝俗，廢禮誼，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觀於漢世大臣之無遠慮，爲吏者多沿亡秦之失，徒藉刑殺以立威，蓋又不能不以其言爲然。而敞以爲但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奉法令從事，遂足爲治。得毋當時之二千石，皆非俗吏乎？何言之易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張敞之稗，或愈於黄霸之秕，以爲嘉穀則誤矣。

任法既不足止姦；崇儒又適以長僞；則將何適而可？曰：言治必以教化爲本，教化必以禮樂爲先，此不易之理也。獨惜儒家之言教化者，皆未知禮樂之情耳。《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者，樂之情也；節者，禮之情也。”然非謂吾陳禮樂於此，而民遂能和，而民遂知節也。欲民之能和，必先去其争攘之心，消其愁怨之念；欲民之知節，必先禁其放蕩之行，祛其鄙吝之情。民蹙然無以遂其生，又强陵弱衆暴寡而莫之能正，不强圉即無以自衛；而欲陳樂以和之，難矣。富家一食之費，罄貧民終歲之糧，弗能均也。睦淵任卹之風邈，而民不得不厚自封殖，雖有數世温飽之計，猶懷不可終日之尤，弗能化也。而欲立禮以節之，難矣。此制禮作樂，所以必在功成治定之後也。功未成，治未定，曷嘗不以前代之禮樂化其民。然所以成其功定其治者，必當别有作爲，不能舞幹羽以格有苗，寫《孝經》以安反側，審矣。滿堂而飲酒，一人鄉隅而悲泣，則四坐爲之不樂；人心之欣戚，豈不以其境哉？班固之言曰：“今海内更始，民人歸本，户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然而史遷言武帝之初，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而董仲舒言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雖遷，亦謂役財驕溢，或至并兼。夫苟家給人足，又何并兼之有？則知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鄙廩庾盡滿，非人人得而食之矣。以此而言庠序禮樂，不亦難乎？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不特此也。禮也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然則非節文人者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此，夫異世之禮之不可以强齊，猶異地之禮之不可以强一也。劉向之言曰：“爲其俎豆筦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固也，抑且愈備而愈不能行；何也？愈備，則其去人生日用愈遠，非復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之義矣。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而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然而後聖有作，脩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災，以爲醴酪，初不沿燔黍捭豚汙尊抔飲之舊，何則？世殊則事異，人之情不存焉。叔孫生之制朝儀也，高祖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然則爲民制禮樂者，不當度民之所易知、所能行者乎？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漢儒日言禮樂教化，而其所從事者，非陳諸廟堂之上，人民不見不聞，則拘牽於俎豆筦絃之間，徒陳古而不與今合；以此化民，得乎？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拘牽於俎豆筦絃之間，而猶弗能備，則求爲祝史而未能逮也；將以化民，不亦難乎？

《史記·禮書》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定制作必采風俗，此即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之義；禮樂之必須制作以此。不然，何不沿前代之舊乎？爲此言者，不知何人，其所陳則古義也。與魯兩生之言，皆令人望古而遥集也。爲此言者，不知何人，其所陳則古義也。

《禮書》又曰：“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制詔所陳，亦古義也，獨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皆與民無涉耳。

論後世之禮樂不切於民生者，以《唐志》之言爲最著明：《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惟其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是以民至於老死而莫之見。歐氏不責後世之言禮樂者，不能即其時之居處動作、衣服飲食而爲之制，顧責其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然則舉民之居處動作、衣服飲食，悉變而還之古乎？是猶有蓬之心也夫！然民之居處動作、衣服飲食，終不可無以治之，是則歐氏所謂簿書獄訟者也；其事固不容不急。張敞謂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亦謂此也。然古之所謂禮者，固將舉一世之民，而納之軌物；律令則徒能恐懼之，使之有所不敢爲而已。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也。是以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也，謂其意亦在勸善禁姦，焉是矣，謂即足以勸善禁姦，焉誣矣。

清邵位西作《禮經通論》，謂古無以吉、凶、軍、賓、嘉爲五禮者；言吉與凶，謂居喪及免喪耳，無概以祭禮爲吉禮者。乃作《周官》者特創此目，以括王朝之禮，而非所語於天下之達禮也。天下之達禮，時曰喪、祭、射、鄉、冠、昏、朝、聘，邵氏謂《禮運》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御爲鄉之誤。《禮經》十七篇其物，五禮則布列百司，具藏官府，若後世所謂禮書者，非可舉以教人。邵氏云：“保氏以教國子，鄉官以教萬民者，雖曰五禮，以視宗伯所掌，必有詳略繁簡之分；亦猶德行道藝，《地官》、《春官》所載，不盡符同也。”終前漢之世，無傳《周官》者。其書之體，本諸司職掌，不可以名禮也。此亦由後世所謂禮書者，不切民生日用而悟入。然則朝廷之禮，不盡切於民生日用，舊矣。特古有喪、祭、射、鄉、冠、昏、朝、聘之達禮，後世則無之，各率其俗，而一治之以法耳。

夫言古禮而徒欲陳其數，漢世固未嘗無之。《史記·孔子世家》，言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儒林傳》云：高祖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史公亦鄉射鄒、嶧，《自序》。則鄒、魯之地，自周以來，禮樂未嘗絶也。其升於朝者，徐生善爲容，傳子至孫延、襄。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爲漢禮官大夫。《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云：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又云：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謂竇公逮事文侯，必無此理。蓋得魏國樂人之傳者耳。然《何武傳》言其徙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虚僞，左遷。夫獨非禮容乎哉？而《後漢書·劉昆傳》，言其“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則并有以此獲罪者矣。然則非無禮樂也，有禮樂而人之情不存焉，如禮何？如樂何？

《漢書·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有《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别録》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後漢書·劉昆傳注》引《别録》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昆弟子五百餘人，不知所教授者，《施氏易》乎？雅琴乎？容禮乎？先漢儒者，教授數百千人者，數見不鮮。而王莽獨惡昆，則昆所教授，殆必兼及雅琴、容禮，亦如徐氏之有弟子也。然則自古相傳之禮樂，知之者實不獨一二人矣。《漢志》所載之書，今存者不及十一，而世必以爲古籍亡於秦火；三代之禮樂，漢世未嘗無存者，而世必謂周、秦之際，崩壞已盡，皆一概之談耳。《大戴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又較《漢志·雅歌》四篇爲多。案八篇可歌者，蓋謂《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有甲乙相與語，甲曰：今之人，徒襲外國之法律政事，而欲以爲治，不亦難乎？乙曰：今之人，若謂襲外國之法律政事而可以爲治，則可語矣。彼其意，以爲襲外國之法律政事，即爲治耳，不計其功效如何？但以有其事爲已足，漢後之言禮樂者，多有此病。

秦、漢之世，爲儒法遞嬗之會。《漢書·禮志》所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言，儒家之義也。《循吏傳》所載張敞之奏，法家之義也。《元帝紀》言：“（帝）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所謂王道指儒，霸道指法。漢之治，自宣帝以後，實儒法雜。元帝以後，乃純於儒，然治反不逮者，飾虚文而不察其實也。王莽之虚僞，使後世之人失笑，稍深思之，或又以爲不近情理，疑其未必如是。不知當時自有此等風氣，蓋特其尤甚者耳。以飾虚文而不察實，故無以禁姦，而莽得以篡，莽得以篡，仍崇飾虚文，以爲足以爲治，故卒以召亡。

漢崇儒之主，莫過於武帝；其爲治，實亦儒法雜。一讀《鹽鐵論》，則知桑弘羊之所持，純爲法家之説矣。以武帝之儒法并用，而知吾始皇用儒之説之不虚也。

黄霸何如人也？曰：詐僞人也。霸本以豪傑役使徙雲陵，再入錢穀爲官，其饒於財可知。凡饒於財者，往往喜名譽。其治郡也，米鹽靡密，精力能推行之。凡能自精力者，又往往好名譽也。聞巫家女相當富貴，即娶爲妻，其熱中可見。霸少學律令，喜爲吏，其爲治，專恃司察之術，是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其害安可勝窮！或問其害安在？曰：宣帝之稱揚霸也，曰獄或八年亡重罪囚，霸之治能至此乎？潁川俗夸奢，尚氣力，臧匿難制御，此可旦夕致乎？然則霸故縱舍之以爲名耳。縱舍姦民以爲名，民相安能至八年之久乎？或曰：以霸之善司察，固可以小安。然而如霸之所爲，不能毋多張條教於法令之外。條教繁，名實紊，賞罰無所施矣。此張敞之所深惡也。使無敞之奏，郡國皆承霸意爲之，有其煩碎，而無其司察之才；吏緣爲姦，而民無所措手足，莽末之大亂，必見於宣、元之世。王莽之所爲，意亦無惡於天下，所以致亂者，正坐名實紊而督責不施耳。然則宣帝所謂以霸王道雜之者，果爲治之要義乎？曰：真儒未有不察名實者。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何其類申、商之言也？真法家亦必不棄教化。韓非之言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原不謂功成治定，猶當壞利去樂也。雖墨子之非樂，亦斯義也。故曰：九流之學，辟之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自元帝至於新室之所爲，乃釋儒法之長而用其短，亡國敗家相隨屬，不足怪矣。夫人孰不欲釋其短而用其長，乃至釋其長而用其短，何也？曰：不誠無物，以僞率天下者，終必至於禍天下而還以自禍。

三六九漢儒術盛衰上

《漢書》稱武帝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案此指建元元年，丞相綰奏罷賢良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者言之。自此以後，利禄之途，遂爲儒家所專矣；此誠學術興替之一大關鍵也。然武帝是時年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幾，焉知儒術爲何事？不特此也，是年衛綰免，魏其侯爲相，武安侯爲太尉，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立明堂。二年，乃以趙綰請毋奏事太皇太后敗。夫二年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則元年嘗奏事太皇太后可知。然則衛綰之奏，雖謂太后可之可，即魏其武安等之所爲，太后亦未嘗尼之也。又不特此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諸子傳記博士蓋自此罷。此實與罷賢良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者同其功，其時太后亦未崩也。太后固好黄老言者，而其於儒術，優容之如此，何邪？

《史記·禮書》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至於高祖，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叛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禄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此漢自武帝以前制作之大略也。案文帝嘗一用公孫臣，并惑於新垣平，拜臣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又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其所爲與武帝何異？或曰：漢人迷信深，此黄龍見成紀爲之，然《賈生列傳》言：“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帝雖謙讓未皇，然以爲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短之，乃不用。然則謂帝之用公孫臣新垣平爲惑於黄龍之瑞，其本意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者，億度之辭，非其實也。賈生《陳政事疏》，極言俗流失，政敗壞，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之失，與董生改絃更張之論，如出一轍；而賈山亦勸帝立明堂，造大學。然則制度當正，教化當興，乃當時論治者之公言，非一二人之私意也。夫欲改制度，興教化，固非儒家莫能爲，此所以衛綰、竇嬰、田蚡之所爲，後先一揆；竇太后雖好黄、老，而亦不之尼與？侯生、盧生之謗秦始皇而亡去也，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興太平指文學言。《叔孫通列傳》云：“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而伏生亦秦博士，則始皇所用，儒生正多。興太平亦必指改制度興教化言。始皇雖急法，特以天下初定，反側未絶，行此以事填壓。使其在位歲久，海内無虞，亦未必不能更易治法。然則改制度，興教化，又一統以後論治者之公言，并不待文、景之世也。然則儒術之興，乃時勢爲之，亦猶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見用於戰國之世耳。或謂儒家明君臣之義，爲雄猜之主所利，故尊崇之以柔天下。夫儒家主尊君抑臣，不主尊君抑民也。苟欲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也，用儒家孰若用法家？且亦思漢世勸漢帝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䄠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者，誰家之學與？

漢武帝可謂隆儒之主與？曰不可。其初即位時事，乃衛綰、竇嬰、田蚡等所爲，非其所自爲也；其後爲五經博士，置弟子，議出公孫弘；此固由武帝能用弘，從其言；然終武帝之世，儒生見任用者，亦惟弘一人而已。張湯、趙禹，法家也，主父偃、朱買臣，從衡之士也，正衛綰之所欲罷也；改正朔，易服色，遲至太初元年，武帝在位既三十七年矣，苟有崇儒之心，何待是？蓋其封泰山，意在求神仙；其改正朔，亦惑於公孫卿迎日推策之説耳。《禮書》之訾叔孫通也，曰官名少所變改；賈生欲法制度，亦先定官名，議雖未行，然史稱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皆自賈生發之。其稱鼂錯改制，乃在削適諸侯，而趙綰、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國，除關，舉適諸竇宗室無節行者；然則漢儒言禮，皆重實政，非徒以飾耳目而已。乃武帝所謂定百官之儀者，則更印章以五字耳，見《封禪書》。今《禮書》序存而書亡，武帝所定之儀，已不可得見，度必瑣細無關宏旨，故書亡而其事亦亡，苟其不然，必有能言其略者矣。叔孫通之立朝儀也，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與《禮書》所載或人之言，如出一轍。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故必採風俗，然後可定制作；至武帝所訾，所謂咸稱太古者，則欲大變末俗，以合於其所想望，雖若相反，其不肯苟焉實同；而武帝則徒欲速成而已，雖褊狹有所不恤，此可謂之知禮與？蓋其意本徒欲以飾耳目，而非有意於行實政也。《禮樂志》言世祖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庠序未設之故。立明堂辟雍而不設庠序，即由其所興起，徒以飾耳目故，其事亦武帝爲之，可謂之隆儒之主與？《董仲舒傳》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據《本紀》，則初令郡國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是歲五月，親策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舉孝廉先於仲舒對策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通鑑》乃繫仲舒對策於建元元年。《考異》云：“不知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見於《紀》，故著之。”沈欽韓云：“仲舒本傳，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則其對策在建元元年無疑。又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對曰云云，本傳在廢爲中大夫時，居家推説其意，對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嚴助傳》：武帝善助對，擢助爲中大夫。則三人皆同歲。弘後爲博士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俱非元光元年事。《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云前後則非一次，安知其在建元元年？高廟災，高園便殿火，《志》云“對”，而《傳》云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藳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則二者非一事。“推説其意”，不論何時皆可，不必正在災時。《傳》云“先是”，明仲舒乃推説行事，其事非在建元六年也。《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史記·封禪書》言建元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漢書》無此四字，蓋鈔胥所删。則《傳》元光五年之五字，實爲元字之誤。《本紀》及《弘》、《仲舒傳》所載詔策，辭雖異而意則同，其爲一詔無疑也。《嚴助傳》云：“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明諸人之對，皆不如助。然仲舒之對，天子異之，至於三策；弘，太常奏其第居下，天子擢爲第一，皆不至不如助，明其非同時舉也。然則《傳》云舉孝廉等事皆自仲舒發之，其辭亦不甚審矣。此亦見漢世之隆儒，出於運會之自然，而非必盡由於誰某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益世報》

三七〇漢儒術盛衰下

儒術之興，既因實政，故其學於實用頗切。董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而仲舒弟子吕步舒，實以《春秋》義治淮南獄，此儒術用諸刑法者也。許商以治《尚書》善爲算舉治河，此儒術用諸工程者也。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廢，羣臣皆下獄，使者責問：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漢書·儒林傳》。而龔遂諫王，亦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昌邑王賀傳》。則《詩》又所以格君心之非，且該一切政事矣。蓋漢世法律未備，決事多據習俗，本義理，此經義所以可折獄。《禹貢》固徒陳行事，經説則未嘗不舉山川之勢，詳疏道之宜及度地居民之法，故明於是者可以治河。韓嬰、劉向有作，凡事無不引《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無所不備。見《讀詩拙言》，《東塾讀書記》稱之。陳蘭甫謂《孟子》及《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皆外傳體。蓋《詩》本謡辭，緣情託興，無所的指；然正以無所的指故，隨處可引申觸長，於事顧無所不苞焉；此《齊》、《韓詩》所以必取《春秋》，採雜説，而亦其所以能浹人事而備王道也，脩己治人，資焉無遺憾矣。職是之故，當時之治經者，率重實事而不齗齗於簡策，故其學有用而不煩。《漢書·藝文志》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窮年不能究其學，累世不能盡其禮，實未足爲儒術病也。馮奉世年三十餘乃學《春秋》；兒寬帶經而鉏；朱買臣擔束薪，行且誦；并耕且養之證。東方朔上書云：“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此正古者“十月事訖、教於校室”之遺規也。見《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詁》。夫如是，則其學不得不止於“承其大體，玩經文”而已，安得有“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之誚哉？碎義逃難、便辭巧説之始，蓋欲以矜流俗，立聲譽，取利禄，其害實先中於心術，而學術乃受其病也。

今古文之學，相疾如仇讎，人皆病劉歆爲始作俑者矣，然非歆之罪也；異端之起，今文師實自召之。夏侯勝非夏侯建爲章句小儒，破壞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以應敵爲務，即所謂逃難也，務於逃難，自不得不有取於碎義矣。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説，即所謂便辭巧説也。此實破壞家法之原。公孫禄劾國師公顛倒五經，毁師法，令學士疑惑，見《王莽傳》。特加厲焉而已。《漢志》述當時之弊，“説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注引桓譚《新論》，謂秦近君説《堯典》，篇目兩字之説至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儒林傳》：秦恭延君，學出小夏侯，增師法至百萬言。延君、近君蓋一人。《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劉歆《移太常博士》，言“往者綴學之士，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則如是者必不止小夏侯一家。務博聞而不思闕疑，廣徵異書，亦固其所。故謂古學家之弊，今學家實啓之也。劉歆之訾今學，曰：“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此二語，實爲古學致弊之由。蓋口説自古相傳，雖出末師，淵源有自，積古相傳之精義存焉。而傳記徒有其書，憑後人之億見以説之，自不如積古相傳之説之精也。然古學之重傳記，亦可謂今學家激成之，何者？務博聞而不廣考異書，馮億爲説，其可疾，自又甚於多讀書而不知其義者也。故曰：古學之弊，今學家實啓之也。

道一而已，循誦先儒之説可見，博考異説亦可見也。劉歆之學，略見於《五行》、《藝文志》。其是非姑勿論，要不能謂爲不博通，而何以後來馬、鄭諸儒，支離滅裂，其説且有恒人能見其非者？蓋爲學必先有所見，有所見，則以他人之説證吾説可也，以他人之説訂吾説亦可；若本無所見，徒思左右採獲，以譁世取寵而已，則於他人之説，且不能解，徒以己意曲説之，支離滅裂，復安可免？此與不考異説而妄以己意曲解者亦等耳。夫熟精義理，而證以身所涉歷，與博考書傳，藉萬事以證明一理，實爲爲學之兩途，今古學實由之，本可相輔而行；乃其後各得其弊如此，則學者多意不在學，而徒志於利禄故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後漢書·徐防傳》，防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説。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東京十四博士，大體皆今學也，此亦破碎之弊今學實自啓之之證。

或曰：今學之弊，則既聞命矣，其書之傳於後者，皆終始條貫，末係本明，絶無支離破碎之弊，其故何也？曰：此由今學家之説，皆已不傳，所傳者皆其删繁提要之説故也。章帝建初四年詔，引中元元年詔書，以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於是有白虎觀之會，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其書之傳於今者，則《白虎通義》是也。《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當時之宗旨可知，安得有支離破碎之説存於其間乎？石渠之議，《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以立；章帝亦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本欲删繁就簡，乃更益滋異説，何也？則以異説既興，不可卒泯，又不可一切正之，不得不廣存之也。故曰：古學之分争，今學實自啓之也。

章句始自子夏，後人或疑其説。然無足疑也。此章句即口説，不必有書。故防又謂“本文略存，或無章句”也。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勿傳，即防説之證。丁寬作《易説》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後人謂之小章句。大小蓋以多少言之，知後來《易》説，亦漸繁滋矣。《三國志·劉表傳注》引《英雄記》，言表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荀彧傳注》引《彧别傳》，亦言彧説太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足見訂定章句，在當時實不容緩。《後漢書·桓榮傳》：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張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以删省而更名，則知前此以增益而更名者尤多也。《鄭玄傳論》曰：“經有數家，家有數説，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玄之學所以風行一時，亦以其能删繁就簡而已。

王充作《超奇篇》，力言通人貴於儒生。其所謂通人，非徒兼通五經，博綜衆説而已；必也如《漢志》雜家之學，所謂兼儒墨，合名法者乎？然即一家之學，亦貴博通。《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夫楊雄、劉向父子，固皆不姝姝暖暖於一先生之言者也。然學有通博，有雜博。多聞而有以貫之，通博也；支離矛盾，雜博也。《鄭玄傳》云：袁紹遣使要玄。“紹客多豪俊，并有才説，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以玄爲儒生而輕之，即王充儒生不如通人之説也。如玄者，可以附於通人之列乎？觀其書之支離矛盾，而其所謂博者可知矣，蓋雜博也。

漢時所謂不守章句者，如谷永、《永傳》云：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楊雄、《雄傳》云：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班固、《固傳》云：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王充《充傳》云：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等，皆較通博之士也。亦有近於事功者，如馬援是也。《援傳》云：意不能守章句。於此，見章句之學，既不免於固陋，又無益於神智，宜乎儒術極盛之時，即其衰替之會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益世報》

三七一立憲古誼

今世所謂君主立憲者，政有闕失，則由相臣任其責，君不任責，此其緣起亦甚古。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則是也。何以知此爲立憲政治之原也？曰尸其事者任其責，此天下之通義也。所謂謀人之軍旅，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也。未有能違之者也。君者，尸一國之事者也；國政敗壞，君安得不任其責？廢之，殺之，宜也。“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孰，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三國志·夫餘傳》。此政治最初之義也。然君或不任職，而别有任職者代之，則政事闕失，自當由實尸其事者任其責。周公請代成王之辭曰：王少未有識，姦神命者，乃旦也，此義也。契丹八部，嘗推一大人，建旗鼓而聽命焉。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舊以爲此建旗鼓者即八部之共主，其實不然，予别有考。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建旗鼓者任其咎，而共主不與焉，則以其實不任事也。日本争奪，迄在幕府，其天皇不與焉，亦以此。又主其事者，威權既大，地位日尊，動摇之不易，則擿罰其輔弼者事亦可有。賈生曰：“古者大臣，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此在後來，但爲君待其臣之禮。其初，或亦以其人不易動摇而責其左右，猶商君以太子不可刑而刑其傅黥其師也。古小國見誅於大國，則殺其大臣以説，義亦同此。

三七二民主古義

天下非人君所私有，義莫明於西漢，至東漢則稍以湮晦矣。眭弘因大石自立，僵柳復起，謂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書，言：“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嬗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此爲專制之世，絶無僅有之事。《漢書》稱弘説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又稱弘“從嬴公受《春秋》”。《漢書》本傳。嬴公者，仲舒弟子也。見《儒林傳》。漢人好言易姓革命者，非欲徒取諸彼以與此，其意乃欲於政事大有所改革。故凡言根本改變者，未有不於革易之論，而效忠於一姓者也。通觀漢人言論自明。息夫躬雖未言革易，然其欲大施改革固亦與眭弘等同，而史亦言其治《春秋》；則昌言革易，爲《春秋》家之大義矣。然蓋寬饒“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本傳。而《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亦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與眭弘之言，若合符節，則《易》、《春秋》義同也。此二經，蓋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書，雖子貢亦不得而聞歟？然猶不止此。

《説苑·至公篇》曰：“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説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説之。陛下築臺干雲，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宫室，至雍，相繼不絶。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謂秦皇欲官天下，自繫寄託之辭；然官天下之義，爲漢世儒者所常道，則可見矣。曰“行桀紂之道”，奈何“欲爲五帝之禪”。曰“自營僅存之主”，言以若所爲，危亡將至，繼嗣之謀，非所及也。然則“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嬗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則可免於死亡之禍。以是匡君，是爲愛君也。

或曰：安知眭弘非求媚霍光，教之以篡乎？聞此言而知自危，殺眭弘以免禍，此非不學無術者所及也。昭帝之崩也，“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擢爲九江太守。”《漢書·霍光傳》。光則何所忌憚？縱不敢篡弑，必不因此而殺弘矣。孝宣即位，眭弘子爲郎，當亦光所爲，蓋又借以自圓其立孝宣之説者也。足徵光於弘言無所忌，然則光之殺之者何也？曰：光本不知大體，既下之廷尉，則從其所議耳。宣帝下蓋寬饒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䄠，大逆不道。鄭昌傷其爲文吏所抵挫，上書訟之。弘之死，則猶之寬饒耳。

《漢書·儒林傳》：“（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説《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案《太平御覽》卷百五十九引《韓詩外傳》：“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知《儒林傳》之説不誣。又《儒林傳》：轅固與黄生争論：“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此正合於官天下之義。知謂《韓詩》與齊、魯間殊，而其歸一，亦不誣也。李尋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而亦好賀良之説。《漢書》本傳。知昌言革易，爲漢五經家之通義矣。

谷永對災異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勸成帝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曰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後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漢書》本傳。雖未昌言革易，然亦已寓革易之意矣。

學術恒隨風氣爲轉移，衆所不知之義，一二人安得獨知之？即或知之，亦只可深自緘祕耳，安得昌言於衆？今觀漢世，儒家之昌言革易，無所忌憚如此，知此義猶未湮晦也。諸侯將相之欲尊漢王爲皇帝也，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虚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史記》本紀。漢高不學之人，非知儒家之義者也。孝文元年，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記》本紀。雖爲虚辭，然天下非人君私有之義，固明白言之矣。

李云以帝欲不諦之語見殺，魏明帝問王肅，猶曰是何得不死？《三國·魏志·王肅傳》。知自東漢以來，忌諱稍深矣。東漢時昌言大改革者亦少。惟郎顗條便宜，“欲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猶有西京賈、董、翼奉之遺風。官天下之義之湮晦，蓋自新、漢間始。古言立君，本有二義：一曰立君所以爲民，一則曰聖人無父，感天而生，以自神其種姓。王莽專言符瑞，造圖讖，神授之義日昌，而民視、民聽之義稍晦矣。或曰：郅惲上書王莽，勸其歸政劉氏，退就臣位。莽以其據經讖，難即害之。收繫須冬，會赦得出。若是乎圖讖之不專便於篡竊也？不知此乃惲或惲之子孫造以媚漢，或自誇其祖父之言。楊厚祖父春卿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自殺。而厚傳亦曰：春卿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有是理邪？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洸，則其所以用之者異也。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之勸漢帝禪位賢者，而許芝勸魏代漢，亦曰：“《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輔國將軍等百二十人之奏，亦曰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猶是語也。略加添改造作，而其意遂大異。

信夫！君主世襲之制，開基之主，起自草野，角羣雄而臣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其措置自可較省。一二傳後，生於深宫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民生利病非所知也，故書雅記非所習也，而又奉以驕奢淫逸之資，肆其言莫予違之欲，雖有中駟，亦爲下材，非其人特愚，勢使然也。賈生曰：“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此之謂也。此理也，仲長統昌言之，《理亂篇》言之晰矣。

三七三賈誼過秦論

賈生過秦之論，流俗每分爲三篇，以“秦孝公據殽函之固”至“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秦并海内兼諸侯”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矣”爲下篇，非也。此文當以俗所謂下篇者爲上篇，其所謂上中者則并不可分爲二篇。俗所謂上篇者，即申説其所謂下篇中“秦地被山帶河”云云之意，其中篇之首至“名號顯美功業長久”，所以過始皇，“今秦二世立”以下過二世，亦申其所謂下篇者“三主失道”之意耳。子嬰之失則第一篇已具之，故不再申説。蓋秦三主之過，實以始皇、二世爲大，故下不再申説，然其論則因之亡而起其意，已具於第一篇中也。篇中之論有重要未能盡意處，别爲篇補之，可以此文爲法。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出版

三七四新語採詩讖

今之《新語》，決爲僞書，然亦間有所本，蓋雜採古書爲之也。《後漢書·張衡傳》云：“凡讖皆以爲黄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今《新語·思務》篇有“堯承蚩尤之失”語。蓋採《詩讖》或其他原本《詩讖》之書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出版

三七五論經學今古文之别

有問經學今古文之别者。案《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皆漢初所出，最純正之今文學也。其後分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邱、京，《春秋》嚴、顔。——案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之，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則《書》之大小夏侯，《禮》之大小戴，《易》之施、孟、梁邱，劉歆云最初即有施、孟，非。《春秋》之穀梁，已非純正之今文學。云孝宣世所立，亦不足信。近人吴興崔適所著《史記探原》、《春秋復始》，論《穀梁》爲古文學，甚詳。

欲考見孔子學説之真相者，當以今文家言爲主；欲考見王莽、劉歆之政見者，當以古文經爲主。欲考見古代之事實者，則今古文皆有價值。其中皆有古代之事實，皆有改制者之理想。吾輩緊要之手段，則在判明其“孰爲事實，孰爲理想”而已。但雖如此説，畢竟今文之價值，較大於古文。其中有兩層理由：一則人之思想，爲時代所限，此無可如何之事，孔子與劉歆、王莽雖同爲改制託古之人，然孔子早於劉歆、王莽數百年，其思想與古代較接近；由之以推求古代之真事實校容易。二則造假話騙人之事，愈至後世而愈難，故王莽、劉歆，後於孔子數百年，而其所造作之言，反較孔子爲荒怪，讖緯之書是也。因騙人難，故不得不索性出於荒怪，使人易於眩惑。——此等怪説，其中雖亦含有幾分之神話，爲治古史者最可寶貴之材料；然出於有意造作者多，大抵足以迷惑古代事實之真相。

今古文在考古上之價值如此，吾人從事於考古之時，不能不將此二者分别清楚，自無待言。蓋今文家説，源出孔子，古文家説，祖述莽、歆。則考見孔子學説之真相者，固不容不剔除莽、歆之言；欲考見莽、歆學説之真相者，亦不容不剔除孔子之語。且古代史實，今日既無忠實從事於記載之書，流傳於後，而欲憑孔子、莽、歆改制所託之書，以推求想像也，亦自不容不先將孔子、莽、歆之所託者分清，然後從事於推求想像也。且古代之書，傳至今日者，大抵闕佚不完；任考一事，皆係東鱗西爪，有頭無尾。夫兩種本同之説，經割截及傳譌之後，即可見其不同。故任考一事，往往有數種異説，使人無所適從。然苟於今古文家之學説，能深知其源流，則極錯雜之説，殆無不可整理之爲兩組者。即諸子之書，於今古文家言，亦必有一合。既整理之爲兩組，乃從而判決其是非，則較臚列多數異説，而從事於判決者大易矣，且誤謬必少。此亦治經必要分别今古文之一最大理由也。

尤有進者：則治經不當以分别今古文爲已足，更當進而鑑别今文家之書，判定其價值之大小。此實爲今後考古者必要之手段。蓋吾國經學，凡分三時期：

（一）今文時期：十四博士以前之説是也。十四博士之説，頗疑其已非純正之今文學。或當對《史記·儒林傳》所述八家，分爲新今文學派與舊今文學派，但此分别爲必要與否，今尚未敢斷言。

（二）古文時期：東漢馬、鄭諸儒之學是，皆崇信古文經，爲之作注釋者。

（三）新古文時期：此派起於魏、晉以後；其中有大關係者，爲王肅一人。蓋東漢末造，古文盛而今文衰。其後古文家中，寖至鄭玄一人之説，獨占勢力。蓋其時經説太繁雜，派别家法太多。繁雜則中人之材，難於徧涉；派别多，乃令人無所適從。鄭玄起，乃將前此之所謂家法者，盡行破壞；全用主觀的方法，隨意採取；亦間用考據的手段，穿鑿牽合。於是有此一家之書，而他家之書若可廢。昧者不察，且謂玄以一人而奄有諸家之長。其實以後世之事譬之，玄所用者，乃毫不講方法，隨意纂鈔之鄉曲陋儒之法也。而其學説，遂自此而大行矣。盛名之下，必有思起而與之争者。當時與玄反對而今可考見者，亦有數人。但其説多亡，無甚關係。而王肅以晉武帝之外祖故，其説大行。而肅所用之手段，尤爲陋劣。蓋科學之所研求者爲事實，學説之合不合，驗諸事實而是非可明。經學家之所研求，則爲與孔子之説符合與否。孔子已往之人也，勢不能復起而爲之判斷，故其是非，本爲一難解決之問題。肅乃用卑劣之手段，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以其學説，託諸孔子後人，曰：此孔氏子孫之言，必爲信史矣。其實孔子之學，傳諸弟子，未聞傳諸子孫也。此亦可謂之託古。而王肅之託古，乃專以之與人争名。託古之變幻至此，真匪夷所思矣。

託古改制，愈託而去古愈遠，清代諸儒之考古，亦愈考而去古愈遠。其初閻、王諸家之攻僞《古文尚書》，則破壞魏、晉以後之新古文，而復於東漢時代之古文學也。自武進莊氏、劉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則破壞莽、歆所依據之古文經，以求復孔子學説之舊也。今後學者之任務，則在就今文家言，判決其孰爲古代之真事實，孰爲孔子之所託，如此，則孔子之學説與古代之事實，皆可分明，此則今之學者之任務已。

今文經之不得概執爲古代事實，亦不得概以爲孔子所造，而有待於鑒别，即就文學上觀察，亦可見之。蓋言語思想隨時代而遷變，後人之思想，決不能盡同於古人；即必不能作爲與古人密合之言語，此爲確定不移之事實。故鑒别書籍之出於何時代，從文字上觀察，實爲一極可信之法。但其方法必極微密，且必爲科學的，不得爲現在文學家之籠統觀察用“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之方法耳。攻擊僞《古文尚書》者，所列之證據甚多，而從文字上判決，如“每歲孟春”之每字，非古書所有；“火炎崐岡，玉石俱焚”，爲魏、晉後人語等是。亦爲其最有力理由之一，且最初之疑點，實由此而入。《今文尚書》中，《堯典》、《禹貢》反較《周誥》、《殷盤》爲平順易讀，此可信爲真《虞夏書》乎！《周易》之卦辭爻辭，何等簡奥難解；與其他春秋時之文字比較，似一時代之文字乎？此皆足以證明今文書中，有孔子自撰之文字，亦有鈔録古書者也。春秋以後人之所撰，與前此之真古書，在考古上，其價值不能同等，無待言已。故有分别之必要也。此分别也，方法有種種，但須著手於考據後，方能言之。

尤有進者，就今文家言中，分别其孰爲鈔録古書，孰爲孔子及孔門後學者所自撰，甚爲緊要。而經與傳之分别，卻不甚緊要。經之中，有鈔録古書者，亦有孔子及孔門後學者所自撰之文字。傳之中，亦兩者俱有之。蓋經與傳，同爲孔門後學者所傳，以其所傳之經爲可信，則其所傳之傳，亦可信也。以其所傳之傳爲不可信，則其所傳之經，亦不可信也。且經與傳必合而觀之，而其義始完。觀吴興崔氏《春秋復始》卷一《公羊傳當正其名曰春秋傳》一條可見。又如《孟子·萬章》上篇論歷史之言，皆爲稱引《書》説，亦可見此中之關係，蓋如是乃可見孟子民貴君輕之義，皆出於孔門，而《尚書》乃爲一有價值之書。

余所不解者，爲北京大學朱君希祖之説，《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古書中無明文，今古文家之傳説，一概捐除”；“所舉證據，須在今文家古文家共信的書中”。因而欲取《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除《儀禮》中之傳與記，《詩書》之序。《春秋》、《論語》、《孝經》七書，以爲判決今古文家是非之標準。果如所言，則必（一）保證今古文家之傳説不可靠，而此七部“惟字義有通假大致是相同的”經，則極可靠。然經在傳授源流上，較傳爲可靠之説，孰爲之保證乎？（二）朱君必曰：今古文家所傳之經，“惟字義有通假”，此外則“大致相同”，此即其可靠之證據也。蓋古文家之學爲僞造而非出於孔門，固朱君所不承認也。然試問此七書者，朱君果自能解釋乎？抑解釋之時，仍有取於前人之傳注乎？若云自能解釋，則是宋以後憑臆説經之手段也，度朱君必不取。若有待於後人之傳注，則於今古文家言，必一有所取矣。憑“任取其一以爲解釋之經文”，以判決兩造之是非，不亦遠乎？對於經文，今古文家無異説者，原亦有之。然今古文家言，本非絶對相異，其中同處正多，此等處本無問題，無待解決，若向來相持不決之問題，則彼此必各有經文爲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若有如朱君所云簡單明了之法，可以解決，前此説經者，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乎？朱君謂古書當“就各項學術分治；經學之名，亦須捐除”，自爲名論，獨其所持之方法，則似精密而實麤疏，且其攻擊今文家之語，乃專指南海康氏欲尊孔子爲教主，暨井研廖氏晚歲荒怪之説言之。此兩説在今日，本無人崇信，何勞如此掊擊？抑豈得以此兩家之説，抹殺一切今文家邪？康氏欲崇孔子爲教主，自係有爲而言。廖氏晚年荒怪之説，亦誠不足信。然康氏昌言孔子改制託古；廖氏發明今古文之别，在於其所説之制度；此則爲經學上之兩大發明。有康氏之説，而後古勝於今之觀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無障礙。有廖氏之説，而後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亦不容一筆抹殺也。近代崇信古學者，莫如章太炎，何以亦不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神聖，而有取於孔子託古改制之説邪？清代今文學晚起，今文學家之業，所就未與古文學者之多，事誠有之。然此乃時間問題，不足爲今文學者病，更不足爲今文學之病也。乃近有一部分學者，幾目今文學爲空疏荒怪之流，而盛稱古文學者爲能求是。《東方雜誌》近載陳君嘉益《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一文，堅瓠君從而評之曰：“嘗謂吾國經學，本分今文家與古文家兩派，今文家志在經世，其失也緣飾而附會；古文家志在求是，其失也碎義而逃難。夫固各有短長，然舊籍真面目之得遺留於今日，則當由古文家尸其功。即以科學方法而論，亦以古文家較爲近似。陳君文中，於微言大義、《公羊》三世之説，稱引至再，詎其學出於今文家歟？”此言竊不知所謂。志在經世，古人皆然；純粹求真之主義，近日科學始有之；前此今文家固不知，古文家亦未有也。今文家緣飾附會，證據何在？讖緯之作僞起哀、平，與古文經同時并出之物也，顧不爲緣飾附會乎？舊籍之真面目，得以遺留於今，當由古文家尸其功，此言益不能解。豈謂三家之《詩》，伏生之《書》……皆不足信；惟《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乃爲可信乎？且古文經之大異於今文經者究安在？設無古文家，舊籍之真面目，何由遂晦乎？古文家近於科學方法之處又安在？許慎之《五經異義》，據孤證以決是非；鄭玄之徧注羣經，破家法而肆穿鑿，足以當之乎？陳君此文，多雜引近日報章雜誌，及新出之書，本非考古之作，其引證古書，自亦無從嚴甄真僞，一稱《公羊》三世之説，遂以爲其學出於今文家，天下有如此之今文學乎？夫以清代之古文學者爲能求是，則今文學晚出而益精，恐未容執其中一二學者有爲而言之言，一筆抹殺；若謂古代之古文家即能求是，則吾不知其所求何是也。吾爲此論，非欲攻擊時賢，特以學問上之方法，必真足以求真而後可。

以上皆論兩漢時今古文之學。自魏、晉以後，今文學固佚亡殆盡，古文學亦殘闕不完；而别有一種魏、晉人之學，與之代興。其中亦可分兩派：（一）如前所述之王肅等。其學原即東漢時之古文學，鄭、王皆破家法，雜糅今古，然皆側重於古。特其憑臆爲説，變本加厲，至不惜造作僞書，以求相勝；其所説，更不如馬、鄭、賈、服等之可信耳。（二）如王輔嗣之注《周易》。多主空談玄理，而不能如兩漢時之樸實説經。世多以此訾之；然魏、晉人學術之程度，確高於兩漢人。蓋西京儒者，雖有微言大義之存，然罕能貫通，多不過僅守師説；而此師説，又本爲殘闕不完之説。東京儒者，則所求古文，不過訓詁名物之末，其學瑣屑而無條理。儒家之學，至此僅有形質而無精神，實不足以饜人心，而魏、晉人之學，乃代之而起。魏、晉人之學，所以異於漢人者，即在於有我。自有思想，故非有形質而無精神。此派學術，確能使古代哲學思想復活，以爲迎接佛學之預備。雖由此以求孔門之微言大義，古代之典章文物，皆不如漢人之學之足恃；然魏、晉哲學，在中國學術史上，亦有甚大之價值。今此學之湮晦，亦已甚矣，講而明之，寧非學者所有事？夫欲使魏、晉哲學復活，則魏、晉人空談説經之書，其中亦有可寶之材料存焉。且魏、晉時去古究近；古人學説，未曾盡亡；雖曰任情，究有依據。即以魏、晉人之思想，測度古人，亦自較後世所臆測者爲近。則即由此以求古，其價值亦自與唐、宋以後之學不同也。

（附論）後世多以魏、晉人之學爲道家之學，與儒家無涉，此大誤也。吾謂中國古代，自有一種由宗教變化而成之哲學。儒家之哲學，部分在《易》。今文《易》説盡亡；古文家之於《易》，多僅談術數，而儒家之哲學，遂不可見。然今文《易》説，在魏、晉時，固未亡也。魏、晉人之談哲學者，皆《老》、《易》并重。其言《易》，迥異於東漢人。夫一種思想，不能無所本而突然發生，則其中，必多有今文《易》説存焉。所惜者，魏、晉士大夫又有好言神仙之術者，而當時之神仙家，又借儒、道二家之哲學，以自文飾，且援老子以入神仙家。後世之人，雖亦知道家與神仙家，本非一物，然罕知神仙家本一無所有，其類似道家之説，盡係竊諸儒、道二家者。於是於道家與神仙家之界限，終不能畫然分明；至儒家談哲理之説，則并盡舉而奉諸道家與神仙家，不敢自有矣。吾何以知神仙家之本一無所有也？蓋天下無論何種哲學，無能承認人可不死者。且苟談哲學，無論淺深，亦斷無貪求不死者。求不死者俗情，謂人可以不死者，天下之至愚也。曾是言哲學者而有之乎？而神仙家謂人可以不死，以求不死爲目的，此足以證明其毫無哲學思想矣。然則神仙家果何所有乎？曰：神仙家起於燕、齊之間，覩海市之現象，而以爲有仙人。故其所謂仙人者，在海外三神山。又此派之人，頗通醫學，於是組成一種“以求不死爲目的，以（一）求神仙、（二）鍊奇藥、（三）御女爲達目的之手段之至淺極陋之宗教”。彼其所謂不死者，非謂精神可以不死，乃直謂肉體可以不死。尸解之説，乃其大師既死，情見勢絀，臨時想出自解免之言耳，非其所固有也。此派自漢武帝以前，專以熒惑君主爲事。爲所惑者，齊宣、燕昭、秦始皇、漢武帝，皆非昏愚。又《左氏》載齊景公問晏子：“古而不死，其樂何如？”古無爲不死之説者，有之者惟神仙家，則景公亦爲所惑矣。景公亦有爲之主也。可見此派自漢武以前，在貴族社會上勢力之大。然至漢武時而其僞畢露矣，怪迂阿諛苟合之技無所施矣，則恃其不死之説，有以中貪夫之心；其金石之劑，服之亦有一時之効，如寒食散是也。仍延其殘喘於士大夫之間。夫既容與於士大夫之間，則不能不略帶哲學的色彩；而《老》、《易》之哲學，爲當時社會上通行之哲學，遂竊取之以爲緣飾附會之資。乃世遂不知其本來一無所有，亦惑矣！然彼之所有，雖盡竊諸儒、道二家，而儒、道二家之哲學，在今日傳書不多，必轉有存於彼書中者。故《道藏》之書，在今日，亦必有一部分有研究之價值也。《太極圖》即其一證也。《太極圖》原出道書，後世之所謂道書，即神仙家之書。清儒力致之，然所能證明者，確係取諸道書中，而在儒家，無傳授形跡之可徵耳；其與《易》説不合處何在，不能得也。夫使其爲圖，果與《易》之爲書了無關係，何以能密合如此，且又可以之演範乎？則其爲《易》之舊説，爲神仙家所竊，在儒家既亡，而在神仙家書中轉存，可以見矣。

東京之季，古學盛而今學微，歐陽、大小夏侯之《書》，施、孟、梁邱之《易》皆亡。《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公》、《穀》亦雖存若亡。於是東京十四博士傳授之緒盡絶。所餘者，惟東漢之古文學與魏、晉人之學之争。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見《北史·儒林傳》。是江左兩派之勢力相等，而河洛則純爲舊派也。然迄於隋，鄭之《書》與《易》，服之《左氏》皆微，而王輔嗣、僞孔安國、杜元凱之書代之，唐人所脩《十三經注疏》，大體沿隋之舊。其中除《孝經》爲明皇御注外，漢人之注與魏、晉人之注，恰如得其半。義疏之學，至唐代而亦衰，無復措心於經學者；習帖經墨義之士，始有事焉，則相率奉官頒之書爲定本而已。蓋至唐而兩派割據之局定矣。而何休之《公羊解詁》，巍然爲今文家之碩果，存於其中，後世考今文家言，猶得有所憑藉者，獨賴此書之存，此外比較的爲完整者則《韓詩外傳》、伏生《書傳》及董子之《繁露》而已。

《十三經注疏》爲唐代官纂之書，從古官纂之書無佳者，《正義》荒謬之處，前人已多言之。然材料存焉，仍不可不細讀，特其讀之須有門逕：其（一），有現代之科學思想，（二），知古人學術之源流派别而已。

凡事不知古則無以知今，今、古二字，作前、後解。而各種學問，皆貴實驗，非蒐集多數之材料，紬其公例，以爲立説之基。游談無根，終必自悔。材料有存於現在，得以身驗者，自吾有知識以來，躬所涉歷者是已。有身所不逮，必借資於前人之詔誥者，書籍之足貴蓋由是也。凡事既不知其前，無以知後，則求學問之材料於書籍，亦宜自最古者始，吾國最古之書，則先秦兩漢之書是已。此中經之與子，吾人本平等相看；然求之卻宜自經始。因自漢以後，儒學專行，傳書既多，注疏尤備；自經求子易，自子求經難，手段上之方便則然也。此不獨社會科學然，自然科學亦無不然，陳蘭甫謂草木、鳥獸、飲食、衣服、宫室、車馬，求三代以前者校易，漢魏而後者反難，因前者治經之人多有注釋，後者則記載闕略是也。見《東塾讀書記》。不及檢書原文，但稱述其意而已。

三七六申公

《史記·儒林傳》云：“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南宫。吕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漢書》則云：“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宫。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即夷王。與申公俱卒學。”於是高祖過魯時，申公所從入見之師，本不知爲何人者，變爲浮丘伯。而申公之僅與夷王同師者，亦一變而與其父同學矣。案申公以武帝建元元年被徵時，年八十餘；則當秦焚書時，不過十歲左右。當高祖過魯時，約及弱冠。玩《史記·儒林傳》之言，申公自此以前，蓋未出鄉里。《漢書·楚元王傳》曰：“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别去。”高祖崩年五十三，當秦燒書時三十二；元王若少高祖五年，亦已二十有七，與十歲左右之童子，比肩事師，恐未必然也。《鹽鐵論·毁學篇》：大夫曰：“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文學曰：“包丘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雖美刺不同，而其謂浮丘伯未嘗富貴則一。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使其游於長安，安得如此？且元王既尊寵穆生、白生、申公矣，獨不能厚禮迎致其師乎？然則謂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恐又子虚烏有之談也。《楚元王傳》又云：“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果有《詩》，不容不登於中祕，《藝文志》何緣無之？且或即有也，古未聞有以“或有”二字連用者，則此語或恐并非《漢書》元文也。

《史記·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蓋自商瞿以後，雖能言其傳授世數，其名字則已不能具舉也。而《漢書》忽爲補出橋庇子庸、馯臂子弓、周醜子家、孫虞子乘四家，果其有之，《史記》何爲不言乎？言羣經傳授源流者，大率愈後而愈詳，而其説亦愈不可信。故知《史記》所謂“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者，乃漢初最蚤可溯之大師，自此以前，能言之者罕矣。

《史記·儒林傳》又云：“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内史，夏寬至城陽内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内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爲博士者十餘人”句，未知是否冒下文諸人言之。然《孔子世家》言“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則安國之嘗爲博士審矣。叙《尚書》處言“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其所受者係《詩》，可知也。下文又云：“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漢書》無“孔安國”三字，此語之爲妄人沾綴可知矣。《索隱》云：“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一音以下，必舊説，而《索隱》引之。如此説，則穆生實申公弟子，非申公同學。一説當有所據，惜乎其詳不可得聞也。

三七七何邵公爲學海

《東塾讀書記》云：“《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愚按此段何《注》與《漢書·食貨志》立説略同。特所引事實，一用今文説，一用古文説耳。然則此非何君所自爲，乃經師成説，何君從而述之。《漢志》所本者同，特以所誦習之禮制，易經師舊説耳。此亦可見古學家剽竊今學之一斑。

三七八漢興三雍太學

《漢書·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何武傳》：“成帝欲脩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王莽傳》：“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説皆相合。《文獻通考·學校考》謂“據《禮樂志》，辟雍王莽時方立。然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注》曰：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則似已立於武帝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爲一所。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脩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案《獻王傳》云“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而《藝文志》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則《通鑑》胡《注》謂爲“對三雍宫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宫”者，其説自是。武帝“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見於《本紀》。《郊祀志》亦云：“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然《紀》至元封二年秋，乃書“作明堂於泰山下”。五年，冬，南巡守。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志》云：“四月，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宫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尞堂下。”觀此，知臣瓚謂元封元年所坐，即泰山東北址古明堂處，明年秋乃作明堂，其説良是。是時明堂猶未作，而云“祖立明堂、辟雍”者，謂其意欲建立耳，不可泥也。明堂、辟雍是一，漢世更無明文。武帝營立辟雍，亦别無記載。其作明堂，則明白無疑。《地理志》：琅邪郡不其，“有泰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則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處。然言禮樂者皆不之及，蓋以其用方士言所爲，非如儒者所謂陳禮樂以風化天下者也。馬氏又云：“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黄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邪？或别一所邪？”案元始之前，既無辟雍，《黄圖》所言，自即王莽所立。《莽傳》爲學者築舍，明與起辟雍分言，二者自不得是一。蓋其營建適在一地耳。馬氏又云：“鮑宣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旛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大學之證，當考。”案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見《史記·儒林傳》。則當時確未有學舍。其後員數日廣，勢非博士舊官所能容，必有其受學之所，即其所而稱爲大學，於理極順。至於專爲學者築舍，則元始之前，必無其事，果其有之，言者必不得不及也。然則西漢三雍及大學之營建，皆在其大命將訖之年，實新朝之初政矣。若後漢則營建甚早。《後書·光武紀》：建武四年，“初起大學”。《儒林傳》在五年，蓋四年起，五年成也。又《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傳》云“初建三雍”。《傳》又云：“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事在永平二年，見《本紀》及《續書·禮儀志》。《翟酺傳》：酺於順帝時上書，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大學，大尉趙熹以爲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并傳至今”。足見當時，於風化天下之具，務求其備。然劉向之説成帝，實兼以庠序爲言；安漢公之興學，亦兼及郡國鄉黨；《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五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事未必能盡行，然立法之意，則固無所偏廢也。而光武、明、章，於此曾未留意，則自漢人觀之，終不免於逐末而忘本也。讀《漢書·禮樂志》可見。三雍、大學，於古蓋皆是一，後乃逐漸分離。然至其時，則古意已湮，亦未必徧設矣。《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於舊有者尚欲毁之，遑論新建？至漢世，乃畢分而畢建。蓋物力豐而粉飾升平之事隨之而盛也。然亦終於爲粉飾升平之事而已矣。

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使劉歆等四人治之，事在元始五年，見《紀》，亦見《歆傳》。四人者，歆與平晏、孔永、孫遷也，見《外戚恩澤侯表》。其成也，羣臣奏頌莽功德，曰：“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見《莽傳》。足見漢人於武帝所爲，莫或齒數也。

三七九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

趙甌北《陔餘叢考》卷十六言：“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郡國雖已立學，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録者至千百人，由是學徧天下矣。”此説頗爲失考。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贛遂教授數百人。見《朱博傳》。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其子宣，居長安教授，諸生滿堂。皆前漢時事。許商門人林吉，王莽時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林傳》。聲氣之廣，無異東京。吴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云敞傳》。劉昆，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後漢書·儒林傳》。則又後漢黨錮之先聲矣。《後漢書·王良傳》：王莽時稱病不出，教授諸生千餘人。《儒林傳》：洼丹，王莽時避世教授，徒衆數百人。又周澤，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甄宇，講授嘗數百人；覈其時，亦當在莽世。此僅舉易見者數事，若細覈之，《後書》所載私家教授門徒之多，在西漢末若新世者，必尚不止此數也；而東漢中葉以前，更無論矣。《漢書·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此固先漢時事。《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云伏生壁藏其書，後獨求得二十九篇，説不足信，云其教於齊、魯之間則真。《傳》又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尤漢初事，爲博士之學所從出，皆私學也。安得謂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乎？胡毋生爲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之。雖爲博士，教授固私家之業。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其時未爲博士置弟子，仲舒之教授，亦私家之業也。安得云士無不游太學乎？陳平家貧，兄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楚元王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乃各别去。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則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風，蓋自東周至秦，未之有改。秦之焚書，漢之興學，實皆受民間風氣之鼓動而不自知耳。惟好學之風盛，故覺其足忌，乃欲焚《詩》、《書》，禁私學。

三八〇講學者不親授

漢世大師，所教授之弟子甚多。《後漢書·儒林傳》言：“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據事實而言，非億説也。《後漢書》所載諸儒受業者之多，不可徧舉。大抵千人爲及門者之數，萬人則編牒者之數。如牟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内，諸生講學常有千餘人，著録前後萬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是也。《黨錮傳》：景毅子顧，爲李膺門徒，而未有録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即《儒林傳》所謂編牒，其人不必親至門下也。職是故，其指授必不能徧及。《史記·儒林傳》：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下文云“董仲舒不觀於舍園”，此八字蓋當時成語。《史記》照録之，不加删改，其時之人行文之例然也。《漢書》删改作“不窺園”三字，蓋鈔胥所爲。世遂以“蓋三年”三字下屬，而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成爲衆所熟知之故實矣。《漢書·孔光傳》言：光“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翟方進傳》言：方進候伺胡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後漢書·馬融傳》言：“融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云：“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間或大會諸生，不過講正大義。”皆是物也。此風至後世亦未嘗改。《晉書·隱逸傳》：楊軻，“養徒數百。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所欲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即其一事。蓋勢有不給也。職是故，隸學籍者雖多，居門下者并不甚衆。《後漢書·儒林程曾傳》，言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則爲罕有之事矣。雖官學亦如此。博士弟子初置，員五十人。此太常所選。郡、國、縣、道、邑之民得詣太常受業如弟子者在外。《漢書·儒林傳》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元帝紀》：初元五年，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史記·儒林傳索隱》引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與《漢書》之説異。博士弟子員數可考者如此：其中自以成帝時爲最多，亦不過三千人。《後漢書·翟酺傳》：酺於順帝時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蓋非專指一時，然其數之多，則三倍於成帝盛時而不止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似其時之生徒，必不能少。而范升於建武四年沮立《費》、《左》，乃言“雖設學官而無弟子”，此猶可云博士初立故爾，而翟酺亦言大學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然則太學之虚實，全與弟子員數之多少無涉。蓋員數祇是員數，隸籍者可以不來，而觀翟方進遣門下諸生詣胡常，則知素無學籍者，亦未始不可臨時來集也。要之與傳習之關係，實甚淺也。

然則此等大師，從之何益？居其門下者，得毋皆仰慕虚名，甚或借資聲氣乎？此在後來，誠爲習見之事，然師道初立時，必不容如此。蓋由爲學之道，先後不同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朱買臣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匡衡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皆所謂耕且養者：存其大體之學，固如是而可爲，其從師，亦誠於都授時往問大義疑難而足矣。碎義逃難之學，則其勢不能如此。《三國·吴志·程秉傳注》引《吴録》，言徵崇“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蓋勢不得不如是也。至此而猶守馬融之驕貴，則師之者除借資聲氣而外，别無他益，不過爲其虚名所眩而已。

大會都講，可以要名譽，可以廣聲氣，於學則無益也。然而可以要名譽，可以廣聲氣，故講學者恒喜爲之。魏、晉以後，所講者自儒而兼及於玄、佛，此風未之有改；宋、明之世，理學聿興，所講者又與二氏立異，此風亦未之有改也。會集者多，則人心易奮。故有如陸子講“君子喻於義”一章，使聽者感激泣下者。然此非陸子不能。不能而猶爲之，則亦以要名譽、廣聲氣而已。唐甄嘗譏之曰：“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潛書講學》。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隱居餘不吴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此亦所謂常居門下者也。其數，大概不過如是耳。

三八一漢世向學者多孤寒之士

漢世向學者，頗多孤寒之士。公孫弘初牧豕海上。兒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庸賃，以給衣食。匡衡世農夫，至衡好學，庸作以共資用。承宫，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有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公沙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吴祐賃舂。庾乘，少給縣庭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宫，遂爲諸生傭。《後漢書·黨錮傳》。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此等皆古所謂耕且養，亦今所謂工讀者。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王章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卧牛衣中。則又有家屬相隨作苦者。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則漢時游學者，多有家室相隨。光武之長安受《尚書》，資用乏，與同舍生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本紀》《注》引《東觀記》。已非貧生所敢望矣。苦學者不必皆有所成，然究易於成就。自後漢崇儒重道，明帝既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質帝時，梁太后又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入學；於是貴游子弟，羼入學校之中，勢不得不“章句漸疎多以浮華相尚”矣。《後漢書·儒林傳》。故凡事之衰機，即伏於其極盛之時也。

三八二游學

《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蓋佈之於邦域矣。”此風實尚不待後漢。《漢書·儒林傳》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大師衆至千餘人。”必不能皆在一地也。如是，向學者似不待遠求，然又言“經生所處，不遠千里之路”，何也？讀《三國志·邴原傳注》所引《原别傳》而知其故矣。

《原别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者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及長，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焉。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文强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説，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别。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古言知，猶今言相識。云“君似不知而曰然”，猶今言君實不識鄭君，而冒充相識，其辭慢矣，而原答之甚遜。夫崧之學，豈必愈於鄭玄？原舍玄而求之，殆先見拒於玄？玄所以拒之者，交結之士，聲氣宜廣，鄉里中人，不足以相扶翼。抑方望謝隗囂之書曰：“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後漢書·隗囂傳》。鄉里中人，庸或知我疵瑕，不相推奉，此亦遠游之士之所以好遠游也。孫崧作書相分，而原不用者，知既相違，書必泛泛，投亦無益，不如擱置也。抑誰知原果藏之於家，抑攜以行而未投乎？務交結之士，其言可盡信哉？羈旅八九年，酒不向口，其苦身持力，則可謂難矣。晉世之趙至，其事最可與原參觀。見《晉書·文苑傳》。至而有成即原，原而不遂即至也，亦可哀矣。

交結亦非一術。《後漢書·文苑傳》：高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譏其養疴傲士。融省書慚，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彪之見拒於融，猶邴原之不獲於鄭玄，且見拒於孫崧也。原遜辭以答崧，而彪盛氣以陵融者？彪時在太學，聲氣已廣，不憚融矣。融之追還之，蓋亦以此。彪遂不顧者，知嫌隙已搆，更下之亦無益也。《循吏傳》：王涣署仇覽爲主簿，已而謝遣之，使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所以不與融親者，亢厲亦交結之一術也。融終下之，且與林宗俱，其交結之術，可謂異曲而同工矣。覽之見知於王涣，以其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陳元母告元不孝，覽不罪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爲陳人倫孝行。其事絶類黄霸，豈悃愊之士也？其亢厲，亦豈其本志乎？魯丕居大學，“性深沈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候問之禮。”此或真爲己之學，然“士友以此少之”矣。丕、恭弟，見《後漢書·恭傳》。

《晉書·儒林·氾毓傳》言：當時“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静自守”。《隋書·隱逸·徐則傳》：“幼沈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觀此二事，彌可知學者所以好游之故矣。

游學二字，昉見《史記·春申君列傳》，曰“游學博聞”，蓋謂其因游學所以能博聞也。學術初興，散佈未廣，受業者不免拘墟，故雖極精深，而闕廣大，言之似通，行之實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學，無以用之。及雜家興，“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而此弊袪矣。故雜家之興，實學術之一大變也，此惟游學可以致之，故游學實於學術大有裨益者也。然古之游學，所以求博聞，及漢世，學術既一於儒矣，離鄉背井，所聞亦不過如此，而其好遊反甚於古人。此則又使人驚歎於事勢之遷流，有非拘於常理所能測度者矣。

三八三夏侯勝、桓榮

《後漢書·桓榮傳》曰：“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而精力不倦。王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授太子經。二十八年，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至是哉？”此事最爲論者所嗤鄙，以爲當時爲學之所願，乃如此也？然《漢書·夏侯勝傳》言：“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其言與桓榮亦何以異？然其議武帝廟樂，謂其亡德澤於民，不宜立，訟言詔書不可用。侃侃直節，何其賢也？豈徒志於富貴者而能如是哉？事何可以一端論也？人之爲學，爲榮利計者，固或不免。然能有所成就者，後必稍易其初志，不然，未有能有所成就者也，亦且終不能久持之。以予所見，無不如此者。然則桓榮之不棄所學，謂其徒爲垂老之榮利計，亦淺之乎測丈夫矣。

三八四漢世豪傑多能讀書

《廿二史劄記》有《東漢功臣多近儒》一條，歷舉光武功臣，多習儒術，與其《漢初布衣卿相之局》一條并觀，可見世變之亟矣。然其所言，猶有未盡者。《後漢書·順陽懷侯傳》云：伯升嘗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陰識傳》：伯升起兵時，識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是伯升與其徒黨，皆曾讀書也。《朱暉傳》：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太學。則光武同學有舊故者，又不獨一嚴光矣。諸將中蓋以鄧禹、賈復學業爲最優，故最能偃武脩文。然《李通傳》言：光武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脩宫室，起學官。此又賢於蕭何之徒能籌畫兵餉。後漢營建太學之早，通其與有力乎？《鄧禹傳》言：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藝蓋謂經藝。故和熹亦能通經；訓不好文學，乃爲禹所非也。《馬武傳》：帝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亦可見禹於經藝頗優。

《後書·儒林傳贊》稱美儒學之功，謂後漢所以衰敝而能多歷年所者，皆學之效。乍觀之，似不免阿私所好。然細思之，設使何進所召，非董卓而爲張温、皇甫嵩，後漢之禍，何遽至此乎？諸葛亮鞠躬盡瘁，人人知其忠誠矣。即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何一語非出自肺腑？引蒙恬以自方，明雖死不敢負漢，意氣感激之士，讀之能無愴然流涕乎？梁太祖之功業，曷嘗能過魏武帝，而汲汲謀篡如不及，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予嘗謂：魏武帝之不肯篡漢，漢世儒學盛行之效也。近世湘淮諸將之不能覆清，自宋以來理學盛行之效也。其事之是非利害，難以一言定，要其因果，則如此耳。

抑漢世儒學，能戢梟雄之心，以澹干戈之禍者，尚不僅於魏武帝、諸葛武侯見之也。當時跅弛之士蓋多矣！魏朗，嘗白日操刃，爲兄報讎縣中。後亡命陳國，從博士卻仲信遊。又詣太學受五經。《後漢書·黨錮傳》。徐庶，少好任俠、擊劍。爲人報讎。後更折節學問。《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後爲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顒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戹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後又與荀爽、王允等共謀董卓。《後書·黨錮傳》。此等皆大俠者流也。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玄黄龍戰之際，又惡知其所至乎？多一顧念名義之人，即少一裂冠毁冕之人；多一不忍殺人之人，即少一横行無忌之人。文教之維持世運，其功，誠有不可見而又不容盡没者耳。

三八五東漢諸將與儒學

生民之禍，無酷於兵。觀秦、漢間之事可知矣。新、漢之際，戰争猶酷於秦、漢之間，然後漢諸將，則頗有不嗜殺人者，此不可謂非儒學之功也。光武之遣馮異代鄧禹也，敕之曰：“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馭吏士，念自脩敕，無爲郡縣所苦。”岑彭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陳俊爲琅邪太守，專征青徐，檢制軍吏，不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銚期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祭遵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李忠與任光同奉世祖，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朱祐將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多以此怨之。三數將率之不嗜殺人，於九州顛覆之禍，固亦所補甚微，然此不得不歸諸教化之功。馮異者，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祭遵少好經書。朱祐初學長安。岑彭、陳俊、任光史雖不言其學業，然彭王莽時守本縣長，俊少爲郡吏，任光爲鄉嗇夫，郡縣吏，而李忠又以好禮脩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漢世吏人亦多儒者，銚期父卒服喪三年，其非不讀書尤可知矣。《祭遵傳》云：“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任光傳》云：“少忠厚，爲鄉吏所愛。”其非無行之徒可知。職是故，諸將私行，亦多脩飭，如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餘財；身衣韋褲布被，夫人裳不加緣。”“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遵從弟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是也。寇恂不與賈復鬭，馮異每所止舍，諸將并坐論功，異常獨屏大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此固藺相如、魯仲連之所優爲，然在彼輩或以天資特高，在儒者則爲庸行矣。故知教化之功不可盡誣也。

光武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見《馬武傳》。可知當時諸將，非必以武功自見者。功成之後，尚能敦行脩學，居官亦多能撫循人民，興起教化，非偶然也。如寇恂爲汝南太守，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經明行脩，名重朝廷。賈復知光武欲偃干戈，脩文德，乃興鄧禹并剽甲兵，敦儒學。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皆是。光武雖不任功臣，而高密、固始、膠東三侯，嘗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亦見其人非盡武夫也。

三八六儒將

論流品者必以儒爲尚，如將曰儒將，醫曰儒醫是也。此由執筆者皆儒生，故自私其類歟？蓋不免焉，而亦不盡然也。世所謂儒醫者，多不閑於手術。此由儒者多四體不勤故也。儒醫尊而鈴醫賤，不復能得重糈，乃多苟圖糊口，不求精進，古專家之技，遂以是而亡，近世平《銀海精微》者，謂其術或非今眼科之所知，其一證也。然儒醫雖不閑於技，而多好求明理，五運六氣等空論，誠不足取；然審證周，用藥慎，能推廣方書之用，而救鈴醫鹵莽之失者，亦不少焉。醫籍俱在，不可誣也。惟將亦然，儒將所長，曰能恤人民，曰能嚴國紀。以嚴國紀言之，於大局一時之安危，所關尤巨。鑒觀往史，而不免感不絶於余心也。

《後漢書·儒林傳》稱儒學之效曰：“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知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斯言也，乍觀之，一若阿私所好者，然試設想：何進之所召者，若非董卓而爲張温、皇甫嵩，漢末之禍，亦何遽至此？張温、皇甫嵩非能大有爲之人，范氏謂其俯仰則天業可移，庸或太過。然如諸葛武侯之在蜀，孰能禁其不自取？猶可曰：國小民寡，大功未就，遽謀篡奪，必無以饜衆心，知者不爲也。乃如魏武帝，中原大亂，皆身所戡定，雖曰一統之功未竟，然吴、蜀之在當日，亦僻壤耳，功不逮此，而遽自尊者，豈可悉數？魏武而欲自取，其孰能禁之？乃觀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殷殷欲以周文、齊桓爲法，反覆樂毅、蒙恬之行事，至於流涕，其確乎不拔爲何如？而世乃妄造荀彧沮其國公九錫之議，謂公爲不平，彧以憂死，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難立而易壞者，莫如綱紀。綱紀，無形可見者也，然可以範圍一世之人心，使其莫敢逾越。人心咸軌於正，然後羣之内可以相安，羣之外莫敢予侮。自辛亥革命以來，武人擅權，裂冠毁冕，内亂不已，外寇乘之，八年征戰，雖獲幸勝，而蕭牆之内，猶不能以一朝居，此仁人志士，所由撫膺扼腕，歎息於張温、皇甫嵩、魏武帝、諸葛武侯之不作者也。歷代喪亂之時，陰受儒將之賜而不自知者有二：一在漢、魏之間，一則勝清咸、同之際。今人每訾曾、胡、左、李之倫，翼建夷以覆宗國，此乃未能論世，而欲知人。當是之時，風塵澒洞，九州豺虎，生民之禍，亦已烈矣。設更益之以武夫割據，互相攻伐，中國大局，又將何如？辛亥以後之擾攘，所以遼緩之數十年而後見者，以曾、胡、左、李輩皆讀書人，莫敢干犯名義，且急流勇退，大局麤定，即釋兵權故也。彼固昧於民族之義矣，然視何者爲綱紀，嚴畏而不敢犯，夫固各以其時。試問今日，有能嚴民權之義，若昔時天澤之分者乎？然則所謂軍人教育者，誠不宜徒騖於戰勝攻取之末，而不思其本也。

雖然，儒將之效，則亦有所極矣。以張温、皇甫嵩、魏武帝、諸葛武侯、曾、胡、左、李輩之嚴畏名義，亦不過能使萁豆相煎之禍，遼緩之數十年耳，卒不能消滅之使不作也。是何也？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見《左傳》隱公四年。夫曰自焚，則非敵能勝之，而其敗亡實由於自取矣。自取之道奈何？記曰：“不誠無物”，見《禮記·中庸》。而兵事則尚狙詐。夫其爲狙詐也，豈不曰：“吾特以是遂吾之所求。”所以求之者雖詐，而其求之之意，固出於至誠惻怛也。此固非欺人之談，然習於詐者，終將稍傷其誠，且尚詐則不能無用機巧之人，而機巧之人，其至誠惻怛之心必較薄，故軍之乘時特起者，雖以哀矜始，及其久屯聚而不散，則終必稍離其真。魏武帝之後，繼之以司馬宣王。曾、胡硁硁，左宗棠雖少麤獷，猶不以權譎爲體，至李鴻章則異是矣，而其後遂乘之以無所不爲之袁世凱，豈不哀哉？握兵者終必至於無所不爲，何也？曰：人生而有欲，不敢肆其欲者，以外力箝制之，使不得逞耳。握兵者則孰能箝制之？其力終必日擴，其行即隨之而日肆，勢也。惟至誠惻怛之士，所欲更有大於此者，乃能自抑其欲而不敢肆，此等人蓋不易數覯。抑人心不能無隨境而遷，後起者所值之時勢，必不如創業者之艱，則其至誠惻怛之心，亦將隨之而減，則其欲稍縱而行日肆矣。久之則若堤防之潰決而不可御矣。其事至淺也，其禍至博也，見微知著者，不可以不察也。魏武帝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宫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此蓋其所以能奮起於艱難之中，手戡羣雄。然其爲司空欲身率其下也，歲發調，必使本縣平其資。譙令平曹洪貲財與公家等，而公曰：我家財那得如子廉邪？然則公雖節儉，其下不必皆然，公亦明知之而不能禁也。以是推之，當時文武臣僚，風氣可以想見。崔琰、毛玠典選，必崇一概難堪之行，明知其足以長僞而不恤，其亦有所不得已與？然何益矣，曹爽既已侈敗，司馬宣王務反爽，而其時之侈風乃彌甚，終至滔滔不可復返焉。請舉二事以明之。石崇與王愷競富，晉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三尺許，枝柯扶疏，無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既惋惜，又謂崇嫉己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采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帝又嘗幸王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琉璃來自西胡，珊瑚出於南海，漢末喪亂，至魏文帝之世，都畿猶樹木成林，有待斫伐；見《三國志·王昶傳》。而王石等乃能多致遠物如此，當時文武臣僚財力之雄可想，弗求胡獲？無所不爲之行，蓋有迫之不得不然者矣。積重者難返，善觀世變者，所以不欲兵之久屯聚也。

三八七郡國文學

漢世郡國文學之職，於教育頗有關係。諸葛豐及翟方進父翟公，皆嘗爲郡文學。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可見當時文學，頗有名人爲之。《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畿爲河東太守，署樂詳爲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河東學業大興。《倉慈傳注》引《魏略》，言令狐邵爲弘農太守，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麤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皆文學舉職之效也。

三八八傳、説、記

六經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孔子之義，不必盡與古義合，而不能謂其物不本之於古。其物雖本之於古，而孔子自别有其義。儒家所重者，孔子之義，非自古相傳之典籍也。此兩義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賢於堯舜遠矣。”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孟子·公孫丑》上。而孔子則謙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嘗不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言也。《禮記·中庸》。若如崇信今文者之説，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前無所承，則孔子何不作一條理明備之書，而必爲此散無友紀之物？又何解於六經文字，古近不同，顯然不出一手，并顯然非出一時乎？若如崇信古學者之言，謂六經皆自古相傳之物，孔子之功，止於抱遺訂墜；而其所闡明，亦不過古先聖王相傳之道，初未嘗别有所得；則馬、鄭之精密，豈不真勝於孔子之麤疏乎？其説必不可通矣。

惟六經僅相傳古籍，而孔門所重，在於孔子之義。故經之本文，并不較與經相輔而行之物爲重；不徒不較重，抑且無相輔而行之物，而經竟爲無謂之書矣。

與經相輔而行者，大略有三：傳、説、記是也。《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所得書，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蓋傳、説、記三者，皆與經相輔而行，孔門所傳之書，大略可分此四類也。

傳、説二者，實即一物；不過其出較先，久著竹帛者，則謂之傳；其出較後，猶存口耳者，則謂之説耳。陳氏澧曰：“《荀子》曰：《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大略》。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東塾讀書記》六。陳氏所引，實皆孔門《詩傳》，謂不知何時之傳者誤也。然孔子以前，《詩》確已自有傳，《史記·伯夷列傳》引《軼詩傳》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書傳二字，蓋平舉之辭？孔子序《書》，蓋或取其本文，或取傳者之辭。故二十八篇，文義顯分古近也。如《金縢》亦記周公之辭，其文義遠較《大誥》等篇爲平近。古代文字用少，書策流傳，義率存於口説，其説即謂之傳。凡古書，莫不有傳與之相輔而行，其物既由來甚舊，而與其所傳之書，又如輔車相依，不可闕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傳遂或與其所傳之書，并合爲一焉。漢人引據經傳，不别者甚多，崔氏適《春秋復始》論之甚詳，今更略舉數證。《孟子·萬章》一篇論舜事最多，後人多欲以補《舜典》；然《尚書》二十八篇爲備，實不應有《舜典》。而完廩、浚井等事，亦見《史記·五帝本紀》。《五帝本紀》多同伏生《書傳》。蓋孟子、史公，同用孔門《書》説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論語·爲政》引《書》曰“孝乎惟孝”，亦皆《書傳》文矣。《説文·旻部》夐下引《商書》曰：“高宗夢得説，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語見《書序》，蓋《書傳》文，而作序者竊取之。“差以豪釐，繆以千里”，見《易·繫辭》。《繫辭釋文》云王肅本有傳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引《繫辭》“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謂此武王之勇也後乃申釋其義，則經傳合居一簡，古書如此者甚多。今所傳《易·繫辭》下無傳字，亦不能議其脱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定公元年。古代文字用少，雖著之傳，其辭仍甚簡略，而又不能無所隱諱。若此，則不得不有藉於説明矣。《漢書·蔡義傳》：“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説《詩》，甚説之。”又《儒林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樸即《老子》“樸散而爲器”之樸。《淮南·精神注》：“樸，猶質也。”所謂木不斲不成器也。此可見經而無傳，傳而無説，即成爲無謂之物。及聞寬説，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并可見漢世傳經，精義皆存於説，漢儒所由以背師説爲大戒也。凡説，率至漢師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至漢世仍謂之説也。夏侯勝“受詔撰《尚書論語説》”；《漢書》本傳。“劉向校書，考《易説》，以爲諸家《易説》，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儒林傳》。是也。《漢書·王莽傳》：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説，無其文。”又羣臣請安漢公居攝如天子之奏曰：“《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説》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説也。”然則説可引據，亦同於傳。蓋傳即先師之説，説而著之竹帛，亦即與傳無異耳。漢人爲學，必貴師傳，正以此故。劉歆等首唱異説，其所以攻擊今文師者，實在“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漢書·楚元王傳》附《歆傳》。兩語；而古學家之學，遠不逮今文師者，亦實以此。以其奮數人之私智，以求之傳記，斷不能如歷世相傳之説之精也。公孫禄劾歆“傎倒《五經》，毁師法”，《莽傳》。毁師法，即背師説也。

傳附庸於經，記與經則爲同類之物，二者皆古書也。記之本義，蓋謂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諫曰：“《記》曰：脣亡則齒寒。”《解詁》：“記，史記也。”史記二字，爲漢時史籍之通稱，猶今言歷史也。《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語亦見《孟子·萬章》上篇，咸丘蒙以問孟子，孟子斥爲齊東野人之語，古亦稱史記爲語，可爲《解詁》之證。記字所苞甚廣，宫之奇、咸丘蒙所引，蓋記言之史，小説家之流；其記典禮者，則今所謂《禮記》是也。《記》與《禮》實非異物，故古人引《禮》者或稱《記》，引《記》者亦或稱《禮》。《詩·采蘩箋》引《少牢饋食禮》稱《禮記》，《聘禮注》引《聘義》作《聘禮》，又《論衡·祭意》引《禮記·祭法》皆稱《禮》。〇《禮記》中《投壺》、《奔喪》，鄭謂皆同《逸禮》，而《曲禮》首句即曰“《曲禮》曰”，可見《禮》與《記》之無别也。今《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無記。宋儒熊氏朋來之説。凡記皆記經所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士冠禮疏》。《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記》，鄭《注》曰：“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蓋著之竹帛之時，有司猶能陳其數；或雖官失其守，而私家猶能舉其本末，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謂之《禮》；而不然者，則謂之《記》耳。記之爲物甚古，故亦自有傳；《士冠禮疏》：“《喪服記》，子夏爲之作傳，不應自造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未知是誰所録。”案古書多有傳説，已見前，《記》之《傳》，或孔門録是《記》者爲之，或本有而録是《記》者并録之，俱未可定也。而《禮記》又多引舊記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記》。又引《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云云。《祭統》引《記》曰“齊者不樂”，又引《記》曰“嘗之日，發公室”云云皆是。

傳説同類，記以補經不備，傳則附麗於經，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亦總稱爲傳記，如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間獻王傳》，并稱經傳説記，傳蓋指古書固有之傳而言，如前所引《軼詩傳》及孔子所序之《書傳》是。其孔門所爲之傳，蓋苞括於説中。

大義存於傳，不存於經，試舉一事爲徵。《堯典》究有何義？試讀《孟子·萬章》上篇，則禪讓之大義存焉。夷考伏生《書傳》、《史記·五帝本紀》，説皆與孟子同，蓋同用孔門書説也。此等處，今人必謂伏生襲孟子，史公又襲伏生。殊不知古代簡策流傳甚難，古人又守其師説甚固，異家之説，多不肯用，安得互相勦襲，如此之易？史公説堯舜禪讓，固同《孟子》矣，而其説伊尹，即以割烹要湯爲正説，與《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異乎？可見其説禪讓事，乃與《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〇經義并有儒家失傳，存於他家書中者。《吕覽》多儒家言，予别有考。今《尚書甘誓》，徒讀其本文，亦絶無意義。苟與《吕覽·先己》參看，則知孔子之序是篇，蓋取退而脩德之意矣。傳不足以盡義，而必有待於説，試亦引一事爲徵。王魯，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義乎？然《公羊》無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三代改制質文》篇。案亦見《史記·孔子世家》。又《樂動聲義》有“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文，見《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古人爲學，所以貴師承也。後人率重經而輕傳、説，其實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若信今文，則先師既不僞經，豈肯僞傳？若信古文，則今古文經，所異惟在文字，今文經正以得古文經而彌見其可信。經可信，傳、説之可信亦因可見矣。或又謂經爲古籍，據以考證古事，必較傳爲足據。殊不知孔門之經，雖係古籍，其文字未必一仍其舊。試觀《堯典》、《禹貢》，文字反較殷《盤》、周《誥》爲平易可知。而古籍之口耳相傳，歷久而不失其辭者，亦未必不存於傳、説、記之中也。然則欲考古事者，偏重經文，亦未必遂得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説》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然則相傳以爲筆削皆出孔子者，惟《春秋》一經。餘則删定之旨或出孔子，其文辭必非孔子所手定也。即游、夏不能改一字，亦以有關大義者爲限，若於義無關，則文字之出入，古人初不深計。不獨文字，即事物亦有不甚計較者。吕不韋聚賓客著書，既成，佈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高誘《注》多摘其誤，謂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殊不知不韋所求，亦在能糾正其義。若事物之誤，無緣舉當時游士賓客，不及一揚子雲也。子雲既沾沾自喜，高誘又津津樂道，此其所以適成爲子雲及高氏之見也。

翼經之作，見於《漢志》者：曰外傳，曰雜傳，蓋摭拾前世之傳爲之。《漢書·儒林傳》：“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又曰：“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一似其傳皆自爲之者。然《韓詩外傳》見存，大抵徵引成文，蓋必出自前人，乃可謂之傳也。曰傳記，曰傳説，則合傳與記、説爲一書者也。曰説義，蓋説之二名。曰雜記，則記之雜者也。曰故，曰解故，以去古遠，故古言有待訓釋，此蓋漢世始有。曰訓傳，則兼訓釋古言及傳二者也。《毛傳》釋字義處爲詁訓。閒有引成文者，如《小弁》、《緜》之引《孟子》，《行葦》之引《射義》，《瞻卬》之引《祭義》，《閟宫》之引孟仲子，則所謂傳也。

《漢志·春秋》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微，蓋即“定哀多微辭”之微；亦即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謂“夫子没而微言絶”者也。定哀之聞，辭雖微，義則具存於先師之口説，何絶之有？易世之後，忌諱不存，舉而筆之於書，則即所謂傳也，安用别立微之名乎？今《左氏》具存，解經處極少，且無大義，安有微言？張氏不知何人。鐸氏，《注》曰：“楚太傅鐸椒。”虞氏，《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二書與孔子之《春秋》何涉？鐸氏之書自名《微》，非其書之外，别有所謂微者在也。今乃舉左氏、張氏、虞氏之書而皆爲之微，虞氏且兼爲之傳，其爲妄人所託，不問可知。猶之附麗於經者爲傳、説，補經之不備者爲記，本無所謂緯，而漢末妄人，乃集合傳、説、記之屬，而别立一緯之名也。要之多立名目以自張，而排斥異己而已。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實盡於傳、説、記三者也。

傳、説、記三者，自以説爲最可貴，讀前文自見。漢世所謂説者，蓋皆存於章句之中。章句之多者，輙數十百萬言，而《漢書》述當時儒學之盛，謂一經説至百萬餘言，《儒林傳》。可知章句之即説。枝葉繁滋，誠不免碎義逃難、博而寡要之失；然積古相傳之精義，則於此存焉。鄭玄釋《春秋運斗樞》云：“孔子雖有盛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陰書於緯，以傳後王。”《王制正義》。古代簡策繁重，既已筆之於書，夫復安能自祕？其爲竊今文家口授傳指之語而失其實，不問可知。《文選》劉歆《移太常博士注》：“《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此造緯者之自道也。然緯之名目雖妄，而其爲物，則固爲今文經説之薈萃；使其具存，其價值當尚在《白虎通義》之上也；乃以與讖相雜，盡付一炬，亦可哀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三八九詩無作義

事有古今異者，亦有古今同者。古今異者，後人或不知其異，而即以當日之情形，測度古人；古今同者，則又不知其同，而妄生穿鑿。可謂其失惟鈞矣。古之詩，與後世之謡辭相似者也，其原多出於勞人思婦，矢口所陳，或託物而起興，或感事而陳辭。其辭不必無所因，而既成之後，十口相傳，又不能無所改易。故必欲問詩之作者爲何人，其作之爲何事，不徒在後世不可得，即起古人於九原而問之，亦將茫然無以對。何也？其作者本不可知，至於何爲而作，則作者亦不自知也。三家説《詩》，知本義者極少，即由於此。今所傳《小序》，乃無一詩不知其何爲而作；而其所爲作，且無一不由於政治；幾若勞人思婦，無不知政治之得失者。夫古者謂陳詩可觀民風，抑且可知政治之得失者，以風俗之善惡，與政治之得失相關也；非謂勞人思婦，無一不深知政治，明乎其得失，且知其與風俗之關係也。所謂《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也。《雅》且如此，而況於《風》。若如今之《詩序》，則《風雅》何别焉？故今之《詩序》，不必問其所言者如何，但觀其詩之皆能得其本義一端，即知其不可信矣。

《詩》有誦義，無作義，有以此爲攻擊今學之言者。《漢書·藝文志》，謂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是也。陳蘭甫辨之云：“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内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録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説，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偭背經旨，敷列雜説，是謂畔經；此則不知内外傳之體矣。”其自注云：“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内傳也。”《東塾讀書記》卷六。愚案：觀此，即可知此體由來之古，所謂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者，古簡籍少而誦之專精之世，凡書皆然，正不獨《詩》；抑古之誦《詩》者皆然，亦不獨孔門之言《詩》者也。古人會聚，多賦《詩》以見志，即其一證。

陳蘭甫又云：“《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顔叔子獨處於室一節，《緜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争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體也。”同上。然則《韓詩外傳》乃《毛詩》家所不能爲耳，非其所不欲爲也。

三九〇毛詩傳授之誣

羣經傳授源流，有極不可信者。劉歆云：“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經學之淵源，必不始此；然先師名字之可記識者，則始於此矣。言羣經之傳授者，當以《史記》、《兩漢書》、《儒林傳》、《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叙録》。爲大宗。前人記識，偶有遺落，而後人從而補之，原非必不可有之事。然前人所遺落，何至如是之多，而其所補者，又多無徵不信，齟齬難通，其不免於億造附益可知。君子觀於此，而知信史之難得矣。

《史記·儒林傳》曰：“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其源流，皆確實可據，而其人之行事，亦確有可徵者也。至《漢書》，則已有不盡然者。

《史記》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非謂申培公之學，無所受之也，其名氏不復傳也；故但曰“吕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而已。而《漢書》補出浮丘伯之名，《儒林傳》曰：申公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傳》曰：少時，嘗與魯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浮丘伯；伯，孫卿門人。及秦焚書，各别去。郢之名，則作郢客。浮丘伯之行事，既無可考；元王賢王，果曾與申公同師，史公無緣不知；知之，無緣置之而獨言其子。然則申公與元王同師，或因與其子同師而傳譌。而繆生、白生嘗與元王同學，或又因其與申公爲同功一體之臣而傅會也。此説如確，則浮丘伯之名，可信與否，亦有不可知者矣。然此尚僅有可疑而已。乃如《毛詩》，《漢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無徵之辭；好之，亦僅好之而已。乃《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分毛公爲大小，固已未知所據；而易好之爲獻之，則諸言河間獻書者，何以不及《毛詩》；而劉歆校書中祕，亦何以但稱無師説之《逸禮》、《古文尚書》、《周官》、《左氏》，而不及有《詁訓傳》之《毛詩》乎？鄭氏但言毛公有二，未舉其名也。《後漢書·儒林傳》曰：“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毛長者，大毛公乎？小毛公乎？何以易魯而爲趙也？《隋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撰。”又易長而爲萇，且變趙人爲河間太守，總不知其何據。陸璣云：“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傳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璣與鄭玄，相去極近，《毛詩》果出子夏，乃聖門高弟，荀卿則六國名儒，豈容置而不言？稱人不舉名字，但用當時稱號，漢人類然，如伏生名勝，始見《後漢書·伏湛傳》，《史》、《漢》皆但作伏生是。案此等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如伏氏世傳儒業，行事衆所共知，先祖之名，後昆自不容虚構；乃如遥遥華胄，信否難徵，欲以譜牒之具存，顯示胤裔之非僞，則名字爵里，或謂往史所不詳，轉非後人所能共信矣。而於邑里頗重，果大毛公魯人，小毛公趙人，康成豈得不加别白也？《釋文》以此爲一説，又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整亦三國吴人，説之乖異又如此。而所舉人名，又無一有行事可徵驗者，安得不令人疑而不信乎？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三九一詩序上

《詩序》辯説，最爲紛歧。若知漢時所謂古學者，皆摭拾傳記爲之；其所謂出於某某者，大抵附會依託，不可信據，則亦無疑於此矣。

《詩序》誰作，宋以後説多憑億測，無可徵驗，即亦無從辯論。其爲古説者有三：鄭氏《詩譜》，謂《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一也；《正義》引沈重説。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作，二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三也。宏與鄭、王，相去甚近，《序》果宏作，鄭、王無緣不知；然《序》有鄭注而無鄭箋，實爲出於《毛傳》以後之確證。其文平近諧婉，且不類西漢人作，更無論先秦矣。鄭、王何至并此而不能辨？然一以爲逕出子夏，一以爲兼出毛公，何也？古人云某書某作，不必其人親著竹帛，特推所自來耳。《序》出子夏、毛公，蓋古學家舊説，其著之竹帛，實始衛宏。鄭、王皆本所自來，故以子夏、毛公爲言耳。《隋志》謂“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蓋古學家成説，非苟爲調停之辭也。鄭、王、范曄皆言之不具耳。然《序》實古學家采綴古書所爲，不惟非子夏，亦必不出毛公也。鄭樵云：“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宏之《序》至是始行也。”此説甚是，可爲《詩序》晚出之確證。

《詩》之《大小序》，亦爲聚訟之一端。有就《關雎》一序，分爲大小者；有就各詩，分析其首句爲《小序》，下爲《大序》者。《釋文》引舊説云：“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朱子作《詩序辯説》，以詩者志之所之至也爲《大序》，餘爲《關雎小序》。以初句爲子夏作，説出成伯嶼。蘇轍《詩集傳》，祇存首句，餘皆删。程大昌《考古編》，亦以首語爲古序，續申者爲衛宏語。案魏源《詩古微》論三家《詩》亦有序，頗允。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等，皆與《詩序》首語一例。張揖習《齊詩》，《上林賦注》：“《伐檀》，刺賢者不遇也。”亦同。蓋作序者依三家體例爲之也。《隋志·史部》論簿録之語曰：“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案《舊唐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毛詩集序》二卷，卜商撰。《新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翼要》當屬《毛詩》。《舊書》韓字蓋衍。韓、毛之序，體例相同，觀《隋志》之言可見。《翼要》則竊疑其放《外傳》也。雖無以知其必然，然《關雎》之序，非僅説《關雎》一詩；而各序首句及其下文，顯有斧鑿痕跡，則無可疑也。予謂《大小序》之分，大體當從朱熹之説，自起至“用之邦國焉”爲《小序》，專序《關雎》一詩。“風風也”至“詩之至也”爲《大序》，總論全詩之義。“然則關雎麟趾”以下，介於《大》、《小序》之間，蓋論全詩之義既竟，專論《周南》、《召南》，又迴合至《關雎》一篇者也。《大》、《小序》之名，蓋傳此序者所立，而非作此序者胸中先有此區别。故以其義論之，則一篇之中，兼苞專論《關雎》、統論詩義及《二南》兩端；以其文言之，則又一氣相承，不能分割也。蓋作《詩序》者，以論全詩及《二南》之語，合諸《關雎序》中，後人欲加分别，乃立大小之名也。此序最可見古學家之説係摭拾傳記而成。

此序統論詩義者，自“風風也”至“教以化之”，論風之義；“詩者志之所之”至“移風俗”，論詩及樂；“故詩有六義焉”至“六曰頌”，論六義；“上以風化下”至“詩之至也”，論風、雅、頌。論詩及樂者，取諸《樂記》；論六義者，取諸《周官》；餘與論《二南》及《關雎》一詩者，蓋取諸三家。而其文又有奪佚。且《詩》止《風》、《雅》、《頌》三體，而《序》云詩有六義，乃生賦、比、興究爲詩篇異體，抑詩文異辭之疑。康成最喜牽合《周官》，乃謂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可摘别。并謂《七月》一詩，備有三體，以牽合《周官》籥章之文。於是疑竇叢生，殊不知作《詩序》者，不過見《周官》即漫采之，初未計及《周官》六詩之説，與《詩經》風、雅、頌之體不能相容也。古學家之説多如此。後來彌縫漸密，初出時則極麤略，如鄭衆以《書序》之《周官》，即今謂之《周禮》之《周官》，篇卷多少，文體異同，皆不顧慮，真可發一大噱。以《風》、大小《雅》、《頌》爲四始，無論如何彌縫，其説終不可通。《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詩序》云：“《關雎》，《風》之始也。”説實與《史記》同。《雅》、《頌》安得獨異。然則是謂四始之上，明有奪文；而鄭即隨其奪而曲説之也。《史記》之説，蓋出《魯詩》。《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則《齊詩》説亦不異。《詩疏》引《氾歷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别一説，讖緯之文，不盡可信，然亦不以《風》、《大小雅》、《頌》爲四始也。《曲禮》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據《大戴記·曾子事父母》，明有奪文。而鄭引《左氏》是謂我非夫，讀夫爲如字。亦其隨文曲釋之一證。自敬仲至康成，中間未更喪亂，《詩序》不應更有奪佚，故知《詩序》之作，確在敬仲以前，特與毛義亦不盡合，如《静女》。可決其與《毛傳》非一家言耳。

《漢志》云：“魯申公爲《詩》訓詁，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此古學家之誣辭，以此攻擊三家，殊不足信；三家遺説，陳氏父子所輯，大抵相同。其原同，其流自不得異也。《史記·儒林傳》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其歸一也。”燕與齊、魯如此，齊魯之間更不待論矣。然夫子自道則真矣。今所傳《詩序》，《鴟鴞》出《金縢》，《北山》同《孟子》，《都人士》同《禮記·緇衣》，《那》同《國語·魯語》，此外同《荀子》者尤多；其無書可見者，則有《高子》，《絲衣序》引之；皆所謂取《春秋》采雜説者也。《詩》三百五篇，從無異説，《詩序》忽多出《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蓋即采自《鄉飲酒禮》及《燕禮》，三家無《都人士》首章，而毛有之，蓋即據《緇衣》以補之也。鄭漁仲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傳》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考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惡知夫毛之與諸書合，正以其出較晚，故所采皆漢時見存之書；三家口説流傳，未著竹帛，故其淵源雖舊，轉若無徵不信邪？朱熹曰：“其初有齊魯韓氏之説，并傳於世，讀者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説孤行，則其牴牾之跡，無復可見。此序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詩反因序而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其説較漁仲爲允矣。

世同則俗同，俗同則人之心思相類，故彼此之意，易於推測而知，雖復託諸比興，不翅矢口而陳，此陳詩之所以可觀民風也。何休《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宣公十五年。《漢書·食貨志》略同，蓋出《齊詩》。《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亦以風詩爲出自民間，故知《詩序》之説，多采自三家也。此詩之六義也。三家於詩，有如《芣苢》、《柏舟》等篇，能得其本事者，必非鄉壁虚造，必也有所受之。自古學家爲之，而勞人思婦之辭，皆變爲士夫之作；歌其食歌其事者，皆變爲刺譏朝政矣。如此，則《風》、《雅》何别乎？善乎朱熹之言之也，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公；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欺罔之罪，不可掩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也。”其於作序者采摭古書穿鑿傅會之情，可謂洞燭無遺矣。芣苢，馬舄；馬舄，車前，《爾雅》亦無異説。而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見《疏》。其説允矣。要而言之，見古書即采摭之，而不顧其合於理不合於理，合於事不合於事而已。凡古學家之説，大抵如此逐漸造成者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三九二詩序下

儒生或不免錮蔽，而非儒生又不可以言經。何者？各種學問，皆自有其條例，非治之者不能知；不治其學，而聞其言，願者河漢之，輕者非笑之矣。王仲任以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謂儒生不如通人，《論衡·超奇》。固也。如仲任者，可以謂之通人矣乎！讀《論衡》者蓋無異辭，即吾亦無異辭也。然其論經學則多繆，由經學自有條例，仲任不能知也。今日博聞之士，其達識固多逾於專門科學之家，然不可以言科學也，視此。

《論衡·謝短》：“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札也？”此處當有譌誤，其大意則可知。蓋謂古已有詩，安知非爲秦所燔？今乃僅餘周詩，安得據見存之詩，而謂詩作於康王時也？案此乃不解儒生之言而誤駁。《詩》家言詩作康王，元據孔門所傳三百五篇言之，猶《春秋》家所謂託始，本不謂人之能作詩，始於康王時也。不然，《詩》家皆不知《堯典》邪？案采綴古書，曲加傅會，而曰某詩在某王某公時，則不可信。至於口説流傳，則其初必有依據，若必以“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詰之，則竹帛亦人所著，所著亦本見聞，亦將一一詰之曰“何以知其然”乎？《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有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㜪，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妃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説與匡衡正匹妃之《疏》同。曰“豫見”，則防其漸耳；元不謂當康王之身而大衰也。陳古刺今，所刺者今之衰，所陳者無妨其爲古之美。《詩序》改“思得淑女”之“思”爲“樂”，可與改“金根”爲“金銀”者媲美矣。

《毛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别。后妃説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别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義亦與三家同。而不淫其色之語，又爲《序》之所采，知《序》固雜采羣書爲之也。然失其意者多矣。

“哀窈窕”之“哀”字，乃愛憐之義。魏、晉間人，多如此用；漢人用者尚少，先秦更無論矣。惟《墨子·備梯》，子墨子甚哀之，係如此用。然漢人寫定古書，於字句之出入，不甚計較，此等處，難保非寫者所定也。知《序》之著於竹帛，必在東漢時也。然鄭讀爲衷，則非。《詩序》筆法，有極平近者，如“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此等承接之法，便非西漢人所有。試與《史記·封禪書》“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士興”相較，便見其用字同而文氣不同。又如“華落”、“色衰”等，亦非西漢人語，著之竹帛者係衛宏，殆無可疑也。

如《論衡·謝短》之説，則今學家謂三百五篇皆周詩。案辯《商頌》非商詩者，如《詩古微·商頌魯韓發微》爲最精。予舊撰《鬼方考》，可相參證。《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數語之間，自相矛盾。“上采殷下取魯”六字，蓋後人記識之語，溷入本文者也。魏氏曰：“《左氏》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頌》，曰：美哉，盛德之所同也！杜《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何以季札觀樂，統之《周頌》中乎？”案古人記事，不甚精密，季札觀樂，立夫子正樂之前，而十五《國風》及《雅》《頌》，均與今詩同者，《春官·大師疏》引鄭衆《左氏注》，謂傳家據已定録之，是也。《詩譜序疏》引服虔説同。此亦孔子純取周詩之一證。

商與宋雙聲，魏氏所列證據備矣。尚漏《左》僖二十二年天之棄商久矣一條。雙聲字本可通用，魏氏謂魯定公諱宋，孔子改宋爲商則非。古諱之之字，取同義而異聲，不取同聲而異形也。《宋世家》以《商頌》爲正考父美襄公之作，《孔子世家》孟僖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戴、襄相距百十六年，宣、襄相距亦七十九年，且正考父生孔父嘉，殤公時死華督之難，與襄公必不相及。魏氏釋難，殊近强辭。年代人地名之舛譌，乃古書所恒有，不必曲爲之説，亦不得以此而疑三家之説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三九三左氏自相牴牾，詩序襲之

古學家之説，大抵采綴古書而成，然初不甚密，以古書本多牴牾處也。淺者不加詳考，以爲信而有徵，悮矣。《詩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齊人請妻鄭忽，而忽不欲，見《左氏》桓公六年及十一年，此《序》之所本也。然其後誘執祭仲，要以立突者，宋也。桓公十一年。立突而責賂，魯人平之，不可，於是助突伐宋。十二年。而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十三年。又會魯於曹，使弟語來脩曹之會；而齊與宋、蔡、衛、陳伐鄭，十四年。突出忽入；魯會宋、衛、陳納突，不克，十五年。又會宋、蔡、衛於曹而伐之；十六年。昭公見弑，十七年。齊殺高渠彌。十八年。是始終黨突者魯，立以求賂者宋，附和之者曹、衛、蔡、燕；齊則始終助忽也，安在其無大國之助乎？蓋《左氏》自相牴牾，作《詩序》者，亦不暇詳察而采之也。桓六年，以齊侯欲妻忽者即文姜，尤誤。鄭亦沿之，已見《疏》駁。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三九四毛詩訓詁之誤

《毛詩》稱《訓詁傳》，不徒其傳不足信也，即訓詁亦有誤者。皮鹿門《詩經通論》曰：“或謂大毛公六國時人，安見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國時人，并無明文可徵；且《毛傳》實有不可信者。丕顯二字，屢見《詩》、《書》，《毛傳》於《文王》有周不顯曰：不顯，顯也。又於不顯亦世曰：不世顯德乎。是其意以不字爲語詞，爲反言；不知不顯即丕顯也。不顯亦世，即丕顯弈世也；不顯不時，即丕顯丕承，《清廟》之不顯不承，正丕顯丕承之證也。《卷阿》伴奂爾游矣，伴奂疊韻，連文爲義，與下優游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顔注《漢書》引《詩》，正作畔换，亦即《閔予小子》之判换，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毛傳》乃云廣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奂爲兩義，伴訓廣大，奂訓有文章，不知下句優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優游爲兩義乎？《正義》據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無文章，伴乎其無涯際。孔晁，王肅之徒。其所引即《孔叢》、《家語》之類，王肅僞作，必非聖言。《蕩》曾是强御，强御亦二字連文爲義，《左氏》昭元年《傳》曰强御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强御，皆二字連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過，其御足以犯難。《史記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强御，猶强暴也。强御，即《爾雅·釋天》之强圉。漢《石門頌》倒其文曰綏億衙强，惟其義同，故可倒用。《毛傳》乃曰：强，梁；御，善也。不知二字連文，而望文生義，豈六國時人之書乎？”案雙聲即重言而異其韻者，其字雖變，其意則一，故可合用，亦可分用，如《老子》之忽兮恍兮是也。孔晁所引，伴奂分言，正見其與優游一例。皮氏斥爲王肅僞作，似非；然《毛傳》訓詁之誤，則百口無以自解矣。又案《莊子·秋水》：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釋文》云：本亦作畔衍；《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作叛衍，云：叛衍，猶漫衍也，此亦即伴奂異字。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三九五太誓後得

今之《尚書》，爲伏生所有者，凡二十八篇。《漢書·楚元王傳注》引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與今所傳之數合。然《史記·儒林傳》，謂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論衡·正説》曰：“説《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或説《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又曰：“或説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論衡》所謂儒生，皆指博士之徒，此篇所正之説，即爲博士學者之説，皆今學家言也，而其數皆二十九；《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其《章句》，則歐陽三十一卷，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解詁》，大小夏侯二十九篇；彌復睽異，何也？曰：《史記·儒林傳》之文，蓋後人所竄。《歐陽經》三十二卷，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字皆有譌，《左海經辨》曰：“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王鳴盛《尚書後案》并引《漢志》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予徧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卷，上‘二’字誤脱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志》，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當作三十一，與其章句同。伏生經二十八，而大小夏侯二十九，歐陽三十一者，益後得《太誓》，歐陽析爲三，而大小夏侯合爲一，譌竄之《儒林傳》及《論衡》，皆據後來之卷數言之，故與伏生所傳之數不合也。此增出之一篇，陳恭甫欲以《書序》當之，自非，王伯申辯之甚悉；然以《太誓》爲伏生所固有，則非也。請得而辨正之。

王氏之説，不外二端：曰《史記》、《漢書》皆未及《太誓》後得事；曰諸家徵引在向、歆所謂後得之前者甚多而已。案古人著書，體例麤略，往往偏據一端，不復更加考核。班氏《藝文志》，大抵根據《七略》；其《儒林傳》，則根據《史公書》，而益以後來之事，其所據者，適皆未及《太誓》後得事，班氏亦遂仍之，而未更加蒐補，此等蓋古人所時有矣。至《史記》述伏生事，則全係古學既興後之躗言，其爲後人竄入，更無疑義。斷不能據之，以爲伏生之《書》本有二十九篇之證也。

古人麤略，大抵於年月日人地名等爲最甚。諸家説《太誓》後得，年代不同，即其一證。《别録》言武帝末，見下。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見《泰誓疏》。獻帝建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説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與《論衡》之説略同，見《書序疏》。《書序疏》曰：“《漢書》婁敬説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入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其見解實即王氏所本。然如《尚書》篇卷總數，及其中有一篇爲後得等，則犖犖大端，不容有誤；即欲作僞欺人者，於此等處，亦必不容妄造。故知古書不容輕信，又不容過疑；要在分别觀之，逐一加以審覈也。《正説》又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云《易》、《禮》各益一篇，誣；河内女子得書，事非誣罔，以後得《太誓》確有其物也。《易》、《禮》，蓋如竇公獻書，與當時已有者復。云《尚書》益一篇，則不誤也。《書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别録》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别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左氏疏》云：“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惟得二十八篇。故太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僞《太誓》一篇，通爲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襄公三十一年。疏家不知《史記》之文爲後人所竄，當時無考證之學，其無足怪。然所引馬融、鄭玄皆漢人；《别録》不盡信，亦不盡誣；孔臧與安國書，自系僞物。《史記·儒林傳索隱》載其辭曰：“舊《書》潛於壁室，歘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知以今文讎古隸篆，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并爲之傳也。”與《僞孔傳序》係出一手，顯然可見。然亦可證臧時《書》止二十八篇，故僞造臧書者，不云二十九也。疏家之説，亦有傳授，小節時有譌誤，大端不容虚誣，正與傳注家言同。固不容以後人之億見，疑自古相傳之事實也。

然則何解於漢人徵引《太誓》者，多在後得之前乎？曰：此由古人經傳不别，後得以前，《太誓》固不存於經，然未嘗不見於傳也。請更進申其説。

《書序疏》曰：“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百二篇之説，蓋因張霸僞書，流傳民間而起；《論衡·正説》：“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佚文》亦云：“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尚書》傳在民間。”三千二百四十篇，則因《詩》三千餘篇之説而附會；見《史記·孔子世家》，後人多疑之。然《正説》亦云：“《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删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史記》亦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苟從“去其重”“删去復重”兩語著想，即可知其言之不誣。歷代郊廟歌辭，固多相沿不改者。郊廟且然，況於餘事？後世且然，況於古代？此其全首相復者也。又不論歌謡，辭句往往彼此相襲，雖全篇不同，而一章或數句則無異，古樂府及今日流傳人口者皆然。論者多以佚《詩》散見古書者不多，而疑三千餘篇之説不可信；知此，則知古詩一篇，可化爲數十百篇，以盈三千之數不難矣。〇《書》者，古記言之史，稍文明之國皆有之，如《大學》引《楚書》，《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司馬叔游引《鄭書》是也。孔子周流列國，所見庸或甚多，然謂數至三千，於理終難盡信；況云求而得之，益可決爲虚説矣。皆不足信。然使古之所謂《書》者，二十八篇之外，别無形跡，則此等説亦必無自而生。今佚《書》之散見古書者固多，即見於伏生《書傳》者，亦自不乏，此則百二篇及三千二百四十篇等説所由來也。

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審，而又好爲附會，故其説愈晚出者，則其失真愈甚。史公著書，迄於麟止，當經學初興之日，今文家之曲説未興，況於古學家之淫辭乎？故其言多可信據。《孔子世家》曰：“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據此，知《書傳》、《禮記》爲同物。《禮記》備載三代之禮，不止於取以爲教之十七篇，則《書傳》亦多存古事，不限於取以爲教之二十八篇可知矣。此佚《書》之名，所以多見於《書傳》中也。

傳之體，自古有之，别見《傳説記》條。《孔子世家》所謂“序《書傳》”者，蓋與後來之《書傳》非同物。序《書傳》之《書》，謂自古所傳記言之史；其傳，則自古相傳，與此書并行之物。此皆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序之；自孔子序之之後，則儒家所謂《書》者，乃孔子取以爲教之二十八篇；所謂傳者，則弟子傳此二十八篇者之辭也。古經傳不甚立别。今二十八篇，文義有極簡質，類古史官所記者；亦有極平易，類東周後人所爲者。蓋孔子之於二十八篇，不徒取其經，而兼取其傳。所取以爲教者，雖止於二十八篇，而誦説所及，未嘗以二十八篇爲限。其經傳兼采，亦如其所序之二十八篇也。此則佚《書》之所以多見於《書傳》中也。知此，則無疑於漢人徵引《太誓》，多在後得之先矣。

漢人最重師法；師所不傳，弟子必不敢妄益；而歐陽、夏侯皆以後得之書，附於本經之内，何也？曰：此由其與傳相出入也。諸家所引《太誓》，多在後得之前，而其文亦見伏生《書傳》，王氏《述聞》已備徵之。如予説，《太誓》必非伏生所有，則諸家所引，謂其非本《書傳》，不可得矣。逸十六篇，絶無師説，馬、鄭即不爲作注，況歐陽、夏侯乎？其能傳以教人，正以其與傳相出入故也。《左》襄三十一年《疏》云：“令《尚書·太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注也。”馬融固不信此《太誓》者，而亦爲之作注，以其有師説故也。

《僞泰誓疏》引：“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難甚强，而王氏於此，一語不及，然則伏生造僞書以欺人邪？抑爲僞書所欺也？必知孔子序《書》，雜取經傳，孔門所謂傳者亦然；孔門所傳之經，既爲孔子所序，篇帙或較完具；傳則隨意徵引，首尾大抵不完；然後知古書所引《太誓》，多不在後得《太誓》中之由也。造僞書者，必求諸所徵引俱在，以爲其書非僞之徵，東晉晚出古文正然，漢時後得《太誓》則否，正可以此決其非僞矣。

傳既兼存古書，則後得《泰誓》，似宜附之於傳，不宜以之益經，而三家皆入之本經之内，《孟子·滕文公》趙《注》：“今之《尚書·泰誓》，後得以充學。”案《漢志》不别著録，即其附入本經之一證。豈以其爲宣帝詔下故乎？果然，亦難免曲學阿世之譏矣。古學家《書》有百篇之説，固今學家有以啓之也。然《左疏》謂後得《太誓》，未立學官，則雖傳以教人，視之究與本經有别，終見今文師之矜慎矣。

馬融譏後得《太誓》在子所不語中，頗可見孔子序《書》去取之由。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固亦不在二十八篇内也。

《宋書禮志》載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略同。《新學僞經考》謂此爲劉歆僞造之《舜典》。予謂緯書多用今文，此文蓋亦出《書傳》也。

三九六漢人説尚書傳授之誣

漢人於史事，尚未知覈實，故所述羣經授受源流，多不可信；而於《尚書》，野言尤多。《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壁藏之信否，及安國有無《古文尚書》，别見《孔壁得書》條。古人學問，率由口耳相傳，罕著竹帛，伏生何至專恃本經，亡其書即無以爲教？獨得二十九篇，即祇能以二十九篇教邪？古人傳經，最重師説，經傳皆散無友紀，師説則自有條理，非可襲取其偏端也。頗能言即涉以教，此乃後世餖飣之學，剽竊之爲，古人豈其若是？《史記》此文，其爲妄人所竄無疑矣。

漢初傳經，皆重義理；至古學興，乃一變而重文字；於是野言又因之而興。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書·儒林傳注》引。《舊唐志》：《詔定古文官書》一卷，衛宏撰。《新唐志》又作《詔定古文字書》。古言知，猶今言識。云不知，是指文字言，意謂書本古文，因其不能正言，故錯不能盡識也。殊不知漢初文字，與先秦極爲相近；詳見予所撰《中國文字變遷考》。伏生藏書，晁錯斷無不識之理；即謂不識，而伏生以《尚書》教，已非一日，豈并别寫一本而不能？至晁錯奉詔往受時，猶出壁藏之本以授之邪？衛宏之言，適自暴其爲以意附會而已。因古學家謂今文經字多譌，而伏生壁藏，必爲先秦古文也，於是有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之説，《僞書》之《僞孔安國傳序》是也，此説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説，又不相容。疏家乃謂初實壁内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以資調停。輾轉附會，委曲彌縫，合而觀之，真可發一大噱。

晁錯受書伏生，既見《史記》本傳，又見《儒林傳》，當非虚辭，然其措辭，皆不審諦。《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本傳云：“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此所云“天下無有”，“天下無治《尚書》者”，乃謂漢朝求之他方，皆未得其人，而獨聞濟南有伏生也。天下豈真無儒？漢朝自不聞耳。山東之儒，豈止伏生一人？舉尊宿，故言伏生耳。不云漢人不聞，而云天下無有；不云治《尚書》者伏生最爲大師，而云獨聞濟南伏生。後人之誤會，皆此等疏略之辭啓之也。

晁錯雖受《尚書》於伏生，不聞其更有所授。《史公》云“晁錯明申商”，《自序》。則錯於《尚書》，時承命往受，錯實非治《尚書》者也。而《論衡》云“晁錯傳於兒寬”，《正説》。恐亦附會之辭。《後漢書·何敞傳》：“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子孫述其父祖，亦多增飾之語，不必信也。如韋孟《諷諫詩》，實其子孫所託，即其一例。

三九七孔壁得書

孔壁得書一役，姑勿論其信否，而其輾轉傳述，互相乖異，已足見漢人附會之一端。案此事見於《漢書》者，爲《藝文志》及《楚元王傳》、《景十三王傳》。《藝文志》所著録者：《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於《論語》云：“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於《孝經》云：“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志》又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此可見造古文者，以諸家説爲不安而改之，亦古文經不足信之一證也。《楚元王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疑當作三十有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歆所言《逸禮》及《書》，篇數與《志》合。所異者，無《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歆但言“經或脱簡，傳或間編”，而《志》明言所脱簡數字數而已。《漢志》云《書》“凡百篇”，又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之《書》，百篇完具。《禮古經》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漢志》之意，謂出孔壁者幾何未能定，見下。今姑不列；而《書》百篇，加《論語》、《孝經》，已百二十二篇矣。簡策繁重，孔壁安能容之？見下。竊疑《書》有百篇之説，劉歆時尚未有；而《班志》又據後人之説，以改《七略》元文也。脱簡、間編，理所可有，然謂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則爲理所必無。果如此，文義豈復可解？此全係古學既興後，輾轉增飾，不顧事理之辭，向、歆皆通人，必不作此不通之論也。知此必非《七略》元文，或并非《班志》元文矣。不知經有奪文，而即隨文爲説，漢人亦有之。如《詩序》以《關雎》爲《風》始，義實同於三家，下文“是謂四始”之上有奪文。鄭答張逸遂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即其一事。然此惟專據書本，而又博而不精者，乃有是弊。今文師學有淵源，必無是也。〇《史記·儒林傳》：兒寬之學出於歐陽生。《漢書》則兼出孔安國。歐陽生子又受業於寬。寬弟子蕳卿，則夏侯勝之師也。然則安國之《書》，歐陽、夏侯亦當聞之。即謂逸十六篇，以無師説不傳，豈并脱簡脱字，亦不爲補足邪？抑安國祇考逸《書》，而於不逸者，訖未校讎，直待至劉向邪？《史記·五宗世家》：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二十六年卒。其卒，當在武帝元光五年，前於麟止者八年。《世家》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馬，接徙爲魯王言之；下又云季年好音，則共王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壞壁得書，當在景帝之世矣。而《史記》於此，一語不及，殊可疑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叙共王事，略同《史記》。下又歷叙其後嗣。既訖，乃曰：“恭王初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沾綴之跡既顯，而又語焉不詳；而其辭又與《藝文志》如出一口，恐係後人據《藝文志》作此約略之辭，綴於傳末，亦非班氏元文也。何者？使此文爲班氏所著，則當云事見《藝文志》，以便讀者互考；若非班氏所著，則作此傳者，與作《藝文志》者，兩不相謀，當紀其詳，不容作此約略之辭矣。若謂《傳》本詳載，班氏以其與《藝文志》複而删之，則并此約略之辭，亦可不著也。故知此非班氏元文也。後人此等記識之語，溷入古書中者甚多，詳見拙撰《章句論》。

《漢書》而外，載得古經事者，又有《説文解字序》及《論衡》。《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此《禮》、《記》及《藝文志》之《禮》、《記》二字，皆當分讀，《禮》指《禮古經》，《記》指《明堂陰陽》及《王史氏記》也。或本作禮，禮記，而奪一禮字。然則許説與《藝文志》合。惟《左氏》，劉歆及《藝文志》皆不言所自來，而許謂獻自張蒼，未知所據耳。《論衡·佚文》曰：“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宫，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闓疑當作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疑亦當作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正説》曰：“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此可見《書》有百篇之説所自來。又曰：“説《論》疑奪語字。者皆知説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此文疑有奪誤。《漢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魯》二十篇。如《志》及如淳説，則《古論》篇數多於《魯論》，而實未嘗異；《齊論》則多二篇。則此文“齊魯二”之“魯”字當衍，三十篇當作三十二篇。否則《河間》九篇當作《河間》七篇。或“《齊》《魯》二”之“二”字衍，亦如下文作《齊》《魯》《河間》九篇。至昭帝女此字疑誤。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佈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案書》曰：“《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仲任言《禮》，篇目又增於舊。《書》有百篇，《漢志》未云皆出孔壁，此始鑿言之；并言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劉歆及《漢志》皆云孔安國得書，此云武帝使使取視，遂祕於中，外不得見。《左氏春秋》，劉歆、《漢志》皆不言所自來，《許序》言獻自張蒼，此并云得自孔壁。犖犖大端，互相違異如此。

孔壁得書，事有極可疑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史公自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自序》亦云：“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後漢書·鮑永傳》：拜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乃會人衆，脩鄉射之禮，請（董憲别帥彭）豐等共會觀視，手格殺豐等。”《東平憲王傳》：“分陰太后器服，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蓋聖人之居，聲靈赫濯如此。共王即荒淫，安敢遽壞其室？且齊、魯者，漢時文學之都會也，言文學者必稱焉；學問之士，尤多出焉。孔子宅果見壞，必多有及其事者，其文當散見諸處；不當先漢之世，劉歆而外，更無一人齒及也。《景十三王傳》不足信，已見前。《藝文志》本《七略》，《七略》出於歆《移太常博士》，更明係歆語矣。夫孔子冢大一頃，非宅大一頃也。一頃之地，蓋百有餘室皆在焉。古之授宅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以孔里爲名，蓋亦邑居之制。百有餘室，僅大一頃，蓋室不逮一畝矣。後世地狹人稠，固不得盡如古制也。然孔子故居，及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之處，占地亦必不能甚廣可知。古卿大夫之室，前爲寢，後爲房；民居則一堂二内。見晁錯《論募民徙塞下書》。《史記》稱孔子之居曰故所居堂，弟子内，蓋謂孔氏子弟，非受業之弟子也。頗於民居相近，其占地不能甚廣又可知。能藏書幾何？《史記·儒林傳》曰“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絶”，則秦亡而儒業即復；《傳》又云“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尚係遼緩言之。孔鮒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而鮒弟子襄，爲孝惠皇帝博士。自陳涉之起，至孝惠之立，凡十有六年；至其崩，亦二十有二年耳；爲博士官，年不能甚少，鮒之死，襄必已有知識矣，壁中之書，孔氏所藏與？襄等不應不知；非孔氏所藏與？以魯儒業之盛，中絶之時之暫，與知其事之人，不應無一存者；安待共王發之哉？《史記》云“故所居堂”，而《論衡》言“孔子教授堂”，語亦不合。疑漢世魯中諸儒，自有講堂，即《後漢書·鮑永傳》所言者，初未必孔子教授之所，而仲任又以意言之也。升堂聞絲竹之聲，語已近怪，至謂古文不當掩，而漢俟以爲符，則更媚世之談矣。明孔壁得書之説，與讖緯荒怪之言同時并出也。

劉歆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安國之年，實不能及天漢，前人已有論者。年月舛誤，古人時有，原不能據此以定歆説之僞，然歆之無真知灼見，則於此可見矣。至《論衡》之言，則其年代事跡，舛誤更甚，更不足據。近人或以充持論覈實而信其説，然持論覈實是一事，審於史實又是一事。充持論誠多覈實，而説史實則多野言。使其生於今日，可以爲哲學家，可以爲科學家，不能爲史學家也。

怪迂之談，託之安國，并不自東晉始。鄭玄《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書堯典疏》引。此東漢之古學家，自託於安國也。亦并不自東漢始。《漢書》述《古文尚書》之學始於孔安國，傳之都尉朝，以至庸生，《後漢書·儒林傳》作庸譚。即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謂“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者也。庸生之《尚書》，傳之胡常；常又傳《穀梁春秋》於瑕丘江公；與江公三傳弟子尹更始之子咸，同受《左氏》於更始；更始之學，出於貫公之子長卿；長卿之學，傳自其父；又受《毛詩》於毛公，傳之賈延年，以及徐敖；而敖又授《尚書》於胡常者也。敖之書，傳之王璜；璜則受《古文易》於費直。古文授受，輾轉皆出此數人，而其世代又多不讎，謂其學有師承，得乎？《後漢書·儒林傳》謂孔僖世傳《古文尚書》，亦不足信。

劉歆所謂魯國桓公者，蓋徐生之弟子。《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桓生蓋亦頗能通《禮經》而未善者，故西漢人數經師者不之及。則知《史記·儒林傳》所列八家，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皆當時第一流學者也。而劉歆乃援彼頗通而未善者以自助，抑何其下喬而入幽乎？

漢初傳經，本重大義，至古學出，乃斤斤於文字之間，然其所以自侈者，亦不過謂今經或有譌奪，如所謂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而已。至東漢，乃有以古書之字，爲時人所不識者，如《論衡》謂共王得《百篇尚書》，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成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是也。《尚書·僞孔傳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説本於此。

《後漢書·陳寵傳》：“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則壁藏《詩》、《書》，漢世確有其事。孔壁得書，伏生壁藏，蓋皆因此而附會也。然觀其説之誕謾不中情實，而其爲附會可知矣。秦焚書之令曰：“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其誅甚重，而令下三十日不燒，不過黥爲城旦而已。秦法雖酷，行於山東如何，殊不可知。以當時愛尚藝文者之多，豈盡能奉令維謹？官吏亦豈能真按户窮索？《史記·六國表》曰：“《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明當時不燒者實不少，此實録也。《漢志》言《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一似凡在竹帛，無不燒毁者，則想像之談矣。《漢志》所載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雖有漢人所撰，要以出於先秦者爲多，豈皆有人壁藏之歟？抑皆諷誦，不獨在竹帛歟？則知壁藏《詩》、《書》，秦漢間雖有其事，而書之存則不盡由此，抑不由此者正多也。而後人附會，一若孔壁得書，於經籍有絶續存亡之關係者，則皆《論衡》所謂語增而已。仲任詰難經生，不遺餘力，而於古學家附會傳譌之説，初不深思，亦可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矣。

或曰：古人於年月日人地名等，時有錯誤，至於事之大體，則遞相傳述，必不容全屬子虚，子不既言之乎？見《太誓後得》條。孔壁得書，果云烏有，劉歆安得造作讕言，以誣博士；而博士亦何不據事以折之乎？不知古人於史實，不甚措意；不獨博士聞劉歆之言，不知考校孔壁得書果有其事與否；即劉歆，亦或誤采傳譌附會之説，而未之深思也。何者？歆而欲立《逸禮》及《古文尚書》，逕以其爲中祕之藏，主張立之可矣，何必造作讕言，授人以攻擊之柄？況於中祕書非歆所獨見；書之來歷，亦斷非歆所獨聞；歆即欲造作讕言，曾與校讎者，豈肯皆扶同徇隱？然則孔壁得書，必固有是説，而非歆所造作明矣。然則爲是説者，果有真知灼見歟？曰：無之。王仲任，漢世之通人也，而其説史事，紕繆之端，不可勝指。可知學問之事，隨世益密，求史事之覈實，尚非漢人所知也。當日校讎中祕之士，其才知豈能遠踰於仲任？漢世中祕之書，蓋或得之於魯。壁藏《詩》、《書》，秦漢間既有此事，魯國自亦有其人。既有壁藏《詩》、《書》之人，自當有壞壁得書之事。魯共王好治宫室，或亦嘗壞人之室以廣其宫。至於曾否得書，恐必難於究詰。何則？如前所説，謂共王壞孔壁而得古書，有種種不可信者在也。然市三成虎，豈復可以情理求？一人爲附會之辭，後人更彌縫其闕，則初不知爲何書者，後可鑿言之曰《逸禮》與《書》；初不知爲何人者，後可確指之曰魯共王；初不知爲誰氏之宫者，後可故神之曰孔子之宅；初不知其何由入中祕者，後可億度之曰安國獻之；初猶知爲億度，後竟以爲事實矣。此非厚誣古人，觀於孔壁得書之説之首尾衡決；以及《論衡》述及史事之紕繆百出；固使人不能不作此想也。劉歆殆爲是等説所欺歟？南海康氏《新學僞經考》，以一切僞説，悉爲劉歆一人所造，不徒證以史實而不合，即衡以情理，亦必不然，宜乎近人之攻之也。然遂以當時之古學家爲能實事求是，其欲建立古學，純出於欲廣道術之公心，則恐又不合於事實。果能實事求是，則古學家所立之説，不應多支離滅裂之談；果盡出於欲廣道術之公心，則亦不必與人争立學矣。《漢志》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五十六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案七十之當爲十七，更無疑義，而學字當爲與字，是否則尚有可疑。如敞説，當於“及孔氏”斷句，《禮古經》兼出淹中孔氏；作學字，則當於魯淹中斷句，《禮古經》專出淹中矣。《隋書·經籍志》曰：“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初未及於孔氏。《釋文叙録》引《六藝論》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既兼言《記》，亦無以斷劉氏之意，謂《禮古經》必兼出孔氏也。此亦漢世所謂古經不必出於孔壁之一證。

三九八百兩篇

張霸《百兩篇》，據《論衡·佚文》、《正説》，見《孔壁》條。其爲僞書無疑。然觀《漢書·儒林傳》，則又有不然者。《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并謀反，乃黜其書。”《論衡》云：成帝徵能爲古文者，而霸造《百二篇》奏之，是有成帝之徵，而後有霸之造；《漢書》云：成帝求古文，而霸以能爲《百兩》徵，則霸之能爲《百兩》，在成帝求之之前。觀霸書之黜，由樊并之謀，則霸受父之辭，似非虚語，其不讎一矣。《論衡》云：霸案《百篇》之序，以《左氏》訓詁造作；又云：推精思，作經百篇；是百篇皆出霸僞造，而以《書序》爲依據，如今人之按題作文字者然。而《漢書》云：“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則《百兩篇》中，同於今文書者，已有數十篇矣，安得云皆係僞造？其不讎二矣。案《百篇》之叙而作書，叙當在於書之外；采《書叙》以作首尾，叙亦入於書之中；其不讎三矣。“文意淺陋”者，文指文字言，蓋謂所用多漢時俗語，不應爾雅，以《左氏》訓詁爲之，安得如此？其不讎四矣。“求其古文”者，“其”字當指《尚書》言，謂已有今文，又求古文也。若如《論衡》之言，成帝已有《古文尚書》矣，但當求能通其讀者耳，安得云“求其古文”乎？且既有祕《百篇尚書》，則霸書之僞，一言可決，平當、周敞，何爲勸上存之？而成帝亦安得惜其書而不滅乎？孟喜改師法則弗用；王莽時，諸古學皆立，公孫禄猶劾劉歆傎倒五經，毁師法；師法如此，況於僞造經文乎？云以中書校之，此中書明非《尚書》。蓋成帝之所求，與霸之所能爲，實非一物；特以世無能爲《古文尚書》之人，而《百兩篇》亦《書》之類，故姑以是應詔；而成帝亦出祕府所藏《尚書》一類之書以校之也。《古文尚書》，蓋漢世實無其物，而《尚書》一類之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正多，雖非孔門之書，要是先秦舊籍，故平當、周敞，勸上存之也。若皆據《左氏》、《書叙》僞造，則既有《左氏》、《書叙》矣，復安取此亂苗之莠？豈亦如後世尊信東晉晚出古文之徒，明知其爲采拾綴合之作，猶欲過而存之邪？故霸之書，無所謂僞也。何也？云非《古文尚書》，則霸本未嘗云能爲《古文尚書》；云其書爲億造，古無是物，則孟堅初無是言，乃仲任之妄説也。而仲任謂漢祕府有《百篇古文尚書》，更不待辯而知其妄矣。

然則當時以校《百兩篇》之中書，果何書與？案《漢志·六藝略·書》家，有《周書》七十一篇。《注》曰：“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當時以校《百兩篇》者，疑即此物。何者？既云中書，《七略》應有其目，而《漢志》自此之外，更無《尚書》之類也。七十一加二十九，適百篇，疑《書》有百篇之説既興，曾以此當《尚書》。《漢書·律曆志》載《武成》，即《周書》之《世俘解》，是其一證。若析二十九篇中之《泰誓》爲三，則適百兩篇矣，豈當時校霸書者，雖以其書爲非是，而又竊取其百兩之説，因以祕府所有七十一篇，合博士所傳之三十一篇當之與？《尚書璇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案今《尚書》析《顧命》爲《康王之誥》，鄭康成已然。又逸十六篇，亦有《益稷》，此未必今之《益稷》，然或析《益稷》於《臯陶謨》，亦有所本。則二十八篇，當得三十；加後得《泰誓》三篇爲三十三；合《周書》七十一篇爲一百四；更加逸十六篇則百二十矣。又今《周書》雖有七十一篇之目，存者實祇四十二篇。而康成之《書》於二十九篇，分《盤庚》爲三，析《康王之誥》於《顧命》，又分《泰誓》爲三，爲三十四。於所謂逸十六篇者，又分《九共》爲九，共五十八。五十八加四十二，亦適百篇。《書序》尚不足信，而況《周書》。豈今《周書》之序，實後人據《漢志》篇數妄作，而康成之《書》，嘗合見存之《周書》，爲漢古學家所謂百篇之《書》者，而東晉晚出古文之篇數，亦以此爲本與？書闕有間，誠難質言，然其數之巧合，實不能使人無疑也。抑祕府既有此七十一篇，覽觀者以爲《尚書》之類，因興《書》有百篇之説，而更求能爲之者於民間與？書闕有間，誠難質言，然當時以校《百兩篇》者，則似非此書莫屬。即此外更有他書，相校不讎，亦不能定霸書之僞。以此相校不讎，初不能定霸書之僞。何則？孔門所傳之《書》，雖止二十八篇，而自古相傳《尚書》一類之書，則其數正多，固不能謂止孔門所傳之二十八篇，并不能謂止漢祕府所藏之七十一篇也。然則張霸之書而存，雖非《尚書》之倫，亦必《周書》之類；簡編既佚，辭句罕存，實可惜矣。

《論衡》謂張霸“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亦足爲其書非僞之徵。何者？云次序篇句，是故有此篇句而次序之；云依倚事類，亦是故有其文，而援古書記事，與相比附；皆非僞造之謂也。《漢書》所謂采《左氏》、《書叙》，爲作首尾者，蓋即依倚事類之謂。蓋霸之書，亦誥誓號令之倫，而采《左氏》、《書叙》，以備其事之本末耳。

然謂采《左氏》爲作首尾則可，謂采《書叙》則殊有可疑。《法言·問神》曰：“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設辭以明《書序》之不如《易》，非真謂《易》有所損也。見《原易》條。然今之《書序》，非子雲時所有，則觀於此而可明。何則？苟有如今之《書序》者，按序之名，以求《書》之闕，亦憃者能之也，何至雖孔子亦末如之何乎？今之《書序》，子雲且未之見，而況張霸？而況張霸之父？然則所謂張霸采《書序》者，非《書序》采張霸，則作今之《書序》者，與張霸同采古書耳。謂霸采今百篇之序，乃必無之理也。謂據此而造僞書，更不俟論矣。

《問神》又曰：“昔之説《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此非謂《書》亡《酒誥》之篇，乃謂當時所謂《書序》者，無《酒誥》之序也。此亦今《書序》非子雲時所有之證。

《問神》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此言書之所闕，在於春秋以後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自春秋以後，儒家皆以周爲已亡矣。今二十八篇，出於春秋之後者，僅《文侯之命》、《秦誓》二篇。即《周書》可確指爲記春秋後事者，亦惟《太子晉》一篇。不應三代以前書多存，春秋以後書反佚。張霸書可采《左氏》爲作首尾，其多春秋後物可知。《漢書》謂其文意淺陋，豈以其書多春秋後文字，持與三代文字相較而云然邪？《論衡》謂其以《左氏》訓詁造作，可知其文實與《左氏》相類也？此説與前不讎之四矛盾，姑并存之。

疑晚出古文者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亦可證《尚書》二十八篇爲備之説。何者？《書》苟真有百篇，其中必更有春秋後物，伏生不應都不省記也。

張霸之學，爲今學乎？爲古學乎？曰：古學也。古代簡牘用少，學問皆存於口耳，故經或脱簡，傳或間編，皆非所計；漢今學家尚如此。《金縢》不記周公之死，而今學家知雷風之變爲周公死後事，明經有脱簡也。《禮記》傳自小戴，而《郊特牲》他篇錯入最多，《玉藻》本篇失次特甚，此傳或間編，今學家初不錯意之證。《公羊》昭公十二年：“齊納北燕伯於陽。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不改舊文，而但存其真於口説，蓋自古相傳之法也。古學則本無師傳，全係據書本考校而得，故於文字之異同，篇章之先後、離合，最爲斤斤。康成注《儀禮》，兼存今古文。又其注經，有讀爲、讀若等例，皆其注意文字之證。其注《郊特牲》、《玉藻》等，於篇章之先後離合，亦所究心。鄭箋《詩》改字，《毛傳》則否。《毛傳》早出，古學尚未行也。又今學家之説，皆傳之自古，流異源同，故雖分爲數家，大體仍相一致。觀三家《詩》可見。古學家之説，由於各自研求，故彼此不能相同，前後亦復相異。張霸析二十九篇爲數十，即其更定篇章；《論衡》所謂“次序篇句”。采《左氏》爲其書作首尾，是據傳記立説；《論衡》所謂“依倚事類”。《詩序》之作，全用此法，參看《詩序》條。其所用者，皆古學家之法也。成、哀而後，古學稍行，而霸書獨以樊并謀反見黜，亦可謂有幸有不幸矣。

《論衡·感類》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有王功。伊尹，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論衡》此篇，所駁擊者爲儒者，儒者即今學家也。然則張霸之書，今學家亦引以立説矣。蓋亦視爲後得《太誓》之論，不以爲僞也。

“勸上存之”之存，師古釋爲立其學，非也。存與黜爲對辭。黜者，不充祕府之謂，故《漢志》無霸書。然其書自在民間，故《儒林傳》謂之世所傳也。然則漢世古書，不爲祕府所有者，正自不乏，後人於書之不見《漢志》者，輒疑爲僞物，亦過矣。

平當者，林尊弟子，尊事歐陽高；其學，實伏生之適傳也，而勸存張霸之書；而後漢儒者，亦引霸書爲説。然則今學家於傳記，曷嘗不博采？惡有如劉歆所謂“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者乎？蓋口説者，自古相傳之説也，雖出末師，而淵源有自；傳記者，徒有其書者也，其書雖古，解釋之引用之者，皆出後人，安知不誤？故以傳記證口説可也，信傳記而背口説不可也。信口説而背傳記，非是末師而非往古，正以末師雖出末世，而其説自古；傳記雖出往古，而説此傳記者，實起於末世耳。諸儒所以篤信口説者，非恐其説之見破，乃自古相傳之師法，不容爲妄人所毁也，安得詆爲私意？而劉歆必欲破之以爲快，正見其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耳。

《梁書·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説。”此亦昔人以《周書》爲《尚書》之餘之一證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出版

三九九僞古文尚書有本於荀子者

《荀子·解蔽》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其爲僞《古文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本，人皆知之矣。然尚不止此，《堯問》篇：“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内，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此即《僞書》“惟精惟一”四字所本。更采《論語·堯曰》篇“允執其中”之語以益之，乃成十六字也。古書凡此等處，無不韻者，而此十六字無韻，足見其爲雜凑而成也。《荀子》此篇下節，“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亦爲《僞書》所本，《仲虺之誥》：“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即其切近之一證。

行微，《注》曰“行細微之事也”；行微如日月，《注》曰“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恐非。古言日月，皆取其明，取其東西相從而已，未有取人不見其行爲喻者。《詩·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曰：“微，謂不明也。”《廣雅·釋詁》四：“微，明也。”古多反訓，此微字，亦當以明爲義。

四〇〇馬鄭序周官之謬

漢世今文之學盛行。大學諸生，至於三萬，豈盡高材絶學之士；王充等譏之，宜也。然古學家之鄙陋，似尤有甚焉者。

《周官》制度，多不與羣經合，故武帝以爲瀆亂不驗；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其説是也。乃馬融、鄭玄等尊而信之，玄更以此與《儀禮》、《禮記》并列爲《三禮》。《周官》與《儀禮》、《禮記》各自爲書，本不容互相牽合。鄭必欲以《周官》爲經禮，《儀禮》爲典禮，於是彼此牽合而異説生。案《儀禮》之名，昉見《後漢書·鄭玄傳》，玄注經引《禮經》，尚皆舉篇名，不云《儀禮》。《儀禮》之名，蓋後人因《中庸》“禮儀三千”之文而立。然其名不始自鄭，其原實出於鄭也。三百三千，特舉成數，見其相什，如《甫刑》言五刑之屬三千，而《吕覽·孝行覽》云刑三百，見弘綱之十倍於細目耳，不能求其事以實之也。鄭注《禮器》曰：“經禮謂《周禮》，其官三百六十。”其穿鑿附會甚矣。《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更可發一噱。《禮記正義序》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孝經説》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説》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説》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其《儀禮》之别，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説》、《春秋》及《中庸》并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説》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案謂《儀禮》爲《古禮經》，不知何以能爲《儀禮》是曲禮非經禮之證。《漢志》“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引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同鄭説。又引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則駁鄭説者也。《論衡·謝短》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此相承舊説也。可以見《周官》當經禮之非。經記制度，不與《周官》合者，輒目爲夏、殷禮，或擠爲霸制，而其説之齟齬不可通者多矣。《論衡·謝短》又曰：“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此今學家以經記所陳，多爲周禮之證。又曰：“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此亦據《周官》以疑禮經，然不以《周官》即爲禮經也。制度之變，必隨時勢。今文五等之封，大者不過百里；《周官》乃至五百里，其書所述爲六國時制，即此一端，較然甚明。乃必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周官·天官》鄭《註》：“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又《賈疏序》引《鄭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則其識不如何邵公遠矣。

馬融之言，尤爲可笑。《賈疏序》引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略”云云。一派野言，竟似於前此史記，茫然無覩者。《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謂於故典不加保重，非謂有意毁棄。且此語初不指秦，秦人焚書，大抵嚴於官而略於民，故曰：“《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當作民家，蓋唐人避諱所改。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史記·六國表》。此詩、書二字，苞一切書籍言；周室二字，亦苞凡諸侯之國。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明當時民間之書，不焚者甚多，何嘗有搜求之事。且與秦政相反者，豈獨《周官》而已。除挾書之律乃惠帝，而以爲孝武；命劉向校書乃哀帝，而以爲孝成；蓋因武帝開獻書之路，孝成命劉歆校書，而溷言之，不復分别。此等處古人類然，不足爲怪。然云五家之儒莫得而見，則躗言矣。《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此所謂《封禪》者，即《漢志》之《古封禪羣祀》，與《尚書》、《周官》、《王制》皆書名。林孝存謂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蓋由於此。然則武帝時，羣儒久見《周官》矣。況河間獻王又采《周官》作《樂記》乎！安得謂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哉？鄭衆以《書序》之《周官》，與《周官經》即爲一物，篇卷之多少，文體之異同，茫然莫辨，更可發一大噱。

融《傳》又云“時衆儒并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鋭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并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説，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當作傳。相證明爲解”云云。此説卻近得實。歆請立《左氏》、《逸禮》、《古文尚書》，事在哀帝建平元年，時尚未以《周官》爲言。《漢紀》言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此書蓋自此始稱《周禮》，前此亦稱《周禮》，則後人據後書之。奏以爲禮經，置博士，則在王莽時矣。《後漢書·鄭興傳》，言興晚善《左氏傳》，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又言興明《周官》，而不言其出於歆，而學出於歆之杜子春，不過能通其讀，頗識其説；則歆於是書，實未嘗有所發明也。康南海顧指其書爲歆僞造，誣矣。然古學本無傳授，皆由好事者附會其説，則觀於此而益明也。

古文經果有其物與否，事殊可疑，觀《孔壁得書》一條可知。然今文家同有其書，所異惟在文字者可疑；若别有其書者，轉不容子虚烏有。如《左氏》解經處雖僞，叙事處自真也。《周官》於諸經，有離有合。不合者，或合於《記》及諸子，如《禮記》之《内則》、《燕義》，《大戴記》之《盛德》、《千乘》、《文王官人》、《朝事》，《管子》，《司馬法》等。其非僞造可知。以《考工記》補《周官》，體製既不相類，制度亦復牴牾，如遂人、匠人。果出僞造，何不并《冬官》僞之乎？

《考工記》曰：“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又曰：“輸已卑，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考工記》蓋齊人所傳。司空掌度地居民，不掌工事，云以補《冬官》，繆也。蓋與餘五篇同述官制，故附之其後耳。《周官》多與《管子》合，或亦齊地學者之書與？《史記》言太公極技巧，《貨殖列傳》。豈故太公之法而《管子》述之與？弗可考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四〇一論二戴記上

大、小戴《禮記》，《漢志》皆無之，而有《記》百三十一篇。《注》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釋文·叙録》及《曲禮疏》。《釋文·叙録》引劉向《别録》曰：“《古文記》二百四篇。”又引陳邵《周禮論叙》曰：“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校録經籍，檢得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案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此即《漢志》所謂七十子後學所記者。《隋志》云“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語即本此。《六藝論》後人删引，多非元文，所謂得自孔氏壁中河間獻王者，祇指古文《禮》及《周禮》，不該百三十一篇。而《隋志》以百三十一篇亦獻王所得，實誤。《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今案《漢志·禮》家所著録者：《曲臺后倉》，即《儒林傳》所謂后氏《曲臺記》者，爲漢師所撰；《中庸説》、《明堂陰陽説》皆説；《周官經》、《周官傳》，别爲一家；《軍禮司馬法》，班氏所入；《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議奏》，注曰“石渠”。亦漢時物。惟《古封禪羣祀》，蓋亦古記之倫。《史記·封禪書》云：“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所謂《封禪》，蓋即《漢志·古封禪羣祀》中《封禪》之篇也。《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合《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凡二百七。《小戴記》中：《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故或云四十九，或云四十六。若以爲四十六，則《記》百三十一篇，實百二十八。此《别録》所謂《古文記》二百四篇者，然其中之百二十八篇，實今學也。《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古封禪羣祀》，蓋非二戴所有。陳邵云“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實誤。《隋志叙》之劉向叙録後，則誤益甚矣。二戴在武宣間，何由删向所叙録之書耶？《漢志》言百三十一篇，而《隋志》云劉向檢得百三十篇，亦不合。或云：《禮記·喪服四制疏》云《别録》無此文，此實劉向所檢得者少一篇之證，其説可謂巧矣。然《漢志》原出於向，何以仍作百三十一篇耶？竊疑此無異故，直是奪一“一”字，而後人妄改下文都數以就之耳。《别録》雖不足信，亦必略有據依，不能全僞；釋《别録》之文，自以仍從《漢志》條貫爲是。《樂記》，《漢志》在《樂》家，《孔子三朝記》在《論語》家，《隋志》妄相牽引，非是。陳恭甫曲爲之説曰：“《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然則向、歆校書，但閲篇目耶？可謂進退失據矣。戴東原云：“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别録》：《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志》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録，而尚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陳恭甫亦云：“《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蒼弟子，惡得謂小戴删大戴之書邪？《釋文叙録》云：劉向《别録》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融足三篇者妄矣。”戴陳之説均見《左海經辨》。今案橋仁受學小戴，而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此正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之證。《後漢書》云：曹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有慶氏學。褒結髮傳充業，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其中除“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八字外，皆指禮經言之。慶氏之學，與二戴同出后倉。十七篇三家所同，而《禮記》爲二戴所獨，四十九篇又小戴所獨，故加又字以别之。《史記·五帝本紀贊》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今二篇皆在《大戴禮記》中。云儒者或不傳，此即二戴以外不必皆傳《禮記》之證。陳氏謂褒所傳四十九篇，亦出慶氏，誤矣。《隋志》：《禮記》十卷，漢中郎將盧植注。《舊唐志》：《禮記》二十卷，盧植注。《新唐志》：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儒林·元行沖傳》載《釋疑論》云：《小戴》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則《隋志》謂馬融、盧植更定是書，鄭玄依盧、馬之本而作注，必有所本。盧、馬曾去其繁重，及所叙略，故雖益三篇，篇數仍爲四十九，安得謂其以《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録，而尚多三篇，乃聊以歸之乎？《釋文·别録》有四十九篇，篇次與今同外，又有“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十六字，陳氏删去未引，則其説亦未確也。《四庫書目提要》云：“鄭玄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玄、盧植，融絶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不知古人言語麤略，《考工記》實後人所補，而康成於《周官》亦逕云河間獻王得六篇，安保其於《禮記》源流，言之必悉？兩漢學者，兼通諸經者甚多，史傳安能盡載？況融之更定《禮記》，實與盧植共之乎？康成依盧、馬之本作注，説亦見於《禮記疏》，必非無據之談也。要之《記》百三十一篇，實爲今學，大戴傳其八十五，小戴傳其四十六，無所謂大戴删《古記》，小戴删大戴也。《漢志》蓋正合大小戴之所傳而著之耳。

原刊《群雅月刊》第一集第五、六卷，一九四○年出版

四〇二論二戴記中

陳恭甫又云：“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稚讓之言，必有所據。”因謂“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叔孫通”；“《爾雅》爲通所采，當在《大戴記》中”，其説尤誤。揖表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祚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徠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嗣。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越絶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説。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表》意乃極言文字之當雅，而稱叔孫通撰置禮記，能不違雅耳。絶無今之《禮記》爲通所輯之意。古言典禮事者皆謂之記，不獨古事，即當世之事亦然。《大戴記·公冠》篇載漢昭祝辭其證。《史記·禮書》云：“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漢書·禮樂志》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此即揖所謂撰置禮記者。其所撰皆秦所擇六國舊文，增益減損，不過頗有而已。其文自然近古，故張揖稱其不違，舉爲辭尚爾雅之證也。揖明言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絶不言通嘗置之《禮記》中。安得節取數語，而生曲説乎？《禮記》果通所撰，漢朝何由復失之，而有待於河間獻王得之乎？

陳氏又引臧在東之言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夫古書文辭，互相出入者何限，安得摭拾之，爲《禮記》中有《爾雅》之證？果若所言，佚《詩》佚《書》在《記》中者不乏，又可謂其皆在《禮記》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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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三論二戴記下

今之《禮記》，見疑爲秦時書者三篇，《王制》、《月令》、《樂記》是也。予初以《王制》有古者周尺之語，疑爲漢人作；由今思之，殆不其然。古書多後人附益誠然。然有有意作僞者，有偶然記識者，要當觀其大體，不得泥於一端也。二戴《記》撰次之意，今不可見。觀其大體，似係專取故書。《樂記》二十三篇，入《小戴記》者十一，餘十二篇，《正義》具存其目，其末篇曰《竇公》，明係漢時事，見下。《禮記》即不之取。《樂記》予雖信爲馬融所附，然融有增益，亦必依據舊例，一也。《荀子·樂論》，大同《禮記·樂記》，而多闢《墨子》語，蓋後人所增；可證馬融所益，乃較古之本，二也。《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盧植疑《王制》以此，然《索隱》引《别録》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明與今《禮記》中之《王制》不符。今《王制》言巡守者皆《書傳》，言封禪事者無之。或曰：柴於岱宗即封禪；然則封禪五歲一舉，安得云曠絶莫知其儀耶？《繁露·郊祀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郊祭》引《王制》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紼而行事”，皆與今《禮記》之《王制》同，足徵故有其書。《正義》云：“《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制。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然鄭駁《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則似又以爲孔子嫡傳者。凡鄭説固多如是，不足辨也。

《月令》，蔡邕、王肅并云周公所作，《釋文》。蓋以其見於《周書》云然，其説誠不足據。然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偏見之徒，或云吕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其説自允。鄭《目録》云：《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杜預《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吕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左氏》桓公六年《疏》引。則昧其原本矣。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疏》云：“周無大尉，惟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又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又自難之曰：“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韋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又自解之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案始皇之改年始，《史記·本紀》明記其事，在二十六年并天下之後。《封禪書》亦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吕，事統上法。”又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然則終始五德，説實出於東方；以黑龍爲水瑞，乃後來附會之辭。安得鑿空謂秦未平天下前，即以十月爲歲首乎？乃命大尉，《吕覽》作大封，以今言道古事，古人多有其例，然則大尉二字，蓋傳者所改；授朔亦或傳者移之九月，要不得以是偏端，疑全篇皆爲秦人所作也。言《月令》者，是篇及《吕覽》、《淮南》而外，尚有《管子》之《幼官》及《輕重己》，雖不密合，大要所本者同。《周書·月令》已亡，而《時則》記二十四氣之應，與《禮記》、《月令》皆合。竊疑是篇乃合《月令》、《時訓》兩家之言而成。《疏》又以服色車旗，并依時色，與《周官》六冕等不合，而疑其非周法。不知其所據實較《周官》爲古。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後漢書》本傳。其説實最平允也。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疏》云：“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别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案《史記·樂書》亡，張守節云：褚先生取《樂記》補之，其文全與《樂記》同。則十一篇之自爲一篇舊矣。《禮記疏》亦云：“《别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至劉向爲《别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義疏》又云：《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語未知何出，要必有所本。亡篇十二，《季札》第十八，疑即《左氏》所載季札觀樂事：《竇公》第二十，疑即《漢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事。《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而樂謂之樂”，在今《禮記·樂記》中；又引曰“土曰壎竹曰管”云云，陳卓人《疏證》疑出《樂器》第十三；亡篇之可考者如此。《志》又言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疑即所謂河間獻王采《周官》者。《樂記疏》云：“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則《樂記》所出，説有多端，必不止一公孫尼子。此亦所謂采諸子者。竊疑王禹之二十四卷，與劉向之二十三篇，亦第小有乖異。正惟大體相同，故可以互勘而著其不同也。然則《樂記》十一篇，乃自古相傳之物；其十二篇，則河間獻王等采摭古籍而成，正不能并十一篇亦疑爲漢人所作矣。

原刊《群雅月刊》第一集第五、六卷，一九四○年出版

四〇四論爾雅誰作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張揖《進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説。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今案《爾雅》之文有明出秦漢後者，如《釋魚》“鱊鮬、鱖鯞”，《注》云：“江東呼爲妾魚。”《疏》引《説文》云：“鯜魚出樂浪潘國。”“魵鰕”，《注》云：“出穢邪頭國，見《吕氏字林》。”《疏》云：“案《説文》亦云。”《釋鳥》“鵽鳩、寇雉”，《注》云：“出北方沙漠地。”“翠鷸”，《注》云：“生鬱林。”《疏》云：“樊光云：出交州。”《釋獸》“貙獌似貍”，《注》云：“今山東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疏》云：“《字林》云：豻，胡地野狗。”“狻麑，如虦貓，食虎豹”，《注》云：“即師子也，出西域。”《釋畜》“騊駼，馬”，《疏》云：“《字林》云：北狄良馬也。”此等或尚非叔孫通所知，安得云周、孔及孔門弟子。蓋古言“作”者與今異，今人言作，多指篹集之人；古則推原其所自出。以《爾雅》之文或同《周官》，昔以《周官》爲周公之書，則以爲周公作；以其多釋五經；則指爲孔子作；或言孔子門人，又或以子夏列文學之科而鑿指之。云出叔孫通者，以其爲漢制禮，亦未必有何依據也。惟梁文或爲篹集之一人耳。

凡備檢閲之書，往往遞有增益；《神農本草經》其證。《四庫書目提要》言《爾雅》所取，及於《莊》、《列》、《尸》、《管》、《吕》諸子，《國語》、《楚辭》、《山海經》、《穆天子傳》。《爾雅》固未必爲釋此等書作，《穆天子傳》尤爲晚出僞書，不能在《爾雅》前，然亦可見其采摭之博。《提要》又引曹粹中《放齋詩説》，謂《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亦其書成甚晚之證。解家以一篇爲周公作，餘則或言仲尼，或言子夏，或言叔孫通，或言梁文，固不足信。然其中有一篇最古，餘爲後來所增益，則或當不誣。趙岐《孟子題辭》，言孝文時，《爾雅》亦置博士，未知信否？然平帝元始五年，嘗徵通《爾雅》者，則民間固有通其學者矣。通其學必有其書，今之《爾雅》，蓋此等人所纂集也。

原刊《群雅月刊》第一集第三卷，一九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四〇五釋爾雅

“爾雅”二字，昔人多釋爲近正，非其朔也。夏、雅一字，爾雅蓋即近夏。古重楚夏之别，是以《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孟子斥許行爲南蠻駃舌之人。其後南北大通，楚夏之殊稍泯，而去古漸遠，古訓轉覺難通。於是正與不正，初致謹於語言者，後漸致謹於文字。而正與不正之别，始以近夏與否爲準者，繼乃以近古與否爲準矣。《史記·樂書》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儒林傳》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漢書·王莽傳》：“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説。”皆爾雅之辭近古，而義不易通之證。古本不可稱雅，所以稱近古爲爾雅者，以爾雅二字，習用既久，已變爲近正之義。當時文字，以古爲正，遂從而襲用之耳。以近古釋當時之所謂爾雅，原不爲過。然雅字本無古義，亦無正義，要不得不分别言之也。《大戴禮記·小辨》篇，孔子謂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此以近古爲爾雅最早者，恐亦漢人語也。

原刊《群雅月刊》第一集第三卷，一九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四〇六圖讖一

張衡言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後漢書》本傳。後人因以爲讖始西京之末，非也。讖緯相附，始於西京之末，若徒論讖，則其所由來者舊矣。《説文·言部》：“讖，驗也。有徵驗之書。”《竹部》：“籤，驗也。”二字音義皆同，即今所謂豫言也。《史記·趙世家》叙秦繆公夢之帝所事，曰：“秦讖於是出矣。”《扁鵲列傳》作“策”。《屈原賈生列傳》：賈生賦服鳥曰：“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漢書》作“讖”。作“讖”者蓋是，此正所謂豫言也。《淮南王書·説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之。”《漢書·王莽傳》：莽在平帝時，“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史言其“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足見民間固有其書，又有通其學者。今俗所謂求籤，實即求讖，乃古之遺言也。特世莫知籤讖同字，遂昧其本義爾。

四〇七圖讖二

然則所謂讖者，亦家人言耳，無與於國家興亡之大也。有國有家者，偶或以此自神，則亦如閭里之小知者之所爲，所言者特一姓之事，未有謂能知歷代興亡，帝王統緒者。其有之，則自西京之末始也。

《吕覽·觀表》曰：“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緑圖幡薄，從此生矣。”緑圖八字，適在篇末，究爲《吕覽》原文，抑出後人沾綴，未可定。即謂爲原文，亦謂能通乎其道，若孔子言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耳，固不謂能知國家興替。《淮南·俶真訓》曰：“洛出丹書，河出緑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亦僅言遭遇盛世，故大道昌明，不謂其道出自圖書也。《人間訓》曰：“秦王挾録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作録不作緑。《史記·秦始皇本紀》盧生奏録圖書同。緑圖、録圖，未必是一。亡秦者胡，亦傳録圖者之言，非録圖之文也。乃《論衡·實知》，以“亡秦者胡”爲河圖之文；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説：龍馬銜甲，赤文緑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論語·子罕·鳳鳥不至章疏》引。則始以圖書爲自有所云矣，此則新莽等之所爲也。

《王莽傳》：“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毁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此爲徵引《河圖》之文之始，至後漢而變本加厲矣。《隋書·經籍志》曰：“《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案鄭注《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正義》引。《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即《隋志》之説也。《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曰：“皇帝惟慎《河圖》、《雒書》正文。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以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篇，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是八十一篇之説，實後漢初所造。《後漢書·尹敏傳》：光武令校圖讖，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録次比。《儒林傳》：薛漢，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蓋光武之所欲去者，即其所謂十卷皆不昭晳者也。張衡曰：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又云：《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桓譚言：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後漢書》本傳。王充曰：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論衡·實知》篇。又《雷虚》篇曰：“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其《自然》篇，亦極論圖書自成之理。皆不敢逕以八十一篇爲僞，以其爲後漢初所敕定也。然則讖記出自圖書之説，實王莽造之，而光武成之也，亦可謂矯誣矣。《説文》曰：“河雒所出書曰讖。”亦東漢人之言。

《王莽傳》言卜者王況爲莽魏成大尹李焉造作讖書十餘萬言。況謂焉曰：“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當爲漢輔。”而《後漢書·李通傳》，謂通父守，初事劉歆，好星曆讖記。通素聞守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光武紀》謂通等以是説光武，光武乃與定謀。《竇融傳》：隗囂使辯士張玄游説河西。融等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而《鄧晨傳》曰：“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强華所奉《赤伏符》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見《光武紀》。《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祭告天地文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爲天子。”莽末之讖，悉若爲漢所造，有是理乎？《公孫述傳》言：“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然又曰：“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使此言真出於述，安得漏泄於外？然則莽末之讖，究出於誰，亦殊難言之矣。劉揚造作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揚爲主。”《後漢書·耿純傳》。新城山賊張滿既執，歎曰：“讖文誤我。”《後漢書·祭遵傳》。然則是時信讖者極多，此後漢君臣，所以相與造作。徒事造作，猶恐不足以自神，乃皆託之於敵也。光武以讖文用孫咸、王梁，見《後漢書·王梁》及《景丹傳》。又謂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見《朱祐》等《傳贊》。《馮異傳》載永初六年詔曰：“元功二十八將，讖記有徵。”成敗雖殊，其智，則亦劉揚、張滿之智而已矣。

四〇八圖讖三

《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髠，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善矣。然又云：“三十二年，正月，上齊，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豈至此頓忘“百姓怨氣滿腹”之言乎？《河》《雒》讖文，果誰所造，豈有躬造之而躬自信之者哉？然則光武之東封，亦欲藉是以鎮厭東方，并以眩耀愚俗耳。《後漢書·張純傳》言南單于、烏桓降後，純案七經讖，請立辟雍，及封泰山，遂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蓋亦以眩耀愚俗也。《本紀》建武十七年《注》引《東觀記》曰“上以日食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吾誰欺？欺天乎？

《後漢書·桓譚傳》言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請屏羣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帝省奏不説。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鄭興傳》曰：“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光武之信讖，似誠篤矣。然《儒林傳》：尹敏言讖書非聖人所作，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亦以此沈滯，然竟不罪。與其所以遇桓譚者，寬嚴迥不侔矣。然則帝之於譚，亦本惡其質直，而借事以摧挫之耳。鄭興、尹敏之不大用，亦未必以其不信讖也。夫上以誠求，則下以誠應；不誠，未有能以誠報之者也。《郅惲傳》言惲上書王莽，據圖録，言漢歷久長，勸莽更就臣位。莽大怒，而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繫獄須冬，會赦得出。夫莽自遣趙并驗治符命以來，甄尋、王奇、劉棻等且紛紛遭難矣，而何有於惲？《楊厚傳》言厚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脩之。”既知祕記之爲漢，何以復爲述將？既自殺以徇述矣，又戒其子爲漢，天下有是理乎？楊厚爲後漢言圖讖之大宗，《後漢書·儒林傳》言任安從厚學圖讖。《方術傳》：“董扶少遊大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三國蜀志二牧傳注》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事楊厚，究極圖讖。”《周羣傳》曰：“少學術於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杜微、杜瓊，皆受學於安。《季漢輔臣贊》曰：“何彦英事安，與杜瓊同師，援引圖讖，勸先帝即尊位。”而其詐諼如此，以術馭天下者，其所得果如何哉？

四〇九圖讖四

讖，自古所有也；讖緯相附，則王莽之所爲也。《申鑒·俗嫌》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辯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篇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曷其燔。”讖雖妖妄，緯則多存經説，後人卒不忍棄者以此。荀悦之言，早盡之矣。讖緯相符，誠足亂經，亦由欲以所行託之於古。以己所行託之於古，則亦欲有所爲耳。其愚而誕可笑，其苦心仍可諒也。後世之造讖者，猶有之乎？若光武即徒爲身謀而已，與張滿輩何異？然自此，讖遂爲作亂者之所資，視爲禁物矣。《後漢書·竇融傳》，融上書言臣融有子年十五，朝夕教道以經藝，不令得觀天文讖記。《三國·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云：吉茂，建安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内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

四一〇圖讖五

讖之原安在？曰：在社會之迷信。張衡曰：“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曆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漢書·張衡傳》。可見時人信讖之深。《後漢書·翟酺傳》：“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懿非愚夫，而亦爲酺所懾者，人之心力，有以相熏，衆所共信之事，雖堅强明智者，或亦不免爲其所移。三至之讒，正同此理，固非酺之能誑懿也。《論衡·實知》曰：“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此又讖之所以託諸仲尼歟？

四一一圖讖六

讖爲王莽所造，固也；然世或以劉歆爲王莽之黨，因以爲讖出於歆，則誣。張衡謂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後漢書·張衡傳》。足以明之矣。《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虑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初一日五行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歆之所謂《河圖》、《雒書》者如此，安有所謂“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者乎？李守初事劉歆，未知信否。即以爲信，亦不能決守所説讖爲歆所造。《蘇竟傳》曰：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亦僅言歆曾從事校書，不謂下文“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等語爲歆所造也。《莽傳》言：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并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并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内懼而已。其後争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絶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并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而豐子尋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莽即從之。豐未行，尋復作符命，言黄皇室主爲尋之妻，莽因是發怒，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歆子棻、棻弟泳、大司空邑弟奇，及歆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均見《王莽傳》。莽之篡漢，意蓋欲有所爲，歆等之輔之亦以此。既欲大有所爲，勢非至於即真不止；謂歆等既已富貴，遂不欲莽即真，此淺之乎測丈夫之言也。然以此證歆等之不爲讖，則可信矣。張衡言：“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宫。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又言：“律曆、卦候、九宫、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後漢書·張衡傳》。足見讖皆不學無術者所爲，使劉歆等爲之，有如是其陋者邪？

成、哀以後所謂讖者，大體有二：一附會字形，如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是也。一曲解文義，如張邯稱説符命，謂《易》言“服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之世，猶殄滅不興，是也。劉歆乃好古文者。古文條例，是爲六書。讖之附會字形者，莫不與六書相背，歆安得信之？范增述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語意本明。蘇林、臣瓚，亦皆隨語氣釋之。乃服虔以三户爲津名，孟康謂“南公知秦亡必於三户，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然則“雖”字何解？豈不可發一大噱？曾是劉歆等而爲此邪？讖文之體，蓋放古之謡辭爲之。《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述方士考功之言曰：“《黄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即其體。足徵讖不始於成、哀，特成、哀後始盛耳。此猶今日之新詩，爲人之所能爲，亦足徵其爲家人言也。“亡秦者胡”等語，乃約舉讖意，非讖本文。

四一二圖讖七

讖非劉歆等所爲，固矣。好古學者，又以是爲今文師咎，則其説益誣。爲是説者，乃以緯多用今文説，而讖文荒怪。今文師好言陰陽災異，亦或鄰於荒怪耳。不知緯之所以用今文説者，乃以成、哀之際，古文初興，説尚未出；至於陰陽災異，則與讖絶非一物。《漢書》總叙推言陰陽災異者曰：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今其言具存，曷嘗有如讖之矯誣者邪？尹敏建武二年，亦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亦得以敏爲信讖者邪？

《隋書·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馮讖爲説。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此所謂孔安國者，即《尚書》之《僞孔傳》，可以勿論。《毛詩》究出何人，不可知。若如《漢志》之説，謂河間獻王好之，則其時讖尚未興，何緣以爲妖妄？云因恭王、獻王所得，參而考之，以成其義，明古文之説，皆出臆造，非有師承也。然賈逵明引讖文，争立《左氏》，亦得謂之非讖者邪？今文師信讖者誠不乏，然如鄭玄，名爲兼通今古文，而實偏於古，今其經注引讖者即極多，安得專咎今文師乎？以緯書多用今文説而咎今文，則《毛傳》皇天、昊天、旻天之義，亦見《尚書帝命驗》，又得以《毛傳》爲妖妄邪？

四一三太史公書亡篇

補《太史公書》是一事，續《太史公書》是一事，後人就《太史公書》有所附益，又是一事。三者不可相殽。

《後漢書·班彪傳》，載彪作《後傳略論》，言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漢書·藝文志》：《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本傳同。張晏曰：“遷殁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此就百三十篇中所缺者補之，所謂補《太史公書》者也。

《彪傳》又云：“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漢書·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録》：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强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藝文志注》同。“事五鹿充宗”下，多“後事劉向”四字。《藝文志注》引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别録》。”説與如淳同，而《漢志》列商所續《太史公》僅七篇，蓋餘篇因病未卒邪？然無論其爲七篇抑十餘篇，要必在百三十篇之外，此所謂續《太史公書》者也。

張晏言褚少孫補遷書僅四篇，而今所缺十篇俱在，則補遷書者不止一人。然遂謂揚雄、劉歆、陽城衡、史孝山之徒爲之，則又非也。雄等所爲，蓋皆續而非補；而此十篇，亦有可云補，有不可云補者。何則？苟其言補，雖不能必得遷意，要必與遷書體例相同。而如今之所爲，鈔《封禪書》以充《武紀》，鈔《荀子》、《戴記》以當《禮書》、《樂書》，皆與遷書體例，截然不合也。張晏言褚先生所補，言辭鄙陋，而如今之所補，則《武紀》用《封禪書》，即遷所自爲；《三王世家》全録策文；《日者傳》載司馬季主之辭；《龜策傳》載太卜所傳龜策卜事；其辭皆非褚氏所爲，何鄙陋之有？且《武紀》即取《封禪書》，是鈔本書之此篇以補彼篇也，《武紀》完，《封禪書》又缺矣，有是理乎？故知今此四篇，又非褚少孫之舊也。

然則《史記》中不出談、遷處，果何人所爲邪？曰：古書爲後人所亂者甚多，而其亂之也，亦各不同。有本書既缺，他有所采以補之，而其所采大致與本書合者，如今《史記》之《景紀》、《傅靳列傳》、《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是也。此三篇體例最與元書合。《景紀》，《索隱》云以班書補之。今檢其文，與班書絶不同，可知補《史記》者必别有所受之也。有所采雖未必合，而體例與元書相符者，若《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兩傳是也。顔師古謂《史記自序》，有《律書》無《兵書》，以駁張晏，誤也。《律書》即《兵書》，昔人已言之矣。亦有全不相干者，則《武紀》、《禮》、《樂》二書是矣。此其意蓋本不在補，特取略有關涉之事，鈔附以備觀覽而已。雖附元書篇中，元書仍不可不謂之缺也。有附録而無元文，亦無補之之文。然今《禮書》、《樂書》中鈔《荀子》、《戴記》處，雖止可謂之附録，而自此以前一節，則與元書體例，尚無不合，豈此一節爲褚少孫所補，而其餘則好事者之爲之與？《樂書》篇末又有“太史公曰”云云，亦割《禮論》之文。

張晏謂《史記》所缺十篇，而今存者亦皆有“太史公曰”字。論者因謂《史記》實未嘗缺，而訾少孫之補爲亡謂，《十七史商榷》。此又非也。太史公三字，蓋非獨談、遷，凡居是官者，皆以之自稱焉。劉知幾謂馬遷既殁，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此特以大校言之，安知居其位者，遂一無所述哉？且如今《司馬相如傳贊》，采及揚雄之語，豈談、遷所能爲，然亦著“太史公曰”字。此等苟非居是官者之自稱，則祇可謂鈔他書以續補《史記》者妄益之，然觀“褚先生曰”字，皆未嘗改，則知妄以他人之辭，託諸談、遷者尚不多，非談、遷所能言之“太史公曰”，自以釋爲居是官者之自稱爲較安也。

《史記》中有褚先生之辭者，不止張晏所舉四篇。如《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是也。然晏不云此諸篇爲褚所補，則知晏所謂補者，乃元書全佚，他有所采以充之，而非如此諸篇，於元書之後，有所沾綴也。諸篇中涉及麟止後事者，大抵皆此類耳。此皆祇可謂之附益，既不可云補，亦不足言續也。

《自叙》曰：“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今《三王世家》亦載太史公之言曰：“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其言如出一口。似乎遷之元書，爲不亡矣。然又載褚先生之言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今此篇所列策文，在“太史公曰”以前者，蓋即褚先生得諸長老者也。然則“太史公曰”以下之語，何自而來？豈其所序之事及辭已亡，而論贊之語獨存與？蓋史遷之書，私書也，其意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其後祖述宣布，實由其外孫揚惲。見遷本傳。《楊敞傳》云：“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此乃民間之物，不必爲侍郎而後得觀。褚先生所覽觀之太史公列傳，其所謂太史公者，實非遷也。今觀其辭又曰：“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此語若出談、遷，則自漢興以來同姓王侯，皆不當列表；而自楚元王以下，宗室受封者，亦不當著於世家矣；有是理乎？列者，序列；古書之序，恒與其書别行。褚少孫既云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又云求《三王世家》弗能得，則此所謂列傳者，乃諸篇之序録，如今《史記》中之《自叙》，而非如《史記》中之列傳序列行事者也。今《史記》諸篇中系諸太史公之辭，竊疑此類當尚不乏，特無從一一别白；而此篇“太史公曰”以下之辭，其非出於談、遷，則昭然可覩矣。《禮書》、《樂書》既亡，而篇首仍有系諸太史公之語，蓋亦此類。故知張晏之言，必非無據也。知晏之言有據，則知張守節舉《禮書》、《樂書》等非史公元文者，司馬貞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四十五國、《曆書》太始、征和以下，悉以爲褚先生所補者之非矣。

《三國·魏志·王肅傳》載明帝問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案遷《報任少卿書》，極言所以隱忍苟活，實爲《史記》之未成，則其著書，實在遭李陵事後，而不在其前，安得有武帝因讀本紀隱切，乃下遷蠶室之事？故昔人於肅説，多不之信也。或曰：著書是一事，成書又是一事。遷書之成，在遭李陵事後；其從事論著，當在繼父爲太史之年，安得謂景、武二紀，遭陵事時必無草創乎？此説可通。然古人輕事重言，往往設辭悟主，不必實有其事。孔融之“想當然耳”，是其明證。《魏志》載肅諫疏及李雲不當死、史遷非隱切之對，意固美其直諫，非嘉其博聞。據明帝問，遷著書自在遭陵事後，肅之言似不能據爲事實也。然景、武兩紀，有録無書，則非虚辭，又可見張晏之説之確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出版

四一四淮南王書無中篇

《漢書·淮南王傳》言其“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又有”以下十九字，必後人竄入。中即内也，《藝文志·雜家》有《淮南内》二十一篇，即今所傳《淮南王書》；又有《外》三十三篇。王既招致方術之士甚衆，未必無言神仙黄白事者，當在此中，不當别有《中篇》也。《楚元王傳》言宣帝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劉奉世曰：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案《郊祀志》亦言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而不言其出於德。然則謂其出於德，乃後人附會之語，而孟堅誤采之也。劉向雖信其書，不必信其出於淮南王也。

《藝文志·易》家有《淮南道訓》二篇，《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疑即今《淮南王書》中之《原道訓》。《内書》中此二篇專言《易》，餘則不純於儒，故向、歆入之雜家。師古曰：《内篇》論道，《外篇》雜説。以《内篇》爲純論道者，亦非也。

四一五讀論衡

凡一時代中人，其思想必相類。王仲任《論衡》一書，近人盛稱之，以爲能破斥迷信矣，然其時之人之見解，類於仲任者實不少，讀其書《訂鬼》之篇而可知也。

此書列舉時人論鬼之説，凡得八家：一曰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譬之伯樂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謂思念存想，自見異物。又謂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是則不徒見鬼者不足信，其耳有所聞，或口言其事者，亦皆非實有其物矣。二曰目光與卧亂。所謂卧者，謂氣倦精盡，妄有所見。立此説者，謂之反照，謂其與夢相似。又謂狂者之見鬼物亦然。三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其氣象人形而見。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此即《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説。如此説，則形與氣實爲一物。又謂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見人與鳥獸之形。案古稱庶民惟星，蓋實謂其降而爲人，讀《庶民惟星》條可知。可見此説實衍古哲學之緒也。四曰鬼者老物之精，亦或未老性能變化。五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引顓頊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爲證。故鬼神有形體，能立樹，與人相見，非陰陽浮遊之氣若雲煙者所能爲。六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氣，其形象人。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爲庚辛之神。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七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常在四邊之外，往來中國，與人雜。天地生物，有人若鳥獸，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而人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説螭者謂之龍，魅亦龍類，龍不常見，故鬼亦時見時匿，然皆生存實有，非虚無象之類。引《山海經》鬼門萬鬼所出入，神荼鬱壘主閲領萬鬼，執其惡害者以食虎。謂可食之物無空虚者以明之。八曰鬼在百怪之中，太陽之氣中傷人謂之毒，變化謂之妖。妖怪能象人之形，亦能象人之聲，故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妖象人之形，毒象人之兵，毒中人則死，微者即爲腓。杜伯之厲爲妖，其弓矢則毒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見其形不施其毒者，如晉太子申生是，不能爲害。施其毒不見其體，則凡受其害，而不知其由者，皆是也。言有妖，如童謡；聲有妖，如濮水琴聲，紂郊鬼哭；文有妖，爲文書之怪。人含氣亦爲妖，如巫之類；是巫之辭，無所因據，故同於聲氣自立、音聲自變也。又博徵諸事以明之，曰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時藏時見，故知其爲陽氣。陽色赤，故世人見鬼色盡純朱。案此漢人與今異。蜚凶之類爲火光，止集樹木，枝葉枯死。問妖何以能象人形？則曰：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問何以時見時隱？則曰：陰氣爲骨肉，陽氣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精氣爲知，案《禮運》“體魄則降，知氣在上”之知字如此解。此亦可見當時之立説者多本古哲學。骨肉爲强，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此説爲仲任所取，故其《言毒》篇亦謂毒爲太陽之熱氣，人不堪任。《紀妖》篇論張良遇老父得《太公兵法》事曰：《太公兵法》，氣象之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亦與此説相符會也。八説自今日觀之，當以第一二説爲較合。然仲任不之取。欲取第一説者，則以第一二説以鬼爲無其物。第三説至第八説則不然。仲任宗旨同於形法之家，凡事必求諸物質，故就後六説中擇其推論最博者而取之也。

立論必據事物。有所據之事物是而推論誤者，亦有所據之事物本不足信者。如第五説謂顓頊之子去爲疫鬼；第六説謂甲乙日病者，死生之期皆在庚辛之日；第七説謂神荼鬱壘閲領萬鬼，執以食虎是也。然誤信事實，亦有仍由推論之不精者：《紀妖》篇論張良得兵法事，設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而答之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因謂“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吕尚封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虚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姑無論此等事之不足信，即以爲可信，而兵法必著於簡策，亦與文在其手、喉下有文者，非同類也。蓋時習以此等事爲實有，故賢者亦有所蔽而不能自拔耳。《言毒》篇謂毒中人若火灼，信有其事矣。曰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則未必然也。又曰：“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鄉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説雖未盡然，所據之事自確。又曰“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則并所據之事而亦不確矣。天下之事物多矣，安能一一目驗？其所依據，必有得之於人者。市三成虎，明者不能盡知其誣，此乃無可如何之事，不宜妄以後人之見議論古人也。此亦一時代中人見解所以相類之故。

唯物之家，視精神亦有其質。《漢書·藝文志》駁形法家之論曰：“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此不謂氣非質，特其形不可見耳。仲任之論亦如此。故《論死》篇謂“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有形無氣則爲死物，火滅光消而燭在，看似初無所損，然粟米棄出則囊橐無復堅强之形矣，此形須氣之説也。有氣無形則不能成物，譬猶天下無獨然之火，其偶見者，則所謂妖也。人“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語見《辨崇》篇。其所以異者，以稟五常之氣。五常之氣，必舍於五藏。故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此今心理本於生理之説也。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冰解爲水，人死復神。人之氣與天地之氣是一非二，正猶盎中之水與盎破後流於地上之水非二，此説恍聞横渠之説，實即《易》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爾。游魂之質必極微弱，仲任譬之卵未爲雞時，其質澒溶如水。害人者必以筋力，徒以精氣加人，猶口氣射人之面，雖賁育不能害人。此仲任所以斷定鬼之不能爲害也。以上所引皆見《論死》篇。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而能爲精氣者血脈，亦見《論死》篇。仲任謂人之壽夭、强弱、知愚、賢不肖，咸視乎其稟賦。《初稟》篇謂王命定於懷姙，猶卵殻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强，强則雄自率將雌，是其義也。《無形》篇謂壽夭由形，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譬諸囊貯粟米，損益粟米，囊亦增減。是故天不能增減人之年，猶之人不能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也。儒家三命之説：曰正命，謂稟吉而得吉者也；曰隨命，行善而得善，行惡而得惡者也；曰遭命，行善得惡者也。仲任駁之，别立三命三性之説：以至百而死者爲正命，五十而死者爲隨命，初稟氣時遭凶惡者爲遭命，稟五常之性者爲正性，隨父母之性者爲隨性，遭得惡物象之者爲遭性。必别立新説者，所以破命隨操行而至之説。《命義》篇所謂“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所以必攻命隨操行而至之説者，則以遇不遇無關於才不才，累害自外不由内也。此義《逢遇》、《累害》二篇明之。此等議論，每爲迂儒好談勸戒者所深訾；然賢不肖渾淆，使賢者蒙不白之冤，而不肖者獲不虞之譽，不可也。治亂在時不在行，觀《治期》篇所論可知。世俗不知，則使明知之主虚受其責矣。又不獨此也，論罪者貴略跡而原心，賢賢者獨不當如此乎？《定賢》篇立觀善心之義曰：有善心，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又曰：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此則不徒一洗成敗論人之見，亦且暗契董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説矣。其論命義之説，謂命不可勉，時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此亦儒家無入不自得之義也。故真見是非未有不有裨於道德者，問佞人何以不爲賢，曰：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盜以欲自劾也。《答佞》篇。此豈徒持福善禍淫之空論所能範圍驅策哉？

性與命之别，性以知德言，命以體格言。《命義》篇所謂死生壽夭之命，《氣壽》篇所謂强弱壽夭之命皆命；《命義》篇所謂貴賤貧富之命則性也。此皆原於稟賦。其繫於遭逢者，則仲任不謂之命，謂之禄，謂之遭遇，謂之幸偶。禄者，今人所謂命運，仲任謂之盛衰興廢；如國君或生於國家鼎盛之時，或生於國勢衰頽之日；人或生於鐘鳴鼎食之家，或爲蓽門圭竇之子是也。遭遇者，謂遇非常之變，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長平之阬四十萬同時死其事，《氣壽》、《刺孟》兩篇所謂所當觸值之命。幸偶者，一人之遭遇，遭禍福爲幸不幸，觸賞罰爲偶不偶，蓋以自然之利害，或雖人所爲而出於無意者爲禍福，人有意加諸吾者爲賞罰也。合此四者，而人所遭之幸不幸定焉。四者或俱善，或俱惡，其或善或惡者，則視其力之大小以定吉凶，如所謂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禄命是也。其意義自較三命舊説爲周帀。仲任論命之説，通觀《命禄》、《氣壽》、《幸偶》、《命義》、《無形》、《偶會》、《骨相》、《初稟》諸篇。

《齊世》一篇力闢古勝於今之説，《宣漢》、《恢國》、《驗符》、《須頌》力言今勝於古，看似無意義，然法家之所以不法古始，則正自此義來也。今能覈實與否，於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同。覈實於自然現象者，形法之家也；覈實於社會現象者，名法之家也。仲任宗旨於此最近。

然社會現象殆不可與自然現象等量而齊觀者，自然現象今古殆少變更，社會現象則不然矣。《齊世》篇闢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强老壽之説，謂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俱稟元氣，形體何故不同？是矣。然古人沖愉恬淡，又少傳染之病，易於老壽；後世反是，則事之不可誣者也。而仲任亦不謂然，則傎矣。仲任又謂人生一世，壽至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所見諸物，無以異也。百歲之間，足以卜筮，此其致誤之由也。

迷信之家，視神如人，謂萬事皆神爲之，而其所謂神爲之者，則猶之人之爲之也。此固繆妄可笑。歸諸自然是矣。觀《論衡》，綜覈名實之法，近於法家。所得結論，近於道家。《譴告》篇謂黄、老二家論説天道得其實矣，《自然》篇謂説合於人事，不入於道德，從道不從事，雖違儒家之説，合黄、老之義也。可見其宗旨所在。然舉理之不可通者，亦㮣以自然説之，則大開方便之門，亦一弱點也。仲任等皆未免此病。

仲任等之解釋鬼妖，雖未能將世俗之迷信根本否認，然卒能下“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之結論。則於死亡之原因，辨之甚覈。對於摧破迷信，已大有功。大抵仲任論事，最致謹於因果之關係，其《偶會》篇曰：“世謂秋氣擊殺穀草，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

四一六大人見臨洮

秦大人見臨洮，漢人以爲災異，引之以説長狄；然《漢書·陳勝項籍傳注》引《三輔黄圖》言金人之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則當時實以爲祥瑞也。

四一七論漢人行序之説

《後漢書·皇甫嵩傳》，謂張角譌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案以相生之序言之，當云赤天已死；以相勝之序言之，當云白天已死。以黄代蒼，五行家無此説也。疑角本云赤天已死，當時奏報者諱之，乃改爲蒼天。《靈帝紀》云：角自稱黄天。其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黄巾。《續漢書·五行志注》引《物理論》曰：黄巾被服純黄，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

五德終始，説出鄒子。其遺文不可得見。惟《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李善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左思《魏都賦》注引《七略》，亦曰鄒子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爲始，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其説當有所本。《吕覽·應同》，以黄帝爲土德，禹爲木德，湯爲金德，文王爲火德。《淮南·齊俗》，言有虞氏祀中霤，服尚黄；夏后氏祀户，服尚青；殷人祀門，服尚白；周人祀竈，服尚赤。《史記·封禪書》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皆鄒子之説也。其後賈誼、公孫臣、兒寬、司馬遷皆仍之。至劉向父子乃一變，見下。而王莽行焉，光武因之。自此以後，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黄承赤而白繼黄，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後漢書·公孫述傳》。李雲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黄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李雲傳》。耿包密白袁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黄胤，宜順天意。《袁紹傳》。袁術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黄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袁術傳》。熹平末，黄龍見譙，橋玄問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見《後漢書·方術·單颺傳》。案亦見《三國·魏文帝紀》。皆相生之説也。即草澤之夫，亦以是爲號召，桓帝建和二年，長平陳景自號“黄帝子”是也。《桓帝紀》。此從監本。宋本黄作皇。案皇、黄古通。後漢之世，學士論行序，仍主相勝之説者，惟一王充；見《論衡·驗符》篇。草澤舉兵，仍以舊説號召者，惟沖帝永嘉元年，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耳。見《本紀》，亦見《滕撫傳》。然則後漢之世，相生之説，遠勝於相勝。光武政事多反王莽，惟行序之説仍之者，亦取其爲衆所共喻也。張角乃不學無術之徒，胥動浮言，不遇意圖扇惑，安得更有新説？故知張角“蒼天已死”之蒼，必本作赤而爲漢人所改也。

易相勝爲相生，説雖成於劉向，而實始於甘忠可。王莽稱假皇帝之奏，引哀帝建平二年改元易號之事，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漢書·王莽傳》。而其增益漏刻，亦與賀良等同，其證也。哀帝號陳聖劉太平皇帝，陳即田，田即土，蓋謂帝雖姓劉，所行者實土德耳。劉向父子絶忠可、賀良之説，而其行序之説，顧與之同，亦可見忠可、賀良之説，非無足取矣。案《史記·封禪書》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後“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此乃傅會之辭。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説。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高帝時尚莫知祠不具五之説，而謂秦當襄獻時，已自以爲金運，其説寧可信乎？《封禪書》又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則五德終始之説，實來自東方；秦自吕不韋集賓客著書以前，固當無所知也。忠可齊人，然則五德相生相勝之説，皆起於東方矣。

《史記·孟荀列傳》言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吕覽》言五德始於黄帝，實爲説出鄒子之徵。以此推之，則顓頊木，帝嚳金，堯火，而虞爲土德，中闕水德。豈鄒子之説，五帝同德，至夏乃以木代土邪？或曰：《漢書·律曆志》曰：“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然《周書·史記》言共工自賢，唐氏亡之。《淮南·本經》曰：“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道廛澗。”《荀子·議兵》曰：“禹伐共工。”《戰國·秦策》載蘇秦之言同。《成相》曰：“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禹治水在舜攝政時，此即《書》所謂舜流共工於幽州，亦即《周書》所謂唐氏亡之也。然則唐虞之間，實有一共工其人。《管子·揆度》曰：“共工之王，水處十之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知以共工爲伯而不王，説實始於向、歆。《漢志》所引祭典，今見《禮記·祭法》、《國語·魯語》，蓋皆向、歆之説既出後改定之文，非古文如此也。此説亦可通。若如此説，則古帝王相承之序，與《大戴記·五帝德》及《史記·五帝本紀》不合。予因之有疑焉。《太史公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既曰陶唐以來，又曰自黄帝始，未免自相矛盾。《五帝本紀贊》文義支離，其經後人竄改，殆無疑義，然其中當頗有元文。《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此數語當係史遷元文。疑遷書本紀第一篇不稱五帝，始自陶唐，後人以《五帝德》之文附益之，乃并其名而易之也。抑《大戴記》無傳授，先儒多不之信，又安知非向、歆之説既行後，或人加以竄易者邪？王莽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曆數，故其道駁。”《王莽傳》。此説尚未擯霸者使不得列於行序，然已啓其端。更進一步，即可替共工而以舜承堯，閏嬴秦而以漢繼周矣。可見向、歆之説，亦自甘忠可、夏賀良以來，逐漸增改而成者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當即《史記》所謂《終始》之篇。其《大聖》篇則不可知矣。《史記·孝文本紀》言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事。《漢書·律曆志》言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蓋皆治鄒子之學者。褚先生補《三代世表》曰：“《黄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方士説雖怪妄，亦附會鄒子之書，知鄒子之學在西京流布甚廣也。

《漢書·郊祀志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黄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黄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高帝紀贊》曰：“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説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此可見以共工與秦爲不當行序，漢爲火德，系出唐堯，説實成於向、歆。《眭弘傳》弘謂“漢家堯後”，疑其文出後人，非弘本語。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夜經豐西澤中，拔劍擊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又云：高祖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此中“由所殺蛇白帝子”以下十五字，決爲後人增竄。其餘爲史公元文與否未敢定。然即有此説，亦係尋常譌言，未必與行序有關也。應劭説此，謂秦祠白帝爲金德，而漢以火德滅之，於行序之説可通。《索隱》引《春秋合誠圖》曰：“水神哭，子襃敗。”“宋均以爲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則以秦爲水德。聞水克火，不聞火克水，於理爲不可通矣。劉向父子於此未能彌縫，亦一闕失也。

《高祖紀》又曰：“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其上。”但云交龍而已，不言爲何色。夏賀良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曰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賀良等因是作此讖文，始以龍爲赤色，與行序有關，此亦後來所增益也。然亦可見向、歆之説，實與賀良等同。

原刊《群雅月刊》第一集第一卷，一九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四一八竇公

《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注》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案此神仙家之妄託也。竇公之傳出於魏文侯之樂人，非身事魏文侯；猶扁鵲上治虢太子，下逮趙簡子、齊桓侯，同蒙扁鵲之號，實非一人也。故曰“或在齊，或在趙”。自魏文侯至漢文帝，亦不止百八十歲，神仙家之技，故止於此。

四一九禁巫祠道中

《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注》：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説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案漢家若無此事，文穎豈得妄説？則師古之言非也，此與祕祝移過，并非一事。祕祝移過，蓋如熒惑守心，而子韋欲移諸相，移諸民，移諸歲；赤雲夾日飛，而周太史謂可移諸將相之類。使宋景、楚昭聽之，官司必有職其事者，非行諸道中者也。禮以正俗，然人心未變，則有仍棄禮而徇俗者。《王嘉傳》：嘉奏封事言：“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此即所謂巫祠道中者。宰相行之，安保皇室之不出此乎？《潛夫論·巫列》篇曰：“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巫覡之語，小人所畏；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然則漢世祠祭禁忌，同於民間習俗者多矣，又安必巫祠道中之獨不然乎？故知文穎之言，必有所據也。

四二〇賽與塞

《後漢書·宦者傳》：“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注》：“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案此乃塞字之長短言耳。

四二一黄老君

道家之學，與神仙家之言，相去亦遠矣，而後世并爲一談，何也？曰：道家之學，託諸黄帝，而老子傳之，世遂以黄、老并稱，方士崇奉黄帝，耳熟黄、老之名，遂自附於老子耳。

曷言乎道家之學，託諸黄帝，而老子傳之也？案《老子書》辭義最古；全書皆三四言韻語，一也。間有散句，乃後來所加。書中但有牝牡雌雄字，無男女字，稱名特異，二也。全書之義，女權皆優於男權，三也。此必非東周後人所能爲，蓋自古相傳之辭，至老子乃著之竹帛者耳。其辭出於誰某不可知，然必託之黄帝，故漢人恒以黄、老并稱。今《列子書·天瑞》篇引《黄帝書》二條，黄帝之言一條，《力命》篇亦引《黄帝書》一條。《天瑞》篇所引，有一條與《老子書》同，其餘亦極相類。《列子》雖僞物，亦多采摭古籍而成，非盡僞造也。故知道家言必自古即託之黄帝者也。

曷言乎方士耳熟黄、老之名，遂自附於老子也？《三國志·張魯傳注》引《典略》，謂張脩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夫張脩之道與老子何涉？此誠令人大惑不解者也。讀《後漢書》之《桓帝紀》，乃恍然矣。《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九年七月，祠黄、老於濯龍宫。《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鼓琴，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宫，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者乎？注：前史，謂《東觀記》也。《襄楷傳》：楷上疏曰：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又《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齊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各三十匹詣國相，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然則是時，黄、老、浮屠，轇葛不清舊矣。然《續漢書·祭祀志》曰：“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此與《後漢書》所紀同，而濯龍之祠，《紀》言黄、老，《志》但言老子，則除苦縣爲老子鄉里，故特祠之之外，《三國·魏志·倉慈傳注》曰：“案《孔氏譜》：孔乂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疑老子廟成於延熹八年，故特祠之也。其餘皆當兼祠黄、老。八年一年之中，而遣祠老子者再，則其祠黄帝必甚數，必不止九年一祭。史特記九年之祭者，以其禮獨隆耳。《東觀記》考濯龍與祠老子對舉，則濯龍之祠，所重當在黄帝。其因黄帝而牽及老子之跡，猶隱然可見也。《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王崩於洛陽。《注》引《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則濯龍實爲妖妄之府，至漢末，猶有此等妖言也。黄帝無書，而老子有五千文，故張脩使其下習之耳。其取五千文，蓋特取其爲老子之書，而非取其書中之義。抑其所取者，亦方士神巫之所謂老子，非道術之士之所謂老子也。《後漢書·逸民傳》曰：矯慎，少學黄、老，隱遁山谷，仰慕松、喬道引之術。汝南吴蒼遺書曰：蓋聞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絶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此道術之士，隱遁之流，神仙之家，并自託於老子之證。仲長統《卜居論》曰：“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亦以老子與神仙家并稱。漢世方士，雖多以飛昇遐舉爲言，然其道實雜而多端。言登山絶跡者可以自託於老子，固不能禁祠祭巫鬼者不之託。抑言他道者可自黄帝而及老子，又不能禁祠祭巫鬼者不因此而及彼也。此黄、老所由以道術之名，一變而爲神巫方士之祖也。

《後漢書·陳愍王寵傳》：景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愔辭，與王共祭黄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劉攽《刊誤》曰：黄老君不成文，當云黄帝、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黄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黄老君。《真誥》未必可信，中央黄老君似指天神言之，正合遷之所奏。然遷以誣告獲罪，足徵愔與愍王所祭，實非《真誥》所云。云求長生福，所祀者蓋亦方士所謂黄、老也。黄老君固不成文，增一帝字，黄帝二字，則成文矣，老君何人乎？蓋方士之譾陋者，初不問黄、老爲誰，貿然於其下加一君字耳。史言黄、老道者甚多，乍觀之固似成文，然果以黄爲黄帝，老爲老子，其道又豈可奉祀者邪？

《後漢書·循吏傳》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諸房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涣祠焉。又《欒巴傳》云：好道。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嘗破資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毁諸房祀，翦理姦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言太祖擊黄巾時，黄巾移之書曰：昔在濟南，毁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黄大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後漢書·皇甫嵩傳》言張角奉事黄、老道，則角與桓帝，所事正同，即欒巴之所好，恐亦不外乎此也。《三國志·張魯傳》言魯以鬼道教民，大都與黄巾相似。魯之治，頗留意於人民生計，豈倡此道者以淫祀無福，妄耗民財，思有以革除之，乃爲是以毒攻毒之計與？然桓帝則必非能知此義者也。

觀於桓帝、欒巴、楚王、陳王、張角、張魯等所奉，而後漢之世所謂黄、老者可知已。然竊疑其猶不始此。《史記·儒林傳》曰：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魏其武安侯列傳》言：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魏其等。竇太后多與政事，助梁王以謀繼嗣，絶非知足知止之人。《儒林傳》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太后所問，果爲今《老子書》，固雖不好道，豈得目爲家人言？疑太后所問《老子書》，亦有巫鬼之辭，羼雜其中矣。怒而使之刺豕，理亦殊不可解。豈其所謂家人言者，有刺豕之戒，而固不之信，乃以是困之與？然則《老子書》之爲人所附會也舊矣。

《後漢書·獨行傳》云：“向詡，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徵拜侍中。會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詡：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内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案《三國·吴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言策欲殺于吉，諸將連名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注》考桓王前亡，張津後死，謂策以此曉譬諸將，自不可信。然特託之於策爲誣，述張津事必非虚語。詡好著絳綃頭，津則著絳帕頭；詡欲讀《孝經》以滅賊，津則讀道書以助化，其所爲亦頗相類。抑張角譌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無論從相生相勝之説，黄皆不得代蒼，蓋本言赤天已死，漢人奏報諱之，乃改赤爲蒼。《靈帝紀》曰：“巨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黄巾。”《續漢書·五行志注》引《物理論》曰：“黄巾被服純黄，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夫其著黄巾者，以黄天既立也。然則向詡著絳綃頭，張津著絳帕頭者，漢行猶未改也。角之起也，殺人以祠天，亦見《皇甫嵩傳》。此東夷用人之舊，而被髮亦東夷之俗。然則張讓疑向詡與角同心，不爲無因。謂其欲爲角内應固誣，而詡所好之道，是否即張角所事之黄、老道，則殊難斷其不然矣。又《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内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治産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内書，晝夜吟詠。”此人所信何道，亦殊可疑，而與向詡皆常讀《老子》，此又老子爲邪教牽引之一證矣。

《論衡·道虚》篇曰：“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此亦神仙家附會老子之一證。

四二二黄老、老莊、老易

漢代雖儒學專行，然諸子之學傳授仍不絶，其中道家之學尤盛。老莊雖同隸道家，其宗旨實不同，老子之學，主於以柔克剛，仍是鬭争求勝之術。莊子則觀大化之無常，齊是非，泯欣厭，委心任運而已。《漢志》道家闡發老子者，有鄰氏、傅氏、徐氏、劉向四家，闡發莊周者無一焉。前條所引列傳中治道家之學者，亦僅嚴君平云，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班嗣云：貴老嚴之術，其報桓生書，亦盛稱嚴子耳。知其時莊周之説，遠不如老子之盛也。然老氏之學，實無隱居自樂之意，莊生則有之。前條所引治黄老諸家，多有自甘隱遁者，恐未嘗不兼取莊周也。此已開晉代風氣之先矣。

以老子之言，與其謂近於莊，無寧謂近於易，故玄學諸家多以老易并稱，范升向長皆兼治老易，亦魏晉之先河也。

《三國志·秦宓傳》古樸曰：嚴君平見黄老，作《指歸》，《指歸》蓋君平所著書名。

四二三讀漢書札記一

天下事無可全欺人者。人之必死，衆目所共見也。以不死誑人，其術拙矣。然時人信之甚篤，蓋亦有由。淫祀之廢也，成帝以問劉向。向言：“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黄，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衆目昭見之事，非可虚誑。蓋自然之象，爲淺知者所不能解，乃附會爲神怪。其説誣，其象則不虚也。神仙之説，蓋因海上蜃氣而起，故有登遐倒景諸説，而其所謂三神山者，必在海中，而方士亦必起於燕、齊耳。

《史記·封禪書》曰：“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爲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漢書·郊祀志》：谷永述當時言神仙者之説，謂能“䢣同遥。興輕遐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皆可見神仙之説初興，由蜃氣附會之跡。

神仙家之説，不外四端：一曰求神仙，二曰練奇藥，三曰導引，四曰御女。練藥，導引，御女，皆與醫藥相關。《漢志》神仙家，與醫經，經方，房中同列方技，蓋由於此。然奇藥不必自練，亦可求之於神仙。《史記·封禪書》：三神山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又謂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是也。《史記·淮南王傳》：伍被言：秦使徐福入海。“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王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尤顯而可見。此與自行練藥者，蓋各爲一派。

服食與練藥，又有不同。練藥必有待於練，服食則自然之物也。《後漢書注》引《漢武内傳》，謂封君達初服黄連五十餘年，卻儉多食茯苓，魏武能餌野葛是也。《華佗傳》云：“樊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䴴散。”《注》引《佗别傳》曰：“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此神仙家言與醫家相出入者。

導引之術，亦由來甚久。《莊子》已有熊經鳥申之言。《漢書·王吉傳》吉諫昌邑王遊獵曰：“休則俯仰屈申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崔實《政論》曰：“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仲長統《卜居論》曰：“呼吸精和，求至人之方佛。”皆導引之術也。《華佗傳》：“佗語吴普曰：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則導引又醫家及神仙家之所共也。

《後漢書》言普行五禽之法，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此行規則運動之效，首見於史者。注引《佗别傳》曰：“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麤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云手足不能相及，蓋其戲即今所傳《八段錦》中所謂“兩手攀足固腎要”者。《後書注》曰：“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云若攀枝自懸，則未必真有物可攀，亦不必其真自懸。竊疑《八段錦》中所謂“兩手托天理三焦”，即古所謂熊經者。身不動而回顧，其爲《八段錦》中之“五勞七傷望後瞧”，無疑義矣。《後漢書》又云：“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鷮息，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漱舌下泉咽之。不絶房室。注引《漢武内傳》：“王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并數人。”又引《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翕，如在胎之中。”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胎食、胎息，即今所謂吞津及河車般運之術。静之至，自可不食較久。二百餘日或有之，云五年十年，則欺人之談也。不息若死，亦其息至微耳。魏文帝《典論》曰：“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蓋導引宜順自然，又必行之有序，而與日常起居動作，亦無不有關係。山林枯槁之士，與夫專以此爲事者，其所行，固非尋常之人所能效耳。

房中，神仙，《漢志》各爲一家，其後御女，亦爲神仙中之一派。蓋房中本醫家支流，神仙亦與醫家關係甚密耳。《後漢書·方術傳》言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又冷壽光，亦行容成御婦人法。魏文帝《典論》謂：“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慈到，衆人競受其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竪真無事於斯，人之逐聲，乃至於是。”此并《漢志》所謂房中之傳。《史記·張丞相列傳》言：“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蓋亦其術。此尚與神仙無涉。《漢書·王莽傳》：莽以郎陽成脩言。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因備和嬪、美御，與方士驗方術，縱淫樂。則房中、神仙合爲一家矣。

寫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前

四二四讀漢書札記二

道家之説，與方士本不相干。然張脩、于吉等，不惟竊其言，抑且竊其書以立教，一若奉爲先聖先師，而自視爲其支流餘裔者。案張脩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見《三國志·張魯傳》注引《典略》。于吉有《太平清領經》，見《後漢書·襄楷傳》注引《太平經·帝王》篇，有“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人有三名：父、母、子”之語。蓋竊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之説者也。何哉？予謂方士之取老子，非取其言，而取其人；其所以取其人，則因道家之學，以黄、老并稱；神仙家亦奉黄帝。黄、老連稱，既爲世所習熟，則因黄帝而附會老子，於事爲甚便耳。

《後漢書·襄楷傳》：楷上書言：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桓帝紀》延熹九年，七月，庚午，祠黄、老於濯龍宫，蓋即楷所斥。先是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所以但祠老子者，以之苦縣之故，一歲中遣祠老子至再。則祠黄、老之事，史不及書者多矣。《續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此與《後書》帝紀所言同事。而九年之祠，《紀》言黄老，《志》但言老子。《紀》又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鼓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宫，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注：“前史謂《東觀記》也。”以考濯龍與祠老子對言，則濯龍之祠，所重蓋在黄帝。黄帝無書，而老子有五千文在。治符咒治病者且取之，而後此之以哲理緣飾其教者，不必論矣。《典略》言張脩之法略與張角同，而《後漢書·皇甫嵩傳》言張角奉祀黄、老道，此張脩之使人都習《老子》，爲由黄帝而及之鐵證也。楷之疏曰：“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此所謂老子之道，全與道家不合，蓋方士所附會也。《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此所謂黄老學者，亦非九流之道家，乃方士所附會也。然則黄老、神仙、浮屠三者，其轇葛不清舊矣，而桓帝亦沿前人之波而逐其流耳。

又不獨淫昏之君主藩輔然也，枯槁之士亦有之。《後漢書·逸民傳》：矯慎，少好黄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吴蒼遺書曰：“蓋聞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絶跡，神不著其證，人不睹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此風以治道家之黄、老，絶神仙家所託之黄、老也。仲長統《卜居論》曰：“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亦以道家與神仙家之言并稱。

又《陳愍王寵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黄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劉攽《刊誤》曰：“黄老君不成文，當云黄帝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黄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黄老君。”案言中央黄老君，似指天神中之黄帝，則正實師遷所奏。而當時遷以誣告其王誅死，足見《後漢書》所云，非《真誥》所載，貢父之説，爲不誤也。或《後漢書》衍君字。

寫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前

四二五于吉神書

《後漢書·襄楷傳》：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有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十餘日，復上書曰：“前者宫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傳》曰：“初順帝時，琅邪宫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此文頗相矛盾。楷前疏明言自上，何後疏又云宫崇獻神書而順帝不行邪？疏云其文參同經典，而傳謂其多巫覡雜語，亦又不讎。楷前疏臣前上云云十六字，語意未完，且與上下文皆不銜接；後疏，前者宫崇云云五十二字，盡删之，於文義亦無所闕；蓋作史者於成文每多删并，當時必有僞爲楷文，稱揚于吉神書者，范氏不察，誤合之於楷疏也。

于吉爲孫策所殺，見《三國·吴志·策傳注》引《江表傳》。《後漢書·楷傳注》亦引之，而其文不全。《注》又引《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宫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記于吉書與《後漢書》略同，而卷數互異，似是書卷帙，後來又有增加。自稱百歲，乃方士誣罔之辭，吉安能授宫崇於五六十歲之前，又惑吴人於五六十歲之後？古書卷帙率少；又縑帛價貴，無論其爲百餘卷抑百七十卷，皆不易造作。然則謂吉以是書授崇，崇以是書上順帝，恐皆子虚烏有之談也。《後漢書注》曰：“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恐即造作是書者，妄託之於宫崇、于吉，并附會之於襄楷耳。于吉之死，《三國志注》又引《搜神記》，與《江表傳》大相逕庭。又《江表傳》記策語謂：“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而《志林》推考桓王前亡，張津後死。裴氏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亦謂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孫策死於建安五年。足見此等記載之不足憑矣。范氏書雜采之，又安可信邪？

襄楷事跡，亦見《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云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當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許攸等結謀。欲因靈帝北巡行廢立。據其所記，則楷仍《後漢書》所稱善天文陰陽之術者耳。楷兩疏皆端人正士之言，陳蕃舉其方正，鄉里宗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豈信于吉神書者邪？

《楷傳》言：“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遊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吕；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蓺，假借星宿，僞託神靈，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案《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注》引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百官公卿表》記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而不記武帝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之事，然《蕭望之傳》言，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則瓚言確有所據。武帝所用，乃中書宦官，而非宦官始自武帝。宦官實自古所有，楷不應并此不知。且宫崇之書，順帝時有司既奏其妖妄不經矣，楷果嘗上其書，豈得云所言皆天文恒象之數邪？《楷傳》之不足信，愈可見矣。

四二六太平道、五斗米道

《三國·魏志·張魯傳》：“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别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後漢書·劉焉傳》曰：“與别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絶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案《靈帝紀》：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注》引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以五斗米，號爲五斗米師。”則脩先嘗反叛，後乃降於焉。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黄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注》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後漢書注》引無此字。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説服罪之意。作書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後漢書·劉焉傳》及《注》引《典略》均略同。裴松之云：“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案此言誤也。魯之教既云因脩而增飾之，安得又云受諸父祖？脩之事跡，信而有徵。陵、衡若父子相傳，其道不爲不久，何以《典論》數“妖賊”不之及？且陵、衡之道，果行之何地乎？行之漢中歟，何以漢中人但知有脩？行之蜀中歟，何以蜀中轉不聞有是法也？疑魯增飾脩法，諱所自出，自謂受諸父祖，傳者誤信之，承祚亦誤采之耳。《蜀志·二牧傳》、《後漢書·劉焉傳》均云魯母挾鬼道，出入焉家，不云其父。疑魯之左道，幼即受諸其母，故能增飾脩法也。

魯，沛國豐人，則是東方人也，何以陵學道於蜀？此亦可疑之一端。或曰：流移訪道，事所恒有。《三國志》謂魯之道大都與黄巾相似，正足徵其原出東方，謂其傳自父祖，或不誣也。然魯之道，實與角并不相似；角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後漢書·皇甫嵩傳》。自稱“黄天泰平”。《三國志·孫堅傳》。蒼天疑當作赤天，漢人諱而改之。然則角所依託者，實當時五德終始之説，而脩則於天之外兼事地水，可謂絶不相蒙。《後漢書·皇甫嵩傳》云：角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孫堅傳》云：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者六七千，各立渠帥。及其事露，則馳敕諸方，一時俱起。《楊震傳》言：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襁負歸之。震孫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録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户。《抱朴子·道意》篇言：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伎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陵有司，亡命逋逃，用爲窟藪。然則角乃漢時所謂豪桀大猾之流，專以誑誘流移爲事。而魯則脩其政教，頗有與民相保之規。《典略》云：流移在其地者，不敢不奉，明其道本行諸土著。魯之敗也，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鋭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其本無覬覦非分之心審矣，安得與角之欲代漢而興者同日語邪？符咒治病，左道所同，以是而謂脩之法與角相類，亦見卵而求時夜者流也。或曰：角奉黄、老道，而魯使人習《老子》五千文，此亦其相類之一端也。然黄、老道爲時人信奉已久，故角與魯皆從而依附之，亦不足爲其相類之證也。别見《黄老君》條。

曾改題爲《秦焚書上》。

曾改題爲《秦焚書下》。

曾改題爲《斛制》。

曾改題爲《取女閉之》。

曾改題爲《秦漢法律之學》。

曾改題《蕭望之對匈奴之議論》。

曾改題爲《秦營南方上》。

曾改題爲《秦營南方下》。

原題《西漢官天下之義》。

原題《六經之傳説記》。